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書 書與我 | 徐新

在我的記憶中，自己與讀書這一概念最初聯(lián)系在一起的時間節(jié)點大概是5歲。當時被家人送入位于京杭大運河高郵段河堤上的一“私塾”開蒙。熟悉私塾教育方式的人都知道，孩子在那里“上學”實際上就是讀書和背書。因此自開蒙以來，在我腦海中，上學的概念完全等同于讀書。事實上，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的確把上學就說成是“去讀書”。家長打發(fā)喜歡糾纏撒嬌孩子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去、去、去，讀書去！”因此，對我而言，讀書自然而然成為一種必做之事，繼而變成一種習慣，成為生活的一有機部分。在經歷了小學、中學、大學的學習生涯后更是洞察讀書的重要性，常常把學校是否能夠為學生提供自由閱讀的空間和時間，讓學生有一個自由讀書的環(huán)境和氛圍作為衡量學校好壞的一種標準。

不過，回望童年，應該說自己并沒有一個特別良好的讀書環(huán)境。父母是在40年代就投身中國革命的人。盡管祖父母一代重視教育，千方百計讓他們的子女上學讀書，母親還讀到了中學。這在30年代的中國是相當罕見的。父親參加革命之前在村里教過書，人稱“大先生”。但在我的記憶中，家里從未有過書房，實際上，連書架也沒有。家里僅有的十來本書都是父母工作單位發(fā)的政治類讀物。除了學校發(fā)的課本，家中幾乎沒有什么課外書籍可看。課外閱讀最多的是街角書攤上擺放的小人書。

文革期間，像我這樣已經上到高中的人還是時常會想到讀書的事，因為那畢竟能夠提供新的知識和展示一個更廣闊的社會。為了有書讀，自己曾多次鉆進已經關閉的學校圖書館中“竊”書，看完一批再換一批。當然，這一做法實屬不可容忍的“惡習”，但在當年的特殊情況下，讀書的沖動應該說還是“難能可貴”的。就這樣讀了不少“閑書”，開闊了眼界。后來能夠作為最初一批工農兵學員進入南京大學學習與這一段讀書的經歷不無關系。

1977年，我大學畢業(yè)留校當老師，自然希望有個屬于自己的書房。不過，在彼時這一想法純屬“妄想”。在留校人員的宿舍都是數人合住的年代，哪可能有什么空間做書房？

不管怎樣，愿望還是要有的。同年在家人為自己婚姻大事準備家俱時，提出了希望有一書櫥和一張帶斗的書桌的要求。請來的匠人按照我的要求定做了書櫥和書桌。書櫥的厚度達50公分，足夠放兩排書，隔板再分前后兩層，前低后高，這樣一個書櫥的容積（藏書量）就翻了一翻，相當于兩個，而且查找也很方便。至今該書櫥仍在使用中。書桌為帶斗式，支撐桌面的是帶有三層抽屜的斗柜，其中有兩層特地做成卡片箱的樣式，方便放置學術卡片。可以說，這兩件物品就是我最早的“書房”。當從老家運抵我在南京的住處時，還是十分欣喜了好一陣子。

70年代自制書櫥

隨著經濟的發(fā)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數年后住房終于得到改善，分得兩室一廳的居室。不過，想單獨辟一間做書房仍然是不可能的。為了自己不斷增加的書有一存放處，只好借用供兒子使用一室的三分之一空間布置成圖書角，還添置了新的書架，手頭的書籍也算有了一歸屬之地。

由于自己酷愛讀書，逛新華書店購書成為自己的一愛好，每次出差，無論是國內哪個城市，還是哪個國家，總要去當地的書店逛逛。計算下來平均每年工資的四分之一都用在購書上。這樣家中書的數量不斷增長，而書架總是太少，永遠無法為手頭的書籍提供一個安頓之處。直到購置了一套四室兩廳的公寓，終于可以有一獨立的書房了。在裝潢過程中，吩咐工匠做了10只從地板到天花板的書櫥。在隨后的10年，基本解決家中圖書置放的問題。坐在其中，看著四周的圖書，不勝欣慰。興奮之余，附庸風雅地為書房起了一雅號：金陵結網軒。其意來自自己的座右銘：“如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以激勵自己多讀書、多充電。

募集猶太學書籍

我畢業(yè)于英語系，英語語言文學是我的專業(yè)，留校工作后選擇的研究領域是戰(zhàn)后美國文學，特別是50-60年代成為美國文壇主力的猶太文學。闖入猶太學領域純屬“偶然”，也是使命感使然。若不是1986-88年在美國大學執(zhí)教期間居住在美國一猶太人家，獲得一個不可多得的了解猶太文化的絕佳機會，我是說什么都不可能進入這一領域的。

在1986-88年間與該猶太家庭，以及通過他們，與芝加哥猶太社團的密切交往中，猶太人的思想、行為以及生活方式時常令自己著謎，并逐步領悟到猶太思想文化內涵具有的魅力，以及對西方社會生活造成的巨大且具實質性的影響。所見所聞，加上所思所考，使得自己那顆一直在尋找新思想的心靈受到極大沖擊，真的為這一獨特的「異域」文化所吸引。于是，我開始有意識地去更多了解猶太文化的內涵和精神實質。

該猶太人家收藏的猶太文化方面圖書成為了我最初的閱讀之物。

對猶太文化了解的越多，對世界上唯一的猶太人國家越好奇，希望能夠有機會親眼去看一看。在猶太朋友的協(xié)助下，該愿望最終得到了實現。1988年夏對以色列的訪問不僅使我對猶太人的國家有了“第一手”的直接了解，而且為此后三十年本人與以色列學界建立牢固的學術聯(lián)系打下了基礎。更為重要的是，該訪問的所見所聞進一步堅定了自己已經產生打算回國后投身猶太學研究的決心。

這一于1987年下半年在自己腦海中出現的想法自然會引出另一個問題：回去后如何能夠繼續(xù)自己對猶太文化的學習？必須有這方面的圖書，需要一定數量猶太文化方面的圖書，而回國后是很難獲得這方面圖書的。自己必須自帶“干糧”回去！必須募集圖書！因此，募集猶太文化方面的圖書成為我在余下留美時間的一項重要任務。

功夫不負有心人。1988年5月打包準備回國時，我募集到的圖書已經達千冊（20箱）。如此多的書只有托運回去。我打聽到并選擇了一家提供門到門服務（Door to door service）的運輸公司，在離開美國前付款交運。4個月后，當圖書運抵南京時，委托的運輸公司忠實履行合約，把這20箱圖書不僅運到我的住處，而且背上沒有電梯的6樓家中，真正做到了門到門的服務。這成為我擁有的第一批猶太文化藏書。

以讀書補缺

我在猶太文化方面畢竟沒有“坐過科”，從中學到大學從未上過任何與猶太文化有關的課。要真正開設這方面的課程，自己必須“惡補”這方面的知識。幸運的是，從美國運回的書籍發(fā)揮了作用。在接下來兩年左右的時間，自己將這些書統(tǒng)統(tǒng)瀏覽閱讀了一遍。這無疑是一生中讀書最為密集的一段時間。為了確保自己有充足的學習讀書時間，一直謝絕校外有償講課邀約，在家潛心讀書。

在這一期間的潛心讀書結出了數方面的果實：除了順利在南京大學開設猶太文化課程，還完成了中文版《猶太百科全書》的編纂工作，并開啟了對現代希伯來文學的系統(tǒng)譯介工作。

從書房到圖書館

1992年1月，喜訊傳來，中國和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關系。我不失時機向學校申請成立一個專事猶太文化研究的機構。5月，經南京大學批準，“南京大學猶太文化研究中心”（10年后更名為猶太文化研究所）正式掛牌建立。這是中國高校系統(tǒng)中正式批準成立的第一個猶太文化研究中心。中心自我定位為：中國高校系統(tǒng)一個專門從事猶太文化專題研究的科研教學機構。除了每年開設猶太文化課程外，開始了研究生的培養(yǎng)。

中心成立后，對圖書到需求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個人的書房滿足不了需求，籌建中心圖書館顯然是一個迫切且繞不過去的任務。

有志者事竟成。經過數年的努力，通過籌集資金，中心不僅有了自己的實體圖書館，而且藏書量在逐年增長，絕大多數都是英文版圖書，成為國內擁有最多猶太研究書籍的圖書館。國外的來訪者在參觀后甚至認為，該圖書館是亞洲最大的猶太文化藏書館之一。

盡管一部分圖書是通過購買獲得，但絕大部分是通過募集的方式獲得。采用這一方式倒不是僅僅因為研究所沒有足夠的圖書經費或者購買渠道不暢，而是大部分圖書在研究所成立時已經絕版，很難購得。募集圖書的渠道主要有三：

特藏室的設立

到2012年，由本人逐步建立起來的猶太文化藏書量已經超過3萬，其中不乏珍本和簽名本。為了更好地用好這一獨特的圖書資源，在南大仙林校區(qū)啟用之后，我決定將所有的圖書一次性捐贈給南京大學圖書館，作為南京大學的公共資產。應該說，這是一批極有特色的圖書，許多書可以說是國內藏書界的“孤本”。為此，南大圖書館在杜廈圖書館特藏部辟專區(qū)進行收藏，以“猶太文化研究特藏”命名。不僅如此，還對所有圖書編目上網，向全國范圍的讀者，尤其是猶太學者和研究生開放，為中國整個猶太學領域的可持續(xù)研究奠定了基礎。

經過近30年的發(fā)展，南京大學猶太文化研究所發(fā)展迅速，成為了中國民眾了解猶太文化的重要信息窗口和資料來源。

而這一切在我看來是我讀書一生、藏書一生的一種自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