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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政變

特別是他'以宗室強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官兵，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文帝不僅防范異姓文武大臣，而且還猜忌宗室子弟，所以錯誤地讓東宮擁有如此龐大的軍事力量。結果劉劭正是依靠逮支強大的東宮武裝，一舉發(fā)動宮廷政變，殺死文帝。文帝加強東宮武裝力量，本想為了自衛(wèi)，結果事與愿違，養(yǎng)虎遺患，自己成了這支武裝的犧牲品。因此，孝武帝接受這一慘痛教訓，即位伊始就迫不及待地削弱東宮力量，同時加強皇宮禁衛(wèi)，以避免文帝悲劇的再次重演。

大明元年(457)三月，'制大臣加班劍者，不得人宮城門'。二年九月，'置武衛(wèi)將軍、武騎常侍官'。六年(462)正月，'置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官'。這是孝武帝為防范大臣宗室和進一步加強皇宮禁衛(wèi)而采取的措施。因為武威將軍復置時'代殿中將軍之任'，而后者'朝會宴饗，則將軍戎服，直侍左右，夜開城諸門，則執(zhí)白虎幡監(jiān)之'。武騎常侍'車駕游獵，常從射猛獸'；中郎將'分掌的三署郎'，'皆掌門戶，出充車騎'。他去世后，這些舉措都被沿用了下去。后廢帝泰豫元年(472)五月，始下令'班劍依舊人殿'。

廢除錄尚書事孝武帝即位之初，為籠絡宗室，以江夏王劉義恭和南譙王劉義宣為錄尚書六條事。孝建元年(454)二月，劉義宣與豫州刺史魯爽、江州刺史臧質、兗州刺史徐遺寶發(fā)動大規(guī)模叛亂。'世祖以義宣亂逆，由于強盛，至是欲削弱王侯'。于是同年六月，'省錄尚書事'。孝武帝廢除錄尚書事，除了主觀上他對宗室的猜忌，還因為客觀上錄尚書事的確權力太重。'錄尚書職無不，凡重號將軍刺史，皆得命曹授用，唯不得施除及加節(jié)。王鳴盛也說：'錄尚書事者，宰相之職任，六朝人以此為權要之極品，猶唐之尚書令，故每稱錄公也'。孝武帝去世后，錄尚書事立即被恢復，大明八年五月，'置錄尚書事，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

專道制度

又奏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并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治罪。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縣隆，及諸郡=千擔并大縣官長多被劾治，內外肅然。此制被齊梁陳所繼承，而且御史中丞的地位和職權不斷提高。蕭齊時，'中丞則職無不察，專道而行，騶輻禁呵，加以聲色，武將相逢，輒致侵犯，若有鹵簿，至相毆擊'。蕭梁時，'皇太子已下，其在宮門行馬內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jiān)司不糾，亦得奏之。專道而行，逢尚書丞郎，亦得停駐。其尚書令、仆、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因為御史中丞威權的崇高，'自齊梁皆謂中丞為南司'。北朝亦有此制，'魏氏舊制，(御史)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遙住車，去牛，頓軛于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這一制度北朝明顯比南朝嚴厲，說明北朝御史中丞的地位比南朝為高，該制度可能起源于北朝。御史中丞專道制度北周被廢除，'自周隋以來無儀衛(wèi)之重令，行出道路以私騎匹馬從之而已'。

二吏部尚書的設置與五兵尚書的廢除'世祖大明二年，置二吏部尚書，而省五兵尚書，后還置一吏部尚書。順帝升明元年，又置五兵尚書(按，《通典》卷22《職官四》、《文獻通考》卷52《職官六》和《通志》卷53《職官三》俱誤載：'又置五兵二尚書')。孝武帝此舉的主觀原因是他對大臣的猜忌。他'常慮權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陀^原因是吏部尚書的關鍵作用和極端重要性。正如胡三省所說：'吏部尚書掌銓選，以其權重，江左謂之為大尚書，言其位任與諸曹殊絕也'。二吏部尚書孝武帝在世時改回原來的一吏部尚書，而五兵尚書的恢復則在順帝舁明元年(477)。

二吏部尚書的設置與五兵尚書的廢除'世祖大明二年，置二吏部尚書，而省五兵尚書，后還置一吏部尚書。順帝升明元年，又置五兵尚書(按，《通典》卷22《職官四》、《文獻通考》卷52《職官六》和《通志》卷53《職官三》俱誤載：'又置五兵二尚書')'(《百官志上》)。孝武帝此舉的主觀原因是他對大臣的猜忌。他'常慮權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客觀原因是吏部尚書的關鍵作用和極端重要性。正如胡三省所說：'吏部尚書掌銓選，以其權重，江左謂之為大尚書，言其位任與諸曹殊絕也'。二吏部尚書孝武帝在世時改回原來的一吏部尚書，而五兵尚書的恢復則在順帝舁明元年(477)。

孝武帝死后，除淮南和宣稱二郡仍屬南豫州外，揚州政區(qū)的變更'還依元嘉'，大明'八年，罷王畿，復立揚州，揚州還為東揚州。前廢帝永光元年，省東揚州并揚州'(《揚州志》)，但其它州的設立都被沿用了下去。南蠻校尉他去世后也未恢復，而是建元元年(479)九月，'復置南蠻校尉官'(《高帝紀下》)。周一良先生根據《南齊書》卷22《豫章王嶷傳》和《資治通鑒》卷135，斷定'是蕭嶷于建元元年任荊湘二州刺史兼領，非南蠻校尉之官已罷，而于是時復置也'，從而否定了以上記載。周先生的觀點有誤。南蠻校尉正是孝建元年廢除，而于此時復置。

統(tǒng)治政策

宋武帝由于對外姓文武大臣極端猜忌，開創(chuàng)了重用宗室政策和以宗室子弟鎮(zhèn)守州郡重鎮(zhèn)的制度。宋文帝繼續(xù)執(zhí)行這一政策，內外要職大量重用宗室子弟。孝武帝時期，掌握中央與地方大權的宗室諸王對皇權構成一定威脅，并先后出現(xiàn)了荊州刺史南郡王劉義宣和雍州刺史海陵王劉休茂的叛亂。孝武帝的皇位是通過討伐其兄劉劭和劉浚奪取的，與文帝被顧命大臣主動擁立不同；他的猜忌心也甚于其父，于是他開始極力抑制宗室諸王。

錄尚書事的廢除和郢州、東揚州、湘州等的設置，都是他抑制宗室的表現(xiàn)。為防范地方特別是宗室叛亂，他于太明七年四月下詔，'自非臨軍戰(zhàn)陳，一不得專殺。其罪甚重辟者，皆如舊先上須報，有司嚴加昕察。犯者以殺人罪論'。五月又下詔'白今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手詔實行。唯邊隅外警，及奸釁內發(fā)，變起倉卒者，不從此例'。

孝武帝的前一項規(guī)定來源于東晉桓沖，'初，(桓)溫執(zhí)權，大辟之罪皆自己決。(桓)沖既蒞事，上疏以為生殺之重，吉今所慎，凡諸死罪，先上，須報'(《桓彝傳附子桓沖傳》)。魏晉以來地方實力派動輒舉兵叛亂甚至稱兵向闕，王敦、蘇峻和王恭兵變特別是桓玄篡位的歷史教訓尤為深刻，孝武帝親身經歷的劉義宣等人的反叛更使他心有余悸。所以，他作出如上之規(guī)定。對此，王夫之給予了高度贊揚，此'法乃永利而極乎善'。

江夏王劉義恭為迎合孝武帝削弱宗室的旨意，提出具體措施九條。孝武帝嫌其'猶有未盡'，讓有關部門附益為二十四條，對宗室的衣著用具、舉止禮儀作出了繁瑣細致的嚴格規(guī)定，其中一條是'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于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宜止下官而已'(《江夏王劉義恭傳》)。'罷官'二字衍，因為《宋書》卷42《劉穆之傳附子劉慮之傳》載：'先是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并于國主稱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為下官致敬'。孝武帝的此項改制也有典可據。曹魏司空陳群就說，'國家置王以下之吏，非陪臣之謂也，未有實不為臣而名稱臣'。

蕭梁時'諸王公侯國官，皆稱臣'(《百官志上》)?？芍⑽涞鄣拇隧椄闹剖捔粫r恢復。大明五年雍州刺史海陵王劉休茂反叛，劉義恭為了向孝武帝表示忠誠以避免被猜忌，進一步向孝武帝建議'諸王貴重，不應居邊，若舍文好武，尤宜禁塞。'(《江夏王義恭傳》)。此事宋順帝回憶說，'及至權臣內侮，蕃屏陵上，裁之以武風，綏之以文化'(《高帝紀上》)?！读粫肪?4《南郡王大連傳》載，梁武帝問大連、大臨兄弟：''汝等習騎不?'對日：'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周一良先生據此提出：'皇帝之孫輩不得詔令猶不敢擅習騎馬，未審是否即宋以后形成之制度'。'若舍文好武，尤宜禁塞'，就是這一制度的由來，周先生的疑問得到了肯定的答案。這一制度不是宋以后形成的，而是宋孝武帝時形成的；它不僅限于皇帝之孫輩，而是全部宗室子弟。

孝武帝抑制宗室的主要措施是用典簽來控制諸王。史載：'大明、泰始，長王臨蕃，索族出鎮(zhèn)，(典簽)莫不皆出內教命，刺史不得專其任也……典簽遞互還都，一歲數反，時主輒與閑言，訪以方事。莉史行事之美惡，系于典簽之口，莫不折節(jié)推奉，恒慮不及。于是威行州郡，權重蕃君'。'典簽夏寶期事休若無禮'，巴睦王劉休若殺之，宋明帝'大怒，與休若書曰：'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邪?''這反映出孝武帝時典簽權勢尤重。用典簽監(jiān)督藩王有情可原，但典簽'權重蕃君'就矯枉過正了，它使諸王的軍政大權被削弱或剝奪，他們的軍政職能自然不能正常履行，其危害不容忽視。重用典簽控制諸王的制度被后世效法，到蕭齊時形成了諸王'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簽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簽帥，不聞有刺史'的可悲局面。

更嚴重的是孝武帝殘酷殺害宗室子弟。他'以藥內食中毒殺'南平王劉鑠(《南平穆王劉鑠傳》)，逼令武昌王劉渾自殺(《武昌王渾傳》)。竟陵王劉誕'有殊勛，上性多猜，頗相疑憚'。大明三年四月，孝武帝派兵偷襲劉誕未遂，于是派沈慶之率大軍攻殺劉誕，劉誕'同黨悉誅，殺城內男為京觀，死者數千，女口為軍賞'(《竟陵王劉誕傳》)。鑒于劉誕被孝武帝猜忌而被殺的教訓，五年四月，雍州刺史海陵王劉休茂在親信張伯超的蠱惑下起兵反叛。元徽二年(474)五月，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劉休范以報'兄弟之仇'為名起兵反。故王夫之說，孝武帝'忍削本支'，'削之制之，不遺余力，而終莫能輯……垂及明帝，殺戮逞而劉宗遂亡'。孝武帝和明帝殘酷殺戮宗室子弟，導致'主幼時艱，宗室寡弱'(《晉熙王劉昶傳附嗣子燮傳》)，皇權被蕭道成輕易奪取。

孝武帝對文武百官和宗室子弟都心懷猜忌，于是重用身邊的近臣，這一政策被明帝劉或繼承。而近臣專權，致使賄賂之風盛行、政治日益黑暗，加速了劉宋王朝的衰敗和滅亡。'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戴)法、興、(巢)尚之參懷，內外諸雜事，多委(戴)明寶。'而'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并累千金'(《戴法興傳》)。宋明帝時的近臣'(阮)佃夫、王道隆、楊運長并執(zhí)權柄，亞于人主'。阮佃夫'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成'。壽寂之'多納貨賄，請謁無窮'(《阮佃夫傳及壽寂之附傳》)。王道隆'執(zhí)權既久，家產豐積'(《王道隆傳》)。故王夫之說：'孝武以近臣間大臣而終于亂'。孝武帝不僅不任大臣，而且'虐侮群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威加穢辱'…《蔡廓侍附子興索傳》。他還讓一昆侖奴子動輒'以杖擊群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王玄謨傳》)。在他的恐怖統(tǒng)治下，大臣無不膽戰(zhàn)心驚、如履薄冰。'(柳)元景雖荷寵遇，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往來。世祖崩，義恭、元景等并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柳元景傳》)。他'性嚴暴，睚眥之間，動至罪戮'(《戴發(fā)興傳》)。大臣顏竣、周朗和沈懷文都因為'失旨'、'忤意'被殺。他的恐怖統(tǒng)治必然導致眾叛親離。

經濟改革

在經濟制度方面，孝武帝采取了一些利國利民的改革措施。孝建元年，'始課南徐州僑民租'。二年八月下詔，'諸苑禁制綿遠，有妨肄業(yè)?？稍斔_弛，假與貧民'。大明元年(457)七月，'土斷雍州諸僑郡縣'。二年十二月，'諸王及妃主庶姓位從公者，喪事聽設兇門，余悉斷'。(《孝武帝紀》)原來'將士休假，年開三番，紛紜道路'，嚴重影響農事，孝武帝接受尚書左丞張永的建議改為：'交代之限，以一年為制'(《張茂度傳附子張永傳》)。'上又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并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為盜賊'。

孝武帝打擊士族勢力是正確的，但帶來的消極影響不容忽視。孝建三年五月，'制荊、徐、兗、豫、雍、青、冀七州統(tǒng)內，家有馬一匹者，蠲復一丁'(《孝武帝紀》)。元嘉二十七年宋魏大戰(zhàn)，劉宋慘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魏軍以騎兵為主，宋軍以步兵為主，而騎兵戰(zhàn)斗力遠勝于步兵。因此。大臣周朗向孝武帝建議，'今宜募天下使養(yǎng)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為吏，自此以進，階賞有差'(《周朗傳》)。孝武帝獎勵養(yǎng)馬之舉，無疑是接受戰(zhàn)敗的教訓和周朗的建議，而采取了加強軍備的措施。

宋武帝和文帝不斷減輕對百姓的剝削，并提倡節(jié)儉。而孝武帝卻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興土木、奢侈無度，這成為他最大的弊政。史載'及世祖承統(tǒng)，制度奢廣，犬馬余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guī)，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雕欒綺節(jié)，珠窗阿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單民命未快其心'(《良吏傳·序》)。太明三年九月，'于玄武湖北立上林苑'。五年閏九月，'初立弛道，自閶闔門至于朱雀門，叉自承明門至于玄武湖'。六年四月，'新作大航門'。五月，'置凌室'。七年十二月，'于博望梁山立雙闕'(《孝武帝紀》)。寵姬殷貴妃死后，孝武帝為她建造了新安、中興、天寶等寺院。

孝武帝為滿足自己和皇室窮奢極欲生活的需要，采用多種方式殘酷剝削百姓財物。大明五年十二月，'制天下民戶歲輸布四匹'。東晉的戶調'丁男(十六至六十歲為丁)調布絹各二丈'。四丈為一匹，僅調布一項孝武帝比東晉就增加八倍。'時賒市百姓物，不還錢，市道嗟怨'。

'齋庫上絹，年調巨萬匹，綿亦稱此。期限嚴峻，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綿一兩亦三四百，貧者賣妻兒，甚者或自縊死，子尚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為患遍天下'。特別是'會土全實，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橈亂在所，大為民患，子息滋長，督責無窮'。孝武帝'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他斂財的手段被明帝繼承，明帝'諷朝士州郡令獻物，多者將直百金'。

孝武帝所改制度在他去世后不是史書所說全部廢除，'無或存者'，或全部'還依元嘉'，如上所述而是有相當一部分被后世沿用下去。他的奢侈無度更被明帝繼承，'太宗繼阼，彌篤浮侈，恩不恤下，以至橫流'。孝武帝的奢侈無度導致'國弊民凋'。大明七年至八年'東諸郡大旱，甚者米一升數百，京邑亦至百余，餓死者十有六七'(《前廢帝紀》)。面對水災，孝武帝也絲毫不減輕對百姓的租調剝削，反而規(guī)定'昕受雜物當租'(《孝武帝紀》)。所以沈約說，'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減過半'。宋明帝也承認，'自大明積費，國弊民凋'。孝武帝的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興土木、奢侈無度，成為劉宋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

孝武帝改制影響巨大而深遠，他削弱東宮勢力、加強皇宮禁衛(wèi)，廢除錄書事等舉措無可厚非，設立御史中丞專道制，獎勵養(yǎng)馬，改定軍法，推行土斷等少數措施具有積極意義；但他取消郡縣官人仕年限、縮短其任期，分割荊揚，改鑄錢幣，派遣臺使，抑制宗室，重用近臣，特別是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興土木、奢侈無度等政策措施，導致'元嘉之治'局面的衰敗，加速了劉宋王朝的滅亡。因此，沈約把他劃為'盡民命以自養(yǎng)'的桀、紂一類人(《孝武帝紀》)。

南朝一百七十年（420年529年劉宋占了六十年。宋文帝元嘉年間（424年），又占了六十年的一半。南朝的皇帝，除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外，宋文帝是在位時間最長的一個。后人對他的治績評價較高，有'元嘉之治'的說法。

宋文帝劉義隆是劉裕的第三個兒子。武帝時，封宜都王，任荊州刺史。武帝死后，長子義符嗣位，徐羨之、傅亮、謝晦輔政。這三個人原來都是劉裕的幕潦。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鄭縣（今山東郯城北）人，他在劉裕初起時就進了他的幕府，一直是劉穆之的副貳，后來接了穆之的班，負起留守重任。他出身布衣，又沒有學問，但辦事能力極強，所以受劉裕重用，也為當時人所推重。傅亮字季友，是晉初大臣傅咸的后人，博涉經史，長于文詞。劉裕想受晉禪，而難于出口，乃宴請朝臣，只說想奉還爵位，回京師養(yǎng)老。眾人都聽不出他的用意。傅亮起初也沒有聽懂，席散出外后，突然領悟，連夜再見劉裕，聲稱要回建康。兩個人都沒有說破，但是相互已經了解。傅亮隨即就到建康去為'禪位'做籌備工作，叫晉恭帝寫禪位詔的就是他。謝晦字宣明，是著名大族陳郡陽夏謝氏的成員。劉裕伐后秦，劉穆之留守，他隨從出征，這兩人等于劉裕的左右手。少帝義符即位時年十七歲，他守孝不遵喪禮，召集樂工伶宮，歌唱奏樂。在華林園開店，親自沽賣。

然后召南兗州（京日）刺史檀道濟和江州刺史王弘到建康，把廢立的計劃告訴他們。五月，他們讓檀道濟領兵在前，自己跟在后面，進入內宮，把少帝'扶'將出來，廢為營陽王。六月，他們一面讓傅亮到江陵迎接劉義隆，一面令人把義符、義真兩人殺掉。這兩個紈绔少年，一個十九歲，一個十八歲，只為了事情牽涉到帝王的位子，便送掉了性命。徐羨之等以顧命大臣的身份，面對先帝的兩個愛子下此毒手，當然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徐羨之可能有點擔心，他不等劉義隆動身，便任命謝晦繼任荊州刺史，作為外援。

劉義隆的幕僚知道了營陽、廬陵二王的死訊，都為主子擔憂，勸他不要到建康去。司馬王華卻認為絕對沒有問題，勸他接見傅亮。他見了傅亮，便問少帝和義真廢殺的情況，一面問，一面哭。傅亮緊張得開不出口，渾身大汗，他對自己的前途有點數了。

八月，劉義隆到建康即位，把景平二年改為元嘉元年。他一即位，便恢復廬陵王的封爵；用荊州舊人王華、王曇首做侍中，到彥之做中領軍，主管軍政。他沒有立即動徐羨之、傅亮，并讓謝晦到荊州上任，暫時穩(wěn)住這三個人。元嘉二年（425年）徐、傅兩人上表'歸政'，文帝還故作姿態(tài)，等他們上了三次表，才答應他們的請求，親自處理政事。同時，對徐羨之辭官的請求，仍不同意。這樣一來，傅亮大概不會很緊張了，徐羨之一向認為自己'赤心為國'。更加不擔心了。一年很快過去，到了年底，建康忽而盛傳要出兵打北魏，其實骨子里是在準備西征討伐謝晦。

元嘉三年（426年）月，文帝動手了。這個二十歲的青年皇帝把參與廢立的五個人分為兩類：對主謀的徐、傅、謝三人，堅決消滅之；對附從的王弘、檀道濟，非但不加追究，而且加以重用。王弘字休元，是王曇首的兄長，拉過來可以擴大親信的陣容；檀道濟是僅存的劉裕舊將，打荊州很需要這個智勇兼?zhèn)涞膶④?。文帝左右對任用檀道濟都不以為然，但事實證明文帝的決策是正確的，檀道濟也的確能夠忠直地執(zhí)行他的命令。文帝順利地捕殺了徐羨之、傅亮。二月，檀道濟、到彥之軍擊潰荊州兵，擒殺了謝晦。

解決了徐、傅、謝的問題后，文帝著手整頓吏治，派散騎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到各地視察地方行政，了解民間疾苦。三年五月，他親自到建康華林園的延賢堂審理案件，并且規(guī)定每年舉行三次，以表示重視刑獄，力求主持公道。

宋文帝初年，宰相不是特定官職，凡是經常與他議論政事，委以機密任務的，都是宰相。侍中本來是宰相的官名，但當時也有官居侍中而不是宰相的。大體說來，尚書令、尚書仆射、中書監(jiān)、中書令、侍中、侍郎、給事中，在當時都是要職。王弘、王曇首、王華都出于瑯邪臨沂王氏。他們和殷景仁（殷氏是陳郡長平大族，殷浩也是族中成員，景仁又名鐵）、謝弘微（陳郡陽夏謝氏的成員，本名密）、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今河南鄧州東北]人）都是元嘉初年極受信任的大員。這幾個都是出身名門的人物，與當年劉裕初起時的一群冒險家大不相同。文帝常與王華、王曇首、劉湛、殷景仁四個侍中宴飲，宴罷，四人退出，文帝目送良久，嘆道：'這四位賢士是一時之秀，同時做我的喉舌，后世恐怕難得再有了。'筆者在前面說過，那些文縐縐的士大夫和能夠親自執(zhí)刀沖殺的劉裕合不大來。元嘉時情況不同了，文帝本人博涉經史，善于隸書，他自然與文臣有說不完的話了。

郡縣制度

郡縣官入仕年限的取消和任期的縮短'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郡縣，六周乃選代，刺史或十年余。至是(孝建元年，筆者按)皆易之，仕者不拘長少，蒞人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于是乎衰'。'宋之善政'的衰敗是孝武帝多種政策措施導致的，不僅僅是這一改制的影響。但官員任期的縮短的確帶來巨大消極影響。首先，官員任期短必然產生臨時主義思想，不盡心竭力于政務，客觀上官員們也不可能大展手腳地干出一番事業(yè)。故史家對此評論說：'蒞民之官，遷變歲屬，灶不得黔，席未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民偽于昔，蓋由為上所擾，致治莫從'。其次，官員'遷謝遄速，公私凋弊'。因為魏晉南朝時期，'郡縣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餉饋皆百姓出'。

送故迎新是官員合法的發(fā)財致富手段，他們可以借此大肆貪污受賄、搜刮民財。任期的縮短意味著他們搜刮聚斂財富的機會增加一倍。特別是官員'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咸數百萬'。三年任期制度，不僅為齊、梁、陳所沿用，而且官員實際任期又進一步縮短，以致永明元年三月，齊武帝蕭賾下詔重申，'蒞民之職，一以小滿為限'。小滿指三周即三年。但此詔書仍然是具文，此后任命的刺史很多任期不滿一年，從六年十月至七年三月不到半年時間，江州就三易刺史。

服親相臨制度的擴大化與制度化劉祗'大明中為中書郎。太宰江夏王(劉)義恭領中書監(jiān)，服親不得相臨，表求解職。世祖詔日：'昔二王兩謝，俱至崇禮，自今三臺五省，悉同此例''。'二王兩謝，俱至崇禮'指王彪之為尚書仆射、王劭為吏部尚書，謝景仁為吏部尚書、謝混為尚書左仆射，'俱官于尚書省而不回避也'，'御史、謁者、都水日三臺，尚書、中書、門下、秘書、集書日五省'。二王兩謝服親相臨，是皇帝法外開恩的特例，且只限于尚書省范圍內。孝武帝則將其制度化和擴大化，即由尚書省-個部門擴大到八個部門。親屬任官回避制度是防止官員徇私舞弊的重要措施，孝武帝對它的破壞，其危害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