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諾石印
安諾石印讓每一個中國人都會感到是那么熟悉、那么親切、那么血脈相連，象俗話所說，有一種打斷骨頭連著筋的感覺。不論這方石印是出土在土庫曼斯坦安諾，還是出土靠近在古波斯附近的高地，還是出土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它都能讓生活在亞洲東方的黑頭發(fā)、黃皮膚的人耳熟能詳，激動不已——它就是已經(jīng)傳承了5000年歷史的方塊漢字！ 這種文字是中華民族的自源文字，與其它民族無關聯(lián)。我們先來看一看，這方石章刻著幾個字，都念什么？
古代印章一般都是從上到下，從右到左順序排列。右上為“五”字，右下為“己”字，最后還有一個字，這個字誰也不認識，因為在商周甲骨文、金文里，沒有這個字形，在以后的文字里也未有此字形。那它到底念什么呢？為了弄清這個字的原委，先看一看我曾寫過一篇短文，一分鐘辨認夏朝文字，文字不長，引在下面，這對判斷它是不是夏朝文字，很有幫助：
馬賀山：一分鐘辨認夏朝文字[一]
在新出現(xiàn)的成文歷史中，如果有商周甲骨文、金文以外的未知的象形的篆字，哪怕只有一個，也可斷定是夏朝文字或夏朝以前的文字。如[禹王碑]中的人字，就有六、七種之多，而商朝甲骨文、周朝金文的人字就是一種，是一人身和一只胳膊的形狀，除此以外，別無它種寫法?，F(xiàn)在[禹王碑]中人字寫法有一種是帶眼睛的人字，寫作'了’內(nèi)有一點，帶有這種'了’字寫法的人有四個字，承[1]邕[7]似[26]弗[40]，這種尚未定型的文字，只能出現(xiàn)在商朝甲骨文之前，而不能出現(xiàn)在商朝甲骨文之后，所以說[禹王碑]是夏朝文字，并非筆者的主觀臆斷。
【禹王碑】從人字的發(fā)展演變上看，是后來文字中所沒有的，所以將它定在商朝甲骨文之前，是合適的?，F(xiàn)在又一個新的人字出現(xiàn)了。請看安諾石印第三個字，左偏旁為一豎，代表人字，為什么這一豎代表人？因為萬獸之中，只有人才能直立行走，一豎表示人，有章可循，有字可查。在商朝甲骨文里，人字由兩畫組成，一豎代表人的身體，一撇代表人的胳膊，這是一個人的側面形狀，在此之前，一豎為人，是應該存在過的，它與【禹王碑】中的了字內(nèi)有一點為人字，有異曲同工之妙。精通治印的人一般都清楚，在古人的印譜中，作字的單立人，有時就有刻成一豎的，這并不奇怪。還有一個情況，就是在古人的印譜中，有很多的字，與商周甲骨文、金文的同類文字，字形不一樣，它是從另一個專門渠道流傳下來的，筆者認為，它們都是商周以前的文字，這一點，以后在專門詳細論述?，F(xiàn)在我們再看第三個字的右半部，是篆書木字，與人字組合在一起，原來是個休字。休字非常醒目，站的位置很大，已壓過其它二字。我認為三字應該讀作五【吾】休【修】己，從通假的角度講，應釋為“吾修己”大禹本來是夏后氏的后代，姒姓、母親叫修己。凡是夏后氏的后裔，都可稱夏禹帝之皇母為“吾修已”，就像清末宮里人稱慈禧為老佛爺一樣，敬稱也。此印章即為夏禹帝之皇母修己之印章。
夏朝有文字嗎？夏朝有印章嗎？我們來看看史書的記載?！稘h書·古今人表》: “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jīng)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謚，輔佐不可得而稱矣?！弊钤绲奈淖种挥涗浀弁趺?，連輔佐大臣的職名也不記錄,時間為夏朝以前的唐虞時代以上，春秋時人還能看見虞夏商周之書。
《后漢書·祭祀志》則認為，官印起源于夏、商、周三王：“自五帝始有書鍥，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詐偽漸興，始有玉璽，以檢奸萌?！边@說明在古代夏商周三朝，帝王是首先使用印章的人，帝王的皇母有印章也是可以理解的。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中載：“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并舉出“夏虛都三璽”即“夏虛都司徒”、“夏虛都左司馬”、“夏虛都丞”三方印為證,說明夏朝除了夏后氏帝王用璽以外，其下官員也普遍使用印章了。
清代學者孫星衍說：“唐虞三代五經(jīng)文字毀于暴秦，而存于《說文》?！墩f文》不作，幾不知六藝；六藝不通，唐虞三代古文不可復識，五經(jīng)不得其解?！?div style="height:15px;">
通過以上引文，我們可知，五帝時已有文字，三王【夏商周】時，已用印章，后世很少見到，是由于暴秦焚書坑儒的結果。秦始皇再暴虐，也難達到目的，為什么？就因為他不得人心，總有人會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將禁書保存下來?！緜}頡書】、【夏禹書】、【禹王碑】、【萊丘銘】等夏朝以前的成文歷史，流傳下來，就是明證?？梢哉J定，安諾石印是夏朝文字無疑，因為石印上的三個字是通過與5000個商朝甲骨文、3500個商周金文比對、分析、研究之后，做出的判斷，而不是簡單的推測。它正好與國外考古隊認定的此物為公元前2300年的時間大致相合。
對于這樣一方石印，國內(nèi)的著名學者是怎么認識的？李學勤認為：“中國文字的起源目前尚在探索中，安諾的石印符號與中國文字也不會有什么關系，不過像近年發(fā)現(xiàn)的山東鄒平丁公陶盆殘片和山西襄汾陶寺陶背壺上面的符號，多數(shù)學者承認是文字，年代也在公元前第3千紀后段。安諾石印，如果年代可靠，還是能給我們研究文字起源一些啟迪的。印上的符號均由簡單的直線構成，沒有任何象形意味，這一點同中國常見的陶器符號相似。”他在這里強調(diào)了兩點：1，“安諾的石印符號與中國文字也不會有什么關系?！?，安諾石印“同中國常見的陶器符號相似”。
對于李先生的這個認定，讓人感到很驚訝，他研究了一輩子中國文字，到關鍵時刻，居然將刻有中國文字的安諾石印，拒之門外，反而說與中國陶器符號相似。當然這是十年前的觀點，十年后的今天，李先生已把賈湖符號和二里頭符號，當成了文字，那對安諾石印又怎么看呢？
裘錫圭先生給的結論是:“如果不問出土情況，我認為這個發(fā)現(xiàn)不會比西漢更早?！濒孟壬J為是中國漢字，但不會早于西漢。這無疑是一個謹慎而保守的觀點，如果照裘先生的意見，安諾石印是西漢以后的文字，他應該認識這三個文字，遺憾的是，他并沒有破譯，不破譯，就說明他吃不準，有的字還沒有把握。在這種情況下，肯定安諾石印是西漢以下的文字，這結論下得早一點。我判斷安諾石印是夏代文字，是在破譯的基礎之上，當然也參考了其它因素，其中也包括考古數(shù)據(jù)。最后我對梅博士的話，很感興趣，因為他說得很中肯：“安諾印章迫使我們重新用一種不同的方式考慮中國文字起源的問題。”這種不同的方式，究竟指的是什么方式？我理解，既然考古隊一時半晌挖不出夏朝文字，為什么不到傳世的文字里去看看，傳世的文字除了前面提到的幾篇之外，還有【夏小正】、【山海經(jīng)】、【連山易】，唐書，虞書，夏書等，經(jīng)驗告訴我們：歷史很難虛構，但不同的解讀，卻可以曲解，甚至篡改。一些學者離政治人物越近，離政治中心越近，離政治路線越近，他所受的時代局限越大，它的學術生涯則是短命的，這已被歷史和時間證明過了，君不見那些歷朝歷代，參與政治的文人，都曇花一現(xiàn)，成了歷史過客？搞政治就不要搞學術，最后會毀了學術，中國文字的起源就很能說明問題。
[附]《紐約時報》關于安諾出土“石印”的爭論（轉）
博寶藝術網(wǎng)
http://news.artxun.com 來源:網(wǎng)友提供2008-03-24 19:01:54作者:佚名
李學勤推薦
安諾（Ａｎａｕ）遺址我們并不陌生。安特生曾把該遺址出土的彩陶和仰韶彩陶做過比較，得出中國文化西來的結論。２０世紀就要結束的時候，土庫曼斯坦和美、俄聯(lián)合考古隊在安諾遺址發(fā)現(xiàn)了一枚“石印”，這枚據(jù)信出土在距今４０００年前的刻有文字的“印信”，引起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李學勤先生已在《中國
文物報》撰文討論（本報于７月４日、８月１９日分別刊發(fā)了李學勤、水濤兩位先生的不同觀點——編者注），國內(nèi)學者當略有所知。２００１年７月３１日的《紐約時報》（《再思石刻的歷史》，作者Ｊｏｈｎ Ｎｏｂｌｅ Ｗｉｌｆｏｒｄ）對有關這枚“石印”的討論，又有較為詳細的報道?，F(xiàn)略述如下。
是否文字 發(fā)掘主持人、
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的Ｆｒｅｄｒｉｋ Ｔ．Ｈｉｅｂｅｒｔ博士認為，石上所刻就是早期文字。但是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石印”所刻并非建立在語言基礎上的真文字，僅有這樣一枚指甲蓋大小的石頭上的三四個刻符，不足以證明文字系統(tǒng)的存在。Ｈｉｅｂｅｒｔ博士也認可這樣的說法。他說：“三四個相互關聯(lián)的符號在如此古老的中亞發(fā)現(xiàn)，這還是第一次。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似乎就是文字。它們不是隨便刻劃的符號，也非陶工的記號和紋飾。當然，只有這樣一枚
印章，現(xiàn)在說它用途如何、代表什么語言、什么意思都還太早。”賓西法尼亞大學古代研究中心主任Ｈｏｌｌｙ Ｐｉｔｔｍａｎ博士則認為：“如果說文字是語言的載體，我還不能肯定這個發(fā)現(xiàn)就是文字”?！八赡苁且粋€符號系統(tǒng)，而非文字系統(tǒng)。比如一個太陽的符號，雖代表太陽，但并不一定能夠發(fā)出聲音。符號和象征系統(tǒng)雖傳達某種信息，但它是否同你我都能理解的口頭語言相關，卻還是可以討論的”。鑒
于人類表達自己的符號和象征系統(tǒng)早在距今３００００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末期就已開始，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在距今５０００年前就發(fā)明了文字，并且在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前后開始用來寫作詩歌，所以Ｈｉｅｂｅｒｔ博士認為，中亞人在安諾時代開始使用符號或文字并不奇怪，“他們已經(jīng)相當城市化，生產(chǎn)力水平很高，有復雜的建筑和金屬制造業(yè)，計數(shù)和符號系統(tǒng)當是他們的生活所需?！?div style="height:15px;">
是否漢字 這個發(fā)現(xiàn)之所以引起東西方學者的共同關注，是因為“石印”刻符與漢字的相似。更奇怪的是它并不與商周文字類同，卻與西漢文字絕似。北大的裘錫圭教授和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的梅維恒博士（Ｖｉｃｔｏｒ Ｈ．Ｍａｉｒ）都持同樣的看法。裘先生這樣說：“如果不問出土情況，我認為這個發(fā)現(xiàn)不會比西漢更早?！钡?，梅博士則作了另外的解釋。他說：“安諾印章迫使我們重新用一種根本不同的方式考慮中國文字的起源問題?！痹谒磥?，如果這個印章的年代無誤，也就是說它的確屬于公元前２３００年前的遺物，那么中亞甚至更西的文化對中國文字的起源可能產(chǎn)生了某種影響，這種影響遠超出我們原來的想象。
Ｓｅｔｏｎ Ｈａｌｌ大學的中國古文字專家Ｇｉｌｂｅｒｔ Ｌ．Ｍａｔｔｏｓ博士的認識與此略有不同。他也認為“印章”的刻符確實與中國文字相似。但他承認“這并不說明它代表真正的文字?！边@是一項重要的發(fā)現(xiàn)，但是目前還難以釋讀。美國達特茅斯大學的艾蘭（Ｓａｒａｈ Ａｌｌａｎ）博士見解與此相似。她說這些刻符看起來確實像漢字，但是她認為還沒有足夠的證據(jù)把它們定為“一個確定時代的文字”（ａ ｓｃｒｉｐｔ ｏｆ ａ ｋｎｏｗｎ ｐｅｄｏｄ），持非常慎重的態(tài)度。報道還說梅、裘兩位教授今夏在北京見面，試圖釋讀這個重要的發(fā)現(xiàn)。裘先生推測其中一個符號可能代表谷物（ｇｒａｉｎ），梅博士則因此推測這枚印章是用來計算糧食的數(shù)量單位的，也許代表“五”什么的?？脊艑W家認為該印章出土在據(jù)信是該農(nóng)業(yè)社會行政中心一部分的一間房屋里，這種見解與上述推測正相吻合。梅博士堅持認為這個發(fā)現(xiàn)與中國有關，他說他在中文雜志里找到
出土的一枚尼雅印章，無論大小和字形都與安諾的發(fā)現(xiàn)相似。但是這枚印章似乎也屬于西漢時期，不過他說２０世紀６０年代發(fā)現(xiàn)的這枚印章的出土情況缺乏詳細記錄。
地層是否有誤 地層是一切討論的基礎。因為如果是晚期的混入，那么說“石印”刻符屬于漢字系統(tǒng)，自不奇怪。因為途經(jīng)該地區(qū)的絲綢之路開通之后，漢代的遺物可能遺留在這個古老的遺址上。也有的專家認為不排除今人作偽以欺騙考古學家的可能性。但是Ｈｉｅｂｅｒｔ博士認為不存在脫層和作偽的可能：“我確信這是一枚刻有某些符號和文字的印章，關于地層和發(fā)現(xiàn)該物的方法不存在任何問題。”他在賓大的同事聽過他的解釋，也相信這枚“印章”確實屬于公元前２３００年前的遺物，沒有證據(jù)顯示這個被泥污包裹的文物（ｄｉｒｔ－ｅｎｃｒｕｓｔｅｄ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是通過老鼠洞什么的誤入早期地層，或者由騙子直接從文物市場得到并扔到古老的地層中去的。更要緊的是，考古學家此前在這里從沒有發(fā)現(xiàn)過與中國漢代有關的任何遺物。
學者壟斷。Ｈｉｅｂｅｒｔ博士據(jù)說是繼攀氏之后在這里發(fā)掘的第一個美國人。他的聯(lián)合考古隊證實，安諾遺址是公元前２２００年文化擴張進入干旱盆地（依賴綠洲灌溉農(nóng)業(yè)）之前，山前地帶僅有的大型聚落之一。這個文化目前被稱為“Ｂａｃｔｒｉａ Ｍａｒｇｉａｎａ考古學文化（Ａｒｃｈａｅｏｏｌｇ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擴張之后僅數(shù)百年便消失了。此前的研究顯示，該文化有設防的大型城市中心，有發(fā)展灌溉系統(tǒng)的行政力量，有能力購買彩陶、珠寶和青銅器等物。如果這個“印章”的發(fā)現(xiàn)年代無誤，說明該文化也發(fā)展出文字或者前文字（Ｐｒｏｔｏ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系統(tǒng)，因此有些學者認為這是一個失落的古老文明。
盡管發(fā)掘者確認地層沒有問題，但是因為這項發(fā)現(xiàn)目前還是孤例，所以不少學者鼓勵Ｈｉｅｂｅｒｔ博士開展更多的工作。賓大博物館退休館長Ｒｏｂｏｒｔ Ｄｙｓｏｎ博士叫著Ｈｉｅｂｅｒｔ博士的小名這樣說：“很好，Ｆｒｅｄ，去發(fā)現(xiàn)一百個這樣的東西?！边@大概也是所有討論者共同的看法。據(jù)說，Ｈｉｅｂｅｒｔ博士也正準備調(diào)整發(fā)掘方法，在印章發(fā)現(xiàn)的地方擴大發(fā)掘面積并繼續(xù)向下發(fā)掘，以期發(fā)現(xiàn)更多類似的遺物。
我們認為，在沒有更多證據(jù)之前，還很難把它與漢字特別是漢字的起源聯(lián)系起來，甚至連稱為“印章”都很勉強，因為我們并不真正了解它的用途何在。當然，考古上什么事情都可能發(fā)生，我們期待著有更多新的類似的發(fā)現(xià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