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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變法通議·論不變法之害》與《少年中國說》都是近世名篇，后者開篇即與前篇有異，曰：

“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梁啟超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而在前文中，對老大帝國說，卻是認可的：

“中國立國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邁突厥，而因沿積敝，不能振變，亦伯仲于二國之間?！?/p>

前者作于1896年，后者作于1900年，相隔五年，一受一拒，迥然有別，原委何在？近檢梁氏年譜與《飲冰室文集》，覺得這與梁氏環(huán)境變化相關。

其時，梁啟超流亡日本已一年多，甲午戰(zhàn)爭后日本社會充斥了對清朝的輕蔑與岐視，“老大帝國”是常用的蔑稱，如日人漢詩有言：“邦土山川徒老大，鳥雀無聲四百州。（末松星舍《靈鷹行》）”“老大頑愚兮四百洲，姑息偷生兮伴食輩。（伊藤貞治《心耿耿行》）”一個流亡者，面對異邦人岐視的眼光，其民族自尊可能會更加敏感。之前他已撰文反駁此論，如其1899年《論支那獨之實力與日本東方政策》言：

“支那二千年來之歷史，其人民皆富于統(tǒng)一的思想，雖有紛分割據(jù)，恒不及百數(shù)十年，輒復合一……又千年以來，被他族之統(tǒng)治者，雖數(shù)數(shù)見，然決不與統(tǒng)治之他種同化，而恒使彼統(tǒng)治者反而同化于被治之人?！?/p>

《論中國人種之將來》又言：

“他日變更政體，壓力既去，其固有之力皆當發(fā)現(xiàn)，而泰西人歷年所發(fā)明之機器，與其所講求之商業(yè)商術，一舉而輸入于中國，中國人受之，以與其善經商之特質相合，則天下之富源，必移而入中國人之手矣。”

一個衰國流民仍能作此自信之論，應是海外刺激的結果。

又，《少年中國說》初刊于《清議報》三十五期，注明的發(fā)行日期是光緒二十五年（庚子）正月十一日，其《汗漫記》記他于前一年十一月二十日離開日本，經十天海上航行后到達檀香山，近一個月后才安頓下來。考慮到檀香山與日本的郵程與刊物編印時間，本文最遲應作于前年十二月下旬，即初達檀香山一月之內。這一期是庚子年編發(fā)的第一期，《少年中國說》作為“本館論說”的第一篇，也有新年祝詞之意。他需要向讀者報告自己在新環(huán)境里的新感受，本期還發(fā)表了他航行日記《汗漫錄》首章，也是此意。

又，他身為清廷通輯的政治犯，入境時冒用了日本人姓名與護照，且不懂英語，人生地不熟，本感寥落，其時，檀香山當局又因防疫之事正施行排華限華之事，其民族自尊心倍受煎熬，開篇的義憤之情或與此相關。因此，海外體驗應是產生本文的重要因素，也是理解本文的重要背景。

他拒絕老大帝國說，是因為他認為自己已不屬于過去，而是未來的中國人。這一信念源于抵達異邦后的思想轉變。

梁啟超自小具有較強的求知欲與學習能力，十二歲中秀才，十七歲中舉人，十八歲拜秀才康有為為師，探究新學；二十三歲隨康入京，公車上書；二十四歲任《時務報》主編，發(fā)表《變法通議》，聲名大噪。二十五任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二十六歲赴京參與“百日維新”，是維新派的代表性人物，也是其時最有吸引力的思想家與宣傳家。流亡日本后，馬上又創(chuàng)辦《清議報》宣傳變法，再次站到輿論的頂峰。在日本十四個月里，他切身感受到變法維新給日本帶來的巨大變化與進步，廣泛汲取了近代啟蒙主義自由民主理念，開始從更高的層次與更宏闊的知識視野思考中國問題?！逗孤洝酚醒裕?/p>

在結束“惡補”階段后，自感學力精進，急欲與人分享自己的新思想，本文中的激情也如同一個跋涉者在回顧身后深壑巨嶺時的欣喜歡叫。

關于這一點，將《變法通議》與本文比較即可見出，《變法通議》言：“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逼渌枷牒诵脑谟诟淖兘逃贫扰c官制，而于整個國家制度與社會層面并未涉及。其時梁啟超二十四歲，僅能借助各種中文譯作了解西方與日本，對現(xiàn)代政治制度尚缺乏具體與整體的感知。到日、美之后才認識到“家天下”的集權制是造成中國脫離于世界現(xiàn)代文明進程的根本原因，據(jù)此《少年中國說》對未來中國提出了新定義：

“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

這時他已拋棄了傳統(tǒng)的先國后家、先君后臣觀念，從國家結構層面認識到民權的意義，形成了比較現(xiàn)代的國家理念。這應是他新近形成的新理念，在兩個月前的《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與中國前途》中才開始展示了這一新思想：

'國家者，以國為一家私產之稱也。古者國之起原，必自家族。一族之長者，若其勇者，統(tǒng)率其族以與他族相角，久之而化家為國，其權無限，奴畜群族，鞭笞叱咤，一家失勢，他家代之，以暴易暴，無有已時，是之謂國家。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

認識到這些，他覺得已為老大帝國找到了病根與良藥，必欲疾呼告人而后快。有此信念，對未來中國充滿期待，自然對異邦的老大之說厭惡不已。如文中所說：

'如其老大也，則是中國為過去之國，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國，而今漸漸滅，他日之命運殆將盡也；如其非老大也，則是中國為未來之國，即地球上昔未現(xiàn)此國，而今漸發(fā)達，他日之前程且方長也。'

在他看來，所謂的老大帝國是將死之國，理想的中國則在未來，這是一新型之國，是具有現(xiàn)代民主制度的國家，相比其過去古老的歷史，她仍是一少年之國。他認為這樣的中國“前此尚未出現(xiàn)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爾?！彼麨橐迅惺艿恼诔砷L的少年中國而歡呼，對前景充滿希望，這種自信既基于新形成的現(xiàn)代國家理念，也源于對當時流行的進代論的執(zhí)念。

其次，梁啟超的社交群體也發(fā)生了變化。他年少老成，多與年長者往來。赴日前主要追隨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前后曾結交李鴻章、張之洞這些老臣，變法失敗使之深感老官僚無望。到日本后，他多與同輩或者更年輕的學生一起生活。先與康門十二人在江之島金龜樓義結金蘭，組成?；庶h十三太?！吧倌陥F”；后來，他在湖南時務學堂的學生蔡鍔(1882-1916)等由國內跑來跟隨他。梁啟超回憶說：

戊戌之役，我亡命日本，時時務學堂曾辦了三班，第一班四十人吃我的迷藥最多，感化最深……其中有十余人，要到日本來找我，因為家庭不許，他們差不多帶宗教性質的，與家奮斗，借錢逃出來，有的到上海，便無錢吃飯的，有的衣服破爛好像叫化子的，當他們出門時，他們不知我在日本何處，一直跑到上海，打聽了我的住址，通信告我，我就想盡方法籌錢接到日本，日間尚住在一間房子。繼續(xù)講時務學堂的功課外，又學學日本文，晚間共同睡在一個大帳子內，過了八個月。

這種朝夕相處、同甘共苦的海外生活，是一種全新的體驗。這群學生對自己的信任，對追求真理的執(zhí)著，完全超越了世俗風氣，讓他看到了希望，這才有了《少年中國說》所言：

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茍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茍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為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為者。

這里不只是區(qū)別老少者生理與心理特征，而是表達了一種喜少厭老的情緒。這種厭老情緒不只是針對舊官僚舊體制，可能還含有他對自己老師的微妙之情?？涤袨殚L梁十五歲，是他的學術思想引路人，其在學術上的特立獨行對梁啟超啟發(fā)甚大，其以今文經學思維建孔子托古改制之說，倡導變法，也深深影響了梁啟超，但是，康的創(chuàng)新到此為止了，基本沒能越出儒家經學范圍，其自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后不復有進，亦不必有進?！鳖B固地堅持保皇保教的主張，屢屢指責梁氏言涉革命。昔日崇拜的老師竟成了難以跨越的障礙，梁氏頗覺煩惱。所以，文中的老少對比，既是出于對時興的進化論的理解，又是有心講給他老師聽的。

或許就是因為已宣示了這一差別，他后來才與老師展開了更激烈的論爭，如其1900年4月29日致康有為信言：

來示于自由之義，深惡而痛絕之，而弟子始終不欲棄此義?！虿慌d民權，則民智烏可得開哉？其腦質之思想，受數(shù)千年古學所束縛，曾不敢有一線之走開，雖盡授以外國學問，一切普通學皆充入其記性之中，終不過如機器砌成之人形，毫無發(fā)生氣象。……故今日而知民智之為急，則舍自由無他道矣。中國于教學之界則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異想；于政治之界則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異言。此實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此病不去，百藥無效，必以萬鈞之力，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熱其已涼之血管，而使增熱至沸度；攪其久伏之腦筋，而使大動至發(fā)狂。經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幾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

兩事僅隔一個多月，可見，在與一群熱血青年同處共學的過程中，他的思想跳脫了師門羈絆，并在獨立中獲得了更大的自信。

他就很早就崇拜日本幕末維新志士，曾作《記東俠》介紹僧月性、僧月照、西鄉(xiāng)隆盛等人，在日本，他以吉田晉為名，就是取吉田松蔭、高杉晉兩名的合成，表示要以這一對青年師生為榜樣。從高杉等維新志士身上，他認識到社會變革必須要有年輕人的沖擊力與熱血精神，眼前這一批學生又讓他感受到與之相通的精神?！逗孤洝酚浧渑R行時，“是夕大同學校干事諸君，餞之于校中。高等學校發(fā)起人諸君，餞之于千歲樓。席散，與同學諸君作竟夕談于清議報館?！彼矊懺姼鎰e，曰：《再示諸門人一首》（諸子相從，多逃家艱辛而來，今皆自隱其名。于余之行也，咸有戀戀不舍之色，以此慰之。）：

患難相從我，恩情骨肉親。變名憐瑪志，亡邸想藤寅（吉田松陰又名藤寅，早年因與同志結漫游，逃亡其邸，被削籍。）愧我乏恒德，半途又離群。丈夫各獨立，毋為吾苦辛。

他以意大利愛國者瑪志尼與吉田松蔭并舉，以吉田流亡之事自況相勉，可以想像，當時這群年輕的大丈夫們一定是豪氣沖天，作為老師，要告別已生死相依八個月的學生，一定百感交集。一個月后，寫作新年寄語，心目中的第一讀者就是這批志同道合的學生。這樣看來，這一群熱血學生以及梁氏告別他們時的激情也應是這篇名文形成的一個要素。

再次，這篇文章中還帶有他在旅美航行時與初至檀香山的遐思與激情?！逗孤洝沸蜓裕骸叭ツ昃旁乱試聳|渡，居于亞洲創(chuàng)行立憲政體之第一先進國，是為生平游他國之始。今年十一月乃航太平洋，將適全地球創(chuàng)行共和政體之第一先進國，是為生平游洲之始。于是生二十七年矣，乃于今始學為國人，學為世界人……天地悠矣，前途遼矣?！彼源诵袨槿松囊粋€新起點，在船上作長詩《太平洋遇雨》言：

世界風潮至此忽大變，天地異色神鬼瞠。輪船鐵路電線瞬千里，縮地疑有鴻秘方。四大自由（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行為自由、出版自由。）塞宙合，奴性銷為日月光?！锔偺鞊駝荼刂?，不優(yōu)則劣兮不興則亡……海云極目何茫茫，濤聲徹耳逾激昂。

梁啟超有意采用破格體，以齊散交雜的句式展示了一個年輕人不斷求索的思維狀態(tài)，表達了他在認識新世界后的興奮與思考。在他看來世界社會意識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正處不優(yōu)則亡的競爭危機中，他希望能以年輕的熱血喚醒國人。詩文對照，不難見出這篇名文中正含有他在海上航行中激昂的思緒：

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為少年也，則吾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使舉國之少年而亦為老大也，則吾中國為過去之國，其澌亡可翹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這種雄視天下的自信、昂揚奮發(fā)的激情以及文末一段銘文式鋪排，與其在海上所作的詩是一致的。

到了檀香山后，梁啟超對美國政治又有了更真切的感受，《汗漫錄》言：“此都（檀香山）十年以來，經三次革命，卒倒舊朝，興新政府……觀于此，而知法國大革命之風湖，其影響所及，披靡全歐者數(shù)十年，決非無故也。觀于此，而識改鑄國民腦質之法矣?！彼梢粛u之變感知到世界風潮，認識到推動國民自覺意識的必要。他又由夏威夷王國之亡感慨：“自古之亡國，則國亡而已；今也不然，國亡而種即隨之……優(yōu)勝劣敗，天下萬世之公理也。”這種優(yōu)勝劣汰的民族危機意識，也深深滲入到《少年中國說》一文中：

歐西、日本人謂我為老大者，何也？則以握國權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幾十年八股，非寫幾十年白摺，非當幾十年差，非捱幾十年俸，非遞幾十年手本，非唱幾十年諾，非磕幾十年頭，非請幾十年安，則必不能得一官，進一職?！淠X髓已涸，血管已塞，氣息奄奄，與鬼為鄰之時，然后將我二萬里山河，四萬萬人命，一舉而畀于其手?！源藶閲前驳貌焕锨宜?，且吾恐其未及歲而殤也。

戊戌變法一項主要內容就是廢除以經學為中心以八股為內容的科舉，興辦現(xiàn)代學校。檀香山之行后，梁益發(fā)認識到封建教育與官制會將中國帶入死途。足見，他在海上激起的詩情許久都未平息。緊接其后1990年2月20日以“少年中國之少年”為筆名發(fā)表《呵旁觀者文》言：

今之擁高位，秩厚祿，與夫號稱先達名士有聞于時者，皆一國中過去之人也?！粑彷吳嗄?，正一國將來之主人也，與此國為緣之日正長。前途茫茫，未知所屆。國之興也，我輩實躬享其榮；國之亡也，我輩實親嘗其慘。欲避無可避，欲逃無可逃，其榮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慘也非他人之所得代。

他將那些麻木自閉的高官名士稱之為過去之人，以吾輩青年為將來中國的主人，正是對《少年中國說》的發(fā)揮，表明因《少年中國說》一文而激發(fā)的熱情仍在延續(xù)。

誠如郭沫若所言：“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倍渡倌曛袊f》又是影響最著者之一。

如，陳三立1903年春作《雨中過安慶有懷姚叔節(jié)》言：“中國少年姚叔子，為誰費盡短鐙檠?！标惾⒃鴧f(xié)助其父在湖南推動變法，邀請梁啟超主持時務學堂，他對梁啟超一直很關注，自然熟悉這篇文章，也以“中國少年”一詞入詩；

又，徐一士記：“時（楊）度作《湖南少年歌》，甚雄放，如云：‘若道中華國果亡，除是湖南人盡死。’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啟超既自號‘少年中國之少年’，度復歌‘湖南少年’，是二人者，均當時新青年中之卓卓者也。”此事在本文發(fā)表后三、四年；

又，在本文發(fā)表近二十年后，一批新興知識分子成立“少年中國學會”，李大釗于《少年中國》會刊上發(fā)表《少年中國與少年運動》，梁文印跡甚明，這些表明本文是影響了一個時代的名篇。

梁啟超自己也很看重本文，曾言：“有《少年中國說》、《呵旁觀者文》、《過渡時代論》等，開文章之新體，激民氣之暗潮。（《<清議報>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如他所說，本文是激民氣的新體文章，激情滿紙。細繹史料，解得其中的海外之味，可具體把握其中的情感脈絡，更深入地領會這篇鴻文的歷史魅力。

本文刊于《讀書》2019年第7期，引用請據(jù)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