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
商族起源是商史研究中的重要領域，歷來眾說紛紜，其中商源東方說最為著名與流行?，F(xiàn)代考古學介入后，對商族淵源探索的分歧逐漸集中于東方商丘與河內漳水二說，而東方說則面臨日漸動搖的困境。擺脫與突破困局不僅是東方說面臨的問題，而且是商族起源研究得以深化的重要機遇。
傳世文獻傾向于商源東方說
東方說在商源諸多學說中頗具影響力，其核心內容是商族始源于濟水之南的商丘一帶。此說來自傳世文獻有關商先公先王的若干記述，主要依據(jù)有三：其一，《詩經(jīng)·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為商族之源起。其二，《左傳·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殷本紀》：“契封于商，湯始居亳”，此涉及早期商族的居地以及商先公的名號。其三，《國語·魯語》：“商人禘舜而祖契”，《左傳·昭公十七年》又將少皞與玄鳥氏聯(lián)系起來，此表明商的遠祖先公與東方部族大概有關聯(lián)。
以上三項是商源東方說的主要文獻基礎，其地域范圍是以商丘為核心的東土，其民族屬性以東夷部族為首選。這些內容在許多相關古文獻中也有佐證，或者說，商源東方說一直在傳世文獻中傳承和延續(xù)。其中，商先公名號和相關居地是核心內容，而商丘則是最重要的環(huán)節(jié)。
商丘關系到最初的幾位商遠祖以及立國之王湯，因此是追溯商源的重要線索?！妒辣尽罚骸捌蹙愚衙骶禹剖?，相土徙商丘。”《荀子》：“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早期商先公所居之地，涉及“商”“蕃”“砥石”“商丘”等。杜預《春秋釋例》考證說：“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國睢陽縣也，或以為漳水故殷墟為商丘者，非也?！贝苏f影響極大，幾可作為商源東方說的最早發(fā)端?！妒酚洝ひ蟊炯o》正義引《括地志》曰：“宋州宋城縣古閼伯之墟，即商丘也，又云羿所封之地?！弊源耍懖c相土先后而居的商丘在宋地而非漳水南衛(wèi)地之說似成定論，而《水經(jīng)注》所言“衛(wèi)地濮陽為閼伯相土商丘”之說似乎逐漸被棄。至于湯之亳，《史記集解》引皇甫謐曰：“梁國谷熟（商丘虞城）為南亳，即湯都也。”由此，商丘又與湯都聯(lián)系起來，自契至湯十四世，首尾二先公及相土皆曾居商丘，商丘因此成為商源東方說的重要地理節(jié)點。
殷墟卜辭出土后，出土文獻促進了商源東方說的新進展，探索內容主要集中于對商先公名號及所居地的考證。王國維最先在這方面取得卓著成果，并且是商源東方說的主要倡導者。此后，諸多學者加入支持商源東方說的行列中，但在相關具體問題的考證方面則存在不少爭議和歧見。陳夢家曾總結說：上甲以前的七世先公高祖，與神祇不易區(qū)別，屬于神話傳說時代。關于商先公所居地望的考證，也存在不少分歧，但一般認為卜辭中的“商”“亳”均在今商丘周邊附近。因此，商丘是東方說的地理核心樞紐。關于東方說的地域范圍，王國維考證契之蕃在今山東省滕州市，相土時的東都在東岳之下。由此，東方的范圍東延至泰山腳下。此說得到許多學者贊同與發(fā)展，但在具體把握方面則存在較大的區(qū)位差異：偏西者如田昌五，認為閼伯、相土之商丘在漳水流域，契蕃與湯亳均在濮水流域，此說實際上已部分與商源河內漳水說重合；偏東者如徐中舒，將商源東方之范圍延伸至山東半島。
總之，商源東方說在傳世文獻方面有著較突出的優(yōu)勢，但歷代考證也一直存在紛爭和歧義，另外還存在不少與東方說相左的文獻證據(jù)。商源東方說的文獻證據(jù)鏈并非無懈可擊，或者說，此說的文獻優(yōu)勢不是絕對的。這些問題反映了東方說的某種不穩(wěn)定性，而在考古學途徑介入之后則面臨著動搖的危機。
考古學的介入動搖商源東方說
1928年殷墟開始發(fā)掘后，考古學者即開始追尋殷墟文化之源。李濟提出了“先殷”“先商”和“原商”等概念。1936年，李景聃赴豫東考古的目標就是尋找殷墟文化的前身和來源。但真正屬于殷墟文化直接前身的遺存，則是20世紀50年代鄭州商城遺址的發(fā)現(xiàn)。以此為契機，對商源文化的考古學探索進入了新階段。
1980年，張光直的《商文明》和鄒衡的《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幾乎同時出版。在商族起源問題上，兩部考古學著作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學說：東方商丘說與河內漳河說。張光直認為，殷商文化的代表要素是貴族使用的精美重器以及反映儀式或藝術類的遺存，這些元素皆出自東方東夷系統(tǒng)的大汶口—龍山文化—岳石文化，因此商人源于東方。鄒衡則主要以殷商文化的典型日用陶器為基準，由此向上追溯此類文化的上源，即太行山東麓中南部以河內漳河流域為中心的漳河型文化，推定其為商先公所使用的先商文化，因此商人發(fā)源于河內一帶，而湯居之亳為鄭州商城。
為了尋找更多的考古學證據(jù)支持，二說的作者不約而同地將田野考古的重心聚焦于豫東和魯西南地區(qū)。1986年，根據(jù)山東省菏澤地區(qū)最新的考古發(fā)掘資料，鄒衡重申了自己的論點，指出豫東魯西地區(qū)確鑿為岳石文化的分布區(qū)，進而排除了商人源于東方的可能性。1997年，張光直根據(jù)商丘發(fā)掘的收獲，堅持認為商人出于東夷，商丘就是商人的老家，先商文化即岳石文化的一支，但同時又對原有的論點作了部分修正：主要使用重器的商人貴族可能來自東方，而主要使用日用陶器的商人平民則可能來自漳河流域，此類日用陶器文化不能作為殷商王朝的代表。張光直推論的基礎大致是：商國民存在貴族與平民二重結構，只有貴族才具有商王朝和商族的代表性，或者說，商族起源的本質僅僅是貴族統(tǒng)治者的來源。但這種推論需要面對一些無法回避的問題，例如商人構成是否也具有二重結構？商族人員是否皆為貴族，外族人員是否皆為平民？商人貴族在建國前是否已經(jīng)普遍使用重器？重器的來源地是否就一定意味著使用者的來源地？這些問題無疑直接影響著商貴族源于東方說的嚴密性與準確度。
截至目前的考古學證據(jù)顯示，在河內漳河型文化與豫東岳石文化中，均尚未發(fā)現(xiàn)所謂的貴族重器文化。若以此為依據(jù)論證商源，河內與豫東均缺乏足夠的基礎。而張光直一直推崇的泰山周邊龍山文化所含的重器及儀式類遺存，如今在中原腹地的龍山—二里頭文化中不斷發(fā)現(xiàn)，已不再是東方文化的獨有特色。這些重器遺存可以就近直接影響殷商文化的形成，若按照重器傳承溯源，殷商文化的直系上源即二里頭文化。在平民日用陶器文化這一層面，漳河型文化與殷商文化之間具有明顯的傳承聯(lián)系，但豫東岳石文化與殷商文化之間則缺乏關聯(lián)的共性。因此，漳河流域至少擁有殷商平民文化的先驅，而豫東地區(qū)岳石文化的日用陶器與殷商之間相差懸殊。很明顯，無論是重器還是日用陶器，目前似乎均缺乏支持殷商文化來源于豫東的依據(jù)，進而也動搖了商人來自東方之說，商源東方說面臨挑戰(zhàn)與困局。
商源東方說的更新與重建
目前，商源東方說困境的本質在于商丘一帶缺乏關于商人蹤跡的考古學證據(jù)。若要擺脫這一困局，需要在研究理論、文獻考證和考古學探索等方面進行若干突破與更新，以求重建商源東方說。
其一，研究理論方面的薄弱環(huán)節(jié)，最突出的是商族、商國民、商文化之間的對應問題。商國民是包含商族在內的人群綜合體，商族所占的比例和內部構成是一個復雜問題。商文化之源與商人之源并非完全重合為一，不宜簡單地將文化之源默認等同于人群來源?？脊艑W文化與部也不宜簡單對應，一支考古學文化可能同時被多個部族使用，而某一部族又可能在不同時期或不同地域使用不同的文化。
其二，盡管不少傳世文獻傾向于商源東方說，但商出于東夷并非確鑿無疑的定案，《左傳》襄公九年、昭公元年等明顯將商的遠祖指向西方。清代學者梁玉繩也傾向于商出自西土，但傅斯年、徐旭生等認為商出于東土平原。因此，文獻梳理與解讀需要注意系統(tǒng)性和完整性，推論的結果要注意多種可能性。綜合文獻和卜辭的記載可知，商部族曾長期保持著遷徙游移的習俗，商族起源的路徑或許并非是一種單向的路線，而是復雜曲折的迂回路線。其遷徙軌跡很可能為：遙遠始祖萌生發(fā)源于河東汾川，遠祖至近祖興盛并游移于河濟平原，并與東鄰夷族發(fā)生某種程度的融合，直至滅夏功成于河南伊洛。如此，商源東方說需要在縱向上重新定位，因為它僅反映了早期商族某一階段的歷史進程。
其三，商丘一帶的考古發(fā)掘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若能發(fā)現(xiàn)商人蹤跡與重器，將是商在商丘的最好證據(jù)。如果發(fā)現(xiàn)人類遺骸，通過古DNA、鍶同位素分析等技術，以人種鑒定來追溯商源的途徑，將更加直接和準確。
綜合目前的考古學資料，商丘一帶商先公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在縱向上大致以商先公上甲為界，分為兩個階段：前期為龍山階段，豫東與漳河流域的文化大致一體；后期為岳石階段，豫東以岳石文化為主，但其西部對峙并存著二里頭文化，局部地點甚至還有漳河型文化。與這一復雜的文化結構和態(tài)勢相應，商先公時期的豫東魯西活躍著眾多部族，在夷、夏兩大族系框架下存在諸多分支分屬，例如有虞氏、有仍氏等。游移于其中的商部族勢力較小，大概是其中的“有商氏”而已。在如此復雜的文化與部族態(tài)勢中，如何辨識出商文化和商族的蹤跡，無疑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商源東方說困境的根源即在于此。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更新探索理論和視角。近年來在河南省杞縣鹿臺崗遺址和河北省磁縣南城墓地發(fā)現(xiàn)的新資料，或許提供了一個方向性的提示。
在杞縣鹿臺崗岳石文化遺址內，發(fā)現(xiàn)了一批較單純的漳河型文化日用陶器，此地大概是漳河流域居民在岳石文化區(qū)域的游移據(jù)點。在磁縣南城漳河型文化墓地的少量墓葬中，混合有岳石文化的埋葬習俗，鍶同位素分析也表明該地人群中存在一定比例的移民個體。單從表面上看，兩個地點的發(fā)現(xiàn)似乎是對商源東方說和河內漳水說的一并反駁：漳河流域使用日用陶器的平民，東竄至商丘附近使用重器的貴族地域；而本是重器之源的東夷地區(qū)居民，跑到了漳水流域使用日用陶器的平民區(qū)定居。據(jù)此，商源東方說所倡的“使用重器的商人貴族來自東方、使用日用陶器的商人平民來自漳河”之說便難以成立。同樣，商源河內漳水說所謂“豫東岳石文化非先商文化故無商人蹤跡”這一觀點也不夠嚴密。然而，如果更新一下觀察探索的視角，其客觀情況或許如此：商族某支曾經(jīng)游移于東方商丘一帶的岳石文化區(qū)，岳石文化所屬的東夷某支也積極參與了商文化的豐富與商族的發(fā)展，早期商族在形成和擴張的進程中容納了東方夷族的若干元素。換言之，在某種程度的特定范圍內，商源東方說是能夠成立的，而商源河內漳水說也存在著一些不足。因此，河南省杞縣鹿臺崗遺址與河北省磁縣南城墓地的發(fā)現(xiàn)，為扭轉商源東方說的困境、解開東方說和河內漳水說的矛盾與對峙，以及在理論更新和學說重建等方面，均提供了一種方向性的契機。然而，要構建一個完善、嶄新的商源東方說，無疑還需要更多考古學證據(jù)的支持。
目前，與商源河內漳水說相比，商源東方說在傳世文獻方面具有較多優(yōu)勢，但在考古學方面則處于相對弱勢。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為商源東方說的突圍與重建提供了契機，同時也是河內漳水說得以修正與更新的機會。一說的更新與重建，并不意味著徹底推翻另一說。事實上，二說在文獻和考古學上各有其獨特的合理性。未來考古學的突破將是解決商源問題的關鍵，任何學說不過是探索進程中的技術與途徑而已，最終必將殊途同歸。
（作者系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中國考古學會兩周考古專業(yè)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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