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書法篆、隸、草、行、楷五種書體當中，草書無疑是公認的最具魅力的書體。書法歷史上，有“草圣”稱號，而沒有“篆圣”“隸圣”“行圣”“楷圣”等稱號。可見，草書偏得人們之喜愛。
-----草書起源與發(fā)展歷程-----
草書是有嚴格法理的一種穩(wěn)定規(guī)范的書體，而人們?nèi)粘ｋS手“潦草快寫”的字，不能稱為草書，但“潦草快寫”的確是草書產(chǎn)生的源頭之一。
每種書體，都有“潦草快寫”的現(xiàn)象，人們在實際書寫過程中，總會有迅速完成的需求，篆書之前的古文、甲骨文也不例外。
到了春秋后期，禮崩樂壞，人們已經(jīng)漸漸失去西周初期的謙謙君子氣質(zhì)，寫字已經(jīng)不愿像鐘鼎器上的銘文那樣一絲不茍。為了寫得快，把篆書婉轉(zhuǎn)伸展的筆畫直接拉直了，這就形成了最早隸書的雛形。秦隸在此基礎進一步發(fā)展，始皇徒隸程邈確立了隸書的誕生，被尊為“隸書之祖”。到漢隸時，社會穩(wěn)定，為了追求美觀，往往在橫畫末尾來個“雁尾”?！半`是篆之捷也”，可以看出，隸書最初也是為了快寫而產(chǎn)生的。
戰(zhàn)國時代至秦統(tǒng)一，戰(zhàn)亂頻仍，此時人們根本無暇顧及禮儀，只求快速傳達訊息，只要看得懂，能寫多快就寫多快。在隸書雛形的基礎上，產(chǎn)生連筆，此時的“連筆”是指一個字內(nèi)部筆畫之間的連筆，有時為了更快，甚至把筆畫繁多的進行刪減，這就產(chǎn)生了早期草書的雛形。
東漢趙壹《非草書》也是這樣描述的：“蓋秦之初，刑峻網(wǎng)密，官書煩冗，戰(zhàn)攻并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趨急速耳，示簡易之旨。但貴刪難省煩，損復為單，務取易為易知。”
漢朝建立，雖然沒有了戰(zhàn)爭，似乎人們寫字不必著急慌忙地草寫了。但是，由于“文景之治”的國策，整個社會奉行黃老之學，社會風氣開始變得懶散，寫簡省甚至夾帶連筆的草書比一筆一筆寫已經(jīng)成為國家正式書體的隸書要容易多了。所以，草書繼續(xù)以一股草莽氣往前奔騰發(fā)展。
西漢末，漢元帝的善書大臣史游開始創(chuàng)立草書規(guī)則，這就是“解散隸法，粗書之”。此后，草書就有了明確的規(guī)則，也就是有了“法”，不再是隨便潦草快寫，而是每個草字都有比較固定的寫法，不遵守這個“法”就是亂寫。這樣一來，其實書寫的速度反而下降了，因為不能隨手亂寫，要按“草法”寫；但是，有規(guī)范了，也就有了確定的審美邏輯了，草書開始了藝術覺醒之路。自此，“草書”正式誕生。史游被后世尊為“草書之祖”。
為了宣揚剛創(chuàng)立的“草法”，史游用他創(chuàng)立的草法寫了社會教育課本《急就章》。全篇筆勢飛動，字形優(yōu)美，一時引起朝野轟動。史游的《急就章》原本沒能傳下來，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最貼近原作的版本是三國吳人皇象的臨本。
到了東漢，經(jīng)過漢章帝時的杜度及其弟子崔瑗的推波助瀾，草書發(fā)展至此已經(jīng)完畢，達到成熟的頂峰。
東漢末年，官宦子弟張芝不出仕做官，天天在家寫草書。在充分繼承史游、杜度草法的基礎上，對當時已經(jīng)完畢的草書進行了再改進：摒棄了“雁尾”；進一步簡省筆畫；加強了連筆，使得連筆從一個字之間的筆畫擴散到字與字之間的筆畫。
這樣革命的結(jié)果是什么？首先是形態(tài)由原來繼承隸書而來的方扁形變成長豎形，姿態(tài)更加妍美。那么書寫速度究竟有沒有提高呢？這里頗有爭議，而且一直爭議到今天。這里先放一放，下一節(jié)再討論速度爭議問題。
無疑，張芝對草書又進行了一次再創(chuàng)造。為了區(qū)別，人們把由史游創(chuàng)立、杜度發(fā)展的草書稱為“章草”，因為當時朝廷的正書是隸書，但由于東漢很多皇帝都喜歡草書，于是允許甚至命令如杜度、崔瑗等草書寫得好的大臣用草書寫奏章，能夠?qū)懽嗾碌牟輹徒o它命名為“章草”。而張芝再創(chuàng)造而形成的草書就叫“今草”，這個“今”是指當時人的“今天”，不是現(xiàn)當代的“今天”。
正如杜度、崔瑗對章草的推動一樣，東晉王羲之父子對今草的推動也是居功至偉。
到了唐代，又一位張家官宦子弟張旭橫空出世。張旭與張芝相似度很高：本家姓，同為官宦子弟，張旭只做了太子府“長史”，屬于既小又閑的職務，跟沒有官職差不多；同因為對草書的再創(chuàng)造而被尊為“草圣”，一個是今草圣，一個是狂草圣。
張旭憑借深厚的真書功底和癲狂的藝術特質(zhì)對今草進行了再創(chuàng)造：字與字之間連綿不斷，字勢千變?nèi)f化，墨色濃枯鮮明，全篇氣勢磅礴，酣暢淋漓，令人嘆為觀止。
狂草是草書歷史上第三種草書體，預計也是草書最后一種變體了。草書發(fā)展至此，革新創(chuàng)造的歷史就結(jié)束了，往后只有繼承，不太可能再有新創(chuàng)造。
后世懷素、黃庭堅、祝允明、徐渭、王鐸、傅山等人，在狂草的道路上也一直努力展現(xiàn)個性，但基本上都在張旭定義的狂草框架之內(nèi)，沒有形成明顯的再創(chuàng)造，造詣也只能望張旭項背。
-----草書，究竟應該快寫還是慢寫？-----
從上文可知，草書在起源之初，的確是為了寫得快。然而，當草書正式誕生后，也就是章草，就有了法則，嚴格按照法則寫，就又快不起來了。
到了第一代“草圣”張芝這里，摒棄“雁尾”，加強連筆，簡省筆畫，一定提高了同等狀態(tài)下的書寫速度。但是，由于連筆和簡省筆畫的現(xiàn)象多了，造成很多字變得難以辨認和記憶。此時，更要注重“草法”，唯有依照草法，那么專業(yè)人士辨認是沒有問題的；倘若不顧草法地一通亂寫，那么不但普通人，連專業(yè)人士都無法辨認，那么這樣的亂寫是毫無意義的。
張芝有句名言：下筆必為楷則，匆匆不暇草書。黃簡先生據(jù)此認為：草書法嚴，且要不斷調(diào)鋒，因此無法快寫，若一味快寫，則就是亂寫。
唐蔡希綜《法書論》：匆匆不暇草書，何者？若非靜思閑雅發(fā)于中慮，則失其妙用矣。
我看到這個說法，大有觸動。黃老先生的說法當然非常有道理，但自古草書創(chuàng)立之初衷就是為了寫得快，“草為隸之捷”；起初的章草也許還寫不快，后來的今草應該比章草快多了，到了像張旭、懷素這樣的狂草，怎么可能寫得慢呢？
一度非常疑惑，但如果用蔡希綜這個解釋就合理了。草書本身很難，寫之前得過一遍要寫的內(nèi)容文字的草法吧，不然一邊寫，一邊查書籍或者回憶草法，那就寫不流暢了。再有，草書“變化無方”，可以隨意發(fā)揮。正是“隨意”，選擇就很多，你要選擇往哪個方向來發(fā)揮，方可稱心。這樣一來，匆忙之下，的確寫不好。但一旦草法過完，發(fā)揮風格方向也思考確定，那么下筆就不會遲疑，寫起來應該是快速的。至于調(diào)鋒，那主要看功力，在快速書寫的過程中還能兼顧好調(diào)鋒，當然是高手。但偶爾不調(diào)鋒，其實也會造出偶然的意趣來，倘或真的每寫一筆都要調(diào)鋒，感覺不太可能寫出草書的行云流水、飛動圓暢的神采來。
至于古人說的“筆筆斷而后起”，我覺得有“斷、起、調(diào)鋒”的意識就行，動作可以做得很小，不必真的筆筆都要做那么夸張。黃老先生可以不認可懷素，但張旭的《肚痛帖》一定是寫得飛快。
韓方明《授筆要說》，記錄其師徐壽轉(zhuǎn)述張旭的話：夫欲書當先想，……，想有難書之字，預于心中布置，……，不得臨時無法。一般古代文化人，對于日常辦公每天都要寫的正體字，基本沒有難寫的字；但草書就不一樣了，一是平時寫得少，二是草法基本靠記憶。自然把握不大，所以要預先排練一下。
東坡《論書》：草書，出于欲速。
趙構(gòu)《翰墨志》：后世或云'忙不及草書’者，豈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動若馳，落紙云煙，方佳耳。
結(jié)論：草書動筆之前要做基礎準備工作，需要花時間，一旦動筆，那就是疾風驟雨，方才暢快。
-----草書的藝術魅力-----
草書在起源之初是有實際功用的，那就是寫得快。但漢朝開國之后，天下一統(tǒng)，國泰民安，文書不那么忙了，國家統(tǒng)一用隸書作為正體使用。剛處于起源階段但旋即又失去實際用途的草書，從邏輯來看似乎避免不了“夭折”的命運。然而歷史事實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西漢晚期，史游創(chuàng)立的章草正式誕生。之后，如劉穆、杜度、崔瑗等人，皇帝因為喜歡章草而命令他們用章草替代正書（隸書）寫奏章。東漢晚期，張芝從章草中創(chuàng)新出今草，更加妍麗，遂引發(fā)社會普習草書的一股狂潮。為此，草書反對派趙壹憤怒地寫下了《非草書》，對草書及習草狂潮大加鞭撻，他說，“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這是針對張芝的“匆匆不暇草書”名言）；又說，“鄉(xiāng)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這是指草書沒有社會實際功用）。
然而，草書的歷史車輪滾滾向前，任何人是擋不住的。何也？因為草書有著無與倫比的藝術魅力！
草書自誕生之日起就已經(jīng)失去了實際用處，卻走上了純藝術之路，直至今天。在以毛筆為書寫工具的古代，草書就是純藝術，這根本不同于均曾作為國家正體的篆隸行楷等書體。草書，在漫長的古代，始終沒能登上廟堂，卻一直登頂于藝術天堂。
那么草書的魅力體現(xiàn)在哪里呢？
古人早就說，書法除了記述這個基本功能外，最重要的是“達其情性”，也就是表現(xiàn)人的天性和心情。在所有書體中，草書最能表達人的天性和心情。
相較于其它書體，草書在遵循本身應有的法則外，自由度是最大的。一篇之中，大字如斗，小字如蠅；筆畫粗如手臂，細如發(fā)絲；短則一點，長則一行；墨濃如豬，墨枯似藤；縱橫交錯，自由奔放；酣暢淋漓，筆盡意留。等等，這些藝術表現(xiàn)是其它書體無法企及的。
索靖《草書勢》：守道兼權，觸類生變。就是說，在遵守法則的基礎上權宜變通，碰到類似的情況可以產(chǎn)生變化。虞世南《釋草》：兵無常陣，字無常體。張懷瓘《書議》：真則字終意亦終，草則行盡勢未盡。
這些都是說草書變化無方，可以任性發(fā)揮。如果說，正書是正襟危坐、舉止規(guī)矩的廟堂大儒，那么草書就是放浪形骸、變幻莫測的鄉(xiāng)野少年。
其實人的天性都是自由放達的，只是后天讀書識禮，給戴上了面具，其潛意識還是喜歡自由奔放。所以，張旭、懷素酒后的作品更佳，黃庭堅每每自嘆自己不會喝酒。因為酒后人的潛意識最容易得到釋放。
但是無論怎樣，還是要回過頭來叮囑一句，草書的自由是建立在“草法”之上的。沒有草法的自由就是亂寫。
而且，看似自由，實則難以駕馭，否則只要學會草法，誰都能成為“草圣”了。
崔瑗的《草勢》說：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時從宜。就是說，在書寫的時候，挑選最適宜的地方行筆，如果把這筆畫稍加移動就不美觀，這是草書的精細微妙之處。
事實上，除了掌握“草法”和通用的“筆法”，最難的其實就是貌似“自由”的發(fā)揮，這需要極高的藝術天賦。二千年來，中國書法歷史上不過就出了兩個“草圣”。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