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儒學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像一條悠久的歷史長河，從遠古流到現在，從現在流向未來。讀懂中國儒學很重要，歷朝歷代儒學的繼承和發(fā)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中重要的儒學流派和他們的主要價值理念究竟是什么，本刊記者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為我們簡單梳理其中的傳承。
儒家學說之所以在中國歷史中有那么大的影響，主要是這個流派具有極強的包容性、適應性，而且每一個時代都能產生出非凡的傳承者，推陳出新。
孔子之后，“儒分為八”，這眾多流派并不是相互撕裂，視如仇雔，而是各個流派按照自己對孔子的理解，參照自己的興趣與所長，發(fā)揮孔子思想的某一個方面。比如前面已經提及的《春秋》諸傳，其實就是各派根據自己的研究發(fā)揮孔子《春秋》學說的某一個方面特質，如《左傳》重敘事，《公羊》重說理，《谷梁》重教化。
凡此，都是儒家學說具有極強生命力的保證。
不過，在孔子之后真正開宗立派的，還是到了第三代第四代，所謂思孟學派，就是孔子的孫子子思，以及子思的及門弟子，或再傳門人孟子。他們傳承孔子思想的同時，開始有意識添加一些新思考。子思的五行，孟子的仁政、性善、民貴君輕等，極大豐富了儒家的思想體系，因而儒家學說也從過往“周孔儒學”轉向“孔孟之道”。
孟子的時代，中國的統(tǒng)一趨向已經很明顯。孟子不反對統(tǒng)一，他也認為統(tǒng)一有助于社會平穩(wěn)進步，但他格外強調統(tǒng)一主體的合法性、合理性，強調道德的力量，“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用道德的力量，用普遍主義的原則，統(tǒng)一并不是問題。
荀子畫像
與孟子時代相當的荀子，也是儒學史上極為重要的人物，他是那時最具影響力的大學者，培養(yǎng)了兩個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學生，一個韓非，一個李斯。與孟子相反，荀子主張人性惡，因而他格外強調禮制，以為只有用外在的客觀的制度，才能馴化、規(guī)訓統(tǒng)治者。
孟荀是從各自方面發(fā)揮了早期儒家的思想傾向，孟子倡導的浩然正氣、仁者愛人，后來造就了儒者的精神與情懷；荀子強調的禮制思想又經過他那兩個弟子的再發(fā)揮，則為久已存在的法家學說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后世的儒法合體在這里有了萌芽形態(tài)。
孟荀儒學是儒家思想史上的過渡期，緊接著秦漢統(tǒng)一，儒學的命運發(fā)生驚天大逆轉。先是被秦王朝判為死刑，“焚書坑儒”；后又被漢武帝捧上天，成為傳統(tǒng)中國統(tǒng)治階級唯一的意識形態(tài)，深刻影響了后來兩千年中華文化的發(fā)展歷程。
大一統(tǒng)帝國雖然形成了，但是用什么樣的思想予以維持？在漢武帝之前并沒有人想過這個問題。今人讀漢武帝對賢良方正的提問，可以體會出他的困惑。對武帝的疑問，董仲舒給予這樣的回答：“《春秋》大一統(tǒng)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tǒng)，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tǒng)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span>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由來。
從此，各家隱而不顯，唯儒家獨大。只是這個獨大的儒術，不再是周孔-孔孟-孟荀之類比較純正的學術，而是雜糅其他非儒學派思想要素的新儒學。
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體系是一個偉大創(chuàng)造，他接續(xù)荀子的理論，將自然、社會視為一個有機整體，并構成一個邏輯自洽的閉環(huán)系統(tǒng)。君主為人間至高無上統(tǒng)治者，但他并不能贏者通吃，君主只是天之子，天，才是自然、社會至上的存在。而這個存在的根本又是那些默默無聞的蕓蕓眾生，他們的意志才是天的意志。
董仲舒的這套理論深刻影響了中國此后的歷史，如果說歷代統(tǒng)治者很多時候還注意自省，注意愛民，也愿意罪己，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董仲舒新儒學思想影響的因素。
董仲舒之后的儒學，進入大致平穩(wěn)的發(fā)展時期，東漢遇到第一次域外文化的沖擊，印度佛教進入中國，朝野對佛教并不絕對排斥，畢竟佛教對早期儒學不理未來世界的缺憾有所填補。佛教后來與儒學有沖突，主要的不是信仰，可能是寺院經濟對世俗經濟的沖擊，佛教倫理對儒家倫理的顛覆。另一方面，佛教邏輯、知識、藝術，又深刻影響了儒學背景下的知識人。中國文明之所以在宋初重現輝煌，其實就是幾百年儒釋道三教沖突、磨合、融匯的結果。
宋代是中國文明的巔峰期，人才輩出，儒家思想經過佛道文明的沖洗，鳳凰涅槃，達到一個新高度。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以及程氏兄弟程顥、程頤，對儒學重生貢獻極大，所謂宋明理學，主要就是指由他們開啟的儒家新流派。
至南宋，大儒有朱熹，朱熹在中國思想史上與二程合稱為“程朱之學”，與南宋陸九淵又合稱為“朱陸之學”，一個尊德性，一個道問學，其實就是西方知識論的兩個方面，歸納與演繹?！爸礻憽保由厦鞔耐蹶柮?，將之裝入早期儒家致知格物的框架，這一方面豐富了儒家義理，另一方面給后世讀者帶來相當困擾。
明代中晚期，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以及歐亞陸路交通的開啟，中國逐漸步入全球一體化軌道，儒家久已意識到知識、價值的普遍性，早就承認東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同此心同此理，因而具有與域外文明交往經驗的儒家學術并沒有對來自西方的新知識感到惶恐，感到新奇，所以在明代中晚期，儒家學術逐漸開出一條實學的新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果僅就中國學術內在理路而言，從王陽明的心學發(fā)展到顧炎武、王夫之、戴震一系的實證主義學問，具有不必懷疑的合理性，也是儒學史上漢宋、今古、思想與學問、歸納與演繹諸多相對峙而存在的必然。
假如不發(fā)生后來一系列突變，儒家思想肯定隨著中國社會經濟變化而變化，對于外來文明，也一定會像汲取佛教文明一樣，汲取融匯。稍微意外的是，戴震的時代在西方發(fā)生了工業(yè)革命和社會重組，中西之間從平和的貿易、交流，漸漸走上對抗。
本文節(jié)選自《讀懂中國儒學——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見《領導文萃》2022年8月（下）“高端訪談”欄目。
本文作者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
特約記者 | 京雨
本文作者 | 馬勇
責任編輯 | 箋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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