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本內(nèi)封圖像章嬗變探微
——江戶日本文化與宗教剪影
羅 琴
展開討論之前，有三點需要說明。一是鈐蓋圖章的主體是書籍製造者，藏書家所鈐圖像章則非本文討論範疇；主要方式是鈐蓋，但也有少部分用雕版印刷方式；鈐蓋的位置為內(nèi)封，但偶有因無內(nèi)封而鈐蓋在書前幾葉；圖像章核心是圖像，而非純文字章。書籍製作者鈐蓋的這類圖像章，有的會在章上刻下自己的堂號，不同本子上蓋的同一出版商的章可能為同一圖章，尤其是同出版商同書同版本鈐蓋相同圖像章概率高。一般的藏書家蓋圖像章比較少，有時是藏書家個人小像，有時會刻上某某藏字樣。藏書家的圖像章一般會配合藏書家其他文字章出現(xiàn)，比較好辨認。二是嚴格意義上講，圖像章的鈐蓋時間是書籍刷印時間，而非書籍雕版刊刻時間，每一部書具體的印刷時間難以考察，只能退而求其次用刊刻時間，但需知這只是圖像章鈐蓋的時間上限。三是本次調(diào)查，日本刻本（以下簡稱日本本）以早稻田十萬冊（不是部）古籍為主體，中國刻本（以下簡稱中國本）以筆者歷年所見海內(nèi)外藏本為主體，雖然基數(shù)尚可，但如果有更多樣本、更豐富的資料，也不排除動搖或補充局部觀點的可能，以後尤當加強調(diào)查朝鮮本和越南本。
目前所見13例中國本內(nèi)封圖像章，以1606年為最早確切時間[6]，但此本內(nèi)封缺損，現(xiàn)存為後世描摹，描摹時也將圓形圖像章以朱筆補上，但僅描紅色外框，未描圖像章內(nèi)部圖像。另有1630年折枝花卉圖章[7]。其他3例明末圖像章，均無具體書籍刊印時間，包括文人畫風格山水讀書圖章[8]、麒麟圖章[9]、魁星點斗獨佔鰲頭圖章[10]。清代1670年1例、1691年1例、1695年1例、康熙間2例（1662-1722）、1705年1例、1786年1例、1817年1例。日本本圖章目前所見最早為1669年魁星點斗獨佔鰲頭章[11]。隨著明末商業(yè)出版興盛，中國刻本首先在內(nèi)封鈐圖像章，17世紀末傳播至日本。但18世紀以後，相比於浩瀚的中國古籍，圖像章在中國本中只是零星存在，但18至19世紀卻在日本本中呈現(xiàn)爆發(fā)狀態(tài)，數(shù)量遠遠碾壓中國本。
中國本有書生蟾宮折桂圖章4例（1670年1例、康熙間2例、1786年1例）（圖一）、文人畫風格山水讀書圖章1例（明末）（圖二），均未在日本本中發(fā)現(xiàn)。蟾宮折桂圖在日本本的缺席，原因可能是“書生”是普通人，不像“魁星”那樣有神力；“桂”“貴”諧音及其對應的意義對日本人來說有語言障礙；抑或是樣本數(shù)量限制，尚未發(fā)現(xiàn)而已，皆未可知。山水讀書圖雖精美而富有雅趣，但或因雕刻繁複，抑或數(shù)量稀少，甚至不如魁星之類有庇佑神力，亦不見於日本本。
所見13例中國本圖像章中，魁星點斗獨佔鰲頭3例（明末，1695，1817）、傳統(tǒng)動植物圖章4例（明末，1630，1691，1705），共計四類7例圖案被日本本傳承。目前見日本本動物圖章七枚8例，包括蝴蝶圖章一枚；雙鳳圖章一枚（1811）；蝙蝠圖章一枚（1854）；龍正面圖章一枚（1863）；盤龍圖章一枚2例（1881，副本）；獅子戲球兩枚（1884，不詳）。這些動物圖章幾乎集中出現(xiàn)在19世紀，但源頭來自中國。見於中國本者，比如麒麟圖像2例（明末[14]，1691[15]），雙龍圖像1例（1705）[16]。動物圖章有裝飾和象徵吉祥的作用，如獅子對於日本人來說有除魔消災、防止火災的作用；蝙蝠諧音“?！保击梓?、龍鳳等瑞獸珍禽自不必多言。
中國本圖像章中，“魁星點斗獨佔鰲頭” 3例（明末，1695，1817）（圖三）。明末本上魁下鰲，鰲頭朝左，右腳踩鰲頭，左腳踢斗，手拿毛筆，圖上方有三顆星，這是中國典型的魁星形象。1695、1817兩圖章與原型有較大差別：雖然都上魁下鰲，但刻印粗糙拙劣，且鰲頭朝右，左腳踩鰲，右腳踢斗，圖像上部的星星1695看不清，1817有七顆。目前所見日本本158例魁星元素圖像章中有41例與中國明末本形象比較符合（如圖四），同為“魁星點斗獨佔鰲頭”鈐印章，週邊有圓框，圖像疏朗，單腳踩鰲，上下構(gòu)圖，鰲頭朝左，三顆星。此類日本本圖章最早時間為1696年，18世紀17例，19世紀13例，其餘未知確切刊刻時間。
魁星圖像章雖源於中國，卻興盛於日本，且在彼邦衍生出近十個變種。
所見日本本內(nèi)封魁星元素圖像章158例（占全部日本本201例的79%），可分為五類：魁星點斗獨佔鰲頭（鈐蓋97例、雕版印21例，合計118例）、只有魁（鈐蓋9例）、只有鰲（鈐蓋3例）、“魁”文字（鈐蓋3例）、上老人下鰲（鈐蓋25例）?？椊源娴?18例中97例用鈐印方式，21例用雕版印刷方式與內(nèi)封一體印刷。97例鈐蓋圖章中93例有外框，4例無外框。有外框的93例中，89例圖形疏朗，4例圖形密集。圖形疏朗的89例中，3例雙腳踩鰲，為上下結(jié)構(gòu)；86例單腳踩鰲。單腳踩鰲的86例中，22例為左右結(jié)構(gòu)，左鰲右魁；41例上下結(jié)構(gòu)，鰲頭朝左；23例上下結(jié)構(gòu)，鰲頭朝右。
（一）魁鰲皆存及其刪減替換
圖六：只有魁（日本）[19] 圖七：只有鰲（日本）[20]
“魁星點斗獨佔鰲頭”圖像章最重要的元素是一腳踩鰲頭、一腳向後踢的魁星，以及被踩在腳下的鰲。但158例圖像中，魁鰲皆備的118例（1669-1874），只有魁9例（1726-1860）（圖六），只有鰲3例（1773-1927）（圖七），“魁”文字章3例（1876，無時間），另有25例雖然具備人鰲兩元素（1779-1856），但魁星鬼的形象被替換成了老翁（詳後）。只有魁或鰲的，是“魁星點斗獨佔鰲頭”的減略版。僅刻“魁”字的圖章則是圖像的文字化。
（二）鈐印與刷印
筆者所見中國本內(nèi)封圓形圖像，均系印章鈐蓋。但在201例日本圖像中，有21例是與內(nèi)封一同雕版再刷印，且均為“魁星點斗獨佔鰲頭”形象。刷印的21例分兩種：一種是半葉內(nèi)封刻大魁星點斗獨佔鰲頭，有9例（1690-1814）（圖八），為所有案例中魁星體型最大最精美的，因為通常鈐蓋的魁星章只有平常圖章大小，占內(nèi)封的一小塊，此種則占整個半葉；另一種是內(nèi)封上部刻小魁星點斗獨佔鰲頭，有12例（1669-1847）（圖九），大小與普通圖像章一般，但週邊沒有圓形外框。1669年是筆者目前所知日本魁星圖像見於內(nèi)封的最早時間，卻是雕版印刷的形式?？梢娍氢j印圖像章傳入日本的時間應該更早，後來才是雕版刷印，這樣省去了每本單獨鈐蓋的麻煩，但喪失了白紙黑字紅章的審美意趣。
（三）圖章外框的有與無
“魁星點斗獨佔鰲頭”鈐蓋的97例圖章中，93例有圓形外框，唯獨4例無框（1692-1733）（圖十），這4例構(gòu)圖都是上下結(jié)構(gòu)，即魁星在上，鰲在下。圖像章是圖章的一種，而圖章因為其物理形態(tài)，一般都有邊框，但傳至日本後，一部分擺脫了外框的束縛。
（四）線條疏朗與線條繁密
93例有框的魁星點斗獨佔鰲頭章中4例線條非常繁複密集（1749-1862）（圖十一），甚至難以看清具體圖章細節(jié)，因此單獨列出，其他89例則繼承中國本特點，線條相對疏朗。
（五）獨佔鰲頭與雙腳踩鰲
89例疏朗圖章中，86例單腳踩鰲，3例（1799，另2例江戶中後期）是上魁下鰲結(jié)構(gòu)的雙腳踩鰲（圖十二），雙腳踩不合“獨佔鰲頭”原意。
（六）上魁下鰲與左鰲右魁
86例單腳踩鰲又分上下構(gòu)圖和左右構(gòu)圖兩種。上下構(gòu)圖指魁在上、鰲在下，計64例。中國本原章也是單腳踩鰲、魁上鰲下。單腳踩鰲除上下構(gòu)圖，還有左右構(gòu)圖22例（1686-1796）（圖十三），此類皆左魁右鰲，無左鰲右魁，實乃上下構(gòu)圖鰲頭朝左之變形：將鰲頭朝左的鰲沿週邊圓圈順時針推三分之二個身位，因魁星未旋轉(zhuǎn)，導致魁星腳踩的位置從鰲頭變?yōu)轹棻郴蚩拷椢玻瑖乐乇畴x“占鰲頭”原意，且構(gòu)圖失去平衡感，不合重力原理。
（七）左與右
單腳踩鰲且上下構(gòu)圖的64例又能分兩種，其中鰲頭朝左41例（1696-1874）；鰲頭朝右23例（1750-1880）（圖十四）。相比於上下構(gòu)圖還是左右構(gòu)圖，鰲頭朝左和朝右本來不是特別重要，但構(gòu)圖時後踢的腳一般靠外側(cè)，而站立的腳一般靠內(nèi)側(cè)，就會造成若鰲頭朝右，則魁星左腳站立、右腳後踢，而一般魁星應該右腳站立、左腳踢斗。所以鰲頭朝左的41例圖章最符合原型，鰲頭朝右的23例則不符合。正因為原型是鰲頭朝左，所以此前左右構(gòu)圖那種變形，只有左鰲右魁，沒有左魁右鰲。目前所見最早上下構(gòu)圖鰲頭朝右的例子是1750年，出現(xiàn)相對較晚，甚至比左右構(gòu)圖的1686年晚得多。
（八）魁星與壽老人
前已論及，有25例圖章（1779-1856）魁星變成老翁（圖十五），形成上老人下鰲的構(gòu)圖，這也是“魁星點斗獨佔鰲頭”的變形。鬼面魁星變成盤髮髻的慈祥老人；龍頭龜身麒麟尾的鰲，從此前特別突出龍頭到突出龜身。當然，因人物成了老人，也不再是踩鰲踢斗形象，而是雙腳站在鰲背上。鈐蓋在內(nèi)封上的魁星圖像章明末在中國首先出現(xiàn)，17世紀末在日本書籍上出現(xiàn)，而老人鰲的圖章則晚至18世紀末才在日本書籍上出現(xiàn)，應當是一個較晚的變種。額頭突出、盤髮髻的慈祥老人形象很像中國的壽星。將面目猙獰的魁星替換成老人，應當與日本民間福祿壽、壽老人信仰有關(guān)。這也是魁星圖像章傳入日本以後，經(jīng)過百餘年的時間本土化的一種表現(xiàn)。
（九）鰲與魚
鰲的原始形象應該是龍頭龜背麒麟尾。中國本明末1例，隱約見龍頭，身體和尾巴淹沒在雲(yún)中，全部形象不可見，入清的兩例也做簡化處理。但魁星點斗、獨佔鰲頭形象在諸如瓷器、繪畫、版畫等中均有體現(xiàn)。日本本118例魁星點斗獨佔鰲頭圖章中，因刻印品質(zhì)，有22例看不清；有15例為龍頭形象（1690-1847）（圖十六），但身尾在雲(yún)中，與中國本的處理類似；其餘圖章基本是龍頭，只有1例為魚頭（1775）（圖十七）。118例以外的只有鰲圖章2例也是魚頭（1773，1927）。身體部分，118例中絕大部分看起來是魚身，而非龜身，只有少數(shù)4-5例略似龜身，此乃日本與中國鰲形象最大的差異。尤其是左右構(gòu)圖的圖章中，鰲身體比頭尾所占版面多得多。日本是海洋國家，漁業(yè)資源豐富，龜身變魚身，是本土化的直接體現(xiàn)。奇怪的是，118例以外的25例上老人下鰲圖章中，鰲是非常明確的龍頭龜身麒麟尾。尾部形象，V字形的是魚尾，一根一根的是麒麟尾。118例圖章中清晰可見麒麟尾56例，魚尾31例。這些圖章中，或雕刻精美，或粗製濫造，品質(zhì)參差不齊。比之中國本對身體尾巴隱藏於雲(yún)中的模糊處理，日本本將其具象化，但龜身多變?yōu)轸~身，麒麟尾部分變成魚尾。乍看之下，大多數(shù)日本本圖章與其說是鰲，不如說更像是他們本土的海魚。
（十）變幻的星辰
和魁星有關(guān)的158例圖章中，一般在圖像上部有幾顆星星，其數(shù)量統(tǒng)計如下：
《春秋運斗樞》：“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璣，第四權(quán)，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標，合而為斗。”[31]北斗前四星天樞、天璇、天璣、天權(quán)，古人因其形狀，稱為斗魁，即魁星。也有以魁星為北斗第一顆星天樞。統(tǒng)計表中有98例為三顆星，似乎難以解釋，但魁星本為北斗前四星斗身部分，圖像章中已經(jīng)有魁星形象，只是非以四顆星的形式，而是以青面獠牙的鬼形象存在，則北斗七星除去魁星代表的四顆星，自然只剩下斗柄的三顆星[32]。中國明末刻本魁星圖章也是三顆星，可知三顆星是本來樣態(tài)。但隨著翻刻的走樣，星辰數(shù)量呈現(xiàn)零顆、五顆、六顆、七顆、八顆、十顆、十三顆不等。六顆可能是因為魁星也有北斗第一顆星的說法，則除去魁星，北斗剩六星。北斗七星全刻的有25例，出現(xiàn)應非偶然，可能一因魁星是北斗七星的一部分，二是與“點斗”之“斗”相呼應。
（一）客從何處來：日本本文昌帝君圖像章
日本古籍內(nèi)封除了鈐蓋魁星因素圖像章，還有其他類型，比如文昌帝君圖像章。目前見文昌帝君圖像章13例（1789-1873），其中1例無圓形外框，構(gòu)圖包括文昌帝君，坐騎白特，零個（1例）、一個（5例）或兩個童子（7例），童子名天聾、地啞。文昌帝君祖庭四川梓潼七曲山大廟有白特殿，其對聯(lián)云：“梓潼帝君乘白特下臨凡界，三清老子騎青牛西出函關(guān)?！标P(guān)於二童子，《堅瓠集》云：“文昌帝君從者曰天聾地啞，蓋帝君不欲人之聰明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33]又文昌帝君為科舉神，天聾地啞有保密之需。圖像章上方為星辰，其中1例模糊不清，4例無星，8例七顆星。
從上表可知，文昌帝君形象分為四類：戴斗笠狀冠冕8例（1789-1833）（圖十八），戴翅羽烏紗手拿如意3例（1831，1831，1837）（圖十九），簪髮並戴髮冠1例（彩印很晚）（圖二十），戴方巾1例（1873）（圖二一）。
圖十八：文昌帝君之斗笠（日本）[34] 圖十九：文昌帝君之翅羽烏紗（日本）[35]
（二）和魂崛起：日本神道人物圖像章
所見5例圖章，人物均在雲(yún)上，可見並非凡人，而是具備神格。烏天狗又稱鴉天狗，是日本神道教中級別不太高的妖怪，有瞬間穿越時空的技能，日本稱小孩丟失為“神隱”，認為是烏天狗所為，烏天狗形象經(jīng)歷了從怨靈到修行者的轉(zhuǎn)變，事蹟見《今昔物語》等。少彥名命為“開拓三神”之一，被視為集智慧、商業(yè)、開拓於一身的神明，也被奉為醫(yī)神、酒神、溫泉之神，多有神社祭祀，事蹟見《日本書紀》《古事記》《伊豫國風土記》。巴御前乃鐮倉時代木曾義仲之妾，箭術(shù)超群，屢立戰(zhàn)功，事蹟見《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日本武尊是日本神話中天皇的直系祖先，本名小碓尊，曾弒兄，後戰(zhàn)功累累，如殺出雲(yún)健，討熊襲，平蝦夷，後英年早逝，事蹟見《古事記》《風土記》。
日本崇尚“萬物有靈”， 神道教為其本土宗教。神道教稱日本為神國，《古事記》《日本書紀》載，日本天皇為天神後代，日語中稱皇室人為“雲(yún)上人”。17世紀末起，日本興起以研究《萬葉集》《古事記》等日本古代典籍為中心的復古國學，“復古國學”“國學派”進一步提出“復古神道”，提倡“大和精神”的國學，“國權(quán)主義”“尊皇思想”情緒高漲，國學和神道緊密結(jié)合，為後來明治維新“國家神道”先聲。
值得一提的是，5例（1832-1866）圖像章鈐蓋書籍均為醫(yī)書，一是與江戶後期蘭學（西方科學技術(shù)）傳入並發(fā)展有關(guān)，二是與江戶後期日本教育注重醫(yī)學等實用科技有關(guān)，201部鈐蓋圖像章的日本書籍中37部為醫(yī)學書（僅次於文學類的74部，位居第二）亦是其證。蘭學各個門類中醫(yī)學尤受推崇，緒方洪庵（1810-1863）就曾開辦蘭學私塾，向三千門生講授醫(yī)學和其他西學。
（三）洋才西來：日本本西方天使圖像章
19世紀中後期，除了中日傳統(tǒng)形象，鈐蓋在內(nèi)封的圖像章還出現(xiàn)了西方面孔，目前見3枚5例：吹海螺的小天使（1849，副本）（圖二六），形象為有翅膀裸體的吹海螺小孩；吹海螺的小天使（1855），形象為有翅膀裸體的吹海螺小孩；小天使（1870，副本）（圖二七），形象為有翅膀的裸體小孩；小天使（1873），形象為有翅膀的裸體小孩。以上除1例為橢圓形外框外，其他均有圓形外框，繼承了原始圖像章的圓形外框樣貌。1849年兩部為《濟生三方》及其副本，1873一部為《健全學》，以上為醫(yī)學類書籍。1855一部為《和蘭字彙》，1870兩部為《西洋道中膝栗毛》及其副本，以上為蘭學書籍。
16世紀中期，葡萄牙人、荷蘭人等在日傳播西方文化和天主教，如沙勿略1548年到鹿兒島傳教。16世紀末豐臣秀吉發(fā)佈“驅(qū)逐傳教士令”。17世紀前半葉五次頒佈“鎖國令”，長崎成為唯一合法對外口岸，日本人在此與荷蘭人經(jīng)商交流，形成“蘭學”，即西洋學。1612年禁天主教；1632年“寬永禁書”，禁基督教相關(guān)書籍；1685年“貞享嚴令”，加強禁書。1720年德川吉宗撤銷禁書令，允許天主教以外的西洋書輸入，洋書馳禁，尤倡醫(yī)學。1790年“寬政異學之禁”，遏制除朱子學以外的學說，但很快失敗。1839年“蠻社之獄”，官方只允許蘭學的醫(yī)學、天文、數(shù)理化等自然科學傳播，到50年代末，西方社會科學始在民間合法傳播。1853年藩校相繼改革，洋學塾興起，並有海軍教學。1854年佐久間象山提出“東洋道德，西洋藝術(shù)”，簡稱“東德西藝”，與“和魂洋才”類似，“藝術(shù)”指西方科技。1855年幕府設(shè)洋學所。1858年日美簽訂友好通商條約，國內(nèi)矛盾一觸即發(fā)，爆發(fā)“安政大獄”。1860年又有“櫻田門事件”，要求“尊王攘夷”，後走向倒幕維新。1839年“蠻社之獄”後，雖然西方社會科學不被允許傳播，但民間依舊禁而不絕，1849年兩部《濟生三方》鈐蓋西方天使圖章就是西方宗教文學藝術(shù)在日本用圖像代替文字傳播的例證。1853年藩校改革，後設(shè)立洋學所。1858年日美通商章程簽訂，尤其是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不管是西方的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在日本社會迅速傳播，並為日本社會帶來幾千年未有之變革。1855、1870、1873三枚4例西方天使圖章便是在這種背景下鈐蓋。
書籍內(nèi)封圖像章發(fā)源于中國，興盛於日本。其興盛原因，除了裝飾、廣告、防偽作用外，恐怕還與江戶中後期日本特殊的社會環(huán)境有關(guān)。
日本圖像章以魁星元素圖章為大宗（158/201），其次是文昌帝君圖章（13/201），二者都是科舉之神。魁星點斗意為科舉奪魁，但江戶日本並無科舉制度，社會極重出身，想要實現(xiàn)階層流動非常困難，如此一來，與科舉相關(guān)的魁星在日本似乎並沒有流行的社會基礎(chǔ)。雖然如此，江戶時代（1603-1868）日本教育體系卻比較完備，從貴族到平民都能受到不同程度的教育。其時學校有以下幾種。一是幕府直轄學校，為幕臣（上級武士）和御家人（下級武士）子弟設(shè)立，為幕府培養(yǎng)官吏和實務人才，先後設(shè)立二十一所，代表為昌平阪學問所。二是藩校，各藩為武士子弟等設(shè)立經(jīng)營的學校，1661-1871間設(shè)立兩百多所。後期藩校打破世襲，武士子弟而外，平民子弟也可入學。三是寺子屋，是專門為平民子弟設(shè)立的民辦初等教育機構(gòu)，江戶末期有一萬五千多所，教師包括平民、武士、僧侶、醫(yī)生、神官等。四是鄉(xiāng)校，是在鄉(xiāng)村設(shè)立的公辦初等教育機關(guān)，招收平民子弟，不接受武士子弟。鄉(xiāng)校數(shù)量不多，比如天保間有寺子屋1987所，鄉(xiāng)校僅13所。五是私塾，是一些學者在私宅設(shè)立的高等專門教育機構(gòu)。私塾學生年紀大，不分出身，教授學問程度比較高[47]。德川吉宗執(zhí)政以後，推行“享保改革”（享保1716-1735），注重教育，尤其是發(fā)展寺子屋，推動了日本的教育進程?；兑陨细鱾€層級的多樣化教育機構(gòu)，1848-1860間江戶地區(qū)平民子弟就學率已經(jīng)達到86%，一般商人子女幾乎100%上學接受教育[48]。江戶時期，男子有40%以上，女子有10%左右，接受過家庭以外的教育[49]。
既有學校，就不可避免有各種考試。比如奈良時代的貴族教育，大學寮的學生每十日休息一天，休息前有小考。每年七月舉行大考，如果連續(xù)三年考試為下等，會被勒令退學。而魁星生日是七月初七，每年七月中國的學生有魁星會、魁星宴，不知日本是否也受此影響。因為考試日期與魁星生日接近，促進了魁星崇拜在日本的流行。到江戶時代，各個類型的教育機構(gòu)也有各種考試。19世紀前半期廣瀨淡窗創(chuàng)立的私塾咸宜園奉行“三奪之法”：年齡之奪、學歷之奪、地位之奪，僅憑在校的學習成績決定升留級。有“月旦評”，每月考試；“試業(yè)”考作詩、作文、寫書法；“消權(quán)”是師生口頭考問。另外還會記錄各種平時成績。雖然日本教育最後的指向並不像中國是科舉，但希望能取得不錯的考試成績總和魁星寓意相通。就像今天的中國雖然沒了科舉，但魁星、文昌帝君的香火依舊旺盛。
另外，就是要考慮圖像章這種特殊的形式，圖像章是蓋在書上的，而鈐蓋的又是些什麼書呢？日本201例圖章中，識字書日用書15例，經(jīng)書16例，史部書22例，詩文為主的文學書74例（包括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農(nóng)學1例，插花茶道繪畫等15例，醫(yī)學（包括傳統(tǒng)醫(yī)學與西醫(yī)）37例，其他蘭學19例，這些類別都是各類學校的教學範疇，許多應該是江戶時代的教材。如德川吉宗享保七年（1722）下令京都的柳枝軒書店出版《六諭衍義大意》作為寺子屋的教材，在201例鈐蓋圖像章的書籍中，有1686《難太平記》一部、1686《新編鐮倉志》一部、1715《賈浪仙長江集》一部、1721《今昔物語》兩部、無年份《韻府古篆匯選》三部，均是柳枝軒刻本。幕府直轄學校教授經(jīng)書、歷史、詩文。藩校重經(jīng)書、歷史、詩文，希望以儒學之道培養(yǎng)武士，但幕府末期也重實用，學習算數(shù)、醫(yī)學、天文等。寺子屋注重讀、寫、算，往來物是教材之一。鄉(xiāng)校注重讀、寫、算、道德教育。私塾則各有特點，重視國學、洋學、醫(yī)學等等。圖像章的鈐蓋數(shù)量也是在“享保改革”推動教育發(fā)展以後明顯增加的。201例日本圖像章中170例鈐蓋書有明確出版時間，其每四十年分佈數(shù)量如下：
享保以後，鈐蓋圖像章書籍數(shù)量明顯攀升，1781-1860達到高點，到明治維新教育改革以後數(shù)量斷崖下降，這與江戶時代日本上述五類學校尤其是寺子屋的發(fā)展趨勢相一致，可見圖像章與江戶時代學校教育的關(guān)係。綜上，因為鈐蓋圖像章的書籍與各個學校教材或者教學內(nèi)容密切相關(guān)，其受眾大多數(shù)是學校學生，而學生有學習和考核壓力，因此有奪魁寓意的魁星圖章會以壓倒性的優(yōu)勢出現(xiàn)在江戶時代的日本書籍中。
另，江戶時代日本學生會拜孔子和天滿天神。天滿天神即主張“和魂漢材”的菅原道真，是日本的學問之神、書法之神，每月二十五參拜?？且詧D像章的形式大量鈐蓋於與學校教育有關(guān)的書籍之中，而天滿天神則以神道教神靈形式在神社、神宮被人參拜，二者並不衝突。
文昌帝君圖像章存在於日本本中，除去日本教育、識字率、學業(yè)考核壓力等原因外，還有以下原因：
文昌帝君信仰在日本原本有一定的社會基礎(chǔ)。文昌帝君信仰在宋元以後的中國特別盛行?！爸吝t在明朝末年，《陰騭文》已流傳日本?！攀兰o，日本出現(xiàn)不少文昌經(jīng)籍的翻刻本和日譯文?！盵50]在琉球，還有文昌帝君祠。這些都是文昌帝君信仰在日本傳播的基礎(chǔ)。
文昌星原本除掌管文運、賞功進士以外，還有主管生死的功能?！洞呵镌氛撌鑫牟枪δ茉疲骸吧蠈⒔ㄍ?，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司命主老幼，司災主災咎也?！盵51]《梓潼帝君救劫寶章》記載文昌星職能云：“上主三十三天仙籍，中主人間壽夭禍福、死生貴賤,下主十八重地獄輪回?！盵52]知其掌管人間壽命。魏晉道教興起以來，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泰山主年壽。至宋灶神司命，文昌星司命職能才被弱化。隋唐兩宋科舉興起到興盛，文昌星“司祿”和“貴相”的職能被重視，文昌星一躍成為科舉之神。元仁宗將梓潼神加封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文昌星和梓潼神合一。明代天下學宮立文昌祠。從多重職能到特別突出掌管文運職能，是“文昌信仰的社會操作淹沒神學操作性”[53]。但在中國幾乎遺失的司命職能，在日本卻能被再度發(fā)現(xiàn)。掌管生死的中國泰山府君信仰傳至日本，後在日本與地藏信仰融合，成為陰陽道信仰。另外，日本有七福神信仰，其中就有福祿壽、壽老人，是掌管福壽和財運之神，源於道教的南極仙翁。因為有這些信仰基礎(chǔ)，文昌星的司命職能在日本有了生存土壤。之前魁星部分，魁星被替換為壽老人的二十多例圖章，也是這種趨勢的具體體現(xiàn)。
文昌帝君是書坊業(yè)、刻字業(yè)、鐫碑業(yè)的行業(yè)神，得到書坊主的青睞理所當然。《帝君惜字律》有“功例”24條，“罪例”29條[54]，比如功例“抄寫敬重字紙書，訓合門人，令其珍惜者，三百功，子孫發(fā)達”[55]；罪例“己身不敬字紙、經(jīng)書，又不訓教子弟，遞相輕侮者，一百罪，惡瘡遍體，再生癡聾喑啞”[56]。敬惜字紙對於出版物的傳播和保護有特殊意義，文昌帝君因此也為書坊主所重視。
文昌帝君勸人向善，提倡忠孝，與江戶年間日本的文化思潮相合。勸善如《文昌帝君陰騭文》，勸忠孝如《文帝勸孝錄》《孝經(jīng)》《忠經(jīng)》《勸孝文》。文昌帝君還有避邪保平安作用，如某《文帝全書》首冊鈐朱印“此書敬請家庭供奉，不但驅(qū)邪解厄，而且諸事吉祥，消災降福，靈應異?！?，“汪繩武敬啟” [57]?；兑陨弦蛩兀牟劬龍D像章鈐蓋在於日本本內(nèi)封上，便不突兀了。
另，不像佛教在日本廣泛傳播，日本並沒有道教，只是在其文化中保存了諸多道教元素。孫亦平認為：“在史籍文獻中很難找到有組織的教團道教進入古代日本的記錄，但也找不到可確證的道教道觀。但另一方面，日本歷史和社會文化中卻留存有許多道教因素，成為道教在日本存在的鮮活證據(jù)?！盵58]而我們所見的魁星、文昌帝君圖像章，便是日本文化中存在道教元素的“鮮活證據(jù)”。
總之，明末至清，中國書坊主在所刻書籍內(nèi)封鈐蓋圖像章作為發(fā)兌章，這類圖章17世紀末傳至日本。日本對此有繼承，也有發(fā)展。中國本的魁星點斗、動植物圖章在日本本中有反映；蟾宮折桂、山水讀書圖圖章暫未見於日本本。魁星點斗圖像章雖首見於中國本，但在日本衍化出近十個變種。日本本中另有不見於中國本的圖像章，如文昌帝君、日本神道教人物、西方天使。文昌帝君不見於中國本,或許與樣本數(shù)有限以及此種圖像部分來自韓國有關(guān)。用西洋的天使形象、日本神道教的神與妖制作圖像章，與江戶後期日本復古神道、蘭學發(fā)展有關(guān)，這極大地豐富了圖像章的種類，是日本人不拘於陳規(guī)、革舊維新精神的體現(xiàn)，直觀生動反映日本彼時思想文化之動向與時尚。以魁星與文昌帝君為代表的圖像章盛行日本的原因包括：江戶中後期日本教育體系相對完備、教材需求大、識字率高、學生考核多樣、多元思想活躍等。日本本圖像章嬗變史，不僅是書籍史的一部分，也能直觀反映江戶日本與中韓歐文化交流情況、反映日本社會、宗教、文化、教育變遷的某些側(cè)面。
感謝胡劼辰、石祥、許超傑、竇瑞敏等老師提出修改意見，鍾彥飛、林振岳、北川直子、玉置奈保子、南江濤等老師提供資料。
[1] 林振岳老師私下告知，這類圖章應該最先出現(xiàn)在書坊刻書發(fā)達的福建地區(qū)，具有防偽功能。
[2] “魁星點斗獨佔鰲頭”，為魁星一手點斗、一腳踩鰲頭形象?！绑笇m折桂”，為書生手持桂花枝形象。
[3] 林振岳《肖像藏書印源流考》，見《篆物銘形：圖形印與非漢字系統(tǒng)印章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年11月，第493-508頁。
[4] 本文2020年10月完成寫作，並第一時間交予三位同道審閱修改，同年11月在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版本學研究》研究生課程上講授，21年5月在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承辦的“古籍研究青年同仁聯(lián)誼群第十二次沙龍”上做同名報告。2021年5月得知山東大學潘超老師有《魁星鰲頭：東亞漢籍出版與科舉文化》一文，曾在2021年4月北京大學舉辦的“中華文明傳播史”系列工作坊之“東亞漢籍傳播研究”國際學術(shù)討論會上宣讀。潘文6月在山東大學舉辦的“東亞漢籍編目學術(shù)研討會——中韓工作坊”再次宣讀。從題目上看，本文與潘文研究對象有相似之處，但側(cè)重點應該有較大差別。
[5] 關(guān)於東亞漢籍的研究，可參見陳正宏《東亞漢籍版本學初探》，中西書局，2014年。
[6] 《韻會小補》，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方子謙刻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7] 《合刻少微通鑒大全》，明崇禎三年（1630）清白堂刻本，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8] 《國史經(jīng)籍志》，明末徐象橒曼山館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9] 《有圖山海經(jīng)》，明末廣陵蔣應鎬繪圖晉陵李文孝刻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10] 《玉堂對類》，明末存誠堂黃爾昭刻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11] 《勸懲故事》，中尾市即兵衛(wèi)寬文九年（1669）刻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12] 圖一《新鐫繡像今古奇觀》，清浙省會成堂乾隆五十一年（1786）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13] 圖二《國史經(jīng)籍志》，明末徐象橒曼山館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14] 《有圖山海經(jīng)》，明末刻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15] 《律例箋釋》，清康熙三十年（1691）吳門顧鼎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16] 《禹貢錐指》，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胡渭家刻本。此本內(nèi)封所鈐圖像章外部為相對雙龍，中間鐫篆字“御題耆年篤學”，此六字為康熙對胡渭的評價。
[17] 圖三《玉堂對類》，明末存誠堂黃爾昭刻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18] 圖四《唐詩選國字解》，江戶書肆嵩山房小林新兵衛(wèi)寛政三年（1791）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19] 圖六《鹽松紀行》，日本須原屋茂兵衛(wèi)文化六年（1809）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20] 圖七《生花枝折抄》，日本東雲(yún)堂安永二年（1773）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21] 圖八《李撰文選》，日本京都井筒屋莊兵衛(wèi)寶曆十二年（1762）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22] 圖九《勸懲故事》，日本高士裡藏版中尾市即兵衛(wèi)寬文九年（1669）刻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23] 圖十《炮炙全書》，日本心遠堂元祿五年（1692）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24] 圖十一《和蘭內(nèi)外要方》，日本文政三年（1820）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25] 圖十二《幽蘭集》，日本暮雨巷寬政十一年（1799）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26] 圖十三《難太平記》，日本雒陽書肆柳枝軒貞享三年（1686）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27] 圖十四《古文孝經(jīng)參疏》，日本東京嵩山房寬政元年（1789）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28] 圖十五《徘諧寂栞》，日本江戶書賈須原屋伊八文化九年（1812）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29] 圖十六《淡淡文集》，日本文貨堂寬保二年（1742）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30] 圖十七《日本名家詩選》，日本江戶書肆山金堂安永四年（1775）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31] [漢]司馬遷《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司馬貞《索隱》引，中華書局，1959年，第1291-1292頁。
[32] 此解釋為胡劼辰老師提出，筆者深以為然。後在《魁本對相四言雜字》中見“斗”圖解作“
[33] [清]褚人獲撰《堅瓠集》八集卷四，清康熙刻本。
[34] 圖十八《蘭齋畫譜》，日本東都書林須原屋茂兵衛(wèi)享和元年（1801）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35] 圖十九《眼科錦囊》，日本江都書林芳潤堂天保二年（1831）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36] 圖二十《柳川畫譜山水部》，日本和泉屋市兵衛(wèi)江戶晚期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37] 圖二一《成形圖說》，日本薩摩府學明治六年（1873）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38] [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中華書局，1959年，第1293頁。
[39] 孫亦平《論道教星斗信仰在朝鮮半島的傳播方式》，《宗教學研究》，2013年第4期，第26頁。
[40] 圖二二《延年養(yǎng)性訣》，日本櫻甯室藏天保六年（1835）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41] 圖二三《革溪醫(yī)砭》，日本舞適無寞庵嘉永七年（1854）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42] 圖二四《救疾摘方》，日本芄蘭舍嘉永六年（1853）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43] 圖二五《一夕醫(yī)話》，日本慶應二年（1866）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44] 以下日本形象由玉置奈保子女士辨認，北川直子女士也提供了莫大幫助，在此一併致謝。
[45] 圖二六《濟生三方》，日本天真樓嘉永二年（1849）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46] 圖二七《西洋道中膝栗毛》，日本東京書肆萬笈閣明治三年（1870）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47] 以上關(guān)於日本江戶時代教育，參見王桂《日本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85-91頁；朱玲莉《日本近世寺子屋教育研究》，南開大學2009年博士學位論文。
[48] 朱玲莉《日本近世寺子屋教育研究》，南開大學2009年博士學位論文，第36頁。（原見：海後勝雄《近代日本教育史》第一卷，誠文堂新光社，1951年，第318頁。）
[49] 朱玲莉《日本近世寺子屋教育研究》，南開大學2009年博士學位論文，第36頁。（原見：R·P·ド-ア、松居弘道譯：《江戶時代的教育》，巖波書店，1970年，第235頁。）
[50] 王興平《文昌文化在日本的傳播和影響》，《中國道教》，2000年第2期，第53-54頁。
[51] [漢]司馬遷撰 《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司馬貞《索隱》引，中華書局，1959年，第1293頁。
[52] 《梓潼帝君救劫寶章》卷一，明末刻《百家名書》本，日本京都大學藏本，第二葉A。
[53] 卿希泰、姜生《文昌帝君信仰的起源及其神仙思想的道德決定論》，《中華文昌文化——國際文昌學術(shù)研究論文集》，巴蜀書社，2004年，第1頁。
[54] 《增訂敬信錄》卷一，清道光十一年（1831）刻本，第七十七至八十二葉。
[55] 《增訂敬信錄》卷一，清道光十一年（1831）刻本，第七十八葉。
[56] 《增訂敬信錄》卷一，清道光十一年（1831）刻本，第八十葉。
[57] 《文帝全書》首冊，清乾隆四十年（1775）關(guān)槐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58] 孫亦平《“日本的道教”抑或“道教在日本”——百年來有關(guān)道教在日本研究的回顧與反思》，《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6期，第77頁。
【作者簡介】
相關(guān)鏈接：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