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沁律師（上海中夏律師事務所）疫情期間看了《對抗式刑事審判的起源》這本書，作者是蘭博約（John H. Langbein），耶魯大學法學院法學與法律史斯特靈講座教授。這本書從歷史視角探討對抗式刑事審判模式是如何逐步在英格蘭確立的，主要參考《老貝利法庭審判實錄》及其他18世紀的小冊資料，涉及諸多冷門知識。有些制度從現(xiàn)代人角度來看非常奇怪，甚至匪夷所思，但可據(jù)此一窺那個年代法律人的思維方式以及思想轉(zhuǎn)變的過程。
1.伊麗莎白和詹姆一世時代（1558-1625），即使是被判死刑的重罪案子，地方巡回法庭的平均審判時間為15到20分鐘。到了18世紀中期，平均審判時間略微延長，大約為半小時。如此快速審理案件的危害可想而知。 筆者曾于2019年在香港高等法院觀摩刑事案件庭審，一起普通的販運危險藥物罪，光甄選陪審團就花了一個上午，正式庭審更是要持續(xù)多日。我國的速裁程序、簡易程序案子的審理時間非常短，差不多15到20分鐘可以審結(jié)，但普通程序案子的審理時間就會久得多，根據(jù)案子的難易程度不同，需要幾小時甚至幾天?？赡芘刑師o期徒刑、死刑的案子只能適用普通程序，所以審理時間絕不會短。2.當時英格蘭不存在控辯交易。控辯交易是控方和辯方所作的妥協(xié)——控方避免一次耗時費力的審判；被告放棄訴訟權(quán)利，換取從輕量刑。但鑒于當時審判簡短迅捷，控方?jīng)]有進行交易的動因，被告也沒有交易的籌碼。目前英國的訴辯交易比例在87%左右，美國則達到95%-96%，在英美法系國家，絕大部分案件是通過辯訴交易方式處理。我國現(xiàn)有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形式上類似訴辯交易，但本質(zhì)還是存在區(qū)別，本文不做贅述。3.17世紀初或更早，在英格蘭刑事訴訟中有這樣一個原則：在輕罪案件中允許律師代理被告，但可能判處死刑的重罪案件卻禁止辯護律師代理。到了18世紀，人民仍認為，禁止辯護律師有利于被告。因為如果被錯誤起訴，被告可以通過直觀而無辜的反應洗刷自己的冤屈。法學家斯湯福德、普爾頓、霍金斯都認為：被告抗辯時不能獲得律師幫助，因為他對被控事實對了解要勝過任何律師。被告可以像最好的律師一樣為自己辯護。但法學家們忽視了一個事實：這些人很少在大庭廣眾之下說話，卻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處在聚光燈下，要在一個陌生的場景中面對聽眾；這些人大多數(shù)滿身污垢，食不果腹，而且往往疾病纏身；他們通常很難對控方證據(jù)提出有力的交叉訊問或質(zhì)疑。現(xiàn)在各國普遍認為獲得律師辯護權(quán)是人們的基本權(quán)利。聯(lián)合國《公民權(quán)利和政治權(quán)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三款規(guī)定：'在判定對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時，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資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證：（乙）有相當時間和便利準備他的辯護并與他自己選擇的律師聯(lián)絡。'聯(lián)合國《關(guān)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1條規(guī)定：'所有的人都有權(quán)請求由其選擇的一名律師協(xié)助保護和確立其權(quán)利并在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為其辯護。'4.與現(xiàn)行的'審前羈押為例外'制度不同，16至17世紀，重罪被告人的審前羈押是例行，且審前羈押條件極差。1755年3月，紐蓋特鑒于爆發(fā)'囹圄熱'瘟疫，導致五分之一的候?qū)徬臃杆烙诜敲?/strong>現(xiàn)如今，在英國，被逮捕的被告人中有83%的人獲得了保釋，在提交刑事法院處理的案件中有78%的人獲得了保釋；在美國，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受理的案件中約有74%的被告人被批準保釋。庭審前的保釋是權(quán)利，只有不符合法定條件而且經(jīng)過法定機關(guān)批準，才能予以剝奪。例如英國的保釋制度設置列舉了不可適用的三種例外情形：一是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犯罪嫌疑人不會按照要求的時間出庭；二是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犯罪嫌疑人可能進一步犯罪；三是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犯罪嫌疑人會威脅、干擾、傷害證人，妨害司法程序正常進行。相比較而言，我國目前的司法實踐還是以逮捕羈押為常態(tài)，取保候?qū)彏槔狻?/section>5.'排除合理懷疑'的刑事司法舉證制度直到18世紀末才完全形成，在此之前，被告人也負有舉證責任，當時人們的觀點是'假如他無罪，他就應該能夠通過對控方證據(jù)反駁的質(zhì)量和風格，向陪審團加以證明。'例如發(fā)生在1739年的一件盜竊案，被告抗辯說'我不是賊。'法官說：'那你得證明。'現(xiàn)代社會奉行的是疑罪從無，被告人不需要證明自己無罪且享有沉默權(quán)，但被告人一旦放棄沉默權(quán)進行陳訴時，就必須接受來自于控辯律師的交叉詢問，就其中的細節(jié)問題不能行使沉默權(quán)。沉默權(quán)的進一步延伸是'任何人無需自證其罪'，聯(lián)合國《公民權(quán)利與政治權(quán)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三款規(guī)定：'在判定對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時，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資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證：(庚) 不被強迫作不利於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我國立法也經(jīng)歷了從'疑罪從輕'到'疑罪從無'的過程。6.1702年前，控方證人可以宣誓，辯方證人不能宣誓，因此辯方證人的可信度比控方低。1702年后，辯方證人可以宣誓作證，但被告依然不被允許宣誓，表面上是避免其為了自我辯護而違心作證，實質(zhì)上降低了被告證言的可信度，陪審團難以信任被告。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1898年才改變。我們常在美劇中看到被告人坐上證人席宣誓的場景，法官問他們：Do you swear to 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so help you God?證人回答：I do.7.基于'禁止辯護律師'原則，訴訟制度要求法官主動審查刑事起訴中的法律漏洞，法官成為被告的律師。法官確實會介入事實問題、幫助被告，但法官不會對交叉詢問進行細致準備，也不會帶著辯論提要上庭，并且當法官不相信被告或其證人的陳述時，會貶低其人格。到了17世紀70、80年代，受制于王權(quán)的法官們在叛逆案中表現(xiàn)出對被告的偏見激起各階層的不滿，法官們自己也知道'他們背叛了可憐的當事人，以取悅更優(yōu)質(zhì)的客戶——國王'。逐漸人們形成一種認識，即叛逆案中，法官不可能在原被告之間無偏無倚，因此法庭不能充當辯護律師，這一認識直接推動了制定1699年《叛逆罪審判法》。1696年《叛逆罪審判法》首次對于'重罪案件禁止辯護律師制度'作出重大突破，辯護律師可以為重罪案件的被告提供幫助，但僅限于叛逆罪。叛逆是指策劃或?qū)嵤⒑?、或發(fā)動武裝叛亂的行為。在貴族時代，叛逆基本上是富人才能犯的罪行，《叛逆罪審判法》的起草者們制定上述程序性保障，很可能只是為了保護自己。他們沒有料到，辯護律師在若干年后會擺脫叛逆罪的束縛，進入所有刑事審判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