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7-14 盧華語 載《〈全唐詩〉經(jīng)濟資料輯釋與研究》甲編 點擊: 3166
一
從杜甫的夔州詩看唐代夔州經(jīng)濟
載《〈全唐詩〉經(jīng)濟資料輯釋與研究》甲編
盧華語 主編
杜甫在夔州(治今重慶市奉節(jié)縣)寓居兩年多(765.9—768.1)，留下各種體裁的詩篇凡430余首，約占現(xiàn)存杜詩的1/3，是杜甫一生的高產(chǎn)期。杜甫的夔州詩，題材廣泛，內(nèi)容豐富，本節(jié)不擬全面探討，僅對詩作所涉及的物產(chǎn)、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商業(yè)及交通等經(jīng)濟史料試作分析，來考察當時的夔州經(jīng)濟，以為剖析唐代重慶經(jīng)濟開發(fā)提供實證。在唐代，夔州是重慶的政治、經(jīng)濟中心，它的經(jīng)濟狀況應當是有代表性的。
一
杜甫的夔州詩，記述當?shù)匚锂a(chǎn)上百種，計動物48，植物19，農(nóng)產(chǎn)品29，手工業(yè)產(chǎn)品9。在上百種物產(chǎn)中，大多數(shù)為原生產(chǎn)品，人工產(chǎn)品技術含量少，附加值不高，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夔州的商品和經(jīng)濟結構狀況。
夔州詩中的物產(chǎn)，又以動物為大宗。野生有猿、虎、豹、熊、羆、鹿、麋、麝、兔、雉(山雞)、黃魚等；家養(yǎng)有牛、羊、豬、雞等。野生動物中的熊、羆、山雞用作充貢
[1]，顯然這幾種動物是當?shù)氐奶厣锂a(chǎn)。然而在杜甫筆下寫得最多(凡10余次)、更值得重視的則是虎。
據(jù)《杜工部年譜》載，杜甫在夔州曾在6處住過：云安(今云陽縣)城中、夔州城中、西閣(亦在城中)、赤甲、瀼西、東屯。
[2]6處住所3在城內(nèi)，3在郊外，但無論在城內(nèi)還是在城郊，杜甫都有關于猛虎活動的描述。
“冬熱鴛鴦病，峽深豺虎驕。”
[3]“人虎相伴居，相傷終兩存。”
[4]這是永泰元年(765)秋，杜甫在云安寫該縣“文禽偏病，猛獸偏驕”
[5]、“人虎雜居”
[6]的情景。
“腥至焦長蛇，聲吼纏猛虎。”
[7]“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群。”
[8]這是大歷元年(766)杜甫住夔州城中時，秋日天旱，民俗燒山擊鼓祈雨，在城內(nèi)都能聞到大蛇燒焦的氣味，聽到猛虎受困的吼聲；是時城中缺水，杜甫遣仆人入山引泉水，阿段勇穿虎豹成群之區(qū)，無所畏懼，杜甫特作詩予以褒獎。這年冬天杜甫又有詩述夔州景物，稱他住在城中往往“歲月蛇常見，風飚虎或聞。”
[9]大歷二年(767)春，杜甫遷居赤甲；三月，遷瀼西。“赤甲、瀼西，皆在奉節(jié)縣北30里。”
[10]他有詩稱這里是“人煙生僻處，虎跡過新蹄。”11 “虎穴連(滿、遍的意思，不作連結、連續(xù)解)里閭，提防舊風俗。”
[11]人煙僻，是說居民很少；虎跡新，則是說虎豹甚多，常在這一帶出沒；而虎穴遍布村落，不時“昏里唐突夔人屋壁”
[12]，杜甫不得不遣仆人上山砍樹，按照當?shù)厝说牧晳T，列樹為墻，以防虎患。
大歷二年(767)秋，杜甫移東屯，離城只有5里
[13]，又有詩云：“泥留虎斗跡，月掛客愁村。”
[14]猛獸相斗，多為爭食；虎斗留跡，亦表明此地有虎為數(shù)不少。因此，杜甫在東屯時常“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
[15]杜甫在夔州數(shù)次遷居，到處都有虎豹橫行，他不勝感嘆“於菟(虎的別名)侵客恨，粔籹作人情。”
[16]“楚江巫峽冰入懷，虎豹哀號又堪記。”
[17]由上可見，唐代夔州無論是云安，還是奉節(jié)離城幾里之遙的近郊都有成群結隊的虎豹出沒；近郊如此，深山老林當更為甚。唐代夔州轄奉節(jié)(上縣)、云安(上縣)、巫山(中縣)、大昌(下縣)4縣，奉節(jié)、云安尚多虎，巫山、大昌地處山區(qū)，又屬中、下縣，這自然更是虎豹棲身之地。
虎豹是食肉動物，以森林中的各種小動物為食，必須有相當面積的森林，才能為虎豹提供足夠的食物資源，故成群結隊虎豹出沒之區(qū)必有大片森林，否則虎豹就無法生存；而在城市近郊即有大面積森林的存在，則表明耕地墾殖有限?！度A陽國志》卷1《巴志》載古老歌謠云：“川崖惟平，其稼多黍。”“野惟阜丘，彼稷多有。”這說明巴地主要是旱地農(nóng)業(yè)，作物種植在“川崖”(河谷臺地)和“阜丘”(淺山)，看來這種狀況到唐代也沒根本改變；從前引杜詩對虎的記述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在“川崖”和“阜丘”也仍然是隨處林地，已開發(fā)的不過是若干大小不等的居民點而已。唐代夔州農(nóng)業(yè)開發(fā)的這種態(tài)勢與當時該州的人口分布正相吻合。據(jù)翁俊雄先生考證，就是在唐鼎盛時期，夔州每平方公里也只3.89口，這不僅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就是在山南道也屬低水平(山南道平均每平方公里7.08口)
[18]，無怪乎他十分感慨，稱自己是“養(yǎng)拙干戈際，全生麋鹿群。”
[19]顯然，地廣人稀，制約了農(nóng)業(yè)規(guī)模的擴展。古代社會，以農(nóng)立國，農(nóng)業(yè)是社會經(jīng)濟的主體，農(nóng)業(yè)發(fā)展緩慢，整個社會經(jīng)濟滯后則是必然。
[1][1]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40《地理》4，中華書局1975年2月版
[2]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中華書局1979年10月版
[3]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229《又雪》，中華書局1960年4月點校本
[4] 《全唐詩》卷221《客居》
[5] 《杜詩詳注》卷14《又雪》
[6] 《杜詩詳注》卷14《客居》
[7] 《全唐詩》卷221《火》
[8] 《全唐詩》卷229《示獠奴阿段》
[9] 《全唐詩》卷230《南極》
[10] 《杜詩詳注》卷19《入宅三首》注
11 《全唐詩》卷230《復愁十二首》
[11] 《全唐詩》卷221《課伐木并序》
[12] 《全唐詩》卷221《課伐木并序》
[13] 《杜詩詳注》卷15《夔州歌十絕句》其六注
[14] 《全唐詩》卷229《東屯月夜》
[15] 《全唐詩》卷230《秋峽》
[16] 《全唐詩》卷231《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17] 《全唐詩》卷222《前苦寒行二首》之一
[18] 翁俊雄《唐鼎盛時期政區(qū)與人口》第209頁，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9月版
[19] 《全唐詩》卷229《暮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
二
夔州詩中有關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農(nóng)產(chǎn)品的凡70余首，涉及畬田、水田、糧食作物以及水果、蔬菜等，而最需注視的是：
1．畬田。杜甫夔州詩直接提到畬田的僅3首，數(shù)量不多，但傳達的信息卻頗有價值。
3首涉及畬田的詩，其一曰：“煮井為鹽速，燒畬度地偏。”
[1]述社會生產(chǎn)，特舉“煮井”和“燒畬”，說明二者各自在夔州手工業(yè)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度地偏”，《杜詩詳注》卷19注：“言不遺僻壤也。”這是說凡是能耕種的地方都成了畬田，顯然畬田在夔州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中占有主體地位。其二曰：“瓦卜傳神語，畬田費火耕。”12這是記當?shù)亓曀?，可?#8220;畬田”和“瓦卜”一樣，在夔州都極為普遍，不說每家每戶，至少是絕大多數(shù)夔民賴畬田以為生。其三曰：“斫畬應費日，解纜不知年。”12這是杜甫遷居東屯時，想到自己返鄉(xiāng)無日，也決定向夔民學習費些時日用于“斫畬”。以上所云“燒畬”、“畬田”、“火耕”、“斫畬”都是一回事，從不同角度述說一種原始粗放的耕作方式，這種耕作方式成為夔州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主體，從一個角度反映了夔州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滯后。
“畬田”墾殖多在山上，故在杜甫詩中有時又稱“山田”。
[2]王維詩云：“種田燒白云，斫漆響丹壑。”
[3]劉禹錫亦有詩云：“何處好畬田，團團縵山腹。”
[4]這都表明畬田墾殖多在高山。前引《華陽國志》載古老歌謠顯示，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巴地農(nóng)業(yè)墾殖仍在“川崖”、“阜丘”，而到唐代，雖耕作方式依舊，但墾殖范圍卻已擴展到高山，這是與唐代整個經(jīng)濟開發(fā)向縱深發(fā)展相一致的。
2．水田。夔州詩有10首述及稻米及水稻種植，顯然杜甫對水田的關注超過畬田，這是因為水田與他在夔州的生活關系更密切。由于都督柏茂琳的照顧，讓杜甫主管東屯百頃公田，使他在夔州衣食得有可靠保證。他稱“谷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常。”
[5]為此，特從瀼西遷東屯，并作詩云：“東屯復瀼西，一種住青溪。來往皆茅屋，淹留為稻畦。”
[6]《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二詩記平田、補水、除草等，具體描繪了夔州百頃水稻種植的全過程。“青春務所具，勤墾免亂常。吳牛力容易，并驅紛游場。”記春天要作好春耕的各項準備，驅牛耙田，使田平整，以便育苗插秧。“插秧適云已，引溜加溉灌。”述插秧完畢，便要引水灌田；到“六月青稻多”、“豐苗亦已穊”時，又得灌溉，“千畦碧泉亂”，“云水照方塘”就是對再次灌水的形象描繪。而“有生固蔓延，靜一資提防。督領不無人，提攜頗在綱”則是說“水多草生，恐滋蔓延，故須專意提防。”
[7]這就要派專人負責督促除草，這是水稻種植的關鍵，若網(wǎng)在綱，綱舉目張。雖然這樣，但到秋成在望，粳稻欲香之時，由于“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于是“人情見外類，田家戒其荒”，便要二次除草，所以“功夫競搰搰，除草置岸旁。”而當秋收之后，杜甫不勝喜悅，特賦詩云：“御裌侵寒氣，嘗新破旅顏。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
[8]這里所謂“紅鮮”，在夔州詩中三次提到
[9]。“紅鮮”為何物？李敬洵先生認為，就是“紅蓮稻”，并引宋人《玉峰志》云：“米半有紅粒，碓時紅粒先白，其味甚香。”
[10]李說有據(jù)，顯然，這“紅蓮稻”屬優(yōu)良品種。難怪宋人王象之云：“東屯之田，可得百許頃，稻米為蜀第一，郡給諸官俸廩，以高下為差。”
[11]這里所謂“稻米為蜀第一”，不可能指產(chǎn)量，而只能是指質量。
從杜詩中可見，唐代夔州水稻種植規(guī)模雖不大，僅百來頃，但卻十分重視耕作技術和田間管理，也有高質量的水稻品種。司馬遷記漢時南方種稻“火耕而水耨(燒草種田，蓄水除草)。”11那明顯是原始的粗放耕種，而唐代夔州水田作業(yè)要育秧插秧，灌水二次，除草二次，還使用牛力，注重選種，既講技術，又重田間管理，則當然是集約的深耕細作了。這表明，唐代夔州雖旱地農(nóng)業(yè)仍原始落后，而水田農(nóng)業(yè)卻已開始集約經(jīng)營，這為其后本區(qū)水田農(nóng)業(yè)的普及作好了準備，所以宋代夔州水田農(nóng)業(yè)的大發(fā)展就不是偶然的了。
[1] 《全唐詩》卷230《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jiān)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
11《全唐詩》卷231《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12《全唐詩》卷229《自瀼西荊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2] 《全唐詩》卷221《晚登瀼上堂》：“山田麥無垅”。卷229《溪上》：“山田飯有沙”。
[3] 《全唐詩》卷125《燕子龕禪師》
[4] 《全唐詩》卷354《畬田行》
[5] 《全唐詩》卷221《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一作刈）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
[6] 《全唐詩》卷229《自瀼西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7] 《杜詩詳注》卷19《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向》詩注
[8] 《全唐詩》卷229《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9] 又見《全唐詩》221《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卷229《暫住白帝復還東屯》
[10] 李敬洵《唐代四川經(jīng)濟》第42頁，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5月版
[11] 曹學佺《蜀中廣記》卷21“夔州”引《輿地紀勝》，臺灣四庫全書本
11 漢·司馬遷《史記》卷129《貨殖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
三
夔州詩大約80來首述及手工業(yè)制品，數(shù)量不可謂少，然涉及的品種不多，特別是屬于夔州所產(chǎn)幾稀，僅酒、鹽、麻衣、船等，不過這幾種都是夔州的名特產(chǎn)品，也需稍作剖析。
酒。唐詩人多嗜酒，唐詩中酒最常見，杜甫更不例外，夔州詩不少篇章有酒，反照夔州酒業(yè)之盛。
《撥悶》詩云：“聞道云安曲來春，才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銷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遙憐汝，捩舵開頭捷有神。已辦青錢防雇直，當令美味入吾唇。”
[1]《水閣朝霽奉簡嚴云安》：“呼婢取酒壺，續(xù)兒誦《文選》。”
[2]《客堂》：“事業(yè)只濁醪，營茸但草屋。”
[3]《柴門》：“濁醪與脫粟，在眼無咨嗟。”
[4]《送十五弟待御使蜀》：“數(shù)杯巫峽酒，百丈內(nèi)江船。”
[5]《九日五首》：“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樓。竹葉于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
[6]《孟倉曹步趾領新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楚岸通秋屐，胡床面夕畦。藉糟分汁滓，甕醬落提攜。飯糲添香味，朋來有醉泥。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
[7]《元日示宗武》：“飄零還柏酒，衰病只藜床。”
[8]《人日二首》：“樽前柏葉休隨酒，勝里金花巧耐寒。”
[9]《聞惠二過東溪特一送》：“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新。”
[10]以上隨手摘引，即可看到：
1．夔酒名聲在外，享譽遐方?！稉軔灐吩娛嵌鸥τ捞┰?765)六月到忠州小憩時作，但記述的是有關夔州的事，故也可算在夔州詩內(nèi)。詩人以細致的筆觸，深情地描繪了船工和杜甫對夔酒的心儀與向往。遠來的船工駕船去云安特別興奮，行船快捷有如神助，就是因為喜愛那里的“曲米春”(唐人呼酒為春)醇厚可口；而杜甫本人，也早已準備了船費酒資，期待有朝一日去云安開懷痛飲。杜甫如此渴慕夔酒，絕不只是聽信船工傳言，他“讀書破萬卷”11，當然知曉夔酒揚名史冊，《華陽國志》卷1《巴志》、《水經(jīng)注》卷33《江水》等都有記載。到了云安，因病滯留，在這名酒之鄉(xiāng)，杜甫就在課兒攻讀時，也忍不住叫人拿酒來；后去奉節(jié)，竟宣稱夔州“酒醪”是一生的追求，有了它再加點粗糧不至受饑，他就滿足了。杜甫是見過世面的人，走南闖北，接觸過不少達官顯貴，什么酒都喝過，而對夔酒還這般傾倒，則夔酒質量上乘應毫無疑義，夔酒之馳名遐邇，也是名副其實的。
2．夔人普遍釀酒，夔州酒業(yè)繁榮。杜甫在詩中描述了友人攜帶自制新酒來訪，舉杯對飲，一醉方休的情景，他特地囑附妻子，不當免俗，應像本地人一樣生活并向他們學習釀酒方法，反映夔人釀酒飲酒成風。夔州酒業(yè)的普及、興盛在其他詩人的詩作中也可得到印證。如“竹枝詞”本巴渝民歌，文人仿作多用以記巴人風俗及男女愛情，劉禹錫刺夔州，曾有《竹枝詞九首》，詩云：“兩岸山花似雪開，家家春酒滿銀杯。”12宋人范成大亦有詩云：“云安酒濃曲米賤，家家扶得醉人歸。”13夔酒醇厚而價格低廉，飲酒成為風尚，這也反照出夔州酒業(yè)之盛。
3．夔酒品種多樣，各具特色。從杜詩中所見夔酒有“曲米春”、“巫峽酒”、“竹葉(竹葉青)”、“柏酒(柏葉酒)”等，名稱不同，特點各異。燒酒出現(xiàn)以前，所有酒都是曲釀酒，酒曲好壞及釀造時間長短直接關系酒的優(yōu)劣。史載戰(zhàn)國時朐忍(唐云安，今云陽)清酒最著名，深為秦王鐘愛。清酒冬釀夏熟，味醇色清，故名。清酒是當時祭祀的專用酒，自然名貴。南北朝時朐忍巴鄉(xiāng)村(今云陽縣東龍洞鄉(xiāng))，其人善釀，其酒俗稱“巴鄉(xiāng)清”，當然也是清酒。唐云安“曲米春”，美味可口，聲名遠揚，顯然是朐忍清酒的傳承，所以對杜甫及遠方來的船工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巫峽酒應當是奉節(jié)所產(chǎn)的酒，劉禹錫稱其為“春酒”。春酒冬釀春熟，故名，釀制時間較清酒短，質量不如清酒，不過可以加工，用嫩竹葉浸泡，取其淡綠清香，則成竹葉青，這是杜甫在夔州常喝的酒，他在自述山居閑適生活時，記飲料就特地列舉了“竹葉”和“崖蜜”。古代文人在重陽節(jié)一般飲菊花酒，而杜甫卻用竹葉青，他曾在詩中述節(jié)日獨飲此酒的心情，因無人共賞不免傷感，但也表現(xiàn)了他對竹葉青的喜愛。“柏酒(柏葉酒)”是元旦節(jié)專用酒。古時風俗，取柏葉泡酒，以其后凋而耐久，元旦共飲，以祝長壽。梁·宗懔《荊楚歲時記》正月一日：“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飲桃湯。”唐以前，史載夔酒僅及清酒，而杜詩述夔酒則有“曲米春”等多種，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唐時夔州酒業(yè)的發(fā)展。
鹽。杜甫夔州詩有7首述及鹽(包括本地和外地所產(chǎn))。“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
[11]“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
[12]“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
[13]這里的“吳鹽”，是產(chǎn)自長江下游的海鹽。海鹽成本低，質量好，安史亂前，朝廷允許食鹽自由產(chǎn)銷，故海鹽得以源源不絕輸入巴蜀。安史亂后，朝廷開支猛增，特別是軍費成為沉重負擔，為增加財政收入，“乾元元年(758)，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監(jiān)院，游民業(yè)鹽者為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以法。”
[14]食鹽實行專賣后，又于永泰二年(766) “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內(nèi)、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荊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nèi)、河東、劍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
[15]隨著財政區(qū)的劃分，食鹽銷售區(qū)域也被限定，而夔州屬山南東道，因此吳鹽得以照舊輸入。夔州自古以來就是產(chǎn)鹽區(qū)，“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fā)船何郡郎”。
[16]此詩作于安云，反映云安產(chǎn)鹽。“煮井為鹽速，燒畬度地偏。”
[17]“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
[18]這兩首詩作于奉節(jié)，足見奉節(jié)產(chǎn)鹽。《新唐書》卷40《地理志》4載夔州奉節(jié)、云安、大昌均有鹽官，管理食鹽的生產(chǎn)和銷售，杜詩所述的“死生射利兼鹽井”正為此作了有力佐證。如果說溪女負鹽是去本地市場零售販賣的話，而“寄語舟航惡少年，休翻鹽井橫黃金”
[19]則是大宗出口了。從杜詩可知，夔州既產(chǎn)鹽，又大量進口、出口食鹽，表明它不僅是產(chǎn)鹽區(qū)，而且是食鹽轉口銷售的集散地。
麻衣。“楚人四時皆麻衣，楚天萬里無晶輝”。
[20]這里的“楚人”指夔州人(夔州戰(zhàn)國時曾為楚國占領，風俗亦近楚)，不僅是一般平民百姓，恐怕也包括像杜甫這樣有一定社會地位和身份的人，有杜詩“秦城老翁荊揚客，慣習炎蒸歲绤(葛布粗曰绤，細曰)”可證11。“绤”、“麻衣”，原料不同，檔次一樣。“楚人四時皆麻衣”表明，夔州無蠶桑，一般人無力衣絹帛。“麻衣”，苧麻布制成之衣。巴渝是苧麻的原產(chǎn)地，前面與“吳鹽”一起提到的“蜀麻”，相當數(shù)量應產(chǎn)自夔州。《新唐書》卷40《地理志》4載夔州貢“錫纻布”，這是一種細麻布，質量上乘，成為唐宋時期夔州重要的土特產(chǎn)，說明唐時夔州麻紡織業(yè)規(guī)模不小，這樣，夔人無論貧富皆著麻衣也就很自然了。
船。杜甫夔州詩凡48首述及各類大小船只(包括商船、官船、漁船、渡船等)。有本地產(chǎn)的，也有外來的。“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艓子。”
[21]夔州自古以來是巴渝的造船中心，
[22]夔州人無論貧富以船為生，其所駕之船出自當州是事所必至，理之固然。“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顛。下臨不測淵，中有萬里船。”
[23]“吳檣楚舵牽百丈，暖向成都寒未還。”
[24]這萬里之遙來的“吳檣楚舵”，自然是外地所產(chǎn)。但無論本地所產(chǎn)還是外來船只，都以商船和官船最具重要意義，這將在后面另作解說，茲不贅述。
[1] 《全唐詩》卷221
[2] 《全唐詩》卷221
[3] 《全唐詩》卷221
[4] 《全唐詩》卷221
[5] 《全唐詩》卷231
[6] 《全唐詩》卷231
[7] 《全唐詩》卷231
[8] 《全唐詩》卷231
[9] 《全唐詩》卷231
[10] 《全唐詩》卷234
11 《全唐詩》卷216《奉贈韋左丈二十二韻》
12《全唐詩》卷365
13《范石湖集·詩集》卷16，臺灣四庫全書本
[11] 《全唐詩》卷221《客居》
[12] 《全唐詩》卷221《柴門》
[13]《全唐詩》卷229《夔州歌十絕句》
[14] 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54《食貨志》 中華書局1975年版
[15] 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51《食貨志》 中華書局1975年版
[16] 《全唐詩》卷229《十二月一日三首》
[17] 《全唐詩》卷230《秋日詠懷奉寄鄭監(jiān)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
[18] 《全唐詩》卷221《負薪行》
[19] 《全唐詩》卷229《滟滪》
[20] 《全唐詩》卷222《前苦寒行二首》之二
11《全唐詩》卷222《前苦寒行二首》之一
[21] 《全唐詩》卷221《最能行》
[22] 盧華語《古代重慶經(jīng)濟研究》第140頁，重慶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23] 《全唐詩》卷221《贈李十五丈別》
[24] 《全唐詩》卷222《秋風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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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商船會折射商業(yè)的狀況，杜甫夔州詩也有不少對商船的描述。杜詩所敘商船，突出之點則是多而且大。“卓立群峰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白榜千家邑，清秋萬估船。”
[1]離城僅十多里的白鹽山下，河邊停泊的商船成千上萬，或許有點夸張，而商船多則是肯定無疑的。
在夔州的商船不僅數(shù)量多，而且載重量大。“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
[2]“蕩蕩萬斛船，影若揚百虹。起檣必椎牛，掛席集眾功。”
[3]“萬斛之舟”即萬石之舟，作為商船，在唐代是十分巨大的了。當時“江湖語云‘水不載萬。’言大船不過八九千石。”
[4]對眾多大商船所載運的貨物，夔州詩則僅提到鹽麻，是因為鹽麻是吳蜀的特產(chǎn)，產(chǎn)量大，質量好，最具代表性。以個別代一般，是詩人的常用手法。然而實際上商船裝載的商品則是無所不有的。唐人李貽孫(曾官夔州刺史)《夔州都督府記》述云安(今云陽縣)市場商品云：“商賈之種，魚鹽之利，蜀都之奇貨，南國之金錫，而雜聚焉。”
[5]又宋人祝穆《方輿勝覽》卷58記大昌縣引《圖經(jīng)》云：“一泉之利，足以奔走四方，吳蜀之貨，咸萃于此。”
[6]這些吳蜀“奇貨”，就是由各地商船經(jīng)夔州而運往所屬諸縣的。以上表明唐代夔州已發(fā)展成為一個重要的商業(yè)城市。前賢注杜詩，一再強調指出：“吳鹽蜀麻中集夔江，又見其為一大都會。”11 “繞山而上，千家成邑，積水之中，萬估船來，又蜀中一都會也”。12 “商賈販貨而競趨，舟人忘險而爭利，市舶輻輳，真西南一大都會也。”13
夔州作為一個大都會，商業(yè)榮繁是當然的，其突出表現(xiàn)就是經(jīng)商的人多。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14這是指本地商人，他們經(jīng)營水上運輸。李白詩亦云：“瞿塘饒賈客，音信莫令稀。”15另夔州詩云：“吳檣楚舵牽百丈，曖向成都寒未還。”16 “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17這“吳檣楚舵”的船主和貨主以及“估客胡商”均為外地商人，他們薈萃夔州，和本地商人一起促進了夔州商業(yè)的繁榮。
夔州當三峽門戶，是人流、物流借水道出入巴蜀必經(jīng)之區(qū)。杜甫寓居夔州，在這里接待了不少親朋好友，這些人多是朝廷官員，亦有身居高位者。夔州詩有不少關于官員乘船經(jīng)夔州進出巴蜀的記述。漢中王、蓬州長史李瑀回朝，杜甫有詩云：“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剖符來蜀道，歸蓋取荊門。峽險通舟過，水長注海奔。”
[7]大歷元年(766)二月，杜鴻漸以中書侍郎出鎮(zhèn)劍南，辟殿中監(jiān)楊炎為判官，楊炎乘船經(jīng)夔州去成都，杜甫贈詩關心他旅途艱難：“泛舟巨石橫，登陸草露滋。”
[8]大歷二年六月，杜鴻漸回朝，辟李秘書(名不詳)入幕，李亦取道夔州回京師，杜甫有詩：“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清天地回。石出倒聽楓葉下，搖櫓背指菊花開。”
[9]另族弟使蜀，杜甫亦有詩云：“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牽。數(shù)杯巫峽酒，百丈內(nèi)江船，未息豺狼斗，空催犬馬年。歸朝多便道，搏擊望秋天。”
[10]這一類夔州詩還有多首，不一一列舉。由此可見，安史亂后，不少官員因公務去來長安、成都，不避迂曲，多走水路，表明盡管三峽水勢險惡，而長江作為巴蜀對外通道則越來越受到重視。這有政治上的原因，西川時有戰(zhàn)亂，川陜陸路不甚安全，而更關鍵的則是險惡的三峽水勢逐漸為人控制。杜甫夔州詩云：“帆側舵入波濤，撇漩捎無險阻。朝發(fā)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征。瞿塘漫天虎須怒，歸州(治今湖北秭歸。本屬夔州，武德二年析置。此以歸州借指夔州)長年行最能。”
[11]又宋人王讜《唐語林》卷8載：“淮南篙工，不能入黃河。蜀之三峽，陜之三門、閩越之惡溪、南康贛石，皆絕險之處，自有本地土人為工。”為控制絕險三峽，夔州“土人”經(jīng)過千百年的無畏探索，終于有了成效，使長江水道暢通，這對夔州商業(yè)的繁榮自然是有力的促進。
從杜甫夔州詩可以清楚看到，唐代夔州農(nóng)業(yè)整體水平滯后，手工業(yè)稍有可稱者，然一枝獨秀的則是商業(yè)，這也正好反映唐代整個重慶地區(qū)經(jīng)濟開發(fā)的實況。前賢稱杜詩為史詩，多指他形象而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歷史風貌，其實尚不止此，將杜詩直接作為史料，用以證史補史，其內(nèi)容也是豐富而多彩的，很有深入發(fā)掘的必要。
[1] 《全唐詩》卷229《白鹽山》
[2] 《全唐詩》卷229《夔州歌十絕句》
[3] 《全唐詩》卷221《三韻三篇》
[4] 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5] 清·董誥等《全唐文》卷54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6] 此《圖經(jīng)》當系唐人源乾曜所撰，見《全唐文》卷544李貽孫《夔州都督府記》
11 仇兆鰲《杜詩詳注》卷之19《柴門》注
12仇兆鰲《杜詩詳注》卷之15《白鹽山》注
13仇兆鰲《杜詩詳注》卷之15《夔州歌十絕句》注
14《全唐詩》卷221《最能行》
15《全唐詩》卷173《憶巴東故人》
16《全唐詩》卷222《秋風二首》
17《全唐詩》卷229《滟滪》
[7] 《全唐詩》卷229《奉漢中王手札》
[8] 《全唐詩》卷221《送殿中楊監(jiān)赴蜀見相公》
[9] 《全唐詩》卷231《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10] 《全唐詩》卷231《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11] 《全唐詩》卷221《最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