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金瓶梅〉學術討論會上，一位文友談到他在北京鬧市區(qū)的一家“性保健品”商店里，在琳瑯滿目的舶來品中間，赫然陳列著國產的足本《金瓶梅》。老板居然以“一服”多少元稱之，以之為性藥。他慨然嘆曰：“在西門慶的淫器包中，除了‘緬鈴’之外，都是國貨；而如今，在“性保健品”商店里， 除了《金瓶梅》外， 卻都是進口貨，真是今非昔比了?！?br>
簡直是禪語妙諦，勝高頭文章多多矣。
過去多年談“金”色變，不光足本的印行 , 即人文版刪節(jié)本的發(fā)行也嚴格控制，購書券可賣百元一張。后來解凍了，以致一些論者又 過分溢美，甚至以為“金”中性描寫如河如何美，如何如何“人性”，談起“金”的控制發(fā)行則憤慨形于顏色。記得也是幾年前的一次會上，一位出版界的朋友談及齊魯本的發(fā)行時說過，現(xiàn)在無性不成書，《金瓶梅》早已相形見絀，刪節(jié)本《金瓶梅》已今非惜比，掉價了?！磥恚瑢Α督鹌棵贰方邮艿纳鐣墓纼r，還是實事求是一點好。
近幾年，隨著“三陪”、“二奶”、“包房”、“洗腳屋”等等的勃興，“性保健品”商店也一下子從地里冒了出來，并很快蔓延神州大地，形成“一道亮麗的風景線”。當然，光顧“保健”的決不僅僅是西門慶式的人物，但千千萬萬下了崗的秋菊們一定是很少問津的，無論怎么說他總是西門慶們領著時代風騷的表現(xiàn)。
一些論者極為贊賞《金瓶梅》所敘述的普通人的“生存狀況”，其實，這“人”，并不是“大寫的人”，或代表“人性”的抽象的“人”，而是西門慶及其一“族”?！督鹌棵贰分须m然不乏勸誡“酒、色、財、氣”的道德說教，但這些說教淹沒在淋漓盡致的渲染“酒、色、財、氣”的細節(jié)描寫之中，亦猶今日之“法制文學”和黑幕文學，說起來它是揭露犯罪的，但一看它那與表現(xiàn)主題需要無關迎合市民趣味需要的、對犯罪過程和淫穢細節(jié)的津津有味的描寫，很難說他是揭露還是教唆?！督鹌棵贰芬步衣豆賵龅母瘮『筒徽L，但他以零度感情為之，不見憤火燭照，亦憂今日腐敗浸入社會生活各個方面，人們早已見怪不怪，在市井和官場作為茶余飯后的談資，嘁嘁嚓嚓間，也有憤憤然，但很難說是不平還是艷羨。笑笑生筆下的弱者、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尤其是最底層的女性，比如秋菊、孫雪娥、夏花兒們，都很“賤”，與《紅樓夢》炯然不同，他的表現(xiàn)“人性”，取的是西門慶的視角、潘金蓮和龐春梅的視角。亦如今日作家筆下的“三陪女”、“包二奶”和“野蘭花”們，雖然有時也寫了她們的不幸——當然更多的是風光 ，但再也找不到杜十娘和霍小玉式的人物來。此適為“人的生存”之本色，理想與人格本為虛構，蕓蕓眾生，出賣青春資源，以換取個人幸福，亦市場經濟之自然與必然，蓋亦取大款、大腕視角也。
款、腕們領風騷，都是商品經濟發(fā)展的產物。當然，今昔不可同 日而語：東平、臨請，小環(huán)境氣候也；今日腕款，大環(huán)境氣候也。他們的“生存狀態(tài)”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語了。自然，西門慶們的“保健包” ，也就鳥槍換炮了。孟超先生論金瓶人物，末篇曰《西門慶萬歲》，此乃五十余年前之事也。試看今日之域中，西門家族之聲勢，他們的“酒、色、財、氣”，遠非彼時所能望塵了。金華酒之類，早已被“人頭馬”和“路易十三”所代替——叨西門氏的光，中國雖未入世，卻已成了這種千元級的法國名酒的第一消費大國。更值得驕傲的是“色”，比起今日之星級酒吧，麗春院太“土老帽”，吳月娘們雖然“基本不動”，但潘金蓮、龐春梅、宋惠蓮們再也上不得臺面，她們給今日的有著碩士學歷的“小蜜”和“二奶”提鞋也不要。比起今日的進口貨，西門慶的“淫器包”太掉價了，而且其象征意義原不止此——今日之“一代天驕”，坐奔馳、乘 747 、操著洋涇浜 , 為跨國老板買辦，從頭到腳都洋溢著洋氣，這是西門慶們當年做夢也不曾想到的。至于“財”，當然是根本——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花子虛、孟玉樓的那點破銀子算什么，苗青的那點孝敬太微不足道，它不夠 成克杰、胡長清們在澳門賭場“瀟灑走一回”的。西門慶因為“氣”，曾砸過麗春院，比起今日腕款之公款豪賭一輸數百萬臉不變色心不跳 , 比起斗富比闊一席一十八萬八千八百黃金宴——這夠山東“合省官員”招待欽差大臣六黃太尉的——真可謂不能望其項背了。
話說回來，“保健包”的鳥槍換炮，西門慶們的“性饑渴”是得到了充分的滿足和釋放。但這跟大眾的“生存狀態(tài)”恐怕還是不能劃等號的。我們觀察問題的角度，還是深入一點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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