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安：研究《史記》，除了制作表格外，您還用過什么法寶？
張建安：請您解釋一下“續(xù)、補、竄、附”。
張大可：這是今本《史記》與《史記》原書相比較而言的。關于《史記》原書，司馬遷在的《太史公自序》中有明確的概括：“凡百三十篇，526500字，為《太史公書》?！倍癖尽妒酚洝分腥A書局點校本，我當時統(tǒng)計了一下，為555660字，那么多出來的字數可能就是剛才所說的“續(xù)、補、竄”。續(xù)，是褚少孫續(xù)史篇目；補，是后來的好事者補亡篇目；竄，是后人抄讀《史記》竄入的文字。附，是司馬遷在太初以后附記的文字。
張建安：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張大可：這本身就是研究和考證《史記》的過程。要搞清楚今本《史記》是否還能保存司馬遷《史記》原貌。
張建安：這確實涉及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今本《史記》無法保存《史記》原貌，那么今本《史記》的價值就必然受到懷疑。請您談談具體的考證過程和研究結果。
張大可：這方面已經有人做過考證和研究。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崔適、余嘉錫等人。我的辦法，是先匯總已有的成說，包括崔適、余嘉錫的說法，假定29篇是偽，假定10篇全亡，包括梁啟超等人在他們的論著中提到的《史記》中的偽書段落，全都假定成立，全都做出統(tǒng)計字數來。
當時沒有電腦，也沒有別的捷徑，我仍然用笨辦法和死功夫，一個一個地數字，以三個字為一組，數到一百就是三百字，用鉛筆在點校本字旁寫下“1”，再數一百，寫“2”，以此類推，數完一篇將總字數記在篇末?！妒酚洝分械摹疤饭弧?，另作統(tǒng)計。續(xù)、補、竄、附分別統(tǒng)計。然后將統(tǒng)計數字排比分析，反復引用各家之說調整續(xù)、補、竄、附。最后將全書的字數用司馬遷制表的方法，也做出圖表進行比較。
得出的結論是：
今本《史記》中華書局點校本字數為555660字。
其中，褚少孫續(xù)史12篇，字數是25055字；讀史者增竄10篇，字數4839字；好事者補亡4篇，字數16878字；續(xù)、補、竄合起來總計46772字。
由于補亡中的《律書》是好事者從《歷書》中分出來的，有2555字，所以這些字不能算作《史記》多增加的字數。計算時就應該補回去。
最后的結論，今本的存真字數為：
555660 - 46772 + 2555=511443
則《史記》的殘缺字數為：
526500—511443=15057
為原書的2.8%。
也就是說，《史記》有97%以上的原文流傳至今，基本上保持了原貌。
我出版的《史記全本新注》，便采用了這一成果。并用不同字體字號的排版技術，區(qū)分了《史記》的續(xù)、補、竄以及司馬遷太初以后附的內容，以便讀者參考。
張建安：您把統(tǒng)計學的方法用在了《史記》研究中。這讓我想到周有光先生，他本來是學經濟的，后來轉行，研究并主持制訂漢語拼音，得出很多成果，其主要突破就是采用了統(tǒng)計學的方法。您當時有這方面的意識嗎？
張大可：我沒有想過統(tǒng)計學，只是這樣去考證了。
張建安：這樣一來，您其實在獨立思考的前提下，用科學的方法，已經得出不同于前輩名家的結論。這樣是不是很快就有研究論文寫出？
張大可：我當時沒有能力，也沒有時間寫成論文，只是記錄了許多自己思考的疑點，留下讀書過程摘要的文獻資料。20余年后才寫成系列論文發(fā)表，后又收在《史記研究》論文集中。
張建安：這個時間跨度夠長的。不合常理。您不是說當時嘗試寫了一篇論文嗎？
張大可：我是試著寫了一篇《也談司馬遷的生年》的論文，在論文中支持郭沫若的說法。不過1980年我在蘭州大學開《史記》課重新整理時，改從王國維的說法。那么這篇失敗的習作也就被廢棄了，沒有整理發(fā)表。
張建安：您間隔20多年沒有發(fā)表論文，是不是跟當時的環(huán)境有關？
張大可：當然有關。因為很快就到“文革”了。不過在“文革”爆發(fā)之前，我還是完成了第三階段的學習。在1963年秋季開學到1966年初的兩年半時間，除去一年零三個月的“四清”運動，有一年多的時間，我都把課余時間全部用于讀《史記》了，而且上升到了研究的層面。就是帶著課題讀《史記》，各用半年多時間作了兩方面的工作。其一，繼續(xù)1963年暑假研讀《史記》的興致，鞏固、提高、蓄勢，集中思考《史記》斷限、《史記》疑案等問題。比如司馬遷生卒年、太史公釋名、《史記》的殘缺與補竄等問題。而且做了一些札記，為20年后撰寫《史記》的相關專題論文打下了基礎。其二，規(guī)劃編寫一本《史記》論著，研究的課題是《史記論贊輯釋》?！妒酚洝分胁皇怯?30篇的“太史公曰”嗎？《史記論贊輯釋》就是注釋和評析這些內容的。在1965年的下半年，我還耗時一個學期的全部課余時間，完成了《伯夷列傳》、《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三篇的注釋和翻譯。可惜，到1966年“文革”爆發(fā)，我的《史記》研讀便中斷了，塵封15年后，等我重新回到大學校園，在蘭州大學開設《史記》課后，我的研究《史記》的成果才陸續(xù)產生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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