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必須終結金融主義，回歸資本主義。因為金融主義導致當代人劫掠后代人財富并危害國家安全，本質上是不道德的。
作者：〔美〕勞倫斯·E．米切爾(Lawrence E．Mitchell) 施天濤 袁田 譯
摘要：當傳統(tǒng)的金融服務功能脫離了實體經濟而獨立運行，便產生了一種新的經濟制度，這就是本文所稱的金融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下通過生產貨物和提供服務創(chuàng)造并保有財富的方式不同，金融主義為金融機構自身利益服務，僅僅關注金融及資本市場的交易本身，逐步放棄了為實體經濟融資的服務功能。2007年肇始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引起了人們對金融與資本主義之關系的反思。本文在提出金融主義概念的基礎上，分析了金融主義的理論淵源，梳理了金融主義的發(fā)展歷史，揭示了金融主義的危害，進而得出結論認為：必須終結金融主義，回歸資本主義。因為金融主義導致當代人劫掠后代人財富并危害國家安全，本質上是不道德的。
美國已經不再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了，因為她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的經濟制度。這個新的經濟制度表面上看似資本主義但卻不再履行資本主義職能。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市場供求關系決定貨物的生產和服務的提供，創(chuàng)造并保有財富。資本主義依賴于許多制度支持，其中，金融機構的作用是為貨物和服務的生產和交換提供必要的資金。
盡管資本主義在美國經濟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卻依附于新的經濟秩序。在這種新的經濟制度中，金融市場獨立存在且自給自足，融資的目的是為了設計、出售和交易證券及其衍生品，服務于該金融市場的自身交易而非為產業(yè)融資。這樣的金融市場對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是深遠的，而這種新的經濟制度就是金融主義。
2007年肇始于美國并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機至今仍在延續(xù)。對于這次金融危機，人們發(fā)表了許多高見，但直到最近才開始認識到此次危機關乎美國資本主義的功能和基礎。然而美國當局的諸多改革措施卻沒有意識到這一根本變化。迄今為止，多數(shù)立法改革仍在尋求靈丹妙藥試圖重整現(xiàn)有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以使金融主義更加制度化，卻幾乎沒有追究金融市場及金融機構的社會責任及經濟責任。金融主義是一種良好的模式嗎？它能保證美國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良好前景嗎？對此更是鮮有質疑。事實上，金融主義所追求的眼前利益，已經構成了攫取后代財富的威脅。金融主義脅迫美國將大多數(shù)基本的貨物生產和服務進行外包，對國家安全也造成了損害。
本文著重闡述金融主義的發(fā)展歷史，盡管過多的背景陳述必然會導致過度抽象化而遺留更多有待解決的問題。本文的闡釋過程將適當借助數(shù)據(jù)分析，因研究處于初始階段，許多內容尚待完善。
金融主義主要根植于兩種危險的思想。危險不在于思想本身，而存在于思想的踐行過程中。這兩種思想為資本主義向金融主義的轉變提供了智慧支持，并奠定了金融主義的理論基礎。第一種思想出自于亞當·斯密，其無形之手的理論旨在證明自由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優(yōu)于重商主義的統(tǒng)治，同時啟迪人們從受壓迫的經濟和社會政策中解放出來，為改善自身經濟狀況提供機會。但是，亞當斯密的理論不僅屬于經濟范疇，而且屬于政治和社會范疇，更強調經濟人的道德性，其根據(jù)在于人們自我逐利的行為本質。這一觀點在其早期著作《道德情操論》中已有體現(xiàn)。19世紀，新古典經濟學家曾將亞當·斯密理論的核心思想作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的正當性基礎；20世紀又演變?yōu)樽非髠€人財富最大化的正當性基礎，但這是對亞當·斯密高度語境化的社會思想的剝離和抽象化，摒棄了其理論對實體經濟增長的重點關注。20世紀70年代，隨著這種抽象化的完成，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tài)成就了美國經濟放松管制的思想內涵，為金融主義的發(fā)展鋪平了道路。
第二種思想依托于自由市場的理念，體現(xiàn)為資產定價模型。芝加哥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們基于對資產定價模型十幾年的研究，最終將選擇股票的方法歸結為單一的Beta系數(shù)，即對與市場相關聯(lián)的股票價格的歷史變動進行回歸分析。該模型的初衷是幫助投資者在平衡風險與收益中做出理性選擇，但未曾料想的后果是轉移了投資者對發(fā)行股票公司的興趣和關注，而僅關注投資決策本身，導致股票所有權與公司運營相分離，投資者不再關心公司運行，對公司缺乏責任感。
在資產定價模型基礎上發(fā)展的期權定價理論促成了衍生品市場的形成，衍生品市場上的交易工具多半追蹤股票和債券的價格變動而不要求交易者實際擁有基礎證券，正如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所描述的，這樣的交易者實際上擁有的是“債權上的債權”。大量的場外衍生品交易以及種類繁多的新證券應運而生，與實體經濟的偏離越來越遠。與上述運用Beta系數(shù)從事欠缺相關性投資組合的投資者相比，衍生品交易偏離實體經濟的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復雜的經濟模型產生的諸多理論與新技術相結合，使得基于計算機的交易方式成為可能，極大地提高了交易頻率，但卻忽視了實體經濟中的人文因素及其對實體經濟行為產生的深刻影響，因為股票價格的變動與管理層的激勵息息相關。自由市場的思想，為自利行為自我負責的政策，結合上述實踐，導致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逐步依托于金融業(yè)和資本市場，而與生產貨物和服務、創(chuàng)造和分配財富的根本目的漸行漸遠，金融主義從而得以發(fā)展。
任何復雜的經濟制度，僅靠單一因素是很難解釋的，本文對金融主義的發(fā)展歷史簡述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試圖將不同發(fā)展脈絡和線索綜合分析。具體包括以下方面：個人投資者數(shù)量的急劇增多；機構投資者及機構積極主義最終占據(jù)主流地位；投資目標從股利分配向資本收益的轉變；市場流動性的戲劇化增加；管理層薪酬的變化；金融機構的放松管制刺激了商業(yè)銀行的投機行為，并由此產生了與實體經濟無關聯(lián)關系的金融工具。這些變化在20世紀末最終導致了金融主義的誕生。本文著重闡述股票市場的早期形成階段，較之于現(xiàn)今發(fā)展狀況，這段歷史鮮為人知。
1952年股市低迷，換手率甚至低于大蕭條之前。1931年至1939年大蕭條期間的換手率是32%，其后10年換手率下降了50%。大蕭條期間，1933年的換手率曾達到的峰值是50%，其他時段波動幅度在21%至44%之間。但是到了20世紀40年代，即便是經歷了1945年至1946年的短暫牛市，峰值也僅達到過24%，其他時段僅在12%至19%的幅度區(qū)間波動。
誠然，單純用換手率來評價市場活動并不全面，而且20世紀40年代末，日均交易量確有增長。但是券商的利潤來自于交易傭金，由于市場交易疲軟，傭金自然少得可憐。當時曾有歷史學者描述，券商在交易所無事可做，只好用報價單做成棒球拍和棒球玩游戲打發(fā)時間。恰逢此時，布魯金斯研究所受紐交所委托，向其提供了一份美國持股人數(shù)的統(tǒng)計研究報告，結果顯示美國持股人數(shù)僅占總人口的4．2%。紐交所就此發(fā)動了一場“入股美國企業(yè)”的運動，通過廣告、營銷、公共關系、主動提供教育咨詢等方式將更多的個人投資者引入股市。但是紐交所的券商們深知，為了賺取利潤，不僅需要增加投資者數(shù)量，還需要提高股票交易量。所以在1955年的年報中，交易所對低換手率仍有抱怨，并指出，投資者僅用現(xiàn)金購買股票的方式是不充分的，因此建議美聯(lián)儲降低保證金要求，以鼓勵投資者借券交易，從而增加換手率和流動性，實質目的是增加券商傭金。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場運動的宣傳語卻依然是勸誡投資者在投資時須“審慎加謹慎”。
本應歷經數(shù)十年才可能呈現(xiàn)爆炸式增長的換手率和流動性，經過紐交所倡導的運動幾乎頃刻實現(xiàn)。到1958年，美國個人持股數(shù)量就已經從1952年的650萬激增至1250萬，20世紀60年代數(shù)量仍在增長，1965年已有2000萬美國人擁有股票，超過了總人口的10%。這一增長的勢頭一直延續(xù)到上世紀末，到2001年，一半以上的美國家庭通過直接或間接方式持股。同時出現(xiàn)了一種新型投資者，對美國資本主義產生了深遠影響，這就是機構投資者。盡管機構投資者在20世紀50年代剛剛出現(xiàn)，1957年的《商業(yè)周刊》就預言機構投資者會成為“世界上最有實力的投資集團”。20世紀50年代美國已經有22個州通過了“謹慎投資人規(guī)則”，允許受信機構，如養(yǎng)老基金將其大部分資產投資于普通股和優(yōu)先股。養(yǎng)老基金規(guī)模發(fā)展迅速，自1951年至1957年，價值從110億美元飆升至400億美元，其所持普通股的賬面價值從1951年的8億1200萬美元升至1955年的29億美元。同樣增速迅猛的是共同基金，1929年大蕭條時期本已銷聲匿跡，20世紀40年代緩慢恢復，但是至20世紀50年代末，已經有近80億美元的資產投入到了共同基金，1959年當年投資額增加了45億。截至2000年，機構投資者持有美國1000家最大公司61．4%的權益，到2007年末權益比重增至76．4%。這樣的增速導致了機構資本的過度集中以及金融資本實力的迅速增長，到2007年，美國17家最大公司60%以上的股票由機構持有，其中的6家公司機構持有的股份超過70%。
金融主義的另一特征體現(xiàn)于商業(yè)銀行和投資銀行的歷史發(fā)展。尤其是銀行核心業(yè)務的本質轉變促成了從資本主義向金融主義的過渡。
這段歷史源于20世紀中葉投資銀行業(yè)的興起，1953年證券交易所開始允許其會員采取公司形式，利用有限責任的優(yōu)勢進行高風險投資，投資銀行得以迅速發(fā)展。1970年投資銀行帝杰(InvestmentBankDonaldson，Lufkin，Jenrette)公開發(fā)行股票是金融業(yè)發(fā)展的標志性事件，由此，投資銀行可以公開招股，進行高杠桿融資，銀行的利潤與薪酬也隨之倍增。公開招股給投資銀行帶來了大量融資，不僅實現(xiàn)辦公設備的自動化，更重要的是實現(xiàn)了交易平臺的自動化。最終，股票交易傳統(tǒng)采用的手簽合同形式被電腦程序設計的電子文本所取代。
20世紀末，金融行業(yè)的業(yè)務重心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投資銀行由傳統(tǒng)的業(yè)務，例如證券的承銷、安排交易、為客戶提供金融咨詢服務等，轉向自營業(yè)務，開發(fā)了一系列“新型金融產品”，例如抵押支持證券、擔保債務憑證、其他有毒衍生品，權益型對沖基金等金融工具，其中有些產品被沃倫·巴菲特生動地形容為“大規(guī)模金融殺傷武器”。目前高頻度的電腦交易加速了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分離，計算機不關心作為交易方的公司，更不關心實體經濟。
上述變化顯然改變了金融業(yè)為生產企業(yè)融資的傳統(tǒng)功能，同時加劇了國家信用供給的風險。在這種以交易為中心的金融模式下，受雇于銀行的華爾街精英們幫助投資銀行出售風險而留存大部分利潤。對于這種操作的正當性，美聯(lián)儲主席本·伯南克的聲音仍在耳邊回響，他認為這有助于增加美國經濟的流動性并可以為金融企業(yè)提供資金。這也許是與資本主義契合的，但是這種轉變帶來的大部分利潤留在了銀行，而且增加的流動性也更多地用來繼續(xù)交易和出售新的金融產品，例如違約掉期產品，而非為實體經濟生產融資。因此，這種行為是金融主義而絕非是資本主義。
金融機構因其相互關聯(lián)過于緊密而不能倒閉是金融主義的另一特征，盡管這一事實最近才被接受?！?9〕雖然這種現(xiàn)象并不專屬于金融主義，資本主義也會存在大而不倒的現(xiàn)象，但不同的是，金融主義接受了這種狀況，即使不是欣然接受，至少也是默許了讓美國納稅人擔保這些機構不會陷入資不抵債。
但是，對大而不倒理念的接受是對自由市場理論的誤讀。該理念產生于1984年美國聯(lián)邦政府對大陸伊利諾伊州國民銀行與信托公司的公開救助。政府救助本是美國經濟政策的正常行為，例如1979年對克萊斯勒的救助，1998年對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救助。但是隨著1999年美國《金融服務現(xiàn)代化法案》的頒布以及金融業(yè)的放松管制時代的到來，金融業(yè)的大規(guī)模集中才真正爆發(fā)，造就了21世紀美國金融部門不受管控的龐然大物，即銀行。這種轉變助燃了以利潤為中心的交易興起，不僅發(fā)生在投資銀行，同樣發(fā)生在傳統(tǒng)保守的商業(yè)銀行。2000年《商品期貨現(xiàn)代化法案》對場外衍生品管制豁免的規(guī)定同樣充分體現(xiàn)了金融自由主義。
然而這些大而不倒的金融機構卻沒能為美國的資本主義提供更好的服務。具有真正融資意義的大量中小型金融機構將經濟失敗的風險通過結構化產品轉移給更多的銀行，而沒有去尋求或很少去尋求聯(lián)邦政府的介入和幫助，以維護國家的信用供給。國家的信用供給恰恰是為了更好地刺激實體經濟的生產，使其免受比例失衡的風險投資的威脅。
金融主義從資本主義的實體經濟生產中將經濟資源轉移出來，以滿足金融債權人尤其是股票持有人的要求。本文收集的大量數(shù)據(jù)表明，公司的融資比例中，權益的比重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債務。由此可見，美國的公眾投資人從公司取得的權益已經超過了其投入的資本，使得債務變成了美國工業(yè)企業(yè)的風險資本。但是這些股票持有人在法律上卻是美國公司的控制者，這就導致了股東責任與風險相分離，危害了美國工業(yè)企業(yè)資本結構的穩(wěn)定性，股東利用手中的權力迫使管理層利用企業(yè)信用和經濟福祉進行賭博性投機。雖然股東也須承擔風險，但資產定價模型的邏輯告訴我們，他們承擔的風險是其自身造成的多米諾骨牌似的風險，而不是由于公司所有權結構導致的留存給債權人的風險。現(xiàn)在的股東已經演變成衍生品的交易者和為了自身利益交易的機構投資者。
讓我們看看下面一些事實：從20世紀初到60年代，美國工業(yè)企業(yè)推行的政策是將企業(yè)大部分留存收益用于再投資，對股東支付合理股利，憑借交易信用和長期債務平衡前兩者關系。20世紀60年代平均留存收益達到50%至60%，到2007年平均值下降到11%，期間，2002年僅有3%。其余用于生產的資金均來自于舉債，將其轉移至資產負債表外，借此隱藏公司“實際上靠舉債經營”的事實。
如何解釋上述現(xiàn)象？隨著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進入股市，尤其是1952年至1970年的牛市期間增速最快，投資者的目標已經從獲取穩(wěn)定的股利收益轉向了快速的資本交易利得。期間近90%的上市公司都支付股利，因為股利分配是投資者的訴求，此理由相當充分。1952年52%的公司收益以股利形式支付，達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新高，雖然與20年代的支付比例相比偏低，但股利分配已經不是投資者的唯一追求。1952年紐交所對股市交易的連續(xù)兩日的樣本分析表明，就個人購買股票動機而言，46%的投資者目的是獲取長期資本收益；25．5%投資者為了股票收益；13%目的是獲取30至120日的資本收益；6．5%是為了30日之內的短期資本收益?；诖耍灰姿慕Y論是，75%的交易是以投資而非投機為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shù)個人購買股票是了資本收益而非股票收益。
1960年之前，這些資本收益大多來源于公司留存收益帶來的股票價值增長。但是資產定價模型的理論告訴投資者，獲取資本收益的方法是關注公司未來現(xiàn)金流的折現(xiàn)值。因此出售股票時不應考慮當前已經可以賺到的錢，而應著眼于將來可能賺到的或者也許賺不到的錢。因此某種意義上是做空未來股利，易言之，是為了當前利益消耗了將來的利潤。投資者對資本回報率的操之過急也加劇了上述過程。特別是隨著機構投資者的勢力增長，其聘任的經理薪酬高低取決于其管理控制的資產，這就迫使他們給公司經理層施壓以提高股價。其實即便沒有這一舉措，80年代資本收益的交易流動性已經開始飆升，對管理層產生強烈激勵，通過維持股價加強公司的獨立性，采用股票期權方式提高其薪酬，這種方法直至1993年的稅制改革之前都很奏效。由此，公司經理層更關注如何提高股價而非公司長期持續(xù)發(fā)展。最有力的實例是，自2005年至2007年的三年時間，標普500將更多的資金用于股票回購以提升股價，而非用于投資資本生產。
行文至此，本文已經論述了金融主義的發(fā)展及其對公司融資的影響。其實金融主義也對實體經濟中公司經理層的經營目標產生了深刻影響。2006年，被公司界定為“產業(yè)”利潤的30%實際上是來自于金融交易，而非貨物的生產和服務的提供。金融資產的比重在非農業(yè)、非金融的企業(yè)中竟高達48%，其中只有一少部分是企業(yè)的應收賬款，絕大部分則被歸入“其他事項”。工業(yè)企業(yè)至少在危機前已經是主要依賴金融資本而非企業(yè)的核心經營來賺取利潤。這樣的狀況當然會對自給自足的美國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上述現(xiàn)象有許多原因可以解釋。首先，如前所述，工業(yè)的發(fā)展屈從于金融業(yè)的發(fā)展要求。其次是工業(yè)企業(yè)首席執(zhí)行官業(yè)務重心的轉移，從原來的營銷與工程設計轉移至融資，1997年至2007年的狀況一直如此。針對高管的培訓內容，其關注的重點，以及從金融交易中獲取的巨額利潤都促使高管的發(fā)展方向更多地趨向于金融主義而非資本主義。美國制罐公司是個很好的例子。這家創(chuàng)始于1901年的老牌生產企業(yè)，在1981年收購了一家美國中西部的中型保險公司，在小杰拉爾德·蔡主政后，他賣掉了公司的生產部門，將整個公司轉化為普里馬利卡金融集團。小杰拉爾德·蔡的父親在20世紀60年代曾是共同基金巨頭，小杰拉爾德·蔡曾擔任制罐公司的副董事長后升至董事長。與之形成對比的實例是通用電氣公司，19世紀晚期通用電氣就占據(jù)美國工業(yè)絕對主流地位。通用的生產部門一直在持續(xù)經營，同時將其金融子公司的大部分利潤也轉入生產部門。這樣對比鮮明的案例層出不窮。
最后，管理者報酬的變化也是成因之一。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管理者薪酬主要體現(xiàn)為股票形式，因此刺激首席執(zhí)行官們通過金融操作提高公司股價。即使在工業(yè)生產鼎盛時期，工業(yè)收益與金融交易實現(xiàn)利潤相比也相形見絀。為了獲取更高的收益而實現(xiàn)更多的報酬，如上述數(shù)據(jù)所證實的，公司經理層的興奮點已經轉向了金融。
雖然前文已經介紹了機構投資者的增長，此處旨在分析這些機構的投資動機和行為對金融主義的催生作用。機構投資者是金融主義興起的重要成因。雖然是否應給予公司股東，實際上主要指機構投資者更多權力的爭論尚在繼續(xù)，但很顯然，機構投資者積極主義已經造成了實體經濟中管理層追逐短期效益的消極后果。
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機構投資者積極主義是為了應對長期存在的代理成本問題，這是現(xiàn)代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導致的痼疾。代理成本帶來的損失是公司管理層為了自身利益而犧牲股東利益造成的。20世紀末大量公眾公司成立，人們普遍認為機構投資者通過大量持股可以對公司進行有效監(jiān)督，這顯然是分散的公眾股東做不到的。這一理念在伯利和米恩斯1932年的著作《現(xiàn)代公司與私有財產》中就有了論證。
但是這種烏托邦是難以實現(xiàn)的。一些批評家包括我本人也推斷，機構投資者聘任的經理會利用其權力促使公司原來的經理層關注公司的短期股票價格而無視公司長期健康發(fā)展和基于生產帶來的穩(wěn)健收益。這種推斷已經從大量的現(xiàn)象觀察和準確數(shù)據(jù)中得以證實，使得曾經推崇機構投資者積極主義的學者也不得不更弦易轍。
需要指出的是，在2008年金融風暴來臨前，有兩類機構投資者曾經活躍并可能在經濟復蘇后繼續(xù)活躍。它們就是私募股權基金和維權對沖基金(activisthedgefunds)。雖然兩者的經營模式和功能各異，但卻一致推動了金融主義的產生，助長了短期投資的氣候，導致金融業(yè)的過度杠桿化，稀釋了留存收益，將生產收益的目標讓位于融資收益。
上述變化的理論原因是新古典主義的勝利及其對美國法律以及1980年至2008年期間公共政策的影響。
對法律的影響體現(xiàn)在對銀行業(yè)的放松管制立法。自20世紀80年代存款與貸款機構開始融合，1999年美國《金融服務現(xiàn)代化法案》通過，商業(yè)銀行從新政的限制中徹底解放。對銀行業(yè)的放松管制最初是允許地方性或區(qū)域性銀行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業(yè)務，取消了之前只有合格機構才能從事特定業(yè)務的限制。同一時期，北卡羅來納州的積極行動也推動了20世紀90年代直至21世紀早期的銀行融合。
傳統(tǒng)的小型貸款機構拋棄了原有客戶，為了尋求更多利潤而加速證券化。因為與原來單純的借貸業(yè)務相比，證券化的利潤更為豐厚，同時允許銀行規(guī)避資本限制。以抵押支持證券為代表的證券化，以及其他形式的消費者債務支持衍生品使得貸款機構不再關注貸款本身的安全，因為他們可以及時將其出售，從銀行的損益表中剝離。2000年通過的《商品期貨現(xiàn)代化法案》確保了這些金融產品不受監(jiān)管。這些產品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發(fā)展，不是為了生產融資而是為了融資而融資，這對實體經濟的深遠影響不言自明。
與受資產定價模型影響的股票市場情形類似，證券化極大地將對風險的控制和責任從實體經濟中剝離開。關于信用衍生品已經多有論述，此處主要論述其與金融主義的契合關系，以及立法如何在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tài)影響下放任金融主義。
對證交會監(jiān)管失敗的論述同樣是本文不能疏漏的，尤其是證交會2004年做出的致命決議，允許大部分不受監(jiān)管的投資銀行大量減少其最低資本金，提高其杠桿比例。這樣的決議使得證交會本已為數(shù)不多的監(jiān)管工具被消除，投資銀行更加不受限制。
另外，銀行監(jiān)管當局也錯誤地信任了銀行家的審慎投資，大規(guī)模降低存款準備金。這使得銀行拆借大量資金進行賭博式投資，一旦遭遇金融困境就會所?，F(xiàn)金無幾。2007年美國執(zhí)行了降低銀行資本金要求的國際協(xié)議要求，紐約參議院查爾斯·舒默(CharlesSchumer)曾揚言，最安全和最有競爭力的投資并非是相互排斥的，因為美國已經做到了。這也剛好呼應了經濟學家歐文·費雪(IrvingFisher)教授1929年10月上旬做出的著名評論：“股票價格似乎已經升至一個永久的高原”，類似的評論仍不絕于耳。
本文認為，放松管制的經濟立法中，最大的敗筆是《金融服務現(xiàn)代化法案》，該法案于1999
年由國會通過并經總統(tǒng)簽署，最重要的結果就是商業(yè)銀行和投資銀行的功能融合，使得大量金融機構迅速發(fā)展。金融機構本來保護國家信用制度和提供資金的功能至此讓位給從證券及其衍生品中投機獲利。金融機構的快速增長刺激了銀行家們全面提高薪酬，通過設計新金融產品以及自營業(yè)務攫取利潤，該情勢與大蕭條前的信用體系陷于崩潰何其相似。
不幸的是，盡管對上述失敗人們已有所認識，但現(xiàn)在改革的方向仍然是金融主義的制度化，我認為這最終會葬送美國的資本主義。這樣的改革不僅不會使金融主義回歸資本主義，反而是在為金融主義的發(fā)展保駕護航。
面對日益發(fā)展的金融主義，我們亟待解決的問題是理性選擇復歸資本主義，將資本主義視為美國經濟福利的運行方式，視為國家安全問題來對待，因為金融主義已經將關涉國計民生的貨物生產外包給其他國家。面對如此緊迫的形勢，如果立法者，監(jiān)管者，金融教授和律師，甚至公眾仍不能理解金融主義的轉向及其對美國經濟福利造成的長期損害作用，那么無疑是短視和不負責任的。
如何糾正這一失敗？本文建議的主要措施是：重新立法以分離投資銀行和商業(yè)銀行，改革稅制減少市場流動性。金融改革方面要求新發(fā)售的金融產品必須體現(xiàn)經濟效用；會計改革方面要求包括金融機構在內的所有公司準確反映其債務負擔；將資本收益與股利分配分別征稅以鼓勵長期投資。在美國重新引入審慎投資理念；嚴格限制薪酬合同公司尤其是金融機構種類；通過稅法限制其對員工發(fā)放的薪酬并限制其自營業(yè)務鼓勵金融機構回歸傳統(tǒng)業(yè)務。對于上述措施的效果，只要政府重塑基本經濟的措施不是過于激進，均可實現(xiàn)。本文認為更為積極的措施是：利用反壟斷法和新的立法鼓勵小型和地方金融機構發(fā)展，對其實現(xiàn)風險控制，因為它們更貼近顧客；限制金融機構用于證券化的資產；通過立法和政策打破金融機構大而不能倒的理念，重新考慮應對金融風暴美聯(lián)儲應扮演的角色。
本文的結論是，終結金融主義復歸資本主義是經濟制度健康運行的道德訴求。也許資本主義帶來的最重要福利是其有能力刺激經濟增長，創(chuàng)造財富并分享、傳承財富。金融主義可能也會創(chuàng)造福利，但卻無法與資本主義相提并論。本文認為，金融主義導致當代人劫掠后代人財富并危害國家安全，其本質上是不道德的。我們要對子孫后代負責，我們設計的制度要能夠確保美國成為世界上最成功最繁榮的民主國家，這樣的目標是不能動搖的。因此，我們必須摧毀金融主義，回歸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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