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寫實技法的獨特性。有一位研究中國美術(shù)史的外國專家曾把趙佶花鳥畫的寫實技巧稱為“魔術(shù)般的寫實主義”，因為它給人以“魔術(shù)般的誘惑力”（勞倫斯·西克曼：《中國的藝術(shù)和中國的建筑》）。北宋的繪畫理論中以氣韻為高的說法已不少見，但在趙佶時代，嚴格要求形神并舉?！坝袣忭嵍鵁o形似，則質(zhì)勝于文；有形似而無氣韻，則華而不實”（《益州名畫錄》）。形似以物趣勝，神似以天趣勝，最理想的境界是由形似達到神似。所謂寫生的逼真，不但要有正確的形體，還必須富有活潑的精神。趙佶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一直是力求由形似達到神似的。傳說趙佶畫翎毛多以生漆點睛，隱然豆許，高出紙素，幾欲活動。這正是為了由形似達到神似所作的技術(shù)性嘗試。如《御鷹圖》，論其藝術(shù)描繪，雙勾謹細，毛羽灑然，形體生動而自然。尤其是鷹眼的神姿，英氣勃發(fā)，顯示著一種威猛之氣。而藝術(shù)的格調(diào)，卻是清新文雅，絕去粗獷率野的情味。盡管雙勾是歷來的表現(xiàn)形式，而這種新穎的畫風，是形神兼?zhèn)涞母呙顚懮?，已從樸實真誠之趣，變而為精微靈動，與崔白、吳元瑜等顯示了一定的距離了。又如《金英秋禽圖》中的一雙喜鵲，筆畫細致，描繪對象無微不至。以俊放的筆來表達細致的寫生，真可謂神妙之至?；ǖ膵趁?，葉的飄逸，枝的挺勁，草的綽約，石的玲瓏，以及鳥獸的飛鳴跳躍，草蟲的飛翔蠕動，無一不賴其魔術(shù)般的寫實技巧款款傳出，而了無遺憾。正如張丑題趙佶的《梅花鸜鵒圖》詩：“梅花鸜鵒宣和筆，十指春風成色絲；五百奇蹤懸掛處，暗香疏羽共紛披?！彼^“奇蹤”和“色絲”都是形容絕妙之意。這種寫生傳統(tǒng)是中國畫最可寶貴的傳統(tǒng)。其實，蘇軾論證繪畫不在于形似而在于神似的含義，不是不要形似而單講神似，而是要求在形似的基礎上抒寫出對象的內(nèi)在精神。譬如他在《書黃荃畫雀》中寫道：“黃荃畫飛雀，頸足皆展?；蛟唬?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乃知觀物不審者，雖畫師且不能，況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務學而好問也?！痹谶@里，蘇軾特別強調(diào)細致入微地觀察生活，研究對象，這與趙佶之鉆研“孔雀升高，必舉左”，態(tài)度上又似乎是相近的。
第三，詩、書、畫、印結(jié)合的獨特性。趙佶的繪畫尤其是花鳥畫作品上，經(jīng)常有御制詩題、款識、簽押、印章。詩題一般題在屬于精工富麗一路的畫作上，如《芙蓉錦雞圖》軸，左下角秋菊一叢，稍上斜偃芙蓉一株，花鳥錦雞依枝，回首仰望右上角翩翩戲飛的雙蝶，順著錦雞的目光，導向右邊空白處的詩題：“秋勁拒霜盛，峨冠錦羽雞；已知全五德，安逸勝鬼管?！比珗D開合有序，詩發(fā)畫未盡之意，畫因詩更顯圓滿。這首詩題，實際上已巧妙地成了畫面構(gòu)圖的一部分，從中可以見出趙佶對詩畫合一的大膽嘗試和顯著成就。畫上的題字和簽名一般都是用他特有的“瘦金體”，秀勁的字體和工麗的畫面，相映成趣。尤其是簽名，喜作花押，據(jù)說是“天下一人”的略筆，也有認為是“天水”之意。蓋章多用葫蘆形印，或“政和”、“宣和”等小璽。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押印于書畫的款識上，始于
宋代蘇軾、米芾、趙佶、趙子團)等人。元明以后，詩、書、畫、印相結(jié)合已成為中國畫的傳統(tǒng)特征，但在北宋，卻還處于草創(chuàng)時期，趙佶是善開風氣之先的。
顯而易見，趙佶的花鳥畫是當?shù)闷鸷笕说谋都淤澝赖?，但是，與這些譽美之詞相悖的，是對他的花鳥畫的懷疑甚至否定。元代湯垕在《畫鑒》中說：“《宣和睿覽集》累至數(shù)百及千余冊，度其萬機之余，安得暇至于此？要是當時畫院中人，仿效其作，特題印之耳?！币馑际钦f，因為趙佶花鳥畫數(shù)量眾多，作為皇帝他是沒那么多時間作畫的，所以作出以上推測。
明代董其昌進一步認為“宣和主人寫生花鳥時出殿上捉刀，雖著瘦金書小璽，真贗相錯，十不一真”（《書畫記》）。這種妄意的推斷，缺少依據(jù)，從畫史研究的角度來說，可以說是不負責任的。近代亦有人根據(jù)劉益、富燮兩人曾在政和、宣和年間“供御畫”，推測趙佶所有的作品，都是這兩人的代筆。趙佶的畫跡真贗相雜，這是事實，但因此而否定其繪畫創(chuàng)作，這是極不科學的研究態(tài)度。據(jù)史料記載，徽宗趙佶經(jīng)常舉行書畫賞賜活動，這些賞賜給官僚臣下的大量作品中有畫院畫家的手筆，這本來就是十分自然，無可厚非的。作為皇帝畫家趙佶，自然不可能用全部的精力去從事創(chuàng)作，來供給他必需的用途。翰林圖畫院原屬宮廷服役機構(gòu)，畫院畫家有義務畫這些應制的作品，所謂“供御畫”的作用正在于此。徽宗在上面題印，只是表示他對官僚臣下的恩賜之意罷了。在歷代畫家中，因應酬關(guān)系，而出于代筆的也不少。如《宣和畫譜》所記：“吳元瑜晚年，多取他畫或弟子所摹寫，冒以印章，謬為己筆。”可以肯定，這些“他畫”或弟子摹作，在相當程度上保存了吳元瑜的繪畫樣式。同樣，即使現(xiàn)存徽宗畫跡中有畫院中人手筆，這些作品也是根據(jù)徽宗首肯的模式去創(chuàng)作的，從中仍舊可以見出徽宗的繪畫風格和審美趣味，而絕不能因此否定他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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