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敘事作品的人物與環(huán)境的種種因果關系及情節(jié)的發(fā)展方向的選擇中，我們可以把作者藝術思維指向分為兩種，一種是“社會”指向，另一種是“個人”指向。
在文學范疇內(nèi)，二者又可分別稱為“社會文學”和“個人文學”。《金瓶梅》與當時和后來很多的小說不同。
雖然它也寫了社會，而且展鋪了封建王權專制與小農(nóng)自然經(jīng)濟以及宗法倫理觀念嚴密包圍中的商業(yè)城鎮(zhèn)中的種種關系，然而這一切只不過是人物活動的環(huán)境，是人物命運的次要作用因素。
它更多、更有意識地是寫了“個人”，寫了這些“個人”的生活軌跡，并把某個人的一切思想言行作為這個人生死成敗和榮辱興衰的決定因素。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自我”價值的初步覺醒的現(xiàn)實是作品藝術思維指向的生活成因。
第二，作者在題材上的嶄新選擇是“個人”藝術思維指向的審美對象成因。
第三，作者自己的主觀意識是這種藝術思維指向的思想成因。
《全像金瓶梅》
一、關于藝術思維及其指向
所謂的藝術思維，即指文學藝術的創(chuàng)作者在創(chuàng)作審美活動中的思想活動，它包括了所謂的形象思維與抽象思維的各種方式及其內(nèi)容，并且是這兩種思維的綜合體。
在藝術思維過程中，形象是抽象的源泉與起點、載體和歸宿，抽象則是形象藝術化的魔杖，是賦予作品靈魂的上帝。
藝術思維指向是藝術思維中重要的一環(huán)，它是作為藝術創(chuàng)作的宏觀思維趨向而命名的。
由素材進入到藝術創(chuàng)作時，每一個創(chuàng)作者都要經(jīng)過一個自覺的然而也是艱苦的藝術理性構思（藝術抽象思維為主）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中，就敘事作品的創(chuàng)作來說，作家不能回避的重要問題便是作品人物命運的前因后果與情節(jié)發(fā)展的必然與偶然的趨勢。
這個問題直接涉及到作者已有的素材，影響到作者此時乃至將來的全部審美活動。
因果關系及情節(jié)發(fā)展方向便是藝術思維指向的主要內(nèi)容，在它面前，創(chuàng)作者必須作出選擇。
在敘事作品的人物與環(huán)境的種種因果關系及情節(jié)的發(fā)展方向的選擇中，我們可以把藝術思維指向分為兩種，一種是“社會”指向，另一種是“個人”指向。在文學范疇內(nèi)，二者又可分別稱為“社會文學”和“個人文學”。
本文作者 陳東有教授
藝術思維指向的“社會”選擇，或曰“社會文學”，主要是從社會的角度出發(fā)（并不是不寫個人），追究作品中的世界——如人物及其命運、社會及其演進、時代、歷史等等——的社會原因。一句話，其藝術思維線索是“因為有這樣的社會，所以有這樣的人”。（金岱：《個人·個性·個性文學》，見《江西大學學報》社科版1988年第3期）
藝術思維指向的“個人”選擇，或曰“個人文學”，主要是從個人的角度出發(fā)（并不是不寫社會），追究作品中的世界——如人物及其命運、社會及其演進、時代、歷史等等——的個人原因，也可用一句話概括其藝術思維線索，“因為有這樣的人，所以有這樣的社會”（同上）。
本文旨在從藝術思維指向的選擇層次來探討《金瓶梅》這部杰作的藝術價值與美學意義，以從另一個方面來再次確立它在中國小說發(fā)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重大貢獻。
二、與眾不同，《金瓶梅》的藝術思維指向選擇了“個人”
中國古代的文學，由于傳統(tǒng)的“興觀群怨”和“明道”“載道”功利思想的直接影響，由于創(chuàng)作者大都具有高度的社會“整體”意識和“國家本位”即“君本位”觀念，藝術思維指向從來都是以“社會”的選擇為上的。作品中，無論是褒貶揚抑，還是抒懷敘事，更多的是去追究情感的社會原因和成敗榮辱的社會責任。
屈原、杜甫是最有代表意義的作者，他們的詩篇是最典型的作品，甚至陶潛、李白這類為自潔而獨行的作者也不例外。
明（清）代大量的戲曲小說是在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加之理教的管制，同樣也是“社會文學”的作品。
《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等歷史演義和英雄傳奇小說在尋究人物的生死成敗之決定因素時，便把視線移到人物的周圍，移向社會，移向他人，并以此為原則去塑造人物，構思情節(jié)，規(guī)定結局。
所謂“既生瑜，何生亮”，“天命將盡”，“悠悠蒼天，曷我其極”；所謂“官逼民反”，“亂世造英雄”等等。
《西游記》作為神魔小說對神魔力量的揭示似乎較多地顯示了人物“個人”的作用因素，比如唐僧師徒取經(jīng)路上的艱難坎坷和離合成敗與他們各自的思想性格諸方面的關系，然而作品總體思維上依然是“社會”對“個人”的絕對強制與征服的關系。
九九八十一難和師徒們的成敗的最終原因不在于取經(jīng)人自身的作用和努力，而在于外界的失誤與幫助。
大鬧天宮極盡全力顯示了孫悟空的“個人”因素的作用，然而如來大佛一巴掌就壓了他五百年，這種結局并不是孫悟空個人行為所致，而是社會力量的強加。
《繡像西游記》
《金瓶梅》不同。雖然它也是寫了社會，而且展鋪了封建王權專制與小農(nóng)自然經(jīng)濟以及宗法倫理觀念嚴密包圍中的商業(yè)城鎮(zhèn)中的種種關系，然而這一切只不過是人物活動的環(huán)境，是人物命運的次要作用因素。它更多、更有意識地是寫了“個人”，寫了這些“個人”的生活軌跡，并把某個人的一切思想言行作為這個人生死成敗和榮辱興衰的決定因素。
《金瓶梅》“個人”藝術思維指向是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得到體現(xiàn)的，其中最突出、最鮮明者是西門慶、潘金蓮和李瓶兒三個主要人物。
以小農(nóng)自然經(jīng)濟、封建王權專制和宗法倫理觀念為前提，“商”一直是被壓抑受約束的，即使在明代，商業(yè)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發(fā)展，而且“官商”橫行，但在社會政治與觀念意識中，“商”與“官”依然存在著各種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體現(xiàn)在“行政管理一切”之中的封建官僚政治制度及其相應機構總是力圖置“商”于自己的絕對統(tǒng)治之下。
處于這種環(huán)境中的商人若只是被動地臣服于王權專制，要想發(fā)展甚至迅速發(fā)展自己的事業(yè)都是不可能的，若是激化與王權的矛盾可能連立錐之地也沒有。
在這種環(huán)境之中，商人必須作出自己的選擇，這種選擇當然決定商人自己命運和事業(yè)的成敗興衰。
本衙藏板
《金瓶梅》的作者在藝術思維過程中，正是把筆觸落在西門慶個人的選擇之上，再現(xiàn)了西門慶既不使自己成為王權的對立面，又利用一切機會不擇手段地去發(fā)展自己事業(yè)的道路，揭示了在同樣的社會作用環(huán)境之中，個人因素的決定性作用。
西門慶在事業(yè)上之所以取得了成功，而且是極大的成功，由一個普通的開生藥鋪的老板在五年內(nèi)迅速發(fā)展成一個遠近聞名又勾連了中央及地方各級官僚的大富商，主要原因并非社會條件的決定作用，而是他自己把握了社會條件，是他透視了官場，洞察了官與商、權與錢的關系，并不斷根據(jù)自己的分析調(diào)整自己的實踐。
他時時刻刻地主動向各級官僚“出擊”，人力、物力、財力，一切在所不惜。給他們好處的目的在于要他們?yōu)樽约嘿N金、解難、辦事，以賺到更多的錢。在環(huán)境突變的壓力下，他也能迅速采取退縮步驟，躲過風頭，然后重振旗鼓，再度開張。社會環(huán)境對他的影響卻成了他改變和利用社會環(huán)境的信息，進而變社會環(huán)境為自己所用的有利條件，盡管在改變和利用時不擇手段、不顧及手段的道德內(nèi)涵。
西門慶的成功，是他自己的行為所致。同樣，作者揭示西門慶的慘敗——死，也是他自己的行為所致。宿娼嫖妓好風流雖然是一種風尚，然而縱欲無度也是當時的倫理和人的生理所不允許的。西門慶極力追求無度縱欲，雖有社會影響（包括潘金蓮和應伯爵等人的作用），但主要原因在于他自己時時刻刻地去追求以“我”為中心的感官刺激。他如此宣告：
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奸了嫦娥，和奸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金瓶梅詞話》第五十七回）
西門慶的這段話歷來為評論者詛咒，指其為西門慶金錢萬能的市儈思想和荒淫之無度、狂妄之極端的宣言。我卻認為，這正是西門慶這個藝術形象“自我意識”最強烈的表露。有“自我意識”才會有決定自己言行取舍的思想言行。這也正是作者指明西門慶之死因為個人言行所致的點睛之筆。
我曾在《金蓮析》一文中談到潘金蓮的悲劇時寫道：“對于潘金蓮，一個如此貌美心靈的女子，一生受擺弄，遭蹂躪，被遺棄，成商品，卻又一直以此為自己的生活支柱，惟恐失去這一點點精神上的'享受’，并為此化盡心血，痛苦地去算計別人，又遭到身前身后的詛咒和謾罵?！保悥|有：《金蓮析》，見《江西大學研究生學刊》1987年第2期）
這也是我對作者在再現(xiàn)潘金蓮這個人物時所選擇的“個人”藝術思維指向的歸納。作者在寫潘金蓮嫁給武大之前的生活經(jīng)歷時都是概敘。原因有二：
其一，從結構與選材來說，這都是些不重要的只需簡略交待的情節(jié)，大可省筆；
其二，從藝術思維指向上看，潘氏此時期不過是個不成熟的少女，自我意識和決定自己行為的能力并不強，不合乎藝術思維指向的“個人”選擇，應該略寫。成為武大的老婆之后，她漸次成熟起來，已是一個個性極強，感情與性欲都非常旺盛的少婦，于是在作者的筆下，這個不懼環(huán)境，不拘倫理，極力以“自我”為中心的人物站立了起來。
如果我們不用道德規(guī)范和法律條文去判斷這個人物，而是從文學的角度，從作者藝術思維指向上去看這個人物，就可以發(fā)現(xiàn)，潘金蓮的幾乎所有的言語行動都是以“我”為基點的。
她有一句很響亮的話：“你只不犯著我，我管你怎的。”作者從自己的藝術思維指向出發(fā)，按照潘金蓮這個人物的思想、性格發(fā)展的規(guī)律寫出了中國古典小說中第一個獨特的我行我素的女主人公。
誠然，封建禮教、妻妾制度對潘金蓮的死負有重大責任，但是作者把她的悲劇的更大責任與直接原因放在她自己的所作所為之中。我們在作品的具體事件上，在真實的細節(jié)中可以看到，
潘金蓮思想上、性格上、行動上的每一步都是引導自己進入墳墓的臺階：不甘心就范于武大內(nèi)室→挑逗武松（不成）→私通西門慶→毒死武大→再嫁西門慶→為專愛而嫉妒和坑害他人→縱欲無度斷送了西門慶的性命→與陳經(jīng)濟私通→與吳月娘矛盾尖銳化公開化→被領回王婆家→誤“嫁”武松→慘死于武松復仇的刀口。
電視劇《水滸傳》潘金蓮人物劇照
“如果說，潘金蓮是一個以鮮明的個性去反對傳統(tǒng)而謀求自己生活目標的女人；那么，恰恰相反，李瓶兒更多的則是盡量把自己的個性淹沒在傳統(tǒng)的、大家庭需要的共性之中去順從環(huán)境而謀求自己生活目標的女人。”（《瓶兒這個女人》）我曾在分析李瓶兒這個女人在西門慶家中的生活時這般地去比較過潘金蓮和李瓶兒兩個女人。
當然，人物分析中的“個性”一詞并不能等于藝術思維指向中的“個人”（或“個性”——有的同志用“個性”一詞來為藝術思維指向命名，其意同于“個人”一詞），但我們?nèi)匀豢梢园选皞€性”同“個人”聯(lián)系起來，那就是：就個人來說，無論是堅持自己的獨特的個性，還是拋棄自己的個性，都是“個人”的選擇。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同樣把李瓶兒一生悲劇的決定因素追尋到她自己身上。
經(jīng)歷了梁中書家中是妾非妾和花子虛家是妻非妻的生活之后，成年的李瓶兒開始了自己的選擇。在有限的選擇機會之中她看中了西門慶。后來卻因西門慶出事，她不得不招贅了蔣竹山，使自己在進入西門慶家之前走了一段彎路。
《金瓶梅》插圖
李瓶兒有自己的生活理想，這種理想只不過是一個求得生存和做妻為妾的最起碼的要求。為了實現(xiàn)這種理想，她選擇了置花子虛于死地和驅逐蔣竹山的非常方式。
在進入西門慶家之后，她認為自己的理想實現(xiàn)了，于是對自己的性格言行作了一次轉折性的重新選擇，把自己曾有過的鋒芒削去，代之以委屈求存的溫柔敦厚和怨而不怒來規(guī)矩自己，企圖憑此永遠地守住這期待已久而實際上又是極其可憐和可悲的小妾生活。
然而結局卻恰恰相反。瓶兒的死，社會有責任，潘金蓮有責任，但是直接的、深層次的原因卻在于她自己對逆來順受的生存性格和方式的選擇。
《金瓶梅》“個人”藝術思維指向還表現(xiàn)在其他的眾多人物身上。吳月娘的長壽是她自己對“善”和“寡欲”選擇的結果，春梅的早夭則歸之于肆無忌憚的縱欲，孟玉樓、陳經(jīng)濟、應伯爵等人，其榮辱壽夭的主要原因也都在于他們自己各自的選擇。作者意在告訴讀者，任何人都是自己走完他的那段生活之路并選擇自己的結局。
三、《金瓶梅》獨特的“個人”藝術思維指向的成因
不可否認，作者創(chuàng)作《金瓶梅》的指導思想并沒有跳出傳統(tǒng)的“載道”“明道”和“興觀群怨”的功利框框，而且這種功利目的又染有當時三教九流的濃重色彩，這在作品的議論文字里隨處可見。作者的好友“欣欣子”在《金瓶梅詞話·序》中也揭示了這一點：
吾友笑笑生為此，爰罄平日所蘊者著斯傳，凡一百回。其中語句新奇，膾炙人口，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惡，知盛衰消長之機，取報應輪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終，如脈絡貫通，如萬系迎風而不亂也，使觀者庶幾可以一哂而忘憂也。
那么，為什么作者在藝術思維指向選擇上既與別的作品不同又與傳統(tǒng)觀念意識不同呢？為什么作者能從“個人”自身去尋找人物命運的決定因素呢？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自我”價值的初步覺醒的現(xiàn)實是作品藝術思維指向的生活成因。
明朝中葉，現(xiàn)實生活中已經(jīng)有一部分（盡管是很小的一部分）的人從封建“無私”或曰“無我”的重壓之下開始覺醒起來。
在城鎮(zhèn)市民中，尤其是在商人階層中，經(jīng)濟的發(fā)展已經(jīng)使不少人看到了金錢的能力和自己個人的價值，看到了那些在百姓面前道貌岸然、耀權揚威，滿口忠君倫理、一肚子財賄女色的官僚在金錢面前低三下四，乞相難堪，于是他們開始努力地憑借自己的金錢優(yōu)勢去改變自己的生活環(huán)境，樂度一生，而不是像自己的父輩或其他階層的忠臣順民那樣去順從苦難的命運和受制于扼殺人性的環(huán)境。
這種生活現(xiàn)實為作者在藝術思維中選擇“個人”提供了大量生活素材，啟發(fā)并推動作者對人的命運發(fā)展及其結果的決定因素作出與前人不同的深深思考。
《金瓶梅》連環(huán)畫
第二，作者在題材上的嶄新選擇是“個人”藝術思維指向的審美對象成因。
《金瓶梅》是我國第一部長篇世情小說，這就不僅規(guī)定了作者的審美活動中的審美空間是現(xiàn)實的，也規(guī)定了審美對象是現(xiàn)實的，從而限定了藝術思維的基礎首先是現(xiàn)實中的人，而不是可以任意褒貶增刪的歷史上的人物、理想中的英雄或虛幻里的神魔。
現(xiàn)實的人既具有社會屬性，也具有各自的個人屬性或曰自我屬性。作者完全可以以其中的一種屬性作為自己的藝術思維指向。加上剛才論及的第一成因和下面將論及的第三成因，作者選擇了“個人”屬性并因此構成獨特的藝術思維指向。
第三，作者自己的主觀意識是這種藝術思維指向的思想成因。
儒家傳統(tǒng)文化在分析“國家”與“個人”“君主”與“臣民”的關系時，強調(diào)“國家本位”“君主本位”，宣揚“個人”“臣民”對“國家”“君主”的無條件臣服與忠誠，僅僅只是在道德修養(yǎng)上強調(diào)個人的價值與意義，而道德修養(yǎng)又是以“國家”的整體利益、“君主”和長輩利益為本位的。
至于任何人的成功與榮耀，失敗與恥辱卻又同“個人”分裂開來，前者歸之于皇恩浩蕩和天時地利人和，后者則源之于運乖命蹇或是奸佞小人的破壞。因此，在人的命運和社會發(fā)展的軌跡上，儒家文化極少追究“個人”的價值和探討“個人”的意義。
《宋明理學史》
宋元以后，佛道兩家已開始向儒家看齊，以求立足與發(fā)展。但是各家仍堅持自己獨特的主張。
道家一方面主張超然于外，一方面又講究保身全命，這就不可能丟掉“個人”這個決定因素。
佛家一方面強調(diào)虛心修性，一方面堅持因果報應和輪回論，這一切也都是以“個人”為出發(fā)點和歸宿的。
縱觀《金瓶梅》一書中的人物、情節(jié)、細節(jié)、詩詞、評語、議論等，我們可以這樣說：
《金瓶梅》在藝術思維指向上選擇“個人”，其思想來源是作者主觀意識中對儒、佛、道三家觀念意識的不同選擇。在三家觀念中，作者對儒家僅擇取了其道德修養(yǎng)的“個人”價值觀，而對佛道兩家則是更多地融合吸收其基本主張，道家超然于外和佛家的虛心修性使作者不像別的作家那樣看重社會環(huán)境對人的命運的作用，道家的保身全命與佛家的善惡有報使作者看重“個人”的一舉一動在人的命運中的決定性意義。《金瓶梅》第一百回的終卷詩集中地展現(xiàn)了這一點。
四、《金瓶梅》“個人”藝術思維指向的意義和評價
我們不可能也不必去絕對地評判藝術思維指向的“社會”與“個人”選擇孰優(yōu)孰劣，這不僅是因為任何作品都不可能只有單純的一種選擇而只不過是更注重其中的一種罷了，而且也是因為“社會文學”與“個人文學”都有其不同的重要作用，它們并行不悖又互相補充、相互作用。
重在“社會”藝術思維指向選擇而創(chuàng)作出來的“社會文學”作品，以社會為起點與目的，力爭在深刻地揭示人物與社會的種種關系基礎之上強調(diào)社會條件對人物命運的決定作用，能幫助讀者更好地認識社會和歷史，引導人們關心社會，改造社會。
重在“個人”藝術思維指向選擇而創(chuàng)作出來的“個人文學”作品，以個人為起點與目的，盡力犀利地剖析“個人”自身，強調(diào)“個人’對人的命運和社會發(fā)展的價值與決定性意義，能幫助讀者進行深層次的個人自身的反思，認識“自我”，發(fā)現(xiàn)“個人”的力量，關心和尊重“個人”的價值與權益。
同時，又必須看到，“社會文學”過多，“個人文學”太少，往往會麻痹人們那根“自我”的神經(jīng)，逐漸地忘掉自己，只是一味地把反思的矛頭對準社會、對準環(huán)境條件、對準他人，永遠也不敢去、不愿去，也不能去正視自己。而“個人文學”過濫則會導致人們?nèi)ジ盍褌€人與社會的聯(lián)系，陷入不可自拔與極度自責或極度自傲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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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的是，在中國文學的長河之中，擁擠的幾乎全是“社會文學”，而“個人文學”可謂百年難見一，千篇難覓一。文學的這種藝術思維指向的偏斜，是仰視社會、君主，國家、整體的儒家文化導致的，而文學自身的這種偏斜，又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文化的偏癱。
在這種認識基礎上，我認為《金瓶梅》的藝術思維指向的選擇是獨特的，不僅獨特，而且為中國古典長篇小說開辟了一個藝術思維新天地，創(chuàng)造了新鮮的審美對象。
當然，正因為《金瓶梅》是古典長篇小說中第一部選擇“個人文學”的作品，所以，這種選擇又帶有極大的局限性和先天不足。
其中最為遺憾的就是思想來源并不是自覺的文學藝術理論，不是純文學的思考，而是來自于宗教觀念。這樣，也就使得對“個人”的剖析帶有濃厚的個人道德反省，強調(diào)“個人”的價值與決定性作用的目的在于棄惡從善。
但是正如我們正確地看待世界各種宗教在人類歷史上的不同作用一樣，決不會因為它們是所謂的“精神鴉片”而否定它們對人類文明及社會發(fā)展所作出的重大貢獻。
再者，宗教思想影響了作者的藝術思維指向的選擇，但形成后的藝術思維指向并不等于宗教思想。更何況，《金瓶梅》獨特的“個人”藝術思維指向畢竟首先在文學中突出地顯示出了“個人”的價值，又以此去反映當時現(xiàn)實中一部分人的“自我”意識，并第一次開始了在“個人”身上尋找生活、命運的決定因素，從而開創(chuàng)了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個人文學”。
本文作者 陳東有 教授
文章作者單位：南昌大學
本文獲授權刊發(fā)。文章完稿于1989年1月，1989年6月在江蘇徐州召開的“首屆國際《金瓶梅》學術討論會”上宣讀，收入1990年4月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本人專著《金瓶梅——中國文化發(fā)展的一個斷面》，后又收入2014年9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本人論文集《陳東有<金瓶梅>論稿》和2015年6月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的本人論文集《陳東有<金瓶梅>研究精選集》。轉發(fā)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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