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氏父子中，曹丕應該是最難把握的一位。與才華橫溢而又命運乖蹇的弟弟曹植相比，曹丕似乎顯得才華不足而吉星高照；與世人皆知的“名為漢相，實為漢賊”的父親曹操相比，曹丕的人格似乎并不那么簡單容易定義。
而在我看來，曹丕人格難以定義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后人對曹丕人格本色的挖掘認知不夠。換句話說，雖然人們能夠從正面看到曹丕本人的文學才華和政治才能，但這兩方面的分量很難抵消他的那些骯臟的人品污點造成人們對他整體的負面認識。換個角度看，我們對曹丕在中國文化史上的作用地位估計認知不足。如果能從這方面重新挖掘認識，我想曹丕這個歷史人物形象正面負面對比判斷有可能要顛倒過來了。
說到曹丕人品的負面表現(xiàn)，世人皆知的就是他對于骨肉同胞的殘忍迫害，其中又以曹植“七步成詩”故事為最：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世說新語·文學》）
古今中外，大概找不出因為七步之內(nèi)做不出詩來就要掉腦袋的明確法律規(guī)定。但在封建專制制度下，帝王就是法律。曹丕之所以對骨肉同胞如此殘忍，根源于他和曹植因為王位繼承問題形成的關系反目惡化?？梢娫诜饨▽Ｖ浦贫认拢寮乙匝夑P系為基礎的倫理價值還是要讓位于政治價值。
盡管這次生命危難被曹植本人的才華暫時化解，但曹植并沒有從根本上逃過遭遇一奶同胞親哥哥壓制迫害的命運。甚至在曹丕死后，曹植以為這會給自己的命運帶來轉(zhuǎn)機，幾次上書請求出山入仕。但曹丕本人走了，杜絕曹植東山再起的政策沒有變。魏明帝曹叡即位后，沒有給自己的叔叔提供這樣的機會。曹植只能抑郁而死。
如果說曹丕對曹植還是慢慢折磨，讓他自己煎熬而死的話，那么對自己的另一個一奶同胞兄弟任城王曹彰則是親自下手，當場斃命的：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閣共圍棋，并啖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瓶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世說新語·尤悔》）
從這個故事后面卞太后的警告內(nèi)容來看，曹丕后來沒有對東阿王曹植下手，似乎是因為忌憚母親的面子和警示。這篇所描寫曹丕對于親兄弟曹彰堪稱趕盡殺絕，不留后患，殘害手段之毒辣兇殘，令人發(fā)指。當然，作為小說家言，《世說新語》記載或許未必完全確鑿屬實。葉嘉瑩先生對此事的真實性提出兩點疑問：一是黃初四年（223）諸王來朝的時間應為農(nóng)歷五月，當時棗子并未成熟，不可能有棗吃；二是曹植受封東阿王的時間為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卞太后不能在黃初四年稱曹植為“東阿王”。根據(jù)這兩點疑問，葉先生否定曹彰為曹丕所殺，而是得暴病而死（參見葉嘉瑩《漢魏六朝詩講錄》第三章，河北麥田圖書有限責任公司1998年版）。葉先生的說法很有道理，但畢竟還只是推測，所以還不能作為否定曹丕殺害曹彰的鐵證。理由也有二：其一，文中提到吃棗，并未明確指定為鮮棗。既然如此，那么就不能排除所吃棗子為干棗的可能。如果吃的是干棗，也就不會受到明顯的季節(jié)限制。而《世說新語·紕漏》就明確記載王敦在舞陽公主家的廁所，誤將本用來塞鼻用的干棗全部吃光的故事，說明吃干棗在當時并非不可能。其二，關于卞太后稱呼東阿王的問題。首先應該明確，這段文字的書寫者是《世說新語》的編寫者，不是卞太后本人。大家都知道的古代文化常識是，一個人去世之后，后人為了表示尊敬和紀念，一般習慣用其謚號或封號來稱呼他的一生經(jīng)歷。而《世說新語》的作者恰恰正是黃初四年200年之后的劉宋時期，用“東阿王”稱呼曹植并非沒有可能。因為這些緣故，所以還不能以受封時間作為否定曹丕殺害曹彰的關鍵性證據(jù)。因而，我們?nèi)匀豢梢哉J為曹彰死于親哥哥曹丕之手。
除了對骨肉同胞的殘忍，曹丕負面人品的突出表現(xiàn)就是荒淫生活了。后妃眾多，喜新厭舊，這些封建帝王已經(jīng)司空見慣的套路在曹丕那里也未能免俗。只是他在這方面還有一些自己獨特心得，其中一個突出表現(xiàn)就是總喜歡搶老父親曹操喜歡的女人——他的皇后甄后就是這么來的。
袁紹去世之后，曹操攻下原屬袁紹的地盤鄴城。曹氏父子一生戎馬倥傯，戰(zhàn)事無數(shù)，但這場戰(zhàn)役與其他所有戰(zhàn)役最不同的一點，就是曹操和曹丕父子二人都懷著個人的小九九——他們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女人（還是袁紹次子袁熙夫人的甄氏）而來的。
城破之后，曹操迫不及待地“令疾召甄”，但他萬萬沒有想到還是晚了一步，手下左右給曹操的匯報是：“五官中郎已將去！” （此事見《世說新語·惑溺》，按曹操攻破鄴城在建安九年（204），而曹丕受封五官中郎將在建安十六年（211）。如果按上文葉先生的說法，這時還不能稱曹丕為“五官中郎”。此可為上文關于后人撰文往往用其在世封號謚號的又一旁證）。曹操見此情景，也只好送個順水人情，承認了曹丕對于甄氏的擁有權，同意曹丕將甄氏立為正妻。
可是曹丕似乎并沒有因此改變對父親喜歡過的女人的喜愛和狂熱獵取，而且愈發(fā)變本加厲了：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并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虿粡颓岸鴩@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世說新語·賢媛》）
父親尸骨未寒，做兒子的竟然就把父親身邊的女人全部收為己用（按輩分曹丕應該稱這些女人為小媽?。谭钭约?。儒家“三綱五?！眰惱碇f，已經(jīng)蕩然無存。難怪連自己的母親（卞太后）都無法接受，罵自己的兒子豬狗不如，連身為皇帝的兒子駕崩，做母親的都憤然不去吊唁。
曹丕人品負面表現(xiàn)的第三方面是政治角逐中手段的卑鄙。這對于政治家來說似乎已經(jīng)不能算是多么特別的個性了，但與普通人相比，仍然還是一個不小的人格污點。
前面所述曹丕對于曹彰、曹植兩位弟弟的殘害，實際上就是政治角逐的需要。他要迫害兩位骨肉同胞的唯一原因，也正是他們之間的血緣關系，因為這種關系對曹丕的政治地位具有潛在威脅的可能，所以他要斬草除根，杜絕后患。除此之外，在角逐太子地位的過程中，曹丕也是苦心經(jīng)營，機關算盡，用盡了各種卑劣手法：
（楊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曹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內(nèi)朝歌長吳質(zhì)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zhì)，質(zhì)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nèi)以惑之，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雷訌闹?，修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 （《三國志·魏志·曹植傳》裴松之注引《世說新語》）
魏王嘗出征，世子（曹丕）及臨淄侯植并送路側(cè)。植稱頌功德，發(fā)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zhì)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靶校雷悠?，王及左右皆歔欷，于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ā度龂尽の褐尽琴|(zhì)傳》裴松之注引《魏略》）
參與曹丕與曹植政治角逐的還有他們各自身邊的權謀之士。站在曹植一邊的楊修、丁儀等人完敗于曹丕的摯友兼謀士吳質(zhì)。曹植乃至身邊的楊修、丁儀們怎么也不會想到自己是被吳質(zhì)教唆曹丕用這么下三濫的手段所擊敗。
曹丕政治手腕卑劣的另一表現(xiàn)是以魏代漢。從父親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開始，曹魏取代漢家天下已經(jīng)只是時間問題。但這個問題的最終落實畢竟還需要一個儀式過程，這個過程也就歷史地落在曹丕身上。曹丕成功地完成父親的遺愿，從形式上取得漢家天下的過程，也顯示了他作為政治家必須具備的陰險和無恥品質(zhì)。一方面，他與司馬懿率精兵20萬大軍壓境，并派遣賈詡、王朗等人去許昌恐嚇震懾漢獻帝，要他主動禪讓，另一方面，他又做足自己真心辭讓的表演。給人造成一種他如果不登基即位，就對不起皇天后土，天下百姓的態(tài)勢。這種惡心的影帝般表演無疑在中國歷史上開了一個無恥的先例，給后來的“司馬昭之心”們提供了鮮活而生動的模仿秀范例。
盡管曹丕人品上的污點如此之多，但站到歷史大幕的遠端來遠眺把玩，還是應該看到曹丕對于中國文化史轉(zhuǎn)變發(fā)展所起到的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果這些能夠得到證實，那么說他是一位文化巨人是不為過的。
曹丕在中國文化史上的作用位置遠遠被低估了。
進入文明社會之后，中國文化史的發(fā)展演變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段落，產(chǎn)生形成三個內(nèi)在性質(zhì)不同而又相互關聯(lián)的三個文化時段：先秦兩漢時期為帝王文化時段，魏晉南北朝至唐宋為士人文化時段，元明清為市民文化時段（參見拙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三段說”芻論》，《求索》2017年第三期特稿）。而曹丕正是處于從帝王文化向士人文化轉(zhuǎn)變過渡關鍵時期的關鍵性人物。其理由在于：帝王文化向士人文化的過渡，是指在帝王文化即將向士人文化轉(zhuǎn)變過渡的特殊歷史時段，需要一位既能代表帝王文化，又能稔熟士人文化，并且與士人群體有密切的交往和溝通，有條件進行雙向的關鍵性人物來進行交流和匯通，完成這個使命。而曹丕恰恰是最符合這些條件的理想執(zhí)行者。
首先，曹丕本人不僅是一位帝王，也是一位有足夠分量，能夠代表那個時代文學最高成就的文學家。從曹丕本人的文化文學修養(yǎng)來看，他與父親和弟弟曹植共同撐起文學史上建安文學“三曹”扛鼎地位，成為建安文學的杰出代表人物。其中最令人稱道的是他的七言詩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七言詩創(chuàng)作，在文學史上具有開歷史先河的作用，這是所有的中國文學史都不能回避的重點和事實。但是需要特別強調(diào)指出的是，曹丕本人的文學修養(yǎng)的價值不僅在于他個人的文學成就和文學史地位，從社會和歷史的層面看，他個人的文學修養(yǎng)還是作為曹魏時期帝王文化向士人文化轉(zhuǎn)變過渡關鍵人物的必要資質(zhì)。
其次，曹丕是建安文學的重要核心人物，他與“建安七子”有著非常密切的過從交往。與其說他們之間是君臣關系，不如說是親密的摯友關系。這一點，從曹丕《與吳質(zhì)書》的字里行間能看得非常清楚：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shù)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
文中對在對建安七子的個人性格和文學成就逐一進行點評之后，曹丕又滿懷深情地說：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余，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而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zhì)，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
看了他的文字，完全有理由相信曹丕與建安七子的關系是純粹的文人之間同道摯友關系。如果說他的帝王身份在他們之間的關系中有時還能發(fā)揮一點作用的話，那么不是他們之間友情關系的冷卻劑，而是催化劑：
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游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备翱徒砸蛔黧H鳴。（《世說新語·傷逝》）
在往日摯友為王粲送行的時刻，曹丕以一位老大哥的身份，帶領大家用驢叫向好友寄托最后的哀思。這份深摯的友情，天地可鑒，震撼今古。
曹丕作為文化巨人最終的價值，是把自己深厚的文學修養(yǎng)，連同自己與同時代最高成就的文人所形成的親密關系，以及在所有這些經(jīng)歷中對于文學的體悟，上升到劃時代的高度，以他本人的帝王身份，宣布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極其重要的大事——作為士人文化核心精華的文學，將要取代以往以帝王文化核心價值為主導的政治價值說，從而拉開士人文化作為中國文化舞臺主要劇情的大幕。
稍有文學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從魏晉南北朝開始，中國文學的一個重大轉(zhuǎn)折就是從不自覺走向自覺，從模糊走向純粹，從蕪雜走向獨立。而作為這個重大轉(zhuǎn)折的號角和宣言可以說正是曹丕的《典論·論文》。
在魏晉南北朝之前，文學之所以難以從其他各種實用性文體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文體樣式，其根本原因在于帝王文化的大背景下，服從專制統(tǒng)治的王權和相應的道德觀念是一切文化樣式必須的要務。文學必須以服從封建禮教政教為前提：
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
沒有什么比儒家政治倫理教化更重要的文化形式。所以，對于文人來說，你的一切工作事業(yè)的價值只能是把傳達“圣人”聲音作為最高的人生價值和不朽的事業(yè)：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成為規(guī)范先秦兩漢文人的價值標準和事業(yè)方向的樊籠。這個規(guī)則不突破，不修正，文學對于政教的附庸地位就難以改變，難以分離獨立。
在中國文化史、文學史上第一次敢于向“三不朽”的戒律樊籠發(fā)起挑戰(zhàn)和沖擊的便是曹丕，他以極大的膽略和高度，把文學提升到與“三不朽”同等的地位上來：
蓋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讬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典論·論文》）
曹丕不僅把文學的社會地位提升到“經(jīng)國大業(yè)，不朽盛事”的高度，而且還對于文學具有永久價值魅力的原因做了清晰的挖掘和分析。與“年壽”“榮樂”這些過眼云煙相比，文學顯然具有永久的價值和魅力。所以值得人們作為終極價值加以追求和獻身。
曹丕對于文學社會價值和社會地位的最新提法，顯然具有時代號角的作用。它激勵人們從“立德、立功、立言”這傳統(tǒng)的“三不朽”中解放出來，為新的“不朽”事業(yè)——文學的獨立振興努力奮斗。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沒有曹丕對文學地位和價值的評價認識，也就難以出現(xiàn)中國文學史上的“文學自覺”局面。再進一步說，沒有曹丕以帝王的身份對于文學價值的肯定，中國文化史上從帝王文化向士人文化的轉(zhuǎn)移過渡，也還不知要等待多少年！
從這些方面看，把曹丕稱之為中國文化的巨人，恐怕不為過吧？
一邊是被自己的母親罵成豬狗不如的人品爛貨，一邊是推動中國文化舞臺轉(zhuǎn)型的文化巨人。這二者為何能夠集合在一個人身上？由此也許能夠使人想到，那些號稱完人者果真完美無缺嗎？而那些所謂不齒于人者就真的一無是處嗎？
每個人也許都會找到自己認為滿意的答案。
（本文原載《文史知識》2020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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