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椅子起源于西方，曾不止一次地東傳。由于與中國傳統(tǒng)席地而坐的習慣不符，直到北宋時期椅子才在中原地區(qū)普及。椅子的制作技術并不復雜，作者認為，是否接受以椅子為代表的高坐式家具，實際上是一種文化選擇的問題。本文結合文獻和考古資料，認為椅子首先被唐代河北地區(qū)武將人群所使用，并隨著河北政治集團成員在五代和北宋初期的影響而擴展，進而被中原地區(qū)的百姓所接受?！?/p>
一?問題的提出
本文的寫作受到張廣達、楊泓先生兩篇文章的直接啟發(fā)。張廣達先生在《論隋唐時期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幾個特點》中列舉了西域出土的一些戲劇寫本，指出，“西域很早就流行戲劇，可是戲劇似乎就沒有像百戲雜技、音樂舞蹈那樣很早傳入中原”，“這樣便產(chǎn)生了一個問題，在隋唐時期，宣傳佛教的各種藝術形式，如雕塑、繪畫、音樂、舞蹈等無一不隨佛教的盛行而流傳于中原地區(qū)，配以梵唄的講經(jīng)、配以經(jīng)變畫的變文等文學體裁也隨之得到發(fā)展。在這種背景之下，唯獨不見中原吸取印度和西域流行的戲劇這種文藝形式，或者從中得到某種啟示而發(fā)展出來自身的戲劇體裁，令人殊感詫異。??從2世紀流傳馬鳴的劇本以來，直到11世紀存在大量回鶻文《彌勒會見記劇本》，在如此長的時間內(nèi)戲劇流傳的西域卻未對中原產(chǎn)生可以覺察到的影響，是頗難解釋的現(xiàn)象。這不能不令人進而思考是什么因素決定著文化交流中的取舍問題”[1]。
戲劇在西域出現(xiàn)甚早，但是在中原地區(qū)的流行要到宋代。戲劇的內(nèi)容需要有比較激烈的情節(jié)沖突，需要演出的場地和觀賞的人群。宋代民族之間的沖突加劇，城市的發(fā)展帶來市民階層的興起和市民文化的興盛，這些新的變化為戲劇的傳播奠定了基本條件，因此，并不一定是戲劇這種形式在宋代之前沒有被帶到過中原地區(qū)，但能夠為中原地區(qū)所接受，取決于多方面的因素。
對于這個問題，《中國文明史》第三卷在“戲劇的晚出與輝煌”中認為[2]：
和中國的抒情詩相比，戲劇的成熟晚得多，直到元代出現(xiàn)了雜劇，才算有了成熟的戲劇形式。如果和古希臘的悲喜劇相比，中國戲劇的成熟也晚了許多。一個民族的某種文學體裁成熟得早晚，并不說明這個民族文明程度的高低，我們并不因為中國抒情詩早出而說中國文明程度高，當然也不因為中國戲劇晚出而說中國文明程度低。但在一個民族中，何種文學體裁出現(xiàn)得早，何種文學體裁出現(xiàn)得晚，卻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個民族文明的某些特點。古希臘悲喜劇是在古希臘神話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古希臘神話表現(xiàn)人和人的沖突，神和神的沖突，特別是人與命運的對抗，這種沖突與對抗恰好是構成戲劇的要素。再加上古希臘城邦發(fā)達，城邦之內(nèi)的公民居住集中，戲劇的演出有大量觀眾，所以戲劇很容易發(fā)展起來。中國古代雖然也有豐富的神話，但是中國神話缺少古希臘神話中那類沖突和對抗的主題，難以由此構成強烈的戲劇沖突。在中國古代的農(nóng)業(yè)社會里，雖然也有一些人口較多的城市，但總的看來農(nóng)民居住分散，難以形成戲劇的觀眾群體，這也限制了戲劇的發(fā)展。
椅子是具有靠背的單人坐具。中國上古時期席地而坐。單純從技術上講，漢代也可以制作出椅子，但是，正如宋代的理學家張載所言：“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圣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盵3]椅子的傳播有類似戲劇傳播的現(xiàn)象。影響椅子在中原地區(qū)推廣的原因，不是技術而是文化。費子智（C.P.Fitzgerald）認為椅子是景教徒傳入中國的，對此，美國學者柯嘉豪認為：“除了缺乏證據(jù)，關鍵在于費子智把中國椅子的問題當作一個技術或科技的問題，以為一旦有來自國外的人把椅子帶到中國、向當?shù)厝苏故荆瑵h人就很自然地開始使用椅子了。然而，如上所述，椅子的問題不只是一個技術問題，還牽涉到禮節(jié)的文化?！盵4]
楊泓先生在《漢唐之間城市建筑、室內(nèi)布置和社會生活習俗的變化》中論述了椅子在中原地區(qū)的傳播過程，他說：“自先秦至漢魏，中原地區(qū)人民生活習俗席地起居，室內(nèi)鋪筵，其上再鋪席或低矮的床、榻，供人們?nèi)粘０讜儠r坐臥和夜間安眠。正確的坐姿是跪坐，蹲坐、箕踞皆屬不恭，不合禮數(shù)。待人接物的許多禮節(jié)，也都與席地起居的習俗相聯(lián)系，并進而形成制度。因此，通過絲路傳來的高足的域外家具，僅能在新疆地區(qū)的遺址尋到一些蹤跡，但無法通過傳統(tǒng)禮俗的關隘，東傳到中原地區(qū)?！盵5]
楊泓先生在文中提到的“僅能在新疆地區(qū)的遺址尋到一些蹤跡”，是指新疆尼雅遺址出土的木椅，見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記》[6]。斯坦因在此書的第五章和第六章都提到了椅子。在第五章《尼雅廢址所發(fā)現(xiàn)的東西》中提到“木制的雕刻品中尤以圖四一所示的古代木椅為最好”；第六章《尼雅廢址之再訪和安得悅的遺物》中提到，“同樣熟悉的是這一所遺址里所有家具同農(nóng)具，全用木制：一把雕成希臘式佛教美術作風的木椅，織布的器具，靴熨斗，大食盆，捕鼠夾等，據(jù)我以前的經(jīng)驗，一眼便能辨識出來”。
來自西方的家具曾經(jīng)不止一次地傳入中原。漢靈帝喜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7]，但是，這種現(xiàn)象被譏為“服妖”，認為是后來董卓擁胡兵劫掠長安的先兆?！妒勒f新語》中記載了陳郡謝氏的一段故事，這則故事是講謝萬遭到王恬怠慢的情景[8]：
謝公（安）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nèi)，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己。良久，乃沐頭散發(fā)而出，亦不坐，仍據(jù)胡床，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于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p>
從上述兩則故事可知，胡床（馬扎）這種西來的家具不止一次地傳入過內(nèi)陸。但是，不論是在北方還是南方，漢晉時期的胡床都不乏有人愿意嘗試使用，但都不是作為正常的生活狀態(tài)被記錄下來。
現(xiàn)在回到椅子東傳并普及至中原的問題上來。楊泓先生所謂“傳統(tǒng)禮俗的關隘”是怎么突破的？在哪些地區(qū)先突破的？又是在什么人群中先突破的？進而是怎么傳播開來的？要回答這些問題，傳統(tǒng)的文獻資料無法滿足，我們只能根據(jù)現(xiàn)在的考古發(fā)現(xiàn)去進一步思考這些問題。
椅子是盛唐之后在中原地區(qū)逐漸推廣的，這一點基本是學界共識。至于在哪里先得到推廣，使用的人群是什么？可以通過已有的考古材料去找線索。
二?椅子在宋代的推廣
在分析唐和五代椅子的考古發(fā)現(xiàn)之前，讓我們先簡要地了解一下椅子在北宋社會中的情形。
椅子應該不止一次地東傳。敦煌285窟西魏時期的壁畫中，就有跏趺坐于椅子上的僧人形象〔圖一〕。285窟是一個僧房窟，窟內(nèi)設置了僧人坐禪的禪房，所以壁畫上出現(xiàn)僧人坐禪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這是中國目前發(fā)現(xiàn)的時代最早的椅子圖像[9]。但是，類似戲劇在中原曾經(jīng)長期受阻，椅子在中原也一直要到北宋才普及，是不爭的事實。北宋時期椅子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文獻、圖像和實物方面具有材料可證。
1984年，河南的文物工作者發(fā)掘宋太宗元德李后陵，李后陵的地宮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組成，墓室平面圓形，直徑7.95米，“環(huán)繞墓壁的磚砌立柱之間有十一個壁面，一般寬1.51－1.71米。北壁最寬，達2.02米。壁面上磚雕有桌、椅、燈檠、衣架和門窗等裝飾”[10]。
北宋周王趙玄祐墓為宋太宗永熙陵的祔葬墓，也經(jīng)過了正式的考古發(fā)掘，周王墓為仿木結構圓形單室磚墓，墓葬全長38.82米，由階梯式墓道、甬道及墓室三部分組成。墓室磚雕分布在墓室內(nèi)壁和棺床南側壁面上。墓室內(nèi)壁面采用仿木結構磚雕及彩繪結合的裝飾方法，各壁面草拌泥層和磚雕表面均有彩繪，但剝落嚴重。七根磚雕倚柱將墓壁隔成八個壁面，除墓室西南側與甬道口相接的一壁面無磚雕外，其余七個壁面均有磚雕砌成畫面，從內(nèi)容形式看可分為五組。其中第五組位于墓室西壁中南部。此壁面長達3.81米，為橫向最長的壁面。該壁面上部兩斗拱間用凹凸不平方格磚雕砌方格小窗，邊框用磚雕隱出成邊框。闌額之下，磚雕方桌位于整個壁面的中央，桌上磚雕出注子、果盤、帶蓋壺，果盤上磚雕果品有石榴、桃子等。桌子兩側分別有磚砌成的兩把椅子，兩椅背后各雕一燈檠[11]。
可見，在北宋前期，皇室墓葬中刻畫有椅子的形象。這個時期的文獻中也有椅子的記載，如真宗朝權相丁謂在《丁晉公談錄》中記載了數(shù)條與竇儀有關的故事[12]：
晉公嘗言：竇家二侍郎儼，為文宏瞻，不可企及??儀因于堂前雕起花椅子二只，以祗備右丞洎太夫人同坐。儼忽見之，謂兄曰：好功夫，奈何其間一只至甚月日先破。儀于是以幕覆于屏風后，愛謹不用。果至是日，有內(nèi)夫人至儀第，其從人不知，急于屏風后取此椅子，就門外下馬，遂為馬踢而碎之。
又，王铚《默記》中，有一段南唐舊臣徐鉉見李后主的生動描寫[13]：
徐鉉歸朝，為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愿見太尉?！弊溲裕骸坝兄疾坏门c人接，豈可見也！”鉉云：“我乃奉旨來見?！崩献渫鶊?，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舊椅子相對。鉉遙望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表曢g，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李主遽下圿引其手以上。鉉告辭賓主之禮，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后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
如上兩則故事結合宋太宗李后陵、周王趙玄祐墓的考古發(fā)現(xiàn)，均可說明在北宋前期，椅子已經(jīng)在上層社會流行。
宋代中晚期，墓葬中發(fā)現(xiàn)的椅子圖像資料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1951年冬在河南禹縣修筑白沙水庫過程當中發(fā)現(xiàn)的潁水東第119號墓，即通常所說白沙1號宋墓，前室西壁的墓主人夫婦坐椅子端坐在方桌兩邊的形象，與東壁樂舞形象對觀，宿白先生考證為表夫妻恩愛的“開芳宴”題材。墓中有紀年題記“元符二年趙大翁”，可知為哲宗時期墓葬[14]。
北宋晚期，椅子的實物已經(jīng)被考古發(fā)現(xiàn)所證實。
1920年，河北一帶發(fā)生嚴重的旱災，巨鹿縣居民打井發(fā)現(xiàn)了宋代大觀年間遭受洪水淹沒的古城，在城中發(fā)現(xiàn)大量文物，遭到哄搶。時國立歷史博物館派遣裘善元等工作人員于民國十年（1921）七月前往巨鹿縣，“為一精密之調(diào)查”。裘善元等發(fā)現(xiàn)了宋代董、王兩家之民宅。其發(fā)掘紀要如下：“掘地二丈，則見器物。厥土分三層，最上層為地面之浮土，中層為褐色土，最下層為黑焦土。門窗雖倒敗，其破片猶有存者。最初所得為王姓宅，碗之下面皆書‘王’字，字亦明了。繼掘者為董姓宅，碗下書‘董’字，凡匙箸盆碗以及女子釵環(huán)木櫛之屬皆具。有古錢一，文曰‘皇宋通寶’。有土炕制與今同，炕前有瓦盆一，炕上之破席與土相粘，痕跡宛然。有木椅一，木桌一，制均粗劣。箸匙碟猶陳于桌上。”發(fā)掘者發(fā)表了《巨鹿宋代故城發(fā)掘記略》，連同符九銘、梁啟超所撰關于巨鹿故城的文章作為附錄，于1926年刊登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叢刊》上[15]。
巨鹿出土椅子背后有明確的墨書題款紀年“崇寧叁年（1104）叁月貳拾肆日造壹樣椅子肆只”，另一處墨書為“徐宅落”3個字〔圖二：1〕。說明當時的工匠共為徐宅制作了4件這種款式的椅子。這是考古發(fā)現(xiàn)中最早的椅子實物，現(xiàn)藏南京博物院[16]。
除了巨鹿發(fā)現(xiàn)的椅子，近年來還有一些宋代椅子的實物和模型。
1980年12月，江蘇省江陰縣夏港公社三元大隊發(fā)現(xiàn)一座北宋墓，墓中出土至和二年（1055）買地券，從出土的經(jīng)卷和買地券題記得知，此墓為“故瑞昌縣君”孫四娘子墓。墓為澆漿木槨單穴墓，木槨中棺身之前左置一靠椅〔圖二：2〕，右置一供桌?？恳瓮ǜ?6.2厘米。后足連靠背，靠背向后微彎，上承兩端挑出的如意形橫梁，橫梁下鑿半榫，另用鐵釘加固。背柱中間有兩根襯檔微向外彎成拱形，作為背板。上檔兩頭為悶榫，下檔用膠粘接背柱[17]。
2002年9月，左權縣在舊城改造工程過程中發(fā)現(xiàn)供備庫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使大夫上騎都尉、天水縣開國伯趙武墓。墓室分上、下兩層室，構筑于元祐四年（1089）。在上室室內(nèi)正中央，擺一木制方桌，方桌四周各放置木制高靠背椅子一把，靠背椅后倚墻各放置木制屏風一架[18]。
1978年，江蘇溧陽縣竹簀村發(fā)現(xiàn)北宋元祐六年（1091）李彬夫婦墓，兩墓形制結構完全相同，均為長方形券頂磚墓，在李彬墓出土的琉璃陶樓中，發(fā)現(xiàn)桌子和椅子的模型。從出土的陶肩輿〔圖二：3〕上，也可以考察當時椅子的基本構造[19]。
北宋晚期流行高座家具的情況，圖像中可以佐證的材料更多。桌椅等高式家具的流行帶來房屋建筑、室內(nèi)陳設、交往禮儀的一系列變化，這種變化在《清明上河圖》中有清晰的反映。我們經(jīng)常引證《清明上河圖》與《東京夢華錄》來認識北宋晚期都城汴梁的市井生活，在《東京夢華錄》卷五《娶婦》中講東京的新婚禮俗：“婿具公裳，花勝簇面，于中堂升一榻，上置椅子，謂之‘高坐’。先媒氏請，次姨氏或妗氏請，各斟一杯飲之。次丈母請，方下坐?！盵20]
這種“高坐”在歐陽修《歸田錄》卷二中就有記述：“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倚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婿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后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盵21]在兩件相背而設的椅子上放一馬鞍，令新郎坐在上面，被稱為“上高坐”。
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高座是設置于榻上的，榻和椅子是低坐與高坐時代的代表，這種新舊結合的表達方式可見于北宋李公麟的《孝經(jīng)圖》(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22]。
另外，在宋代除了一桌和形制相同的兩椅之常見組合外，還有一桌一交椅一方椅、一桌兩交椅的有趣組合。1984年，在河北武邑發(fā)現(xiàn)三座宋代仿木結構磚室墓，墓室平面圓形，1號墓的東壁在桌子兩邊分砌一把交椅，一把立背平板椅〔圖三〕。2號墓和3號墓在東壁則是一桌兩交椅的組合〔圖四〕。2號墓所出大磚上墨書“慶歷二年正月十六日”[23]。
三?唐與五代椅子的考古發(fā)現(xiàn)
椅子在北宋中原地區(qū)已經(jīng)廣為流行。唐、五代時期的墓葬考古工作中也發(fā)現(xiàn)了椅子的圖像，可擇要加以介紹，以追溯其發(fā)展源流。
1988年，在陜西西安發(fā)掘了唐天寶十五年（756）明威將軍檢校左威衛(wèi)將軍高元珪墓，志文曰：
公諱元珪，字元珪。本馮氏，隋荊州長史盎之曾孫。皇高州都督智齅之孫，廣州都督君衡之子也。垂拱中武太后臨朝，公時尚幼，屬奸臣擅權，誅滅豪族，避此禍，易姓高氏。
開元初，我皇帝即位。公方己長，遇海夷作梗，侵掠郡邑，討斯寇，加勛柱國，授浐川果毅，轉鴻門折沖。執(zhí)干戈，衛(wèi)社稷，辛未歲，遷領軍郎將，移金吾中郎，仍賜朱組。庚辰歲，除右司御率，改左威將軍，更加紫綬。公英威絕世，壯氣襲人，其容貌赳赳如也，其神色桓桓如也。有若東西隊正，有若左右校尉□不遵其范而效其儀焉。春秋七十二，天寶十有四祀仲秋甲子薨于西京大寧里，明年孟春乙丑葬于東郊龍首原。有制贈陳留太守旌之也。
高元珪志文中追敘他為馮盎之后，出身名門，后遭武氏之亂，高元珪的父親潘州刺史馮君衡等因“謀反”之罪而遭誅殺。高元珪被迫改姓，后因“執(zhí)干戈、衛(wèi)社稷”、征討海夷的叛亂，進升授左威衛(wèi)將軍。他的兩位兄弟在《馮君衡墓志》中載：“長子元璉左衛(wèi)中候，少子力士右監(jiān)門大將軍?！备咴暤倪@位任右監(jiān)門大將軍的弟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高力士[24]。
在墓室北壁繪有死者坐在椅子上的圖像，畫像中的高元珪也是赳赳武將的形象。椅子用材粗大，椅腿像立柱，在靠背的立柱與橫木之間，用櫨斗相承托，這應該是椅子剛出現(xiàn)不久的形態(tài)，還保留著濃重的大木作的痕跡。
這種保留了比較多的大木作影響的椅子在敦煌晚唐時期的196窟中也可以看到〔圖五〕。在196窟壁畫舍利弗旁的兩位僧侶坐在有彎曲靠背的扶手椅上，構件的交接處可以清晰地看到以櫨斗相連[25]。
僧人坐禪使用的禪椅在敦煌盛唐第148窟北壁上層《彌勒經(jīng)變》、晚唐第138窟南壁壁畫都有表現(xiàn)。不過，禪椅畢竟不能等同于世俗生活中的椅子，佛教藝術說到底是為表現(xiàn)宗教內(nèi)容服務的，一些特定的內(nèi)容有其宗教內(nèi)涵與藝術淵源，不完全是世俗生活的映射。例如，唐代裸上身、斜披絡腋的菩薩，在現(xiàn)實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現(xiàn)的，在分析椅子在中原地區(qū)社會生活中的傳播的時候，似乎應該把宗教和世俗生活的材料加以區(qū)分[26]。
1998年，北京在基建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何延本夫婦合葬墓，墓葬位于陶然亭公園東側，該墓為單室磚室墓，墓門南向，仿木結構。墓室呈抹角方弧形，在北部設棺床，南壁兩側分別影塑衣架和一桌二椅，西壁影塑一個類似西安大雁塔式樣的方塔。墓室東壁和北壁分別開設兩個和一個殿閣式的壁龕，北側壁龕較為高大，猶如一般墓室的耳室，其上還雕出鴟吻，儼然一座宏偉的殿堂。形制殊為罕見。何延本生前任北平盧龍府別將，賞緋魚袋，唐開元九年（721）十一月卒于范陽私第。他的夫人卒于史思明順天元年（即唐乾元二年，759）七月，不久兩人合葬于“燕合鄉(xiāng)之平原”。其子何令璋為史思明手下的大將，官任游擊將軍、輕車都尉等職[27]。
安祿山、史思明的影響并沒有在河北地區(qū)消除，甚至在他們身后的幾十年中，當?shù)匕傩者€將他們稱為“二圣”，《新唐書》卷一二七，列傳五二《張弘靖傳》載[28]：
長慶初，劉總舉所部內(nèi)屬，請（張）弘靖為代，進檢校司空，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盧龍節(jié)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夾道觀。河朔舊將與士卒均寒暑，無障蓋安輿，弘靖素貴，肩輿而行，人駭異。俗謂祿山、思明為“二圣”，弘靖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fā)墓毀棺，眾滋不悅。
對此，陳寅恪先生感慨：“蓋安、史俱稱帝，故在其統(tǒng)治之下者率以圣人稱之，自無足異。所可注意者，穆宗長慶初上距安史稱帝時代已六七十年，河朔之地，祿山、思明猶存此尊號，中央政府官吏以不能遵循舊俗，而致變叛，則安史勢力在河朔之深且久，于此可見?！盵29]
2001年，河北宣化在基建過程中發(fā)現(xiàn)877年張慶宗墓。張慶宗墓墓室平面八角形，其中東南壁有高檠臺、直欞窗、椅子〔圖六〕和馬球桿。“椅子呈立體式，將整個椅子的各個部位磨磚雕刻出來，施紅彩，位于壁面中央。馬球桿的桿柄細長，首部彎曲”。墓主張慶宗為唐幽州雄武軍馬步都將、衙前散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jiān)察御史，“以會昌初載，于雄武軍遇雷霆震集，日月豎新，捧白刃以竭誠，展赤心而盡節(jié)”，“歷過九鎮(zhèn)四十余秋，名高塞上”，可知是雄武軍的一員武將[30]。
除了以上墓主清楚的幾座墓例，我們還可以找到幾幅晚唐時期的椅子圖像。
2004年，河北故城西南屯村民在取土時發(fā)現(xiàn)六座墓葬，其中M1、M2和M3屬于晚唐時期。三座墓平面圓形，南北向，仿木結構，其中M1“東北壁一張方桌和兩把直背椅。椅背、椅腿、橫柱及桌面、桌腿全部涂成紅色，兩桌腿下半段黑彩繪月牙形紋飾，兩椅子背、椅面繪一層椅墊并繪花邊”〔圖七〕；M2墓室內(nèi)繪有方案和一直背板椅；M3砌一雕花腿方桌和一直背板椅，椅子上有坐墊[31]。
2006至2007年間，新鄉(xiāng)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發(fā)掘了五座仿木結構磚室墓，其中新鄉(xiāng)電視臺2006XDM1墓主人是張希光及其夫人賈氏，張希光先于夫人賈氏去世，被葬在“衛(wèi)北之原”?！按蠛驮甓∥礆q”，即公元827年，夫人賈氏病故，其“嗣孫從壽”將兩位老人“合祔遷窆于新鄉(xiāng)縣東十里之原”，墓志稱“府君諱希光，世本清河人也，漢倉公之苗裔。因祖授任，食祿滄海，累代功勛，名官不絕。惟府君幼而精學，長乃備成，授職佐于魏邦，效忠勤而竭節(jié)。元戎委記，隨鎮(zhèn)新鄉(xiāng)”。并稱其有三子，“府君有子三人，長曰重榮，次曰重順，季曰重福。皆稟異氣，人號間生。并授榮班，雄勇難疋”。
發(fā)掘者認為：當時的新鄉(xiāng)是河北道最南端的一個縣，西鄰當時隸屬于都畿道懷州的獲嘉縣(今獲嘉縣)，南鄰當時隸屬于都畿道鄭州的原武、陽武兩縣(今原陽縣)，黃河此時恰好是從新鄉(xiāng)與原武、陽武之間穿流而過。由于緊鄰帝國的都畿之所，北“倚長安之官路”，又處在大運河的沿線，使得唐代的新鄉(xiāng)交通發(fā)達，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迅速，這些情況從近些年的考古材料中也得到了印證。而到了中晚唐時期，自安史之亂之后所形成的藩鎮(zhèn)割據(jù)使得唐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削弱，新鄉(xiāng)一度為魏博節(jié)度使所節(jié)制，故有“授職佐于魏邦”之言。
河南新鄉(xiāng)南華小區(qū)M1東壁砌有桌子一張及兩側椅子各一把，桌上刻有壺盞等茶具三種。北側椅子北邊在磚上刻弓及杖形器各一具。南側椅子南部刻一燈檠〔圖八〕。M2東壁砌桌椅，椅南邊砌一燈檠。榮軍休養(yǎng)院M1東壁砌桌子一張，桌左右兩側各砌椅子一把；寶山西路M1墓室南邊封門兩側磚壁各砌一黑框紅彩直欞窗，窗下刻靈芝、仙草圖案。西壁磚柱南邊砌紅彩椅子一把，椅子右側刻一黑彩杖形器〔圖九〕[32]。此墓中的黑彩杖形器，與張慶宗的馬球桿屬于同類器物。后四座帶有椅子圖像的墓葬，發(fā)掘者認為屬于晚唐或五代時期。
通過以上墓例，我們可以看出椅子的一些相關信息：墓葬比較集中發(fā)現(xiàn)在唐代河北藩鎮(zhèn)統(tǒng)轄的地區(qū)，有墓志可以確認身份的都是武將，唯一的一個例子是高元珪墓，而且是最早的有椅子圖像的兩個示例之一。當然，這個問題可能有兩種答案，一種是京城興起，流傳到河北地區(qū)；一種是河北地區(qū)興起，高元珪受其影響。兩地之間的聯(lián)系有很多證據(jù)，例如姚汝能《安祿山事跡》卷上記，安祿山“潛于諸道商胡興販，每歲輸異方珍貨計百萬數(shù)。每商至，則祿山胡服坐重床，燒香列珍寶，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羅拜于下，邀福于天。祿山盛陳牲牢，諸巫擊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群胡于諸道潛市羅帛，及造緋紫袍、金銀魚袋、腰帶等百萬計，將為叛逆之資，已八九年矣。又每歲獻俘虜、牛羊、駞馬，不絕于路，珍禽奇獸、珠寶異物，貢無虛月，所過郡縣，疲于遞運，人不聊生”[33]。
高元珪是武將，高力士與玄宗朝政治多有關涉。鑒于關中地區(qū)除了高元珪墓的圖像，我們現(xiàn)在尚不能找出更多案例，來證明椅子是在長安興起并傳播的，因此，更大的可能是河北地區(qū)興起，而高元珪受其影響。
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為什么椅子可能是河北地區(qū)興起，首先為武官人群所接受，并逐步擴大影響，進而對改變中國家居生活的面貌起到重要影響的呢？原因很簡單，正是這樣一個群體，最容易掙脫傳統(tǒng)禮法的束縛，更兼之為了戶外活動的方便，已有胡床為高座家具的先聲，不斷沖擊著舊有的低座家具傳統(tǒng)。
五代時期，有椅子圖像的墓例在洛陽地區(qū)明顯增多。
2011年，原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為配合中國再生資源有限公司洛陽產(chǎn)業(yè)化園區(qū)項目基本建設，在孟津縣新莊考古工地發(fā)掘出晚唐五代時期墓葬一座，墓葬規(guī)模大，墓葬形制及壁畫保存較為完好。該墓為長斜坡墓道磚室墓，墓葬全長30米，由墓道、甬道、墓門、墓室?guī)撞糠纸M成。墓室平面呈圓形，為仿木結構磚室墓。東壁從南向北依次為高浮雕或磚雕馬球桿、門樓、高腳箱、桌子。三者大小不成比例。馬球桿為高浮雕，豎立，桿細長，首部彎曲，西壁由桌椅、高檠燈、門樓組成。北側為砌磚雕仿木結構桌椅。方桌居中，直腿，腿間有橫棖相連，桌上置淺浮雕的執(zhí)壺與茶托盞。椅子左右對稱，直腿，靠背微斜[34]。
2012年，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配合萬豐房地產(chǎn)皇朝麗苑建設的考古工作中，清理了一座五代至宋初的磚室壁畫墓（編號：IM4729），該墓為南北向的磚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組成，平面近圓形，墓室四壁有磚雕結構，正對墓道的墓室北壁為磚砌假門結構，假門兩側有磚雕窗戶、門、桌椅、燈檠等結構〔圖十〕[35]。
2012年，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陽市老城區(qū)邙山鎮(zhèn)洛吉快速通道以西、營莊村之北洛陽宏進國際物流中心發(fā)掘墓葬27座。墓葬年代從晉到宋，其中五代壁畫墓（編號：C8M1548）的發(fā)現(xiàn)是這次發(fā)掘的一大收獲。壁畫墓由墓道、石塊封堵的第一道墓門、過洞、磚砌的第二道墓門、甬道、墓室六部分組成，墓室磚砌，平面呈圓形。發(fā)掘者將壁畫分為八組，其中第三組為彈唱宴飲圖，“這組壁畫應為該墓的主壁畫，畫面有磚雕桌、椅。桌子中部置果盤，果盤內(nèi)置石榴；果盤兩邊置茶壺、托盞。桌后站有七位仕女，布局緊湊。在磚雕椅子后面各有一侍女”〔圖十一〕[36]。
2012年，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配合龍盛小學基本建設時發(fā)掘清理一座五代壁畫墓，編號為C7M5722。該墓葬為長方形臺階式墓道磚券墓葬。整個墓葬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組成。墓室為磚雕仿木結構，平面近圓形。墓室壁上有磚雕的門、窗、桌子、椅子、燈檠、柜子、衣架?！白雷泳又校烂鏋樾苯?，桌腿間有橫棖一根，桌腿為曲棱形，桌面上用磚一塊表示擺放的東西。椅子方形，有靠背，對稱地放在桌子兩旁”[37]。
洛陽五代至宋初集中出現(xiàn)一批表現(xiàn)有桌椅的墓葬不足為奇，這種情況也和傳統(tǒng)禮制的被破壞有關?！杜f五代史·禮志》僅簡略地記錄了這一時期的幾次宗廟禮討論，《新五代史》則將禮志取消，認為“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38]。五代之人自己亦有“文章禮樂，并是虛事”[39]之說。鄧小南先生在《走出五代——10世紀中原王朝統(tǒng)治人群的轉變》中認為，“自唐朝末年經(jīng)五代至北宋初年，在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面臨的社會矛盾性質類似，統(tǒng)治者在掙扎摸索中致力于解決的問題也類似，從這一意義上說，這段期間事實上屬于同一單元”。這個時期是一個破壞、雜糅與整合的時期?！鞍彩穪y后，唐朝出現(xiàn)排斥胡人的情緒，大量胡人遷居河朔，加重了該地區(qū)的胡華傾向，也增強了河北藩鎮(zhèn)的力量。這些胡人最終整合入晚唐強勁的北方民族沙陀部，成為五代王朝的中堅”[40]。
河北地區(qū)在安史之亂到宋代初年，在全國政局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會昌時期臨近河北的澤潞軍企圖擁立自己的首領，宰相李德裕指出：“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zhèn)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盵41]這種政治大變局，在物質文化方面也會有所體現(xiàn)。譚凱從晚唐河北的特殊性與文化隔離、河北人在10世紀中國的政治地位、晚唐河北人對北宋喪葬文化的影響、晚唐河北人對北宋汴洛語音的影響、門閥世襲風貌的消失、新興精英風貌的興起等幾個方面論述了晚唐河北人對宋初文化的影響，認為“在10世紀，北方的各個新朝代大多由來自河北或河東的將軍所建立，以至于宋初時高級文官階層里原籍河北的占了相當大的比例。位于這個具有政治與文化權力的位置上，河北人顯然有助于改造政治核心區(qū)域的霸權文化”[42]。
可以想見的是，隨著河北人在五代宋初政壇上影響的擴大，高座家具更進一步擴展了使用的范圍，并最終完成了由低座家具向高座家具的轉變。這一轉變是逐漸實現(xiàn)的，朱熹考證了古代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寫出了《跪坐拜說》，其中有：“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其后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43]可見，在北宋時期，至少在祠廟當中還可以見到席地跪坐的舊式習俗。
四?余論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四中曾經(jīng)記載：“往時士大夫家婦女坐椅子、兀子，則人皆譏笑其無法度，梳洗床、火爐床家家有之，今猶有高鏡臺，蓋施床則與人面適平也?！盵44]
陸游并沒有明確說明“往時”的具體時間，但估計和他生活的時代相距不遠。有可能在南宋之初，江南女性尚不能隨意坐在椅子上。但是，在北方婦女坐椅子的形象出現(xiàn)很早。1993年冬，在阿魯科爾沁旗寶山村附近發(fā)現(xiàn)兩座大型壁畫墓。1號墓該墓內(nèi)部結構獨特，裝飾華麗，滿繪壁畫，并有“天贊二年（923）題記，這是迄今發(fā)現(xiàn)的紀年遼墓中最早的契丹貴族墓。2號壁畫墓出有契丹小字石碑，年代接近1號墓，在其北壁有一幅表現(xiàn)《頌經(jīng)圖》，圖中的“貴婦云鬢抱面，所梳發(fā)髻的正面上下對插兩把發(fā)梳，佩金釵。彎眉細目，面如滿月。紅色抹胸，外罩紅地毯路紋寬袖袍，藍色長裙，端坐于高背椅上，面前置紅框藍面條案，上有展開的經(jīng)卷”[45]。此圖吳玉貴先生考證為“楊貴妃教鸚鵡圖”[46]。
由于遼代早期文化受河北地區(qū)的唐文化影響很深，所以，遼代墓葬中有婦女坐于椅子上的圖像并不奇怪。同時，遼代墓葬中出土有不少椅子的模型，而且遼墓出土的椅子有比較明顯的特點：“其鮮明特征是椅面前大邊與左右抹頭兩端的交接處有向外突出的部分，呈十字形，這反映了一定的區(qū)域特征，也和一定的審美心理有關。也許由于椅面前端的這種十字形突起沒有實際的功能價值（甚至妨礙臀部的活動），所以后來并沒有被繼承下來?！盵47]
另外一個問題是，故宮博物院傳五代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中出現(xiàn)高靠背椅，由于畫面描寫的是南唐時期的故事，如果高靠背椅出現(xiàn)在南唐官宦之家，我們不但要對椅子在南方的傳播做進一步的思考，也要對陸游所記的習俗進行新的解釋。不過，此圖現(xiàn)在有不少學者認為是南宋時期的摹本，張朋川先生認為故宮本《韓熙載夜宴圖》是綜合了不同時期的粉本而在南宋組合成新圖[48]。
江蘇邗江蔡莊五代墓由墓門、前后兩主室和四個側室組成〔圖十二〕，每個側室均有放置隨葬品的木床一張，床長1.8米、寬0.92米、高0.50米，可見還是屬于矮式家具的時代[49]。
這樣，寶山遼墓“楊貴妃教鸚鵡圖”和《韓熙載夜宴圖》中的椅子形象，并不影響本文的結論，即椅子在唐代最早流行于河北地區(qū)的武將人群之中，隨著晚唐河北人在中原地區(qū)影響的擴大，椅子在宋代已經(jīng)普及到尋常百姓之家，深刻地改變了古人的坐式。
參考文獻：
[1] 張廣達：《論隋唐時期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幾個特點》，載《文本、圖像與文化流傳》頁17、20－21，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
[2] 袁行霈主編：《中華文明史（第三卷）》頁341，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3]（明）胡廣：《性理大全書》卷六六《治道一》頁23，明嘉靖二十二年刻本。
[4]［美］柯嘉豪（趙悠、陳瑞峰等譯）：《佛教對中國物質文化的影響》頁222，中西書局，2015年7月。
[5] 楊泓：《漢唐之間城市建筑、室內(nèi)布置和社會生活習俗的變化》，載《束禾集》頁221－22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
[6]［英］A.斯坦因（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中華書局，1936年。
[7]《后漢書》志第十三《五行一》，頁3272，中華書局，1965年。
[8]（南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卷下之上《簡傲第二十四》，頁51－52，四部叢刊景明袁氏嘉趣堂本。
[9] 敦煌研究院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一卷）》圖146，文物出版社，1982年。
[1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鞏縣文物保管所：《宋太宗元德李后陵發(fā)掘報告》，《華夏考古》1988年第3期。
[11] 趙文軍、馬曉建、朱樹魁：《宋陵周王墓》，載國家文物局：《2009中國重要考古發(fā)現(xiàn)》頁166－169，文物出版社，2010年。
[12]（宋）丁謂：《丁晉公談錄》頁7－8，宋百川學海本。
[13]（宋）王铚：《默記》卷上，頁5，清乾隆道光間知不足齋叢書本。
[14] 宿白：《白沙宋墓》頁21－63，文物出版社，2002年。
[15] 佚名：《巨鹿宋代故城發(fā)掘記略》，《國立歷史博物館叢刊》第一年第一冊，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部，1926年。
[16] 張保卿：《巨鹿故城的發(fā)現(xiàn)及相關研究》，《華夏考古》2016年第3期。
[17] 蘇州博物館、江陰縣文化館：《江陰北宋“瑞昌縣君”孫四娘子墓》，《文物》1982年第12期。
[18] 姜杉、馮耀武：《山西左權發(fā)現(xiàn)宋代雙層墓》，《文物世界》2005年第5期。
[19] 鎮(zhèn)江市博物館、溧陽縣文化館：《江蘇溧陽縣竹簀北宋李彬夫婦墓》，《文物》1980年第5期。
[20]（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卷五《娶婦》，頁480，中華書局，2006年。
[21]（宋）歐陽修：《歸田錄》卷二，載同氏著：《歐陽文忠公集》卷一五三，頁21，宋慶元二年周必大刻本。
[22] 上海博物館編：《美國收藏中國五代宋元書畫珍品·翰墨薈萃》，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年。
[2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武邑龍店宋墓發(fā)掘簡報》頁323－329，載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文集》，東方出版社，1998年。
[24] 賀華：《讀〈唐高元珪墓志〉》，載西安碑林博物館編：《碑林集刊（三）》，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5年。
[25] 敦煌研究院編：《中國石窟 敦煌莫高窟（第四卷）》圖184，文物出版社，1982年。
[26] 日本僧人圓仁在其所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曾經(jīng)記載，開成三年（838年）十一月“十八日相公入來寺里，禮閣上瑞像，及檢校新作之像。少時，隨軍大夫沈牟是來云：‘相公屈和尚?！劰┦雇情w上，相公及監(jiān)軍并州郎中、郎官、判官等皆椅子上吃茶，見僧等來，皆起立，作手立禮，唱：‘且坐。’即俱坐椅子，啜茶”。參見［日］圓仁注、白化文等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頁68，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年。這段話是椅子的早期文獻之一，從“椅子上吃茶”看，仍可能采取的是在椅子上跏趺坐的形式。要之，椅子在寺院中出現(xiàn)較早，但如何影響民間是有待探討的。
[27] 高小龍：《北京清理唐磚室墓》，《中國文物報》，1998年12月20日。
[28]《新唐書》卷一二七《列傳第五十二》，頁4447－4448，中華書局，1975年。
[29] 陳寅?。骸短拼问肥稣摳濉飞掀督y(tǒng)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頁195－19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0] 張家口市宣化區(qū)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紀年唐墓發(fā)掘簡報》，《文物》2008年第7期。
[31] 衡水市文物管理處：《河北故城西南屯晚唐磚雕壁畫墓》，載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河北省考古文集（三）》頁129－138，科學出版社，2007年。
[32] 新鄉(xiāng)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鄉(xiāng)市仿木結構磚室墓發(fā)掘簡報》，《華夏考古》2010年第2期。
[33]（唐）姚汝能：《安祿山事跡》卷上，頁12，清宣統(tǒng)三年葉氏刻本。
[34]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孟津新莊五代壁畫墓發(fā)掘簡報》，《洛陽考古》2013年第1期。
[35]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苗北村壁畫墓發(fā)掘簡報》，《洛陽考古》2013年第1期。
[36]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邙山鎮(zhèn)營莊村北五代壁畫墓》，《洛陽考古》2013年第1期。
[37]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龍盛小學五代壁畫墓發(fā)掘簡報》，《洛陽考古》2013年第1期。
[38]《新五代史》卷五八，頁669，中華書局，1974年。
[39]《舊五代史》卷一〇七《漢書九》，頁1408，中華書局，1976年。
[40] 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頁80，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4年。
[41]《資治通鑒》卷二四七《唐記六十三》，頁7980，中華書局，1956年。
[42] 譚凱：《晚唐河北人對宋初文化的影響——以喪葬文化、語音以及新興精英風貌為例》，載《唐研究》第十九卷，頁255－285，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43]（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八《跪坐拜說》，頁1－2，載《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冊一三七，上海印書館，1919年。
[44]（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四，頁9－10，明崇禎津逮秘書本。
[45] 內(nèi)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nèi)蒙古赤峰寶山遼壁畫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98年第1期。
[46] 吳玉貴：《內(nèi)蒙古赤峰寶山遼壁畫墓“頌經(jīng)圖”略考》，《文物》1999年第2期。
[47] 邵曉峰：《中國宋代家具》頁28，東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
[48] 張朋川：《中國古代人物畫構圖模式的發(fā)展演變——兼議〈韓熙載夜宴圖〉的制作年代》，《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2007年第4期。
[49] 揚州博物館：《江蘇邗江蔡莊五代墓清理簡報》，《文物》1980年第8期。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