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同
《國際精神分析辭典》p.787
譯者:張弢
拉康派精神分析研習與實踐者
認同是一種無意識的心理過程,通過這個過程,一個人使自己的一部分人格與另一個人的人格相一致,而另一個人就像一個榜樣。弗洛伊德在精神病理學的背景下粗略地描述了認同的機制,它指的是一種與他人相關的主要模式,并且已經(jīng)整合到構(gòu)成心智的過程中。認同應區(qū)別于模仿,模仿是一種自愿的、有意識的行為。
認同的概念,盡管在當時的科學或心理學詞匯中具有新穎性和獨創(chuàng)性,但它首次出現(xiàn)于1896年12月17日弗洛伊德寫給威廉·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它一直保留著當時被他所賦予的意思:“我已經(jīng)確認,比如,長期以來對女性廣場恐懼癥機制的懷疑。如果你想到了妓女,那么你就會猜到它。它壓抑了第一個上街的人對妓女的嫉妒和認同的沖動”(1985c,p.182)。
弗洛伊德在后來的著作中經(jīng)常把認同和癔癥癥狀聯(lián)系在一起,但他在《釋夢》(1900a)中賦予了這個概念更大的作用,特別是在“高尚的屠夫”這個夢之后的注釋中,正如雅克·拉康所提到的晚宴之夢,弗洛伊德指的是屠夫妻子對朋友和假定的對手的認同(第四章)。弗洛伊德說,病人可以“像面對一大群人一樣忍受痛苦,在一出戲中扮演所有的角色,僅僅出于他們個人的資源。”經(jīng)典的定義是:“認同不是簡單的模仿,而是基于類似的病因?qū)W假設的同化作用;它表達了一種相似性,而且源自于一種仍然存在于無意識中的共同元素”(1900a,p.150)。
弗洛伊德毫不懷疑這種“病因?qū)W主張”和“某些共同因素”在本質(zhì)上是性的。弗洛伊德在另一種人格或復合構(gòu)造的掩護下,演示了認同之動力學的使用,從而完成了他的說明,通過凝縮和使用一個共同特征(雅克·拉康翻譯為“單一特征”)的過程,克服了審查制度,在夢中實現(xiàn)了被禁止的嬰兒期愿望。在接下來的幾年里,這個概念沒有什么變化,在朵拉的個案中,它被用來說明癔癥現(xiàn)象的復雜性。
但是在1909年,當桑多·費倫茨提出類似的“內(nèi)攝”(introjection)概念時,他把興趣集中在了認同的概念上。對于費倫茨來說,自我“總是在尋找與之認同的對象,移情對象”,并內(nèi)攝它們以便成長。對象愛只不過是內(nèi)攝。在接下來的幾年里,在對達芬奇(1910c)的研究中弗洛伊德探索了這條新的途徑,他寫道,即將成為同性戀的年輕人“壓抑了對母親的愛;他把自己放在母親的位置上,將自己認同于她,他把自己這個人當作一個模型,在這個模型的類似者中,他選擇新的愛的對象”(p.100)。同樣地,“小漢斯”認同引發(fā)恐懼癥的動物(the phobogenic animal),因而認同他的父親(1909b),鼠人認同他的父親或母親(1909d),小阿爾帕德認同公雞(費倫茨,1913),或是狼人認同在原初場景中的父母(1918b[1914])——所有這些都是基于在《圖騰與禁忌》(1912-1913a)中發(fā)現(xiàn)的模式,即在圖騰大餐中對死去的父親的認同。1915年在《關于性欲理論的三篇論文》(1905d)中添加的一個注釋清楚地指出了口腔食人的心理認同機制的前身,即“吞并”(incorporation)。
1915年,認同的概念被大幅度修改,它成為一個過程,整合于在自我和他者之間交織的力比多紐帶的歷史中,甚至在主體內(nèi)部。失去一個自戀投資的對象導致了一種現(xiàn)象,弗洛伊德在《哀悼與憂郁》(1916-1917g[1915])中描述為“自我與被拋棄對象的認同”(p.249)。重要的是要明白這種認同,在這里被稱為“憂郁的”,不再像癔癥型認同那樣是部分的和由一個共同特征所決定的,而是完全的且由力比多的撤回而帶來的——力比多從喪失的對象回到自我。這在不久之后被稱為“自戀型認同”,并被認為比普通認同更加原始。
在《群體心理學與自我分析》(1921c)中,弗洛伊德描述了三種形式的認同:“第一,認同是與一個對象情感聯(lián)系的原始形式;第二,在一種退行的方式中,它成為力比多對象聯(lián)系的替代物,因為它憑借將對象內(nèi)攝于自我;第三,它可能會產(chǎn)生具有普遍性質(zhì)的任何新的感知,這種普遍性與其他一些不是性沖動對象的人所共有”(p.107-108)。
第一種形式為弗洛伊德提供了一個表達‘存在’與‘擁有’的辯證法的機會,他后來多次使用這種辯證法。“一個小男孩會對他的父親表現(xiàn)出特殊的興趣;他希望像他一樣成長,希望像他,并在任何地方都能占有一席之地。我們可以簡單地說,他把他的父親作為自己的理想”(p.105)。但最初的矛盾心理是在俄狄浦斯情結(jié)的壓力下演變而來的,要么是與父親的競爭,要么是通過與母親的認同而朝向同性投注(homosexual cathexis)。“在公式中很容易說明對父親的認同與選擇父親作為對象之間的區(qū)別。在第一種情況下,一個人的父親就是他想成為的人,而在第二種情況下,父親就是他想擁有的人”(p.106)。十七年后的1938年7月12日,這種對立繼續(xù)困擾著弗洛伊德,他在著作中留下了一個簡短的痕跡:“‘擁有’和‘存在’在兒童中。孩子們喜歡用‘我就是對象’這一認同來表達對象關系。‘擁有’是兩者中的后者;在失去對象后,它故態(tài)復萌為‘存在’。例如:乳房。‘乳房是我的一部分,我就是乳房。’只是后來(成為了):‘我擁有它’——也就是說,‘我不是它’”(1941f[1938],p.299)。
第二種形式表明,通過認同和退行,與俄狄浦斯情結(jié)相關的情欲依戀被替換。小女孩咳嗽得像她媽媽。“你像她一樣,但用經(jīng)歷痛苦的方式。”朵拉咳嗽得像愛的對象——她的父親。在這兩種情況中,認同只是部分的、完全有限的,自我限制自己只借用對象的一個特征。
第三種形式是新穎的。它引入了自我理想的新概念,并將其體現(xiàn)在“領導者”的身上。這種理想的投射促進了主體的社會生活,這些主體將能夠通過這種共同的紐帶相互認同,而不是將彼此視為被摧毀的對手。迷戀同一個歌手的年輕女孩們不會互相嫉妒;一個領袖的忠誠支持者們會忘記他們的爭吵和分歧。然而,需要記住的一點是:這里的認同不是由癔癥型認同共同體的性紐帶所決定的,癔癥型認同共同體在社會學研究中引入了群體和“民眾”的用法。
隨著生死沖動的“神話”的引入,以及對第二地形學子系統(tǒng)的描述,認同的概念發(fā)生了變化,并將繼續(xù)豐富它。給予俄狄浦斯情結(jié)結(jié)點的形勢導致了對每一個雙親的互通性認同描述的復雜性,這些認同是根據(jù)改變的可能性的數(shù)量和關于雙性戀體質(zhì)的數(shù)據(jù)而做出和撤回的。
伴隨著這些“癔癥”的認同形式,自戀型認同在主體的形成中顯得尤為重要。“從那時起,我們開始明白,這種替代在決定自我所采取的形式方面有很大的作用,它對建立所謂的‘性格’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貢獻”(1923b,p.28)。一些后弗洛伊德時期的作家,比如西奧多·雷克,甚至認為這是自我本身形成的過程。這一洞察有助于將弗洛伊德對有必要從力比多對象中撤回投注的評論加以語境化,是進化的改變迫使本我放棄:“認同,可能是本我可以放棄其對象的唯一條件……當自我假定對象的特征時,可以說,它在強迫自己把本我當作一個愛的對象,并試圖通過說‘看,你也可以愛我——我如此像那個對象’來補償本我的喪失”(p.29-30)。
隨后,弗洛伊德定義了他所說的“原初認同”(primare Identifizierung),這是人類心智發(fā)展的一個基本過程,代表了一個神話般的時刻,類似于原初自戀、原初壓抑,甚至原始部落的弒父。這個術語導致了許多矛盾和誤解,因為“原初認同”一詞被用來指嬰兒對其母親的初期認同,這不是弗洛伊德的意圖。作為成為人類的一個標志,弗洛伊德將它理解為意味著在任何形式的對象選擇之前與“他自己的個人史前史中的父親”(1923b,p.31)的認同。它將本我從自我理想中分離出來,第一次分離表明了它們之間的聯(lián)系,超我形成理論隨后對此進行了完善。與認同相關的禁令“你應該像這樣(像你父親一樣)”,與后來的警告“你不能像這樣(像你父親)”(p.34)相矛盾。作為對俄狄浦斯情結(jié)的進化和對閹割恐懼的回應,超我通過后來重獲原初認同把自己強加為對父親控制能力的內(nèi)攝?!耙虼?,我們反復說過,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認同形成的,認同取代了本我所拋棄的投注;這些認同中的第一個總是作為自我中的一個特殊機構(gòu),以超我的形式與自我分開,而后來,隨著它變得更強,自我可能會變得更能抵抗這種認同的影響。超我在自我中或與自我的關系中所處的特殊地位,是由一個必須從兩個方面考慮的因素決定的:一方面,超我是第一個認同,是在自我還很虛弱的時候發(fā)生的;另一方面,它是俄狄浦斯情結(jié)的繼承者,因此將最重要的對象引入了自我”(1923b,p.48)。
在《俄狄浦斯情結(jié)的消解》(1924d)中,弗洛伊德回到了他的描述,同時強調(diào)了閹割恐懼的作用。正因如此,“對象投注被放棄,取而代之的是認同。父親或父母的權威內(nèi)攝于自我,在那里它形成了超我的核心,超我接管了父親的嚴厲,并使他對亂倫的禁止永久化,從而使自我從力比多對象投注的回歸中得到保護。屬于俄狄浦斯情結(jié)的力比多傾向一部分是去性化的和升華的(這可能是每一次轉(zhuǎn)化為認同時都會發(fā)生的事),另一部分是在其目的上受到抑制,并轉(zhuǎn)變?yōu)榍楦械臎_動”(p.176-77)。在這里,弗洛伊德使用內(nèi)攝的概念作為一種同化形式的標記,這種同化形式比認同更穩(wěn)定、不易變,且與幻想密切相關。這是對桑多·費倫茨早期定義的概念的修正,也是阻礙認同概念發(fā)展的術語誤解的另一個例子。弗洛伊德在《受虐狂的經(jīng)濟學問題》(1924c)一書中寫道,無論如何,“超我保留了被內(nèi)攝者的基本特征——他們的力量,他們的嚴厲,他們的監(jiān)督和懲罰的傾向”(p.167)。
弗洛伊德關于認同的最終思想揭示了他在認同概念復雜性面前的困惑。在《精神分析新論》(1933a)的第31章,題為“精神人格的分解”,他再次也是最后一次嘗試澄清他指定為認同的一部分的各種過程,并得出結(jié)論,“我對這些關于認同的發(fā)展絕不滿意。”不過,他補充說,這將為研究代際傳遞現(xiàn)象開辟一條道路:
作為一項規(guī)則,父母和權威類似于在教育孩子時所遵循的他們自己的超我戒律。無論他們的自我對超我的理解如何,他們在教育孩子時都是嚴厲而苛刻的。他們已經(jīng)忘記了自己童年的困難,而且很高興現(xiàn)在能夠完全認同自己的父母——后者在過去對他們施加了如此嚴厲的限制。因此,一個孩子的超我實際上不是建立在父母的模型上,而是建立在父母的超我的模型上;超我所填充的內(nèi)容是相同的,它成為傳統(tǒng)的載體,成為經(jīng)久不衰的穩(wěn)定的價值判斷的載體,這些價值判斷以這種方式一代又一代地傳播著。人類從不完全活在當下。過去,即種族和人民的傳統(tǒng),生活在超我的意識形態(tài)中,只會慢慢地屈服于現(xiàn)在和新變化的影響;只要它通過超我運作,它就在人類生活中發(fā)揮著強大的作用,獨立于經(jīng)濟條件(1933a,p.67)。
這個“殘酷的”父親自己也有一個父親,他將其視為榜樣,還有一個母親,他們也有一個母親和一個父親。每一位父母都會在他的孩子身上重演他自己童年的世界,因為它一直銘刻在他的無意識和前意識幻想中,遠離他與其他人交流的版本,或隱藏在他的意識記憶中。這正是宇宙的起源,每個孩子喜好偵查的動力探索發(fā)現(xiàn)其出生和身份的秘密。因為它的個性是由這種合成圖像的材料形成的,有一天它可能會以“自我的訪客”的形式回歸(米約拉)。
后弗洛伊德時期的作者強調(diào)了圍繞認同概念的精神分析情境,而弗洛伊德并沒有從認同的角度來檢驗。他們堅持從病人到精神分析師的轉(zhuǎn)移性認同的必要性和局限性,強調(diào)精神分析師必須擁有一定的移情(Einfuhlung),即“理解在其他人那里對我們的自我是陌生的”(弗洛伊德,1921c),甚至去理解和解釋分析者的無意識。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之父——的認同,雖然在他的同時代人和直接繼承人之間產(chǎn)生了強烈的分歧,但仍然是精神分析學家最感興趣的領域之一。認同的幻想,與弗洛伊德或與分析家的“精神分析譜系學”中的個體,可以導致對精神分析歷史上某些理論命題和事件的理解。
安娜·弗洛伊德和梅萊妮·克萊因都通過對入侵者的認同,以及對投射性認同的研究,幫助闡明了各種認同模式,這些模式證實了這個回避概念的啟發(fā)式好處。對與母親關系的興趣導致了對原初認同的誤讀,弗洛伊德認為認同具有父親陽具的性質(zhì)。繼伊迪絲·雅各布森之后,其他作者將其描述為一種前對象(pre-object)的古老的母子關系,處于自體與非自體的融合/混淆狀態(tài)(桑德勒),并將其與借用于心理學模型的“模仿”概念區(qū)分開來。
“內(nèi)化”包括吞并、模仿和內(nèi)攝,與身份的建構(gòu)有關(哈特曼、克里斯和洛文斯坦),而“外化”作為內(nèi)部對象和外部對象之間的區(qū)別,將認同置于這些不同系統(tǒng)的十字路口。它的自戀極也在所謂的母子“鏡像”關系中得到了闡釋,這與雅克·拉康(1949)描述的在鏡像階段兒童的鏡像認同有所區(qū)別。“次級認同”被分離出來,用來描述與對象關系、前俄狄浦斯關系、俄狄浦斯關系和后俄狄浦斯關系等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相關的認同過程。
精神分析學對更嚴肅的病理學的興趣已經(jīng)引起了人們對身份同一性挑戰(zhàn)的關注,無論這些挑戰(zhàn)涉及青春期的行為障礙還是在邊緣或精神病患者中觀察到的人格解體。早在弗洛伊德在《史瑞伯大法官》(1912a)一文中談到這些問題之前,他就在寫給威廉·弗利斯(1899年12月9日)的一封信中指出,“妄想狂再次分解了認同;它重新建立了在童年時期所有被拋棄的愛的人物……它把自我本身分解為來自體外的形象”(1950a,p.280)。
最近,關于認同概念的研究已經(jīng)分化出了幾個方向:“反認同”、“認同性投射”(皮耶拉·奧拉尼耶)、“古老的認同”、“英雄性認同”(迪迪耶·安其厄)和“無意識認同的諸種幻想”(米約拉)。為解釋這個概念的豐富性所作的陳述似乎無窮無盡,精神分析學家仍在試圖確定它的性質(zhì)和形成。
阿蘭·德·米約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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