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資治通鑒》的編撰
《宋史·司馬光傳》里面記載過司馬光兩個童年故事，除了婦孺皆知的“司馬光砸缸”之外，還有一個不太受人注意的故事。然而正是這個不為一般人重視的童年故事，和司馬光的終身成就有著更為直接的聯(lián)系。司馬光六歲就學(xué)，七歲開始就迷戀上了《左傳》這部書，“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蘇軾《司馬溫公行狀》）。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與幼年嗜讀《左傳》，應(yīng)該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這從《資治通鑒》的體裁選擇和時代斷限上，都能得到佐證。首先，在體裁上，《資治通鑒》選擇的是和《左傳》一致的編年體；其次，在斷限上，《資治通鑒》始于“三家分晉”，是接著《左傳》往下寫的。
《左傳》敘事結(jié)束于魯?shù)抗哪辏˙C.464）知伯荀瑤帥晉師伐鄭，及悼公十四年（BC.454）晉國趙、魏、韓三家滅知伯。關(guān)于三家滅知伯，《左傳》只簡單地交代了下結(jié)果，并未就整個過程展開具體敘述?！顿Y治通鑒》開篇第一句話：“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這是“三家分晉”的正式完成，發(fā)生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司馬光根據(jù)書中的紀年標識，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這部書囊括了1362年的歷史（《資治通鑒》結(jié)束于公元959年，陳橋兵變的前一年）。后人一般也沿用這一說法。事實上，從敘事角度看，《資治通鑒》涵蓋的歷史跨度，并不止1362年。司馬光把“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放在全書第一句，是為了突出批判意識（誠如胡三省所謂：“此溫公書法所由始也。”詳參拙著《帝王教科書》第二講《意蘊深遠的開篇》），并非《資治通鑒》敘事的起始年限。在這句話之后，司馬光用倒敘手法，詳細追述了三家滅知伯的全過程，體現(xiàn)了既接續(xù)《左傳》，又彌補《左傳》的特點。故《資治通鑒》真正的敘事年限應(yīng)超過了1400年。
司馬光很早就開始著手這部書的編撰。最初編成了《歷年圖》五卷，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止于宋朝建立前，是1362年間歷朝大事記，提綱挈領(lǐng)。于治平元年（1064）進呈給宋英宗。很多學(xué)者把這份《歷年圖》看作司馬光創(chuàng)作《資治通鑒》的提綱。
之后不久，這項龐大的編年史寫作計劃，完成了前八卷內(nèi)容，司馬光將之命名為《通志》，于治平三年（1066）進呈給宋英宗，內(nèi)容包括從三家分晉到秦二世三年（BC.207）。宋英宗在看了之后，決定將司馬光編修史籍的工作轉(zhuǎn)變?yōu)楣俜叫袨?，由政府出資募員，司馬光領(lǐng)銜，來完成一部講述“歷代君臣事跡”的史書。經(jīng)司馬光和宋英宗溝通后，決定將這項工作放在編撰《通志》的原計劃基礎(chǔ)上進行。這是這部編年體通史成為官修書之始。很多文獻都說《資治通鑒》的編撰，前后歷經(jīng)19年（完成于宋神宗元豐七年，即1084年），就是把治平三年（1066）作為編修的起始年來算的。這個算法其實也不確切。如前所述，這一年只能算這部書成為官修書的開端，事實上司馬光的準備工作和早期編寫工作，早就開始了。
在得到宋英宗的支持之后，司馬光開始挑選助手，強化編修程序。司馬光將編修程序分為三步。第一步是將所有史料按年月匯集，稱作“叢目”；第二步是在“叢目”基礎(chǔ)上，將無益于治道的內(nèi)容予以刪削，也要對一事多說者進行辨析、提煉，稱之為“長編”；第三步是在“長編”基礎(chǔ)上刪定成書。三位助手完成前兩步工作，最終司馬光親自筆削定稿。
治平四年（1067）春，司馬光完成了第一批定稿。這時候宋英宗已經(jīng)去世了。所以這第一批定稿進呈給了繼任的宋神宗，并由司馬光在經(jīng)筵中為宋神宗講解相關(guān)內(nèi)容。宋神宗為這部書寫了篇序言（由當時的翰林學(xué)士王珪代筆），并正式將該書賜名為《資治通鑒》，取“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之意。二《資治通鑒》的讀本
《資治通鑒》最終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校訂完畢，并于杭州鏤版刊行。同一年，司馬光去世。宋哲宗親政以后，一反司馬光與太皇太后高氏領(lǐng)導(dǎo)的元祐政治，立志紹述乃父熙豐新法。反王安石陣營，以及與司馬光政治意見接近的朝野人士受到打擊。宋徽宗時，定下“元祐黨籍”并刻碑。司馬光被目為元祐黨領(lǐng)袖，《資治通鑒》也差點遭毀版之厄運。幸賴刻版前綴有當初宋神宗所賜的“御制序”，這部偉大的著作才得以保存下來。
1086年鏤版于杭州的這個最初版本，已久不見于人間。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比較早、比較流行、質(zhì)量也比較高的本子，是宋高宗紹興二年至三年（1132-1133）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刻本，完成于當時的余姚。民國時代“四部叢刊”和近年“中華再造善本”影印的《資治通鑒》，就是以這個本子為主的。
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資治通鑒》的最佳讀本，當然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標點本，這也是迄今為止最好的一個整理本。這次整理，選擇了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音注本《資治通鑒》作為底本。選擇這個底本最大的好處是，讀者在讀到《資治通鑒》原文外，還能讀到胡三省的注釋。胡三省的注釋，是古人研究《資治通鑒》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此外，中華書局的整理本還將當初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們編集的《資治通鑒考異》逐條散布在相關(guān)歷史事件下。《資治通鑒》是編年體，每個歷史事件只能在某一個確定的時間點上出現(xiàn)一次。它不像《史記》這樣的紀傳體史書，同一件事，比如“鴻門宴”，可以在項羽、劉邦的本紀或張良、樊噲的傳記中多次出現(xiàn)，每次出現(xiàn)都可以有不同的側(cè)重點，甚至可以有不同的說法。簡單說，編年體對于史事的要求是，一件事只能有一種說法。但問題是，很多歷史事件都有可能存在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說法。對編年體史書的作者來說，如何判斷、取舍這些相互歧義乃至于矛盾的史料，勢必成為一個棘手的問題。前文介紹《資治通鑒》編纂的基本步驟時介紹過，有一個從“叢目”到“長編”的過程。司馬光要求助手們在編寫“長編”的時候，碰到一事多說者，對任何一種不同說法都要詳加考察，或取一種比較合理的記載，或吸收不同說法中各自的合理成分，以折衷成一種比較客觀的陳述。這對于修史者來說，是一項難度很大的工作。而且未必能事事折衷，也不能確保編纂者每次選擇都是正確的。碰到這些情況，司馬光和助手們并不是簡單地將不同說法舍棄，而是另外匯集成一部《資治通鑒考異》，對相關(guān)史料進行剖析，說明《資治通鑒》的取舍理由。因此，后人用“長編考異法”來概括《資治通鑒》編纂在學(xué)術(shù)上的特點。講得簡單點，“長編考異法”也就是盡可能占有史料、盡全力辨析史料。直到今天，這套方法還是歷史研究的基礎(chǔ)。中華書局整理本將《考異》散在正文之下，有利于讀者深入了解《資治通鑒》及相關(guān)歷史內(nèi)容。
對于絕大多數(shù)非文史專業(yè)讀者來說，要通讀這樣一部皇皇巨著，恐怕是很有難度的。文言文以及歷史背景知識，都可能成為閱讀的障礙。很多讀者都希望有一部白話本《資治通鑒》，以輔助閱讀。市面上有不少品種的白話本《資治通鑒》。在此想略為討論一下市面上比較流行也非常有影響的一種，即柏揚版白話《資治通鑒》。編寫者在這套書上的確費了不少工夫，內(nèi)容比較完整，出現(xiàn)得也比較早，從臺灣引進后即大受歡迎。但柏揚這套書除了白話翻譯外，還加塞了他本人的很多評論。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柏揚在解讀中國歷史的時候，有自身的意識形態(tài)立場。讀他的書，借助其白話文來幫助理解《資治通鑒》原文，完全可以，但千萬不能被他的個人思想牽著鼻子走。
柏揚是臺灣“自由化”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他評論中國歷史的作品，多數(shù)都是以推動臺灣“自由化”為目的的，包括這部白話《資治通鑒》。所以他才會在開卷的地方批評司馬光缺乏民主思想。站在歷史角度來看，柏揚對司馬光的這番批評純屬無理取鬧。每一代精英只能在歷史給予他的條件下努力行事，沒有人能超越歷史。如果生活在將近一千年前的司馬光具有民主思想，那才是咄咄怪事。研究歷史、解讀歷史的前提，是尊重歷史。不應(yīng)該以今人的尺度譏誚古人，更不應(yīng)該通過對古人的無理攻擊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否則，無論其試圖達到的目的有多正當，其手段都是不正確的，其思想深度也是可疑的。而且，隨著人們對傳統(tǒng)文化的認識逐步深入，中西方文化比較研究成果的逐步豐富，柏揚這批人所持的批判傳統(tǒng)的立場，其本身也是值得懷疑和批判的。
也有很多讀者，可能只是想對《資治通鑒》的風貌作些了解，而并不執(zhí)著于讀完整部書。針對這樣的讀者，我們可以推薦一些節(jié)選本。市面上《資治通鑒》的節(jié)選本也有很多。老一輩學(xué)者中，瞿蛻園、王仲犖都分別選注過《資治通鑒》。我想重點向大家推薦的，是1965年中華書局出版社出版的、由王仲犖編注的《資治通鑒選》。這是鄭天挺主編的“中國史學(xué)名著選”的一種。
這部《資治通鑒選》輯錄的內(nèi)容雖不多，只涉及“張騫通西域”“黨錮之禍”“黃巾起義”“北魏孝文帝變法”“唐并東突厥”“安祿山之亂”“黃巢起義”“契丹滅后晉”等八個主題。但編選者的眼光，可以從文本中得到充分體現(xiàn)。
舉一個例子。王仲犖對“安祿山之亂”相關(guān)內(nèi)容的節(jié)選，是從《資治通鑒》原書第二百十七卷天寶十三載（AD.754，即叛亂的前一年）安祿山入朝唐玄宗于華清宮開始的。之后《資治通鑒》又記載到：“太清宮奏：‘學(xué)士李琪見玄元皇帝（按，指老子，據(jù)說老子姓李，李唐因認為祖宗）乘紫云，告以國祚延昌’?！贝撕笤跀⑹霭驳撋綔蕚渲\反的過程中，司馬光又頻繁插敘唐玄宗往來于長安與華清宮之間。這些看上去很枝蔓，與“安祿山之亂”這個主題沒有太多直接關(guān)系的內(nèi)容，王仲犖在編選時，全部予以保留，沒有作任何刪節(jié)。恰是這種看似無所作為的編選方式，體現(xiàn)出了王仲犖這個選本的高明之處。何以見得？
我們來做個對比。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也是史學(xué)名著?！锻ㄨb紀事本末》對《資治通鑒》原文做了不少刪節(jié)。比如對原著第二百一十七卷相關(guān)內(nèi)容的選取，在說完安祿山入朝之后，就介紹安祿山私蓄良馬，緊接著又說他如何收攏人心。把李琪見玄元皇帝、唐玄宗往來于華清宮的內(nèi)容全都刪除了，看似剔翦了旁枝余葉，緊鑼密鼓地鋪敘反叛預(yù)謀。
《資治通鑒》為什么要在這里插敘這些看似與安史之亂無關(guān)的內(nèi)容？看看那條奏報李琪見到“玄元皇帝”的記載，其中說到這位所謂的“玄元皇帝”，“乘紫云，告以國祚延昌”。多么巨大的諷刺?。【藜樵趥?cè)，大難旋至，一朝君臣仍沉緬在自我制造的太平神話中，宣告國祚延昌，未能欺人，卻實實在在欺騙了自己。再看看那些關(guān)于上清宮、華清宮的記載，一個荒殆、迷信的唐明皇，不正是安祿山順利起事的保障嗎？看明白這一點，我們就能領(lǐng)悟，《資治通鑒》的敘事其實是非常高明的。這些看似與安祿山叛亂無關(guān)的枝枝葉葉，都是在幫助讀者建立一個更加全面的歷史圖像。在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中，我們不僅要關(guān)注安祿山干了些什么，更要關(guān)注唐明皇同時在干什么。
《通鑒》這一手法形成的強烈對比，效果絕不亞于“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的文學(xué)性描述。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內(nèi)容在《通鑒紀事本末》中都不見了，留給讀者的，是一個干枯而殘缺的文本。而王仲犖的選本，看似很懶散，沒有對原文作修剪。但事實上，這樣不妄做改動的選本，恰恰是參透了《資治通鑒》的三昧。
順便一提，很多老師都非常重視《通鑒紀事本末》。這部書，對于不熟悉歷史事件的初學(xué)者來說，的確是入門的好把手。但也誠如很多前輩已經(jīng)指出的那樣，袁樞的才、學(xué)、識都很一般，改寫《資治通鑒》的過程中往往遺失了很多原著的精神。我們還是不能以它來代替《資治通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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