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常在網(wǎng)上看到柯云路的自媒體號發(fā)布的信息，因為對柯云路還是非常關(guān)注的，所以，每一次都要點下來看一看。蜘蛛池
8月2日，我在柯云路一篇“性格力量”的文章下面，回貼了一句：“如果柯老師按照《新星》的風格寫下去，絕對是中國的巴爾扎克”。
很快，系統(tǒng)提示我有了一個贊，打開贊，發(fā)現(xiàn)竟然是柯云路的。
而后來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一個其他人來點贊一下，那么，柯云路老師的這個贊，就成了我的那個感嘆的絕響了。
對柯云路的興趣，自然是他的那部著名小說《新星》了。其實我沒有看過這本小說，倒是它的續(xù)集《夜與晝》讀過大部分，覺得作者那種氣勢磅礴的心理描寫，很見功力。
《新星》這部電視劇當年我也沒有看過，但是，當年我父親對部劇贊不絕口，認為這部劇的作者深刻了解中國的現(xiàn)實社會。我父親當時在政府部門工作，他能認同《新星》對中國社會認識的真實性與深刻性，可見柯云路的確有不同凡響的識見。
《新星》在現(xiàn)在看來，屬于官場小說的范疇，但官場小說里，沒有正義的概念，純粹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展覽，而《新星》不同，它有著浪漫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混合的交響，而自然主義部分在小說里是作為一種被批判的事實而隱性的存在的，所以在《新星》里，既可以讀到正能量的理想成份，也有真實的現(xiàn)實部分。
這種創(chuàng)作風格，在中國的當代文學中，已經(jīng)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但是，必須明白的是，這種文學創(chuàng)作手法，在中國文學里恰恰是發(fā)育不健全的。
在西方文學已經(jīng)擁有《悲慘世界》《戰(zhàn)爭與和平》這樣的宏偉巨制的時候，中國的現(xiàn)代文學還沒有啟動。
可以說，中國文學在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創(chuàng)作上，是嚴重短腿與欠缺的。
西方文學有理由選擇先鋒性，是因為它們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經(jīng)完美地打造出了經(jīng)典的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巨制。而中國從來沒有在這種傳統(tǒng)文學樣本上，找到足夠的對應文本，來顯現(xiàn)出中國文學的這種宏偉氣勢來。
所以，《新星》出現(xiàn)的時候，的確體現(xiàn)了中國文學的一種填補空白的不可或缺性。
但是，《新星》的出現(xiàn)，卻受到了當時文學界的一致聲討。
評論家對中國社會缺乏了解與認知，當時抓住《新星》的最大不足，就是指責它宣揚了“人治”思想，素不知，它是一部小說而已，一項社會理想，必然要通過人來去體現(xiàn)，就像007、《速度與激情》、漫威電影這種好萊塢電影系列，它在電影里宣傳一種思想時，也是通過一個個人物去推進的，不能由此說這些電影里突出與強調(diào)的就是“人治”。
這種社會的反彈，不知有沒有對柯云路后來的創(chuàng)作產(chǎn)生影響，但在《新星》系列結(jié)束后，柯云路轉(zhuǎn)而去聚焦大氣功師，日益淡出了人們視線，如同一線明星，漸漸地跌入到三星明星行列之中，雖然依然有作品問世，但是，再也無法找到最初《新星》那般的反響。
中國類似柯云路的作家，還包括蔣子龍、梁曉聲、張承志，他們起步的時候，都有著相似的寫作策略與風格，作品都大氣磅礴，波瀾壯闊，但是后來他們都會追求一種時尚與時髦，而丟失了自己當年的長處，而越來越消逝了自己的影響力。
像蔣子龍，他當年的作品已經(jīng)日益顯示出躍出工廠的狹隘領域，而跳上鳥瞰中國社會的高度，本來期望能在更廣博的高度透視出中國社會的歷史瞬間，解密出中國社會的真正真相與運行方式，但是，蔣子龍并沒有讓我們等來所期望的那種黃鐘大呂的作品。記得蔣子龍在《開拓者》中已經(jīng)寫到了副總理的層次，如果按這樣的模式遞進下云，蔣子龍表現(xiàn)的人物層面落差，將達到驚人的文學高度。但是，蔣子龍并沒有走這樣的道路，后來他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很難看到全景式的對中國社會的剖析之作，令人難以理解。
梁曉聲，他的文學語言在收斂與雄偉之間達到了一種嘆為觀止的高妙程度，初期作品給人的感覺，他完全是中國文學中一個可以執(zhí)牛耳的作家，但是，后來的作品卻跌入到一地雞毛的瑣碎平庸之中，特別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浪費才華地寫了一些非常無聊、格調(diào)不高的小說，如《恐懼》完全是一種男人不健康思想的自然主義傾泄，如此不遺余力地毀滅自己的聲譽，導致他在當今的文學界，也日漸喪失了自己的影響力。
電影《黑駿馬》
張承志的作品，可以說呈遞減的衰敗下跌線，早期作品《黑駿馬》可謂是字字珠磯，壯美雄渾，后來他依然追求高大上的目標，但小說里的思想?yún)s越來越別扭，裝酷，失去了早期作品的柔潤與柔軟，關(guān)注度早已經(jīng)成了隔日黃花。連他自己都說，當時頗受人期待的《金牧場》是一部失敗的小說。
蔣子龍、梁曉聲、張承志這些作家，在文學語言上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放棄了自己的優(yōu)勢與長處，而是向當時新興起來的語言風格學習與效仿，如梁曉聲《雪城》前后兩部，在語言風格上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zhuǎn)彎，后半部，受八十年代中期莫言文風的影響，多用短句，添加意象，多用歪詞正用手法，意味著梁曉聲缺乏堅守的定力，從中可以看到莫言對八十年代文壇的巨大影響力，當代的作家?guī)缀鹾茈y抗得住他掀起的暈暈乎乎的語言創(chuàng)新。張承志同樣如此，在《金牧場》里，他丟掉了他的嚴謹、雄闊、綿長的語言風格，也開始了短句創(chuàng)作，追求先鋒的怪味語境，最后制造了一部連他自己都承認的失敗作品。
莫言《紅高粱》沖擊了中國文壇的秩序
這些作家都不知道揚長避短的道理，與莫言因為缺失系統(tǒng)教育而更多地依仗原始思維構(gòu)造文學風格進行硬碰硬的短兵相接，被莫言的毛里毛糙的語言風格給俘虜了過去，最后喪失了他們在抽象思維構(gòu)造自己文學天空的強大能力，從而日益衰減了在文學界的影響力。
若論中國茅盾文學獎評選中，具備了該獎項的實力但卻失之交臂的作家，在我的心目中，就應該有柯云路、蔣子龍、梁曉聲、張承志這四位作家。
柯云路
所以對柯云路老師，我既有崇敬，也有遺憾，這也是我在柯老師的自媒體號下面寫那一段話的原因，柯老師點贊，不管是不是一種順手一抖的原因，我都希望柯老師能有更好的觸動我們心靈、洞徹社會迷津的作品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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