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筆者參與編輯《之江大學的神仙眷侶——蔣禮鴻與盛靜霞》，知道了之江大學的一些人和事，并無意間在之江大學學生上課登記單上看到之江大學的英文名是“HANGCHOW UNIVERSITY”（杭州大學）。當時筆者揣測之江大學因為是一所教會學校，辦學資金多系在美國募集而得，而募款需要宣傳，“之江”之名美國人不易明白，故將學校名中的“之江”以“杭州”的威妥瑪拼音寫法HANGCHOW代替。無獨有偶，筆者后來又發(fā)現(xiàn)另一所教會大學——蘇州的東吳大學的英文名亦稱“SUCHOW UNIVERSITY”，取名的思路當與之江大學相同，這似乎是近代中國教會大學屬地化發(fā)展的一種反映。是為筆者與歷史上的之江大學締結(jié)的前因，因是之故，后來兩次去過之大校園故址，感嘆學校風水之佳、校園環(huán)境之優(yōu)、建筑風格之美。如今得讀汪林茂教授的《秦望山麓弦歌聲——之江大學始末》（以下簡稱“之大”。與之江大學續(xù)上了后緣，閱罷全書，不禁心馳神往，之大校園，何時更重游？
汪教授是知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精研晚清文化史、近代浙江地方史等，尤其在浙江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造詣高深，著有《晚清文化史》《浙江辛亥革命史》《從傳統(tǒng)到近代：晚清浙江學術的轉(zhuǎn)型》《浙江通史·清代卷下》等專著，編有《浙江辛亥革命史料》《紹興商會檔案匯編》《汪康年文集》等，編著可謂等身，嘉惠學林匪淺。《之大》是汪教授應杭州文史研究會之邀，為“杭州文史小叢書”項目而撰寫的一本小書。由汪教授來寫一本不足7萬字的面向大眾讀者的薄薄小書，洵為“大專家寫小書”，這本小書的分量可想而知。
《之大》就其來源而言不是一本新撰的書。此前，汪教授與人合作研究之江大學歷史，著有《之江大學史》《之大》當由此改編而來。但別小看了“改編”、“杭州文史小叢書”有篇幅、思想性、通俗性等方面的要求，這意味著改編其實是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寫。重寫的《之大》是成功的?？傮w而言，《之大》比《之江大學史》結(jié)構(gòu)更緊湊，脈絡分明，不蔓不枝。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之大》的最后兩章（第七、八章）《群星升起的地方》《文化勝景》為后者所無或散見于各處，而這樣一來，使《之大》呈現(xiàn)了一種“大”的氣勢。如果說《之大》的第二至六章按時間順序縷述該校從崇信義塾至育英書院到之江文理學院再到之江大學的發(fā)展過程，是一種編年史，那么末兩章則是列傳與志，第七章寫《之大》歷史上的著名教授與學生，類似于人物列傳，第八章寫校園建筑、著名景觀。詩文，類似于建設志、景觀志、藝文志。這樣的布局，不止“大”，而且“全”。以筆者閱讀的感覺而言，編年史的部分讀起來較為平淡，讀至第七章，則漸感意味，迨至末章則人佳境，尤其是讀到夏承燾先生詠之大校園風情的七闋《望江南》，那種感覺非筆墨所能形容，差可比作啖食甘蔗，越吃越甜。
之江大學作為一所有著百余年歷史的教會學校，它的豐富而別具內(nèi)涵的歷史當非一本薄薄小書所能完全揭示，該輯小叢書的另一種《苦海方舟濟蒼生——蘇達立、明思德與杭州抗戰(zhàn)救難》所揭示的之大在抗戰(zhàn)期間歷經(jīng)的豐富情節(jié)，即為《之大》所未涉及，所以《之大》可稱一部簡史，即使先期出版的《之江大學史》也是如此。但是，這部之大簡史是中國近代史抑或浙江、杭州近代史的一個縮影。首先在時間上，之大的前身崇信義塾創(chuàng)辦于1845年7月，時在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三年之后，比國內(nèi)其他一些著名的教會大學，如齊魯大學（1864年）、東吳大學（1871年）、圣約翰大學（1879年）、金陵大學（1888年）滬江大學（1906年）華西大學（1908年）的創(chuàng)始時間都要早得多，20世紀50年代初，它在高等院校調(diào)整及社會主義改造中與其他教會大學一道消亡，差不多貫穿了整個中國近代史。其次，之大發(fā)展過程中所經(jīng)歷的一切都是在“二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展開的，反映了中國近代曲折演變的歷史過程。原設在寧波的崇信義塾于1867年遷至杭州，易名“育英義塾”，這一過程是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勢力從沿海通商口岸深入內(nèi)陸的一個反映。伴隨洋務運動而來的西學潮流以及甲午戰(zhàn)爭給中國帶來的巨大影響，育英義塾在1897易名育英書院（杭州長老會學院），成為浙江第一所近代高等學校，并為本土的求是中西書院的創(chuàng)辦提供了參照及師資。在由五四運動激起的民族主義高潮中，之江大學遭遇了收回教育權(quán)運動的沖擊，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之大被迫向政府申請立案，成為中國的私立大學。隨著抗日戰(zhàn)爭的全面爆發(fā)，美國教會創(chuàng)辦的之大也同中國本土大學一樣顛沛流離，內(nèi)遷、流亡、掙扎，然后在抗戰(zhàn)勝利后復員。
之大作為一所教會學校，辦學初衷是“培植教牧人才”，最終目標是要以基督的福音改造中國人的靈魂。自明代晚期耶穌會士利瑪竇、金尼閣、龍華民等人華起，西方基督教勢力就致力于這個目標，近三百年堅持不懈。但是，傳教士們在中國這塊“異教”土地上辛勤耕植的結(jié)果，要么慘遭敗績，要么種豆得瓜。之江大學的歷史揭示，教會學校所孜孜以求的宗教目標收效甚微，卻在客觀上給中國作出了別樣的貢獻。一方面它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引進了現(xiàn)代科學技術，培育了大量擁有西學知識的人才，沖擊了中國傳統(tǒng)教育體制，為中國人的思想啟蒙打開了方便之門；另一方面，它與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其他方面的存在一道，催化了中國民族主義運動，反基督教主義成為中國民族主義核心內(nèi)容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教會學校始于“化中國”，終于“中國化”，《之大》完整地反映了這個過程。
教會大學的研究曾經(jīng)是一個無人涉足的領域，這是歷史原因所致。改革開放以來，研究漸多，在繼續(xù)認為教會學校作為西方列強侵略勢力的一個組成部分的同時，也漸漸肯定了它對中國近代化所起的作用。但是迄今為止教會大學的研究無論廣度與深度都是不充分的。其因大致有二：一是資料上的，教會大學的檔案多存在國外，國內(nèi)保留的也不易查閱；二是方法上的，畢竟教會大學有其原罪，研究的尺度難以把握。以之衡量《之大》，它是粗線條的，但汪教授拿捏得好。
多年來，關于之江大學，筆者一直有個小小疑問：民國時期之江大學校園環(huán)境之優(yōu)美騰播眾口，有“世界第二”之美譽，那么“世界第一”美麗的大學是哪一家？這一排名的最早出處在哪里？筆者曾經(jīng)為此做過初步的探索，雖無結(jié)果，但別有所得。20世紀20年代初浙江政、學方面籌建“杭州大學”（浙江的杭州大學），選定鳳凰山麓、今萬松書院一帶作校址。1923年春，時在東南大學任教的陶行知（時名陶知行）來杭，花半天時間考察了杭州大學校址，歡喜贊嘆得未曾有，事后發(fā)了一封題為《杭州大學意旨書》的公開信，信中說：“我對于選擇大學校址，亦曾受過一二次之委托，雖始終未曾實現(xiàn)，心目中卻懸過幾個目標，以為尋訪之依據(jù)。我心里所懸的目標有五：一要雄壯，可以令人興奮；二要美麗，可以令人欣賞；三要闊大，可以使人胸襟開拓，度量寬宏；四富于歷史，使人常能領略數(shù)千百年以來之文物，以啟發(fā)他們光大國粹的心思；五便于交通，使人常接觸外界之思潮，以引起他們自新不已的精神。我拿這五種標準參觀過國內(nèi)大學二十余處。比較好一點，國立的有東南大學，外國人設立的有之江大學和香港大學。這三個學校校址，各有所長，就中天然環(huán)境，要推之江大學為第一?！边@里，陶氏品評國內(nèi)大學校園環(huán)境，列之江大學為第一。但還有個限定條件，即謂就“天然環(huán)境”而言，之江大學是國內(nèi)第一。那么建于最佳“天然環(huán)境”中的之江大學的校園環(huán)境如何呢？陶先生沒有說。陶先生是一位有著強烈民族主義思想的平民教育家，他應該不會去公開贊揚貴族化色彩較為濃厚的之江大學饒有西方風格的校園環(huán)境，但之江大學既擁有國內(nèi)第一的“天然環(huán)境”，其整體校園環(huán)境之美名列國內(nèi)第一，大概是可以斷定的了。由此亦可知“世界第一”定然屬于國外尤其是歐美的大學，那么，它是誰呢？
編輯 | 王雨菡 劉俊萍
責編 | 劉萬偉
《杭州文史》28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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