民間發(fā)明了紙幣，卻成為政府斂財的工具。
文｜郭建龍（行者、自由作家）
1. 難兄難弟：金圓券和人民幣
公元1948年8月19日，國共內戰(zhàn)已經進行到了后半場，為了解決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國民政府發(fā)行了一種新型的貨幣“金圓券”，來取代已經貶值的法幣。
按照規(guī)定，金圓券的發(fā)行總額為20億元，并且有黃金儲備作為后盾；每一兩黃金兌換200元金圓券，每一兩白銀兌換3元，銀幣一枚兌換2元，美金每元兌換4元；由于法幣已經嚴重貶值，要求民間用300萬元法幣兌換1元金圓券。
然而，政府迫于嚴重的財政缺口，三個月后就取消了發(fā)行限額，印鈔機嗡嗡開動一刻不停，到了1949年1月，發(fā)行超過了200億元，3月份達到2000億元，到了5月，竟然發(fā)行了68萬億元，超過了限額的3.4萬倍。鈔票發(fā)行過量引起的巨大恐慌又讓紙幣貶值加速，一石大米的價格漲到了數億元。[1]
這次超級通脹是國民政府垮臺的重要因素。然而，這卻不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大通脹。從古至今，中國最不缺乏的就是紙幣泡沫。
從近處講，在1949年之后，中國也曾經發(fā)生過大通脹。從1949年到1950年3月，全國一共出現了四次通貨膨脹，[2] 糧食、金銀、面紗、工業(yè)原材料等物資價格輪番上漲，其原因就是財政收支的不匹配。
根據統(tǒng)計，1949年，財政收入相當于糧食303億斤，而財政支出卻達567億斤，赤字達到264億斤。
為了平衡財政，政府將大批的紙幣拋向市場。自1948年12月人民幣發(fā)行，到1949年底，一年內通貨增加了160倍，至1950年2月更增加到270倍。結果物價飛漲，人們紛紛囤積糧食，爆炒金銀。為了掩蓋通脹的真相，中央政府決定打擊投機倒把，禁止私藏銀元，將人們的怨恨引向了民間的富戶。
到了1955年，第一套人民幣信用已經破產，于是又用第二套人民幣來取代，規(guī)定第二套的1元兌換第一套的1萬元。
這次通脹雖然沒有國民政府金圓券的通脹猛烈，但在幾年內人民幣貶值一萬倍，也可以稱之為一次巨型通脹。
而在臺灣歷史上，也出現過嚴重的通貨膨脹，當局必須發(fā)行另一種貨幣“新臺幣”來取代“臺幣”，一元新臺幣兌換四萬臺幣。
2. 女真人印錢印瘋了
當我們以為紙幣的通脹只是現代人的產物時，歷史卻告訴我們，從宋代紙幣誕生之初，就承擔著幫助政府制造通脹、從中漁利的重任。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通貨膨脹也是花樣百出，一次比一次熱鬧。
在宋代，由于北宋使用了交子、鹽鈔、鹽引等多種信用工具，物價混亂，從公元1007年（景德四年）到公元1049年（皇祐元年），物價漲了5倍，到公元1111年（政和元年），漲了12倍，之后進入了崩潰的節(jié)奏，紙幣貶值率達到了幾十倍，最后政府不得不將部分批次的紙幣直接作廢，使得持有這些紙幣的人們傾家蕩產。[3]
而南宋由于更加依賴紙幣，并且偷偷地加印紙幣來解決財政問題，結果紙幣出現了更為嚴重的貶值，原本一貫的紙幣只值銅錢五六十文，貶值了大約20倍。
而更厲害的貶值出現在金代。這個由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在使用紙幣上一點也不甘落后，并且展現了“連續(xù)迭代”的能力，一種紙幣失敗了，立即用另一種紙幣頂上，新紙幣又不行了，再換一種更新的紙幣。[4] 而整體的通貨膨脹水平，即便按照保守的估計，也達到了數千萬倍，比國民政府時期的金圓券已經有過之而無不及。
金代的紙幣最初叫交鈔，出現于海陵王貞元二年（公元1154年），到了公元1214年（貞祐二年）時，已經價格低落，每貫紙幣只值1文銅錢，貶值了1000倍。作為對策，政府決定禁止錢幣流通，全部用鈔，市場出現了巨大的紊亂。
第二年，金代決定給交鈔改個名字，叫“貞祐寶券”，但僅僅改名字無法提振人們的信心。
兩年后（公元1217年，興定元年），隨著貞祐寶券成為垃圾票券，政府決定發(fā)行一種“貞祐通寶”來替代它，兩者的兌換比是1:1000。為了保證“貞祐通寶”的價格，政府規(guī)定，四貫“貞祐通寶”與一兩銀子是等值的。但很快，由于政府紙幣發(fā)行量太大，“貞祐通寶”也出現了大幅度貶值，一兩銀子可以兌換800貫紙幣了。
四年后（公元1221年，興定五年），政府再次發(fā)行了新紙幣，稱為“興定寶泉”，與“貞祐通寶”的兌換率是1:400。隨后，“興定寶泉”又出現了大貶值，政府只好在兩年后（公元1223年，元光二年）再次發(fā)行了“元光重寶”和“元光珍寶”。到了公元1233年（天興二年）又發(fā)行了“天興寶會”，此時距離金代被滅亡已經咫尺之遙了。
越到朝代末期，由于財政的失控，政府控制的紙幣貶值速度也呈現加速狀態(tài)，經濟出現巨大的通脹，更無力抵抗社會和軍事危機。
到了元代、明代，也都有過惡性的通貨膨脹。紙幣作為政府最隱蔽的財政工具，這個傳統(tǒng)一直持續(xù)到現在?？v觀中國紙幣發(fā)展史，可謂紙幣猛于虎也。
3. 1000年前的金融詐騙案
大約是在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益州知府寇瑊接到了數起金融詐騙報案。[5]
這些金融詐騙的手段非同尋常，在中國之前的朝代還沒有出現過。詐騙是通過一種存款憑證完成的。
當時，益州（成都）市面上有十六家富裕的錢莊聯合發(fā)行了一種存款憑證，每當有人將錢幣存入他們的店鋪，就發(fā)給儲戶一張紙作為存款憑證，這張紙叫“交子”。
交子是統(tǒng)一印制的，上面印著風景人物，以及各個店鋪特殊的印記、押字，避免偽造。當人們拿錢過來，店鋪就在事先印好的交子上填上數額，交給儲戶。
儲戶隨時可以用交子來提取現款，只需付少量的手續(xù)費。
敘述到這里，交子還和現代普通的存款憑證沒有什么區(qū)別。但是這種紙卻有著另一番魔力。由于市場已經認可了交子，人們可以把它當錢花，拿著交子就可以去市場買東西。賣家收了交子之后，可以去錢莊取現錢。甚至賣家也不愿意去取錢，他們覺得持有交子比持有現錢更方便。金屬錢幣太沉，一張紙卻既不占地方，也沒有重量。
但是，當市場認可了交子之后，問題卻來了。發(fā)行交子的十六家富商中，有幾家由于經營不善，把存款人的錢花掉了，他們發(fā)行的交子已經無法完全兌現。
當市場發(fā)現了這一點之后，人們拿著交子上門要求兌錢，這幾家富商開始四處躲避，人們找不到他們。即便抓到了，最多也只能按照百分之七八十來兌換，不給全額兌付了。
寇瑊到任后，接受了數次報案，決定清理交子亂象。他發(fā)現，這十六家富商來歷不小，持有著政府頒發(fā)的特許經營權，也就是說。政府特許經營他們發(fā)行交子，給了他們詐騙的機會。
寇瑊勸說這些富商收手，不準他們再發(fā)行新的交子，把印刷交子的母版也給毀掉了。而舊的交子也在逐漸清盤，退出市場。
寇瑊認為他的做法徹底杜絕了類似的金融詐騙。作為政績，他將此事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上交給了皇帝。
但他沒有想到的是，這件事卻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并非所有的人都贊同寇瑊的做法，甚至指責他干擾了市場。
恰好這時，薛田取代了寇瑊擔任益州知府。薛田和轉運使張若谷兩人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是：交子不能作廢，因為一旦廢除了交子，將在整個四川地區(qū)引起巨大的混亂。[6]
那么，為什么交子對四川這么重要？
如果放遠一點，就會發(fā)現交子是一千多年以來民間最大的金融創(chuàng)新，代表著民間社會對中央集權式金融體系的反叛，也解決了從漢代以來一直困擾著民間的問題：金融壓抑。
4. 銅錢不讓帶，只好帶“飛錢”
自從漢武帝將鑄幣權收歸國有之后，政府的低效就一直讓民間缺錢。在中國古代，把這種現象叫做錢荒。
所謂錢荒，是指與經濟規(guī)模相比，鑄幣的數量總是不足，而鑄幣的質量也總是持續(xù)低劣。每個朝代之初，貨幣質量是最高的，但由于政府的造幣能力不足，鑄造的錢幣數量有限，人們無法找到足夠的貨幣進行交易。到了朝代末年，所謂的銅錢大部分都已經不是銅了，而是銅、錫、鐵和各種合金的雜合體，甚至脆弱到一摔就碎的地步。
政府通過鑄幣從民間抽取了過多的資源，卻總是生產不出足夠的貨幣數量。
以唐代為例，唐代已經是一個商品經濟發(fā)達的時代，但是唐代的貨幣數量卻一直處于抑制之中，政府沒有能力鑄這么多錢，卻又禁止民間鑄造。[7]
于是民間只能偷偷地鑄錢用來交易。唐代的錢幣是唐高祖發(fā)行的開元通寶錢，每1000枚錢幣重六斤四兩，民間鑄幣質量要差得多，他們只能偷偷地跑到山里，用小爐子熔化銅塊，錢模的質量也比不過官錢。但由于缺錢，民間社會就連這樣的錢幣也一樣接受。
唐玄宗時代，宰相張九齡曾經提議放開民間鑄幣，政府只關心錢幣的質量，只要質量合格，不管誰鑄的都可以流通。如果他的辦法得到采納，那么民間鑄幣的質量會提高，錢荒也會緩解。但皇帝沒有采納他的建議。[8]
隨著唐代商業(yè)的發(fā)展，即便把民間鑄的不合格錢幣都算上，仍然滿足不了金融需求。民間社會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只能使用帛來進行交易。
在唐代，幾乎家家戶戶都養(yǎng)蠶和織帛，帛是一種最常見卻具有一定價值的商品，同時帛也是政府接受的一種納稅工具。久而久之，帛也成了一種民間接受的貨幣，在沒有銅錢的地方，人們就用帛來代替銅錢。
只是，帛并不是一種良性貨幣，它的保質期是有限的，時間太長就會變脆和損壞，它也不具有無限可分性，分割過小就失去了使用價值。
安史之亂后，到了唐憲宗時期，現金缺乏顯得更加嚴重，人們手頭有了銅錢也舍不得用掉。政府要求人們不得私藏銅錢，除了留夠手頭花的錢，其余的錢都要上繳，用這種辦法逼迫人們將銅錢留在流通領域。
民間為了對付銅錢短缺，也發(fā)明將一吊錢扣除80文的做法。如果在交易中付現款，一吊錢只用付920枚，打了九二折。
由于銅錢過于難得，唐代后期的各個地方政府還都采取了限制貨幣流通的方法，規(guī)定商人不得攜帶錢幣離開轄區(qū)。商人的天性就是產生財富流動，當他們無法把錢在全國進行轉移時，商業(yè)就受到了抑制。這時，民間就發(fā)明了一種規(guī)避的方法：飛錢。
所謂飛錢，是一種匯兌方式。[9] 人們在成都把錢交給當地的匯兌商，由匯兌商頒發(fā)一張憑證，拿著這張憑證，就可以到長安的匯兌所取錢。人們不用再帶著現金旅行，避免了路上關卡的阻攔。
宋代的交子，就是借鑒了飛錢的技術，來解決宋代特有的金融管制問題。
5. 交子：種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
公元993年，宋太宗淳化四年，四川發(fā)生了王小波、李順之亂。
叛亂中，位于四川的各個鑄造鐵錢的錢監(jiān)都不得不停了工。在這之前，四川每年都鑄造數十萬貫的鐵錢，當錢監(jiān)停工后，民間立即出現了錢荒。
在叛亂之前，四川人就一直苦于使用鐵錢的不方便，探索著更加便捷的支付方法。
在宋代，四川是全國經濟最發(fā)達的地區(qū)之一，經濟規(guī)模僅次于江南?？墒牵拇ㄨT造鐵錢大錢的每貫重達12斤，小錢每貫也重達6.5斤。[10] 而鐵錢的購買力卻小得可憐，一匹絹的價格大約是20貫鐵幣，[11] 也就是130斤重。一個女人如果出門買一匹絹，需要額外帶一個壯漢當背夫，這人不是為了拿貨，而是為了背錢。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錢莊發(fā)行了一種特殊的存款憑證。由于鐵錢太重，人們直接拿這種憑據參與日常交易，把它變成了事實上的紙幣。
這種存款憑證與唐代的飛錢類似，卻又有著本質的不同。飛錢只是一種匯款工具，需要匯款人本人到異地領取。而這種新的憑據卻是在本地使用，并且具有匿名的特性，已經接近于現代的鈔票了。
到了叛亂發(fā)生之后，由于錢荒的發(fā)生，這種存款憑證突然間變得更加流行，參與的錢莊數量也大大增加。
在發(fā)行憑證時，私人錢莊突然發(fā)現可以偷偷地多發(fā)行幾張，供自己使用，這多發(fā)的憑證并沒有人存錢，是虛發(fā)行的，沒有準備金。只要人們不是同時都來兌換，就不會有露餡的風險。
但是，當所有的錢莊都偷偷增加發(fā)行量，風險就產生了：總會有不謹慎的錢莊發(fā)行過度，到最后無法兌現。只要有一張票據沒有兌現，其他持有票據的人聽說了，就會趕快前來兌錢，這時就會發(fā)生擠兌行為，讓市場出現混亂。
到了宋真宗時期，一位叫做張詠的官員擔任了益州知府，錢莊多發(fā)憑證引起市場不穩(wěn)定的現象引起了他的注意。在他的主持之下，進行了一次小規(guī)模的改革，將發(fā)行憑證的錢莊限定在最有財力的十六家，并形成一定的聯保機制，增加金融市場的穩(wěn)定性。[12]
在這時，這種紙質的憑證已經有了名字：交子。
隨著時間的推移，交子已經逐漸成為了人們生活的一部分，人們再也不想回到如同扛蒜辮一樣攜帶鐵錢的時代。
但是，十六家發(fā)行商之中，由于財力的不同，也出現了分化。錢莊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放貸收利息，人們存入的錢并不隨時都放在錢莊里?？墒牵械腻X莊管理得好，能夠隨時滿足人們的提現要求，有的錢莊管理不善，就出現了現金流斷裂。
部分錢莊由于無法拿出足夠的現金，只能按照百分之七八十的比例來付現。更有甚者，有的錢莊在提款到者來時，干脆閉門謝客。當官司越來越多時，政府第二次審視起交子問題。
此時已經是宋仁宗初年，擔任益州知府的就是寇瑊。
寇瑊認為應該廢除交子。他勸說錢商王昌懿等人關閉了交子鋪，并逐漸把錢退給了存款人。然而，當他將這個問題上報給皇帝，卻引起了一場關于交子存廢的大討論。
寇瑊代表的是廢除交子的一派，但在他上交報告之后，就離開了益州被調往別處，接替他的是一位叫做薛田的官員，與薛田搭檔的是轉運使張若谷。[13]
兩人調查后，提出了相反的意見。薛田認為，由于交子的便捷，要想廢除交子已經不現實了。如果政府明令廢除，只會將交子逼入地下，更難管理。
與兩人持同樣觀點的還有后來的交子務負責人孫甫，他說：“交子可以偽造，錢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仁廢大利?！?span>[14]
可是，薛田和張若谷雖然不贊成廢除交子，但他們也不贊成讓私人發(fā)行交子。兩人提出，與其讓私人賺錢，不如將交子收歸官營，由政府來賺取利潤，補貼財政的同時，又讓民間也享受交子的便利。
于是，在民間發(fā)明了交子之后，官方跳出來赤膊上陣，將交子業(yè)務國有化了。
同一年，薛田主持成立了益州交子務，負責發(fā)行紙幣。此時的紙幣與民間辦理時又有了變化。民間時期，每張紙的金額是不同的，需要現填；而官辦時期，交子更加“標準化”了，事先印好一貫到十貫的數字，這就和現代的紙幣完全一樣了。
另外，關于交子還有幾個特點：
一，交子并非憑空發(fā)行，每發(fā)行一貫的交子，必須有一定的準備金。在最初時，一界交子印行的數量是125萬6340貫，而官方為此準備了36萬貫的準備金。[15] 雖然準備金不是足額的，但考慮到人們不會同時提現，36萬貫已經足夠安全，保證了金融穩(wěn)定。
二，交子有界的限制，每界三年，到第四個年頭則發(fā)行新一界的交子，同時將舊交子換回并銷毀，保證市面上總共只有125萬貫的流通量，避免產生通貨膨脹。
三，交子只在四川使用，不得出四川界，在四川作為鈔票，但在其他地方只是廢紙。
四，交子是鐵幣本位的，它標明的面值都用鐵幣來衡量。
薛田和張若谷將交子發(fā)行收歸政府，結束了交子最具活力的時代。
在十六家“私交子”時代，雖然存在著一定的風險，但是，隨著市場的優(yōu)勝劣汰，將不合格的參與者逐漸淘汰，那些優(yōu)勝者將有非常高的信譽和足夠強的實力來保證金融市場的穩(wěn)定。市場競爭雖然殘酷，卻又高效無比，產生最優(yōu)質的產品。
更多信奉政府的人總是認為只有國營才能保證質量，但是，官方壟斷發(fā)行之后，交子是否更可靠了呢？它是否能夠避免貶值問題？
未完待續(xù)
注引：
[1] 寧可、武力《中國經濟發(fā)展史》，第四冊第三編第十四章。
[2] 賀水金《試論建國初期的通貨膨脹及其成功治理》，《史林》，2008年第四期。
[3] 關于宋代物價的討論見漆俠《宋代經濟史》。
[4] 金代貨幣的記載取自《金史·食貨志》。
[5]《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零一。
[6]《宋朝事實》卷一五?！端问贰ぱμ飩鳌??！端问贰な池浿鞠氯贰?/span>
[7]《新唐書·食貨志四》。
[8]《新唐書·食貨志四》：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乃為錢以通貿易。官鑄所入無幾，而工費多，宜縱民鑄。
[9]《新唐書·食貨志四》：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
[10]《宋史·食貨志下二》：大錢貫十二斤十兩，以準銅錢。嘉、邛二州所鑄錢，貫二十五斤八兩，銅錢一當小鐵錢十兼用?！端纬聦崱肪硎澹捍ń缬描F錢，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折大錢一貫，重十二斤。街市買賣，至三五貫文，即難以攜持。
[11]《宋史·食貨志下二》：淳化二年，宗正少卿趙安易言：嘗使蜀，見所用鐵錢至輕，市羅一匹，為錢二萬。
[12]《宋史·食貨志下三》。
[13] 《宋史·食貨志下三》：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益州交子務，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從其議。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為額。
[14]《宋史·孫甫傳》。
[15]《文獻通考·錢幣考》：大凡舊歲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新舊相因。
郭建龍 行者
曾經的IT工程師、財經記者。科技專欄作家。近年行游世界，有經濟、歷史、文化等多領域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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