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與“朕”的甲骨字形中，包含著非常重要的歷史信息，通過這些信息，可以幫助我們去認識在上古時代，人們對“我”的理解和定義。人人都是一個“我”，對“我”的理解和定義，實質上也是對人的理解和定義。這些理解和定義構成了中國文明的核心。因此，破解這個兩個字甲骨字形的歷史信息，對我們理解中國傳統(tǒng)文化，大有裨益。
在秦以前，“我”和“朕”是所有人都可用的自稱。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為彰顯自己的權威，接受李斯的建議，下令只有皇帝才可用“朕”。事實上，從甲骨字形所包含的信息看，“朕”和“我”的內涵是一致的，都極度謙卑。秦始皇的一道圣旨，把“朕”的內涵發(fā)生了180度的大轉向，由極度謙卑變成極度權威和專制。
現在逐漸興起的風氣是要復興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復興之前，首先要知道何者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國的歷史非常漫長，遠遠超過現代所流行的5000年的說法。即便是5000年，也非常漫長，期間發(fā)生了很多事，歷經了很多時代、朝代，出現了很多思想流派。顯然，我們不但把但凡在中國歷史中出現的東西都稱之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因此，首先我們要明確，歷史不等傳統(tǒng)。
既然歷史不等于傳統(tǒng)，那么我們必須要學會，要有能力去判斷和甄別，在中國歷史中出現東西，哪些屬于中國傳統(tǒng)，哪些不屬于中國傳統(tǒng)。在沒有能力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本質和內核進行把握之前，一個簡單和“傻瓜”的方法是，認定越古老的就是越傳統(tǒng)的，最古老的就是傳統(tǒng)的。
以“朕”字為例，“朕”成為皇帝的專稱只是秦始皇以后的事，“朕”字的權威、專制內涵也是自那以后才出現的。盡管這個事件發(fā)生在2200多年前，也非常古老，但是，我們決不能把“朕”字所包含的權威主義和專制主義看成是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我們必須向上追溯歷史，弄清楚“朕”字的最原始的內涵，那才是中國的傳統(tǒng)。
在秦以前，尤其是在三代，國君們的所有的自稱都是無比謙卑的，除了“朕”之外，還有象“寡人”、“孤”、“予一人”、“予小子”等。事實上，用謙卑的自稱指代自己，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傳統(tǒng)，不僅國君如此，普通老百姓也如此。國君的所有自稱也都是與老百姓共享的，不會禁止老百姓使用這些謙稱。因為本來就是謙稱，本來就是很謙卑的。如果禁止別人使用，那還是什么謙稱，還是什么謙卑。
“寡人”、“孤”就是孤家寡人的意思，與“予一人”等同。孟子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自稱“寡人”實際上也是自稱“無道”、“無德”，近乎自我羞辱。“予小子”的“小子”應該和小人等同，也是道德低劣的意思。這些詞語都好理解，唯獨“朕”，其實質內涵現在已經被徹底遺忘了，而只剩下秦始皇所賦予的權威和專制意義。
秦以后，皇帝自己不再用謙稱了，而只用尊稱，甚至威稱了，這是中國歷史的大變化。但是，老百對自己依然用謙稱，譬如稱自己為“在下”、“鄙人”，稱自己的老婆為“賤內”，稱自己的兒子為“犬子”，稱自己的房子為“寒舍”，等等。
事實上，原始含義消失的不僅是“朕”，“我”也如此。只是與“朕”的權威化不同，“我”字平常化、中性化了，其原始的謙卑的含義消失了，被徹底遺忘了。
從更長期的眼光看，西方的現代科學，其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倒不在導致物質生活的豐富、技術水平的提高，而是在幫助人們去發(fā)現和重新認識過去的歷史。通過對歷史的重新認識，反過來可以重新正確地認識當下，認識人自身。這主要體現在考古學上。而考古學是一個綜合性學科，其成就的取得是建立在其他學科就成的基礎之上，譬如化學。
但是中國的歷史卻與其他任何文明都不同，無論是目前依然存在的，還是已經消失的。中國的歷史不僅是最古老的，而且又是最連續(xù)的。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最古老最連續(xù)的中國歷史，一直又是都有記錄的。記錄中國歷史的工具可以統(tǒng)稱為“文”。
在甲骨文出現之后，“文”就是“文字”，而在甲骨文之前，“文”就是易經的八卦符號以及契齒文。從“文字”意義上而言，甲骨文是個全新的東西，但是從“文”的意義上而言，甲骨文并不新，而只是對其之前更古老的“文”的繼承和擴展，主要是對契齒文的繼承和擴展。
當下的學者，包括古文字學者，卻只注意到甲骨文之后的文字之文，卻忽略的甲骨文之前的非文字之文。于是將甲骨文看成一個全新的東西，把甲骨文說成什么象形文字。這樣一來，一開始就把準確理解甲骨文的道理封死了。對甲骨文中所包含的重要歷史信息視而不見。
甲骨文之所以重要，并不在甲骨文自身，而在其繼承的契齒文，這些契齒文或者直接被一些甲骨文字例所借用，或者成為一些甲骨文字例的關鍵結構。正是這些契齒文記錄了更遠古時代的歷史信息，這個遠古時代就是書契時代。“我”和“朕”都是書契時代的概念，唯有正確識別和理解了其甲骨字形中的契齒文，才能明白其真正內涵。
對中國之外的其他文明而言，考古學的成就體現在發(fā)現全新的歷史上。所謂的全新，就是沒有任何記錄的歷史。對中國文明而言則不同，我們不僅最古老、最連續(xù)，而且在文明伊始，我們就是有記錄的，記錄工具就是八卦符號和契齒文。八卦符號隨著易經一代一代被傳承下來了。但是獨立的契齒文卻隨著原始的木質書契的極度邊緣化，以及文字的出現，而徹底消失了。以致人們對其最終徹底失去了歷史記憶。
但是，獨立的契齒文的消失，并不意味著契齒文本身的消失。契齒文實際上通過兩個途徑被保存下來了。一個途徑是隱身于文字的字形中，尤其是在甲骨文字形中。仔細研究甲骨文字形，是可以識別契齒文，以及相關的書契時代的信息的。另一個途徑是，有一些契齒文在當時被刻在了陶器上，這些陶器后來被深埋在地下，現代考古挖掘又把它們挖出來了。
因為在文明伊始，中國就是有“文”的，有記錄工具的?！拔拿鳌币辉~本身就說明了這一點，“文明”、“文明”就是因“文”而“明”，“文明”出現的前提是“文”的出現。因為中國文明的歷史都是有記錄的歷史，只是對文字之前的文，我們已經無法對其正確理解了。盡管八卦符號隨著易經傳下來了，但是，歷經了如此漫長的歷史之后，現在我們對八卦符號的原初含義，也已經無法做到準確地理解。
中國文明的形成和純正保持時期，是在甲骨文之前的有“文”無“字”時代，不妨稱這個時代為書契時代。因此，要準確理解中國傳統(tǒng)，必須要準確理解書契時代。而要理解書契時代，必須準確理解對那個時代進行記錄的“文”，包括八卦符號和契齒文。
借助考古學所帶來的新的考古發(fā)現，則可以幫助我們去重新釋讀契齒文，重新釋讀八卦符號，這樣就可以重建書契時代的歷史。因此，對中國而言，考古學的重要價值并不在發(fā)現全新歷史，而是幫助重新釋讀前文字時代的“文”，重新釋讀八卦符號和契齒文。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們已經專門對“我”的甲骨字形進行了解讀。盡管“朕”字的內涵與“我”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卻是提供了另外一個視角。將兩者結合起來，能夠理解地更透徹。
“我”字甲骨字形是左右結構，左邊是一個左開口E字符，右邊是一個伸出雙手，將左開口E字符牢牢拿住。左開口的E字符是一對書契左契齒文，代表左契。因此，甲骨文“我”字就是一個手持左契的人。
在書契機制中，左契是債務人，或類債務人所持有，右契為債權人，或類債權人所持有。所以，“我”的含義就是一個欠債人?？梢韵胂笠幌拢粋€債務人與其債權人相遇或相處，債務人當然要保持謙卑。
“朕”的甲骨字形也是左右結構。左邊是舟，右邊是捧著一根豎線的雙手。在現代漢字中，右邊的部分已經演變成“關”。事實上這個結構不僅在其他一些字的字形中存在，譬如，媵、送、券等，而且還在甲骨和金文中獨立成字。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已經花了很大篇幅來專門討論這個問題。這個結構現在通常叫做卷子頭，即“”。（請參考公眾號道義社會）
李學勤教授把釋讀成“祼”?！暗悺笔且环N祭祀儀式，就是手捧書契，敬獻神靈。雙手所捧的那跟豎線，可以釋讀成“干”或“章”，這兩者和都可以指代書契。“干”更強調書契的物理形態(tài)和材質，而“章”則是在最后一根橫線上加畫圓圈的完整的契齒文，圓圈的作用是加密。
所獻給神靈的，是書契之右契，其專屬名稱是“關”。祼祭就是將關獻給神靈。實質上就是給神簽訂書契關系，讓神做債權人，自己做債務人。把右契送給神，自己當然就是左契持有者，就是債務人。因此，“我”和“朕”都是債務人的意思。
在書契時代，人們自稱“我”、“朕”，自稱債務人，實際就是保持謙卑，讓自己以債務人的姿態(tài)去與人相處，去面對世界。
老子說：“圣人執(zhí)左契”，也是這個意思。只是到了老子所處的戰(zhàn)國時代，“我”和“朕”的執(zhí)左契含義可能已經淡化，甚至消失了，因此，老子把執(zhí)左契推尊為“圣人”之事。其實在更古老的書契時代，普通人也是堅守執(zhí)左契的姿態(tài)的，“我”和“朕”中就包含了這個含義。
當然，書契的內涵遠遠超越經濟財務意義，其本質在誠信和道義?！皥?zhí)左契”的實質意思是，要保守誠信，踐行道義，即要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水準。
“朕”甲骨字形左邊的舟，代表行，即執(zhí)行、踐行，實際上可用行字旁代替，后來演化成“月”是錯誤的?！半蕖钡恼w含義就是象一個執(zhí)左契者一樣行事，即要努力去誠去義。
《中庸》說“率性之謂道”，還說“誠者，天之道”，因此，“誠”、“率性”、“道”三者是等價的?！奥市浴本褪前醋约旱谋拘谋拘匀プ鍪?。因此，道德的內核在“率性”上。率性就是“誠”，就是“真”，不率性就是欺，就是偽。
最終而言，“我”“朕”二字的執(zhí)左契，實質就是提醒自己，自己的道德水準還很低，還不夠“率性”，還不夠“誠”，不該不斷努力，做的更好。（DYH：道義社會）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