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代，楚國歷經八百余年的發(fā)展，由僻處丹陽一隅，到擁有中國半壁河山；從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到問鼎中原，飲馬黃河，不斷地發(fā)展壯大，成為“天下強國”。此間，楚國不僅位列“春秋五霸”、“戰(zhàn)國七雄”，而且創(chuàng)造了特色鮮明、內涵豐富的楚文化。秦滅楚后，海內一統(tǒng)，而楚文化在整個中華文化發(fā)展過程中的影響則流傳至今。
屈原精神與中華民族精神
一個民族不僅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且還要有體現(xiàn)本民族精神的典范。楚國的屈原就是這樣一位跨越時空、體現(xiàn)中華民族精神的典范。
屈原見聞廣博，“明于治亂，嫻于辭令”；為人“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在受懷王重用期間，努力實行其“美政”理想。他主張以法治國，“舉賢才而授能”，并從制訂“憲令”入手改革內政。在外交上，則竭力主張改傳統(tǒng)的聯(lián)秦政策為聯(lián)齊抗秦政策。這兩方面的改革雖符合歷史實際，有利于楚國的發(fā)展，但觸動了一些權貴以及秦國的利害關系。內外反對勢力因此互相勾結排擠誣陷屈原，懷王不能明察，怒而疏遠屈原。頃襄王即位后，又偏聽“短屈原”的話，將屈原放逐江南。但屈原并不因被放逐而改變“前志”，而是時刻“眷顧楚國”，為表達其“存君興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之意，以辭賦進諫。他痛恨那些禍國殃民的奸佞黨人，同情人民的疾苦，敬仰人民的英雄，特在《九歌》中作《國殤》一章，熱情歌頌那些為國捐軀的將士。在極度的抑郁苦悶中，他多次產生“遠游以自疏”的念頭，但或以“覽民尤(災難)以自鎮(zhèn)”(《九章·抽思》)；或因“懷乎舊宇”，終于沒有離開自己的父母之邦，直至以身殉國為止。正是這種執(zhí)著的愛國情懷，似“受命不遷”，“深固難徙，更壹志兮”(《九章·橘頌》)的“后皇佳樹”，構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
千百年來，歷史選擇了屈原這個實有的歷史人物，充當體現(xiàn)中華民族的精神的典范。歷代帝王著眼于屈原“竭忠誠而事君”(《九章·惜誦》)：唐代昭宗特地追封屈原為昭靈侯，宋代神宗等封屈原為“忠潔侯”、“清烈公”，元朝仁宗封屈原為“忠節(jié)烈公”(《舊唐書》、《宋史》、《元史》)，等等。一些文人學者多從儒家角度，引經據典評論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漢代劉安首次把屈作楚辭同《詩經》的《國風》、《小雅》相提并論，并對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的操行予以高度評價：“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離騷序》引)。宋代晁補之認為：屈原愛君，“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行其辭，“實羽翼六經于其將殘之時”，可與儒圣同等。故他說：“原之敬王，何異孟子？”(《雞肋集》朱熹認為：屈原“乃千載而一人”，其“忠君愛國之誠心”，不辨自顯；其書可以發(fā)“天性民彝之善”，“而增夫三綱五典(常)之重”(《楚辭集注》)。皆意欲將屈原納入正統(tǒng)的儒家范疇。而人民則因屈原的愛國精神和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深切地寄予哀思，不僅在他的故里秭歸和投水的汨羅江畔修建了屈原廟、屈子(原)祠和屈原墓，而且還以端陽節(jié)吃粽子和賽龍舟的形式來紀念他。
屈原及屈原精神，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甚至于不同的國度，都具有強烈的感染力。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所倡議紀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屈原。誠如毛澤東所言：“(屈原)不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里。無論在國內國外，屈原都是一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費德林回憶錄：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
屈宋辭賦與中國文學
先秦時代，隨著(《詩經》)熱的衰落，以楚辭楚賦為代表的文學崛起于楚國，并將我國詩歌創(chuàng)作推向了一個嶄新的發(fā)展高峰。所謂“自風雅(指《詩經》)寢聲，莫或抽緒(繼承)，奇文郁起，其《離騷》(代指楚辭楚賦)哉！”(《文心雕龍·辨騷》)即指此而言。與此相應，涌現(xiàn)了以屈原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在內的楚辭、楚賦的作家群體。其中，屈原以楚辭著稱，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而以楚賦見長。而水平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為宋玉，故后世或以“屈宋”并稱。
楚辭作為一種文體，在民歌體式的基礎上，開拓了宏大的篇體和錯落有致的句式。擺脫了《詩經》以四言為主的句式的束縛，節(jié)奏韻律富于變化，表情達意更為深刻而委婉。屈原利用自己所創(chuàng)的這一文體，“發(fā)憤以抒情”(《九章·惜誦》)，充分地展現(xiàn)自己的內心世界，把執(zhí)著的人生追求與愛國主義思想融為一體。故“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還采用一系列的藝術手法，尤其是把當時流傳的巫文化引入辭章，神游幻境，馳騁想象，開創(chuàng)了以現(xiàn)實為基礎、充滿積極浪漫主義特色的新文學天地，從而成為當世及后世文學藝術的典范。
《楚辭》同《詩經》一樣，是我國文學兩大源泉之一。歷代文人學者幾乎沒有不讀《楚辭》，沒有不受屈作楚辭影響的。他們追慕屈原，摹擬屈作楚辭，宋玉、景差開其端緒，入西漢而形成熱潮。漢代摹擬屈作楚辭的作品甚多，王逸《楚辭章句》所見11篇，如鄭振鐸先生所言，“不過百中取一而已”。漢代以后仿屈作者較多，唐代柳宗元“為騷文(楚辭)數(shù)十篇”(《舊唐書·韓愈等傳》)；清初王夫之還將自己的仿屈作《九昭》收入其所撰《楚辭通釋》一書中，尤為典型。屈作楚辭真可謂“其衣被辭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龍·辨騷》)。至于“其影響于后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詩經》)以上”(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吸引中國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學者研究楚辭，是屈作楚辭的一種深遠影響。對楚辭的整理研究當始于宋玉，在漢代、宋代、明清以及20世紀，都分別形成研究熱潮。20世紀的楚辭研究不僅專著多，單篇論文更多；涉及多種學科，影響更加廣泛。此外，楚辭對其他詩文、戲曲等等也影響至深。
《楚辭》在漢文化圈內影響也很深廣，它在唐代傳入日本，對日本文化產生過巨大影響。此外，還被譯為多種外語版本流傳歐美及俄羅斯諸國。
楚賦與楚辭是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的兩種文體。楚賦雖“拓宇于楚辭”(《文心雕龍·詮賦》)，但它是在與楚辭完全不同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中形成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本來“好辭”，但因在襄王身邊奉命而作，受宮廷御用性質所決定，結果不是以楚辭見長，“而以賦見稱”(《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故司馬遷將“辭”與“賦”明確區(qū)分開來。但后世學者往往將二者混為一談，導致了對楚賦的忽略。
楚賦是一種問答對話的方式，鋪陳其事，極聲貌以窮文，韻散結合的文體。屈原的《卜居》、《漁父》發(fā)其端，宋玉的《風賦》、《釣賦》，始標賦名，“與詩劃境”(《文心雕龍·詮賦》)，而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是賦的成熟之作，其寫法開漢賦名篇《子虛》、《上林》諸賦的先河，對漢賦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宋玉的楚賦諸篇及其楚辭佳作《九辨》，借助《楚辭》、《文選》、《古文苑》，得以廣泛流傳，影響后世。李白“屈宋長逝，無堪與言”、杜甫“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后塵”的詩句，分別表達了一些文人對屈原、宋玉的仰慕。他們的作品至今仍受到人們的喜愛。總之，屈宋辭賦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其獨特的文化韻味，感染國人，影響世界。
楚人的巫、道與中國的哲學和宗教
楚人的巫、道，是指先秦楚國的巫文化和道家學說。巫以楚為盛，道家學說是楚文化的特色內容，已為共識。這二者在中國哲學和宗教的發(fā)展過程中都發(fā)生過深刻的影響。
楚人的巫文化可上溯到遠古時代的楚先祝融。祝融為帝嚳高辛的“火正”，主“司天”，因功顯名，故后世楚君多具有巫文化的傳統(tǒng)。熊繹、平王、懷王等，是“巫祝之道”的比較突出的信奉者，而著名的巫學大師則是被稱為“國寶”的楚臣觀射父。
就其內涵而言，楚國的巫文化包括多神崇拜、各種巫術、飛升成仙等等內容。它不僅滲透到楚國文學藝術等諸多層面，而且對后世宗教信仰影響深刻。如：先秦時代，唯有楚人以東皇太一為至上神。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帛畫《太一出行圖》，太一在諸神中處于主神地位；漢武帝重祭祀亦以太一神為至上神，顯然繼承了先秦楚人奉太一為至上神的傳統(tǒng)。神仙觀念是道教的基本觀念，得道成仙是道教的終極追求。先秦時代的神仙觀有兩大系統(tǒng)，燕齊方士刻意于海上求取仙藥，楚地則重在借助靈物飛升成仙。楚地這種神仙觀及其各種巫術，都是后世道教神仙觀和道教法術的重要來源。
道家學說，淵源于晚商時代的楚君鬻熊，而代表成熟的道家哲學思想的則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和文子。文子是老子的學生，楚平王的大臣，他的思想對楚國朝政產生過影響。入戰(zhàn)國中期以后，道家分化為兩大派系：即老莊學派和黃老學派。老莊學派以莊子為代表，黃老學派，主要有冠子、環(huán)淵等人。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在先秦各家學派中最富哲學內涵，對后世影響極為深廣。漢初，黃老之學作為“君人南面之術”，清靜無為，與民休息，治理戰(zhàn)爭創(chuàng)傷，使天下殷富，社會獲得穩(wěn)定發(fā)展。東漢以后，道教興起，道家學說成為道教的理論基礎。老子被奉為教主，稱之為“太上老君”，其書《老子》被奉為圣典，稱之為《道德真經》。后來，文子、莊子也分別被尊為“通玄真人”、“南華真人”，其著作《文子》、《莊子》也被視作“真經”，列入道藏。魏晉時代，玄學興起，玄學以老莊道家的無為學說為本，探討綱常名教與自然的關系，最終使?jié)h末陷入危機的名教重新煥發(fā)活力。唐初，李氏帝王出于鞏固統(tǒng)治的需要，信奉道教，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使老子的地位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儒、釋、道三教長期合流兼容，老莊思想對佛、儒二家產生過重大影響。宋代理學開創(chuàng)者周敦頤的“自無極而太極”的理論，就來源于道家的“有生于無”，“復歸無極”(《老子》)。老莊道家學說幾乎在歷史進程的每一個階段都能發(fā)生思想共鳴。晚清民國初年，受社會危機與西方思想的影響，一些文人志士如譚嗣同、嚴復等，重新審視老莊文本，并從中發(fā)掘“民主”、“自由”的思想，再度將道家學說視為匡世安邦理論。當今世界提倡返樸歸真，回歸自然，遵從自然規(guī)律，加強環(huán)境保護，道家“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念，以及“無為而無不為”等思想，不僅在國人中，而且在世界上都產生了更加強烈的共鳴。
出土楚文化資料與現(xiàn)代學術文化
出土楚文化資料，主要是指考古發(fā)現(xiàn)的先秦楚人的文化遺存，包括有文字的和無文字的兩類。其中一些重要的發(fā)現(xiàn)，在我國乃至世界學術界都發(fā)生過和正在發(fā)生著深刻的影響。
20世紀30～40年代，因盜掘先后在安徽省壽縣和湖南省長沙楚墓，出土了著名的“壽縣楚銅器群”和“楚帛書”等重要文物資料。這兩大發(fā)現(xiàn)當時就在學術界形成了研討熱點。尤其是楚帛書流落到美國后，其研究也逐漸國際化，促進和掀起國內外的帛書研討熱潮，并為中國史研究走出疑古時代提供了幫助。
20世紀后半期，是楚文化考古成就最大的時期。
楚簡批數(shù)多，數(shù)量大，居全國先秦簡牘之冠。迄今為止已發(fā)現(xiàn)30余批，其中已產生較大影響的有長沙仰天湖(M25)楚簡、信陽長臺觀(M1)楚簡、荊門包山(M2)楚簡、荊門郭店(M1)楚簡和上海博物館館藏楚簡。尤其是郭店楚簡，資料一發(fā)表，就引起強烈反響，學術界接連在北京、美國、武漢舉行3次國際學術研討會。
青銅器及其銘文也有重大發(fā)現(xiàn)，如安徽省出土的鄂君啟節(jié)、河南省浙川下寺春秋墓銅器群、湖北省隨州曾侯乙墓器群，等等。其中尤以曾侯乙編鐘編磬舉世聞名，復制演奏，令世人耳目一新，為我國音樂文化大增光彩。
楚國的貨幣也很有特色，主要有蟻鼻錢和金幣。蟻鼻錢，是一種有面文的仿海貝的銅質鑄幣。楚金幣是一種稱量貨幣。楚國是先秦時代唯一通行黃金鑄幣的國家。據初步統(tǒng)計，20世紀50年代以來，出土600余件，總重量接近4萬克。其中江蘇省盱眙穆莊鄉(xiāng)南窯莊出土的11件“郢稱”金幣里，有一件長12.2、寬8厘米，重610克，有完整的印記54個，半邊形印記6個，是所見最大最重的一件。這些楚幣不僅為楚文化學界所重視，而且也吸引了經濟學界人士參與研討。
中國傳統(tǒng)的絲織工藝，在世界上獨樹一幟，享有盛譽，而領先于東周列國的楚國絲織工藝則是先秦中國絲織工藝的代表。湖北江陵馬山1號戰(zhàn)國楚墓，出土絲織衣物38件，絲綢片452片，既多且精，品種齊全，色澤鮮艷，被譽為“絲綢寶庫”，甚為絲織與服飾研究者所重視。
楚地多寶，地下礦藏豐富，湖北大冶縣銅綠山古礦冶遺址，南北長2公里，東西寬1公里，開采時間上起西周下至漢代，出產過大量的銅礦，揭示了楚人，也揭示了我國古代采礦和冶銅的生產情況，填補了中國冶金史上的一大空白。
楚文化豐富多彩，對楚文化的考察研究既有利于開發(fā)地域文化資源，也有利于弘揚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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