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網(wǎng)·縱相新聞實習生 孔寧婧 記者 盛琬婷 汪鵬翀
（圖說：羅飛接受采訪。盛琬婷 攝）
“大船”沉沒后的海面并不平靜，一千多位落水者同冰冷的海水做最后掙扎，Jack和Rose幸運地找到一塊漂浮的木板，這塊木板讓Rose得以幸存。
這是電影《泰坦尼克號》的求生一幕。導演詹姆斯·卡梅隆后來證實，情節(jié)靈感來源于一個小個子亞洲人的真實故事——靠一塊木板漂浮，等來救生船救援。這位亞裔的名字叫方榮山，是泰坦尼克號上為數(shù)不多的中國人之一。
1912年發(fā)生的泰坦尼克號沉船事件，被各媒體爭相報道，相關新聞和調查訪問資料幾乎覆蓋了當時所有幸存者，但六個中國人幾乎“不見蹤影”，僅留在一些含沙射影的報道中——
“他們用女人的披巾把自己折起來，偷偷溜進了救生艇”
“他們占用了婦孺的救生名額”
“沒有人能說清這些中國人是從哪里冒出來的”
......
這六人成為最不光彩的幸存者，以至于他們及其后代始終保持緘默。
百年之后，六人的身份和經(jīng)歷在紀錄片《六人：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幸存者》（以下簡稱《六人》）中被揭開，其后輩也首次以“泰坦尼克號幸存者后代”的身份面對鏡頭。
《六人》上映至今，這段歷史的相關資料仍被貼在導演工作室的白板上。在這里，東方網(wǎng)·縱相新聞記者見到了《六人》的導演羅飛——一位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英國人，他向我們講述了拍攝背后的故事。
（圖說：羅飛在工作室里講解研究資料。盛琬婷 攝）
光亮之下的陰影
“什么？真的有中國人嗎？”2009年，聽好友施萬克提起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人時，羅飛的反應和大多數(shù)首次聽到這一消息的人如出一轍：充滿好奇。
其實，電影《泰坦尼克號》中短暫地出現(xiàn)過兩三次華人面孔。詹姆斯·卡梅隆導演也證實，Jack和Rose漂浮在木板上場景的靈感來源于一個中國人的故事：在泰坦尼克號幸存者中，只有Fang Lang（后來的方榮山）通過木板活了下來。
卡梅隆拍攝的中國人浮在木板上的鏡頭，或因畫面具有重復性而被刪減，最終未能在銀幕上放出的幾十秒，讓這個“秘密”被藏了起來。
一位研究泰坦尼克號的歷史學家曾跟羅飛說，“大部分寫書和拍紀錄片的人來問我的問題都很具體，比如二等艙的煙灰缸有多寬、多高?！标P于某一個人的故事少之又少，“大家認為早就講完了。”
真的講完了嗎？“沒有人提到電影里的中國人，沒有人知道當時船上有中國人。”羅飛說。
據(jù)資料顯示，泰坦尼克號上共有2224人，其中1514人喪生，幸存人數(shù)不足全船的三分之一。船上三等艙的男性乘客共462人，幸存75人，幸存率為16.2%，八名中國人都是三等艙乘客，幸存六人，75%的幸存率遠高于平均水平，這讓他們成為被質疑的對象。
在幸存者中，泰坦尼克號所屬航運公司董事會主席伊斯梅和四名中國幸存者乘坐了同一艘救生船。他在接受參議院調查時稱，“有四個中國人藏在救生艇的橫梁下，我以為他們是菲律賓人?！?/span>
“百分之九十的媒體報道中未提及中國幸存者，也有一些報紙?zhí)岬剿麄?，說這六個中國人穿著女性衣服，躲在救生船上，是沒有票的偷渡客?！?/span>
后來，施萬克在影片中對當時的情況進行了梳理，證實了這六人并非用不當手段逃生。
中國乘客所在三等艙單身男性艙室位于泰坦尼克號右前方，距離冰山撞擊位置較近。Choong Foo最早意識到危險的來臨，逃離到13號救生艇；Fang Lang與另兩位中國人落入水中，另兩位中國人溺亡，F(xiàn)ang Lang則找到一塊漂浮的門板，最終被14號救生艇解救。余下的四位中國人上C號折疊船逃生。
據(jù)調查，當時船左舷救生艇救援原則是“僅上婦女和兒童”，而右舷救生艇則是“婦女兒童優(yōu)先”，換言之，若右舷救生艇還有空位，男性是可以上船的。
此外，施萬克團隊花費一年時間，根據(jù)中國幸存者搭乘的C號救生艇圖紙，一比一還原救生船，模擬當時逃生者的搭乘情況，推翻了所謂“中國人藏在救生船橫梁下”的說法。
（圖說：羅飛團隊拿到了泰坦尼克號救生艇結構的平面圖。盛琬婷 攝）
為何中國幸存者被誤解至今？《六人》中的研究員張幗蕾表示，當搭載所有幸存者的卡帕西亞號郵輪抵達紐約時，確實有媒體記者去采訪，但未采訪到生還的六名中國人。
這六人登記的職業(yè)都是鍋爐工，每天要工作是四五個小時，是船上最辛苦的工種，但華人船員的工資只有白人船員的五分之一。“他們的英語水平也不好，有語言障礙，因此沒有發(fā)聲的渠道?！睆垘嚼僬f。
歧視和謠言扼住了他們的咽喉。
（圖說：當時的媒體報道中對中國幸存者的描述。）
“在這么有名的一個故事里面，只有一個地方是在陰影下的，一定要挖出來。”羅飛覺得，這么重大的事件中，不能有人是一直失聲的，這無關乎國籍。這個題材不拍是不可能的。
1998年，電影《泰坦尼克號》在中國上映，一舉收獲超高票房。彼時，羅飛已是好萊塢雜志《綜藝》的駐華記者，長居上海。回憶起當時的觀影場面，羅飛記得“南京路上的大光明影院前人山人?！薄?/span>
影片上映后，有關于“泰坦尼克號”的研究大量涌現(xiàn)，也有人借此探討社會問題。這艘大船像是一個微縮的地球：不同國家、不同種族、不同階層，在面臨一個共同危險時的反應。
（圖說：泰坦尼克號上的人們。）
它直接反映了那個年代的道德論和價值觀，“大家通過泰坦尼克號去談論什么是好男人和壞男人，男女的區(qū)別在哪里，什么樣的人是英雄?！绷_飛說。
“到了我們這一代，才開始注意到'偏見’和'種族主義’的問題。”綜合這些原因，2015年，羅飛正式做出了拍攝這個題材的決定。
銷聲匿跡前的找尋
一張?zhí)┨鼓峥颂栔袊丝偷拇钡怯洷砗鸵粡堉袊掖嬲呙麊危茄芯恐鯃F隊拿到的所有材料。“如果真的只有這么一點東西，根本沒辦法拍?！?014年底，羅飛團隊開始著手做前期調查，尋找可能深入下去的線索。
（圖說：八名中國人的船票登記表。）
傳統(tǒng)歷史片的呈現(xiàn)模式基本是老素材、老照片，外加講述的旁白，但這不是羅飛想要的感覺，他希望像“偵探”一樣抽絲剝繭。
講述一個故事，最重要的是要找到相關的人。但七百多個幸存者中的最后一位已在十幾年前就去世了。他們的親戚朋友還會在嗎？他們還有什么后代嗎？“找到后代”是羅飛拍攝的首要原則。
不少從事泰坦尼克號歷史研究的學者認為，希望渺茫，一些華人研究員也告訴羅飛，通過名字找到這些中國人太難了，像是要去找叫Ah Lam（亞林）的人，等同于讓你找到一個叫“小王”的人，這些名字太普通了。
另一個問題是，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大部分人的名字是三個字，但當他們一出國，基本每個人的名字都會改為兩個字，“如果他們直接從原名中刪掉一個字，你怎么知道他們是誰呢？”
以影片中方榮山為例，其曾用名就有方朗和方森，“電影中只呈現(xiàn)出兩個曾用名，但我們當時找到的，方榮山曾用過的名字就有七八個?！弊罱K，研究團隊根據(jù)六個幸存者姓名拼音，推測出幾百種中文寫法，尋找信息，逐一排除。
幸運的是，在此過程中，研究組發(fā)現(xiàn)幸存六人從泰坦尼克號上逃生后，上了同一艘名為安妮塔號的水果貨船，從紐約前往古巴，英國布里斯托檔案館里，留有當時貨船船員名單。
對比泰坦尼克號的名單，這份名單顯現(xiàn)出一些不同：名單上有中文簽字。團隊從名單中確定了Chang Chip（鐘捷）、Lee Bing（李炳）、Fang Lang（方朗）、Ah Lam（亞林）四人的中文名。
（圖說：羅飛工作室里仍留存有當時研究的資料。盛琬婷 攝 ）
尋找幸存者后代如大海撈針。
為了找到曾在泰坦尼克號論壇上留下信息的，方榮山的兒子Tom Fang，他們通過修改郵箱后綴的方式，盲發(fā)尋人郵件。
“Nobody has really dead until the last person who remembers them has dead.”施萬克和羅飛堅持認為，只要還有人對這件事有記憶，它就不會銷聲匿跡。
發(fā)出郵件兩周后，研究團隊收到一封回復，對方在郵件中稱是Tom Fang的兒子，F(xiàn)ang Lang是自己的爺爺，中文名叫方榮山。隨后，施萬克和羅飛在威斯康星州與Tom Fang碰面，Tom Fang也成了紀錄片中的重要人物，推動其父方榮山的軌跡追溯愈加清晰。
“歷史學家習慣去檔案館和圖書館，將書封上的灰塵吹掉，看里面是什么內容，但我和施萬克是做過記者的人，我們會用采訪的方式，找到真人，聽他們說些什么。”羅飛稱“Doorstep”是在研究中一種重要的手法：查到這個人可能住在哪里，敲他和鄰居的門，看看人在不在，說服他們說一些故事。
研究團隊曾認為幸存者Ling Hee（嚴喜）應該在美國舊金山居住過一段時間，于是去到了當?shù)氐倪@所老房子，找到社區(qū)周邊的人，問他們記不記得有這樣一位中國老先生。雖然最終沒有人記得他，后來也發(fā)現(xiàn)這個Ling Hee和他們要找的不是同一個人。
（圖說：羅飛和施萬克同研究小組尋找華人幸存者下落。）
《六人》的研究涉及五個國家二十多座城市，耗時五年。通過史料查找和實地走訪，描繪出中國幸存者大致人生軌跡，但也有遺憾。
六人中Ah Lam（亞林）和Ling Hee（嚴喜）的蹤跡找尋就被迫中斷了。
1910年后的十幾年，這兩人都在英國做船員，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Ah Lam去了香港或上海，Ling Hee去了印度的某個城市后，蹤跡消失。
有關Choong Foo的找尋也十分困難，同樣的名字不同的拼法、不同的年齡，“我們有可能找到了，但是我們不能證明?！?/span>
（圖說：六名幸存者中兩人照片缺失。）
漂泊、居無定所，在調查中羅飛發(fā)現(xiàn)，這些幸存的中國人一生都在用不同的方式繞過一個法律，而這個法律是完全不公平的。
《排華法案》下的艱難抗爭
18世紀70年代，華人開始積極融入美國社會。舊金山約有五千名華裔商人，許多人已通過經(jīng)商致富，晉升至上層階級。這一現(xiàn)象震驚了白人，他們認為華人搶占了市場和機會。1882年美國通過《排華法案》，在十年內禁止被雇傭為礦工的華人勞工進入美國，剝奪華人移民的美國公民權。
這部法律將對華裔的排擠合法化，引發(fā)了美國系列暴力驅逐華人事件。也因此法案，1912年泰坦尼克號沉沒后，僅有中國人不能在紐約停留，無法住進為幸存者統(tǒng)一安排的酒店。
卡帕西亞號救援船抵達紐約港后，Chang Chip（鐘捷）因肺病入院，與其他華人分離。由于華人去醫(yī)院必須經(jīng)過申請，Chang Chip只能在船和醫(yī)院之間來回穿梭，最終因肺炎不治死于倫敦一醫(yī)院。
（圖說：1912年4月18日晚搭載幸存者的卡帕西亞號靠岸。）
某種意義上，方榮山是幸存者中的“幸運兒”，他最終和妻子、孩子在美國落地扎根，還擔保了親戚一家前來美國。
而在一份泰坦尼克號的保險賠償單中，研究員發(fā)現(xiàn)，方榮山帶來美國的衣物基本都是西裝和領帶，他原本打算和兩位好友一起來美國做生意。巨輪的沉沒使他所有計劃破滅，同行的兩位好友在海難中喪生，他不得不開始了漫長的勞工生涯。
羅飛介紹，方榮山輾轉做了十一年的船工，隨后在唐人街的飯店做服務生。期間，他也曾嘗試過開公司，但都沒能逃過生意失敗、倒閉的結果?！白錾鈶撌撬簧膲粝?，只是一直缺少機會?！?/span>
Tom Fang從未從父親口中聽過任何他在泰坦尼克號上的經(jīng)歷，他和身邊的家人也幾乎只字未提。直到暮年，方榮山才在給侄孫的信中寫道：天高海闊浪波波，一條棍子救生我。兄弟有三四個，抹干眼淚笑呵呵。
一場如此之大的海難在他人生中留下的印跡，只有這四句朗朗上口的小詩。
（圖說：方榮山的照片。）
找尋幸存者，其后代是重要突破口。然而，羅飛發(fā)現(xiàn)，“泰坦尼克號幸存者后代”在中國人和外國人眼中有完全不同的意義，他們對這一身份的態(tài)度也不同，“在國外，如果自己的親戚泰坦尼克號有一點關系，都會被當成一件值得驕傲地事公開地說，但在中國完全相反，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懷疑，都不會說?！?/span>
《六人》的研究員羅一天表示，在和一些和幸存者家屬的訪談中，他感到這些人身上似乎都存在某種羞恥感。謠言稱他們膽小、自私、不誠實。歷史學家程巍曾告訴羅飛，1930年代，海難過后的二十年，中國媒體再一次提到這六名幸存者，將其作為“反面教材”告誡當時的國人：一定不要像他們那樣，這種行為讓中國人感到愧疚。
除了Tom Fang外，攝制組還找到了兩位幸存者后代，但他們都拒絕了拍攝，“或許沒有做好公開的準備，這畢竟是一個一百多年的'秘密’?！绷_飛很希望這兩位后代能看到這部影片，能讓其知道，這六名幸存者沒做什么不好的事，最令人壓抑的是將“秘密”一直埋藏在心底。
（圖說：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在美華工。）
2011年，美國國會公開為《排華法案》向全美華人致歉。在歷史學家楊月芳看來，或許是研究者們堅持不懈地發(fā)掘、更正那段歷史的真相，并解釋它發(fā)生的理由，爭取對華人存在的認同，美國國會才意識到需要道歉。“大家應知曉不同種族為實現(xiàn)平等而作出的貢獻?！睔v史學家梅素蘭說。
公開的“秘密”
普通人的足跡在歷史研究中彌足珍貴。
“大人物的故事我們說得足夠多，而泰坦尼克號里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他們也有權利講述自己?！?/span>
拍攝中，羅飛感受到Tom Fang對其父方榮山是十分尊敬、喜愛的，雖然方榮山幾乎不跟兒子說自己的事，這使得父子二人間始終隔著一段距離。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方榮山去世，Tom Fang也再無機會去認識父親隱藏起來的那部分自我。
“好像只有通過這個研究，他能更多地去了解父親，縮短父子之間那段距離。”羅飛觀察到，Tom Fang對自己的孩子十分坦誠，幾乎什么都說，“他應該希望自己和父親方榮山也是那樣相處的?！?/span>
拍攝最后，羅飛促成了方榮山的兒子Tom Fang和泰坦尼克號搜救船長哈羅德·羅威孫子的一次會面，羅威的孫子還贈予Tom Fang一張祖父的照片。
“這象征著中國人被幸存者后代群體接受，也代表我們想做的事基本上成功了?！边@令羅飛倍感欣慰。
（圖說：幸存者方榮山的兒子Tom Fang。）
羅飛記得，Tom Fang告訴過他當時自己從論壇上消失的原因是受到了太多壓力，大家責問他為什么不早點說出來，他的父親究竟有怎樣的問題。與父親相關的事Tom Fang從未和親朋好友提起。
在那次會面之后，羅飛注意到，Tom Fang的家有一些變化，客廳的桌上多了三樣東西：哈羅德·羅威的照片、父親方榮山的照片，兩張照片中間，是一架泰坦尼克號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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