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人們感到很難再像以往那樣信任詩歌了。人們?nèi)匀幌矏墼姼?，但卻深感對當代詩歌缺乏了解。在當代中國社會的轉(zhuǎn)型中，一堵阻隔的高墻，不知什么時候已赫然聳立在人們和詩歌之間。其實，就像一架語言的機器，當代詩歌一直在那里不停地轉(zhuǎn)動 ，做著自己的事情，時而喧聲震天，時而細聲潤物。但對這架龐大的詩歌機器究竟是如何運轉(zhuǎn)的，它的動力是怎樣的，它依據(jù)的審美原理又是什么，大多數(shù)讀者包括專業(yè)的詩歌評論家，都感到不甚了了，甚至于充滿疑惑和猜忌。人們很少反思他們對詩歌的態(tài)度，或是反省他們對詩歌的疑惑；如果當代詩歌出了什么問題，那么，似乎天然地，問題不可能在讀者一方，而肯定是出在了當代詩歌本身。這種情形非常像鄰人有亡斧者的故事。人們越是懷疑當代詩歌有問題，就會順著這樣的思路一路琢磨下去，也就越發(fā)覺得當代詩歌的確是有問題。
問題也許不在當代詩歌到底有沒有“問題”，不在詩人和讀者站在各自的立場對當代詩歌的評估有多么大的差距；有一個底線，不妨交代一下：任何一個時代的詩歌都會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或是所謂的“危機”。在我看來，當代詩歌如果說有什么問題的話，那么，問題的癥結(jié)恰恰在于，人們面對已經(jīng)問世的大量優(yōu)秀詩歌，缺少辯識、解釋和欣賞的能力。人們?nèi)菀装阉麄冏约合胂蟪梢粋€沒有任何問題的、受過足夠訓練的讀者，并且太容易陷入這樣一個角度：當代詩歌為我做了什么？其潛臺詞就是，當代詩歌無論怎樣，都應(yīng)該讓作為一個讀者的我能看懂。如果一個人這樣對待莊子，或康德，其荒謬和愚蠢之處，就會暴露無遺。但是，對詩歌，對當代詩歌，他采取這樣的方式，其荒謬和愚蠢之處，就會隱蔽得多。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或許，另外一種看待當代詩歌的方式，會減少不必要的誤解。讀者不妨問一下自己：“我”（從閱讀的角度）能為當代詩歌做點什么？或是考慮一下：當代詩人已為當代詩歌做了什么？他們采取了哪些新的藝術(shù)手法？他們這樣做的意圖和抱負是怎樣的？在我看來，當代詩歌已經(jīng)取得的成果足以回報讀者所可能采取的那種積極而主動的閱讀熱情。詩人西渡，就是這樣一位展示了當代詩歌進展的優(yōu)秀詩人。他新近出版的個人詩集《草之家》，鞏固了他作為一個優(yōu)秀詩人在當代詩界的地位，而且，也使他辛勤探索的個人的詩歌疆域有了更寬廣的展現(xiàn)。
《草之家》是西渡的第二本個人詩集，它和詩人的處女詩集《雪景中的柏拉圖》（1998）形成了一對有力的呼應(yīng)。在這一過程中，《守望與傾聽》，詩人的一本詩歌評論集，則起著鮮明的伴奏作用。就詩人所擁有的寫作才能而言，這三本書發(fā)出的最后的合聲，猶如一個詩人演出的語言的奏鳴曲。更具象征意味的是，它揭示了西渡和當代詩歌打交道的一種獨特的方式：一邊寫作詩歌，一邊思考如何寫作詩歌。換句話說，詩人批評家的方式，是西渡自覺采取的一種詩歌方式。他熱愛詩歌，但并不想讓這份珍貴的熱愛流于盲目和虛妄。這也是我說的，作為一個詩人，他值得人們信賴的主要的原因。大約十年前，西渡便將他對詩歌的熱愛確定為探索并展示一種“詞語的謙卑”。也就是說，對于我們能用語言觸摸的世界，懷著一種敬畏的態(tài)度。我以為，正是這種內(nèi)在的精神姿態(tài)使西渡的詩歌有別于其他的當代詩歌。另一個方面，這種敬畏的態(tài)度（它的最完美的原型是但丁，而但丁也恰恰是西渡特別膺服的詩人），還讓西渡找到了他自己的詩歌方式：像語言的工匠那樣工作，在樸素中抵達一種可能的完美。詩人曾這樣告白：“我寫詩完全是因為寫詩本身的樂趣”，并且明確地聲言：“在這個世界上，能夠?qū)懺娋褪且环N幸福”（隨筆《思考與解釋》）。這與其說是一種對詩歌的信念，不如說是一種對詩歌的體驗。而能帶著這樣的體驗，去探索詩歌的秘密的人，已經(jīng)不是很多了。是的，在西渡的詩歌中回蕩著一種人們很難在其他的當代詩人的作品里聽到的“幸福的聲音”。這是他偏愛的題材，盡管有點抽象，也是他的大部分詩歌的主題。這種“幸?！?，主要不根植于人世，或是驗證于我們生存的世界，而是依托于心靈和語言之間的一種永恒的關(guān)聯(lián)，一種深邃的過程。像詩集《草之家》中收錄的《蛇》、《蝴蝶》、《蜜蜂》、《樹木》、《草之家》、《鷹》，以及詩集《雪景中的柏拉圖》中收錄的《最小的馬》、《螞蟻和士兵》、《但丁:1290，大雪中》、《為大海而寫的一支探戈》，這些詩作都屬于詩人自己所指認的--是敏感于語言本身的樂趣的產(chǎn)物。當然，語言的樂趣，絕不像有些論者所誤解的那樣，它們和我們對生存的體會和省思沒有關(guān)聯(lián)。對西渡這樣的詩人來說，領(lǐng)悟我們是如何使用語言的，就意味著了解我們自身的生存狀況，也意味著領(lǐng)悟我們和世界的最本質(zhì)的關(guān)聯(lián)。對舉出的這些篇什，我差不多都能記背。這也是我向這些珍貴的詩歌表示敬意的一種方式。它們的語言純凈，比喻恰當，表達節(jié)制……，更重要的，這些詩行中蘊涵著一種吸引人的來自語言的呼喚。
西渡80年代后期就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他出生于1967年，受過這代詩人所能受到的最好的教育，但他也知道，詩歌是另一種終生的自我教育。他的詩歌在風格上顯得純正，卻并不拘泥于所謂的“泛學院詩歌”。他也常常將他的詩歌的觸須延伸到當代生活，寫出了像《寄自拉薩的信》、《一個鐘表匠的記憶》、《旅游勝地》等充滿批判力量的篇什，它們已被很多論者視為“90年代詩歌”的敘事性傾向的代表詩作。
從風格的角度看，西渡屬于那種喜歡錘煉技藝的詩人，但他并不迷信技術(shù)。應(yīng)該說，他做得還蠻不錯的。他在詩歌中顯示的技藝，也讓一部分同代詩人感到不舒服。因為兩相比較，后者顯得太粗糙了。對此，西渡謙卑地寫道：它們“實際上根植于心靈的差異”（《草之家》后記）。語言不是工具，這一點，西渡早就明確了。他替語言工作，而不是用語言工作；借助對修辭的精通來加強或減弱一些語言的風格標記，演示想象所蘊含的意義。他對詩歌語言最基本態(tài)度是：純正、干凈、樸素、優(yōu)美。這種態(tài)度絕不僅僅源于一種風格策略（像一些人有意曲解的那樣），更深刻地，它反映了西渡對詩歌的一種看法?；蛟S，別的詩人已經(jīng)無法從這樣的語言態(tài)度找到出路了，但西渡本人仍能從中汲取力量。無疑，他希望當代詩歌在觸及我們生存的最本質(zhì)的狀況的同時，仍能葆有一種升華的力量。換句話說，用詩歌為人做點什么。我唯一的疑問是，他也許做了不止一點點。
200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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