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嘉慶、道光以來，碑學和帖學之間的論爭一直為書學演變中的主導性研究命題。而到了張伯英生活的時期，則出現(xiàn)了碑帖融合的態(tài)勢。從書法史的角度看，即便在清末，碑學仍然處于籠單群言的地位。不過，正因如此，方顯出張伯英書學中融碑納帖的特殊意義。
雖然說，清末民國時期的張伯英自然擺脫不了先前如日中天的碑學影響，但隨著學養(yǎng)的提高和眼界的拓寬，對帖學有了新的認識，從而形成碑帖并重的書學立場。在多年的碑帖鑒賞和書法實踐中，張伯英形成了學書觀、審美觀、帖學史觀，張伯英書學觀在繼承古代傳統(tǒng)書論的基礎上又有所開拓，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現(xiàn)當代書法的發(fā)展。
張伯英的書學觀是其書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充分體現(xiàn)了其書學價值他所提出的“以古為師”、“學書重在得筆”、“功夫與學養(yǎng)并重”、“臨習刻帖宜別真?zhèn)巍薄ⅰ翱烫鹪从谔瓶獭逗胛酿^本十七帖》”等觀點正是當時書學背景中具有主流意義的理論闡發(fā)。比起同時代的書家，他的書學觀顯得獨到而深刻。
應該說，張伯英的書學觀基于他對帖學的深入理解，帖學的造詣使其看到了碑、帖內(nèi)在的關聯(lián)以及二者合流的價值更為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書學實踐者，使其書學思想對當時以及后世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
由于張伯英學術地位顯著，自民國以來，其書學著作多被傳抄。啟功早年問道于張伯英，對此曾有記述：“如《閱帖雜詠》，數(shù)十年來，若干傳抄本中有詩章多少之異，此固由老人隨手增改所致，亦或由稿本之藏者先后所致，因而得知老人在稿紙、信箋、筆硯交游之種種不同，以致稿本之多少遂現(xiàn)異同?！眴⒐υ洝堕喬s詠》七十余首，容庚也曾抄錄《法帖提要》。
張伯英（1871年－1949年），字勺圃、一字少溥，譜名啟讓、別署云龍山民、榆莊老農(nóng)，晚號東涯老人、老勺、勺叟。室名遠山樓，小來禽館。徐州銅山縣人，光緒壬寅年補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順天榜舉人，書法家、金石鑒賞家、詩人、學者。出身于徐州望族，兄弟四人（分別是張伯英、張仲警、張叔庚、張季遵）。著名畫家啟功、齊白石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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