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規(guī)模點映之后，《我不是藥神》的豆瓣評分達到了9.0的高分，從現(xiàn)在探討的熱度來看，等影片在7月5日正式上映之后，再漲也不是沒可能。
而在本世紀里，豆瓣評分超過9分的華語電影只有《鬼子來了》《無間道》，所以9.0分意味著《我不是藥神》在分值上，超越了王家衛(wèi)和楊德昌的全部作品。
不過我們都清楚，這當然不是說它的經典性能夠和那些金石名山的殿堂作相比，但這個超高的分數(shù)，也毫無疑問體現(xiàn)了觀眾對國產電影難得有擔當?shù)墓膭睿约皩Α段也皇撬幧瘛纷h題深切認同的心情。
許多人都在討論《我不是藥神》的現(xiàn)實性。
看不起病，這是幾乎會引發(fā)所有人共鳴的一個尖銳又刺痛的現(xiàn)實問題，任何國家任何形態(tài)的醫(yī)療系統(tǒng)，都會存在看不起病的人。日常生活中，我們普羅大眾也總會有「看病好貴」的感受。這指向個人。
在這之外，新藥準入的問題，也指向了更加尖銳的，更讓普通人有無力感的，某種制度缺陷帶來的社會問題。這指向體制。
所以，仿制藥這一題材先天具備了某種能夠引發(fā)共鳴、共情、帶來話題性的特質。
不少人都會用，我們總算拍出了《熔爐》《摔跤吧！爸爸》這樣的形容來定位《我不是藥神》，也的確如此，它就和這些曾經打動我們的電影一樣，既指向現(xiàn)實，又有著類型電影那種讓我們能迅速置身其中的成熟流暢。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我不是藥神》為國產商業(yè)電影帶來了一種全新的敘事策略，它不再像我們當下所流行的那些娛樂化的故事，去講述一個抽離了社會現(xiàn)實與社會問題的戲劇性故事；而是更多以類型敘事的方式，作為一個關口，切入了當代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在全面娛樂化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中，轉向了社會現(xiàn)實中艱澀、苦痛的部分。
《我不是藥神》改編自真人真事，主角原型是被稱為「中國藥神」「藥俠」的陸勇。但《我不是藥神》并不是一部現(xiàn)實主義電影，而是一部現(xiàn)實題材的類型電影，這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區(qū)別。
第五代、第六代的作品中，不乏對現(xiàn)實有著深切思考的藝術電影。但當下的商業(yè)類型創(chuàng)作，往往與社會現(xiàn)實脫節(jié)，無意去觸碰或者思考社會問題。
在這一點上，韓國商業(yè)電影遠遠走在了前面，《熔爐》《辯護人》這些作品，都是在類型的框架中處理一個個尖銳的、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社會向更好的方向轉變。或者是近幾年的印度商業(yè)電影，也與社會現(xiàn)實有著緊密的關聯(lián)。
現(xiàn)在，中國商業(yè)電影終于走出了這一步。
從這個層面看，《我不是藥神》非常有勇氣。
不過，我們在看到它的勇氣的時候，也應該思考，它現(xiàn)在這么火，僅僅是憑勇氣嗎？
很多電影都不缺乏勇氣，我認為《我不是藥神》更可貴的，是擁有智慧和專業(yè)精神。
一、用「情」面對殘酷的社會議題
與藝術電影的現(xiàn)實表達不同，類型敘事策略，就是要將復雜的社會議題與社會現(xiàn)實，轉化為一個清晰、簡單、具有戲劇性的類型故事。以高度的戲劇性、起承轉合的敘事結構、功能性的人物，來呈現(xiàn)混沌、曖昧、無解的社會現(xiàn)實與社會問題。
也因此，會有一種對于現(xiàn)實題材類型電影的詬病，認為類型敘事會隔絕了對社會現(xiàn)實真正深層的思考，使得電影成為觀眾的鴉片。
我并不認同這種觀點，類型敘事固然在某種程度上簡化了社會現(xiàn)實，但卻不見得是對社會現(xiàn)實的遮蔽，而是以更容易被受眾接受的方式，進行更有效的、更廣泛的傳播。
《我不是藥神》以類型敘事的方式凝縮、抽象地呈現(xiàn)社會現(xiàn)實，而不是對于社會問題進行一種深度的、客觀的、社會學式的討論，也無意深入呈現(xiàn)社會現(xiàn)實復雜、曖昧、混沌的一面。
如果想對影片中的原型社會事件有多角度、多面向的深入思考，可以去看《三聯(lián)生活周刊》對陸勇的報道，或者是《GQ》雜志那篇頗有爭議的報道《令人生疑的「中國藥神」》，又或者是一些社會學著作對于社會制度、醫(yī)保體系的探討。
但抱歉，我并不認為這些思考是一部類型電影應該承擔的。
《我不是藥神》的目的，或者說訴求，是以這一最貼近當代社會現(xiàn)實的題材，讓觀眾因感同身受而被打動，而不是讓觀眾去理性深入思考這一社會現(xiàn)實具備的復雜性與無解性。
如果要嚴肅客觀的討論印度仿制藥是否合理，情與法的兩難選擇其實是一個無解的難題。情是人命關天，是影片中徐崢的臺詞「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法是仿制藥本身在專利層面、法規(guī)層面存在的問題。
生命權當然大于專利權。但這兩種其實是互相依存，同時又存在矛盾的。如果以生命權的理由去忽視專利權，那么從長遠來說，可能對于以后更多患者的生命權，也是某種潛在傷害。畢竟一種新藥的研制，需要耗費大量的科研人力與經費。如果專利權不能得到保障，就很難支持醫(yī)藥公司去開發(fā)研究新的藥物，拯救更多人的生命。這其實是一個無解的難題，其中的道德倫理困境是非常復雜的、非常殘酷的。
看不起病，這一社會問題包含多種復雜的原因，比如社會結構（貧富差距）、社會制度（醫(yī)保體系以及新藥準入的問題）、法律法規(guī)（仿制藥的專利問題）、商業(yè)利益等。
但在《我不是藥神》這樣一個類型故事中，必然要以情為主，弱化這一社會問題中法與理的合理性。同時，還需要將這一復雜難解的社會問題，經過嚴謹且巧妙的敘事，轉化為一個二元對立的模式。
這種對現(xiàn)實題材的類型化表達，就全然不同于相同題材的《達拉斯買家俱樂部》。
《達拉斯買家俱樂部》
同樣是講述一個患者從買藥自救到賣藥救人的故事，《達拉斯買家俱樂部》對于社會現(xiàn)實、社會制度、人性的復雜、曖昧，有一個更模糊但卻更深層的現(xiàn)實主義表達。
能意識到這些不同，是《我不是藥神》的智慧之處；而能實現(xiàn)這些不同，則是要憑借專業(yè)的電影創(chuàng)作功底，才能做到的事。
二、每個人物都代表一種群體
雖然改編自真人真事，但《我不是藥神》并不是對熱點事件的一次簡單搬演，雖然陸勇與「天價藥」事件本身就具備強烈的故事性和感染力。
《我不是藥神》作為商業(yè)類型電影，確實對社會現(xiàn)實進行了某種簡化，只不過，這是對社會議題在制度、人性的復雜性上，進行一種非此即彼的簡化。
相對的，在影片敘事層面，影片一點也不簡單，而是經過精心、復雜的敘事建構，盡可能將這一社會議題的多個層面呈現(xiàn)出來，這主要體現(xiàn)在人物設置上。
主角的原型陸勇，自己就是慢粒白血病的患者，買藥的初衷是為了救自己的命，之后也主要是傳播宣傳這種印度仿制藥，而不是自己大量買賣。
電影中，主角被改成了徐崢飾演的印度神油店老板程勇，一個平凡的底層小人物。他開始是為了賺錢給父親做手術，后來經過一系列事件，轉變成為無私救人的民間英雄。
從原型人物（自救的病患）到影片主角，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改編。
如果主角是自救的病患，也許更能引發(fā)觀眾對主角的同情，但卻無法使觀眾獲得共情。一個本身不是病患，開始也只是為了自身利益的普通人，才能使觀眾產生共情，進一步對他的行為有認同感，而不是簡單的同情。
另外，如果主角本身是病患，那么他從自救到幫助同病相連的病友，這一轉變其實有些太過順理成章，幾乎是想當然的選擇，給觀眾帶來的情感沖擊，顯然遠遠不如一個自私、置身事外的小人物，轉變?yōu)橐粋€無私、近乎圣人的英雄，來的更強烈、更感人。
程勇的人物塑造，也是典型的類型電影中從普通人成長為英雄的人物軌跡。
影片中四個配角的塑造，也經過精心復雜的人物設計。
從人物功能性來說，四個配角是程勇的幫手，在共同組建的團隊中，每個人都承擔不同的功能。程勇是凝聚團隊的核心人物、劉牧師是溝通生意的智囊、黃毛是體力擔當、劉思慧負責情感溝通，既有些接近戲曲中的生旦凈末，也是好萊塢類型電影中執(zhí)行任務團隊的標準搭配，相當專業(yè)。
在敘事層面，四個配角的加入，也使賣仿制藥這件事更有說服力，更能獲得觀眾的認同。如果說，程勇因為經濟困難選擇賣藥，只是使賣仿制藥這一行為具有合理性（自身利益），但無法在情感上獲得所有觀眾的認同。那么，這四個配角，則從情感到道義再到宗教的大愛等各個層面，加強了這件事的合情性。
其中，呂受益（王傳君飾）為了救自己、劉思慧（譚卓飾演）為了救女兒（親情）、劉牧師是為了救教友（宗教）、黃毛是為了救用不起藥的窮人（公義）。雖然他們因不同理由加入這個團隊，但無疑形成了一個更有感染力、說服力的情感共同體，從多個層面達成賣藥這件事的合情合理，并感動觀眾。
而對立方的設置，也是巧妙地在現(xiàn)實考量與情感訴求上，找到了一個折衷的方式。用三組全然不同的人物，作為程勇的對立方，分別代表制度層面、經濟層面與道德層面，用一種相當智慧的方式，呈現(xiàn)了仿制藥這一問題的復雜性。
首先是執(zhí)法人員。因為程勇賣走私藥品，確實違反了國家法律法規(guī)，所以現(xiàn)實中的對立方應該是國家執(zhí)法人員。但是，因為救人具備的正義性，使對立方又不能明確是警察。因此，將警察分為兩部分，下達命令的局長（代表國家法規(guī)）要求追查仿制藥，而執(zhí)行任務的隊長曹斌（周一圍飾演），則從一開始就有些動搖（認同仿制藥），到后來支持、同情程勇。曹斌作為執(zhí)法人員，對仿制藥能夠救人的認同，在某種程度上就消解/調和了賣走私藥的程勇與執(zhí)法機關的對立。
其次是瑞士醫(yī)藥公司。在現(xiàn)實中，瑞士醫(yī)藥公司是研制出關鍵性新藥物、治愈重要疾病的良心企業(yè)，絕不是黑心無良的奸商。但看不起病、吃不起藥，這一現(xiàn)實中很難解決的社會難題，在電影中，總要設置一個明確、實在的發(fā)泄對象。讓看不起病的憤怒情緒，得到最便捷的發(fā)泄。于是，瑞士醫(yī)藥公司的國內代理，就成了程勇團隊的對立面，瑞士醫(yī)藥代表（李乃文飾演）這一角色，雖然在故事中沒做什么傷天害理的事，但從人物形象到出場方式，都被塑造為一個陰險冷酷的反派。
最后是賣假藥的藥販子。對于生病的老百姓而言，帶來最嚴重傷害的，就是假藥販子，這些無良騙子可以最大程度上直接激發(fā)觀眾的憤怒。因此，影片設置了一個絕對的反派，冒充院士招搖撞騙、唯利是圖、喪盡天良的假藥販子。程勇一度放棄賣藥，這一敘事轉折，就是由假藥販子的惡意破壞帶來的。
在人物功能上，藥販子作為反派人物承擔了更多敘事功能。藥販子賣假藥，是違法行為，程勇賣走私仿制藥，同樣也是違法行為。但兩種違法行為，一種是為了掙黑心錢而謀財害命，一種是為了救人命而鋌而走險，用前一種的壞來反襯后一種的好，這就使程勇的違法行為，變成了正義之舉。當救人命/害人命成為一組二元對立的存在，就確立了救人命的正義性與合法性。而讓觀眾自然忽視了程勇賣藥這一行為的灰色部分（違法走私、侵犯專利）。
這三組反面人物，體現(xiàn)了創(chuàng)作者是如何按照商業(yè)敘事的類型策略，將一個難解的社會現(xiàn)實，轉化為二元對立的類型敘事模式，同時又在類型框架中，盡可能保留仿制藥這一社會問題的各個不同層面。
在一部商業(yè)電影中處理嚴肅的社會議題，其實并不簡單。
它一方面需要保留社會問題的尖銳，點出那些長久以來可能被我們忽視的病灶；一方面又不能將現(xiàn)實作為假想敵、囿于純粹的社會思考與社會批判。
這也就意味著它們必須適當簡化社會現(xiàn)實，讓故事變得清晰；同時又要盡可能保留現(xiàn)實的棱角與層次，讓現(xiàn)實呈現(xiàn)為現(xiàn)實該有的樣子。而《我不是藥神》中那些法理與情理、生命權與法律間的矛盾，就是在經過了這種處理后，最能讓人感同身受的部分。
《我不是藥神》把一個我們在內心偷偷回避的問題赤裸裸攤開（畢竟生大病是人生的小概率事件），讓每個旁觀者都感受到徹骨之痛，從而再也不能自欺欺人地說那是別人的事。這就是電影為億萬人創(chuàng)造的同理心，也是影片最大的社會意義。
而《我不是藥神》超越那種「魯莽的正義感」的高明之處，是它既尖銳，又圓滑，這令它站在了和現(xiàn)實世界同等的高度上，非有絕大智慧無法辦到。所以這些年勇敢的中國電影或許還有不少，但既勇敢，又如此聰明的，幾乎就絕無僅有了。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