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學者馮夢龍等人編撰的《三言兩拍》之《警世通言》中有一篇是《王安石三難蘇學士》，可以說是演繹北宋著名文人王安石與蘇東坡智力大比拼的絕世精彩的經典故事啦。開篇一首詩說道：“海鱉曾欺井內蛙，大鵬張翅繞天涯。強中更有強中手，莫向人前滿自夸。”這四句詩是奉勸世人“虛已下人，勿得自滿”的。
第一難：菊花究竟何時落？
有一天，蘇東坡去看望宰相王安石，恰好王安石出去了。蘇東坡在王安石的書桌上看到了一首詠菊詩的草稿，才寫了開頭兩句：
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
蘇東坡心想：“西風”就是秋風，“黃花”就是菊花，菊花最能耐寒、耐久，敢與秋霜斗，怎么會被秋風吹落呢？說西風“吹落黃花滿地金”是大錯特錯了。這個平素恃才傲物、目中無人的翰林學土，也不管王安石是他的前輩和上級，提起筆來，續(xù)詩兩句：
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
王安石回來以后，看了這兩句詩，心里很不滿意。他為了用事實教訓一下蘇東坡，就把蘇東坡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蘇東坡在黃州住了將近一年，到了九月重陽，這一天大風剛停，蘇東坡邀請好友陳季常到后園賞菊。只見菊花紛紛落瓣，滿地鋪金。這時他想起給王安石續(xù)詩的往事，才知道原來是自己錯了。
蘇東坡平時看到的菊花，都是只會枯萎，不會落瓣的，因此他就得出了“天下的菊花都是不會被秋風吹落的”這樣一個一般性的結論。他用這個全稱肯定判斷來衡量王安石的詠菊詩，就認為王安石的詩寫得不對。等他在黃州住了將近一年之后，才知道自己的結論是錯誤的。因為黃州這個地方的菊花，是會被秋風吹落的。這可以說是一個極難出現(xiàn)的反例，但它又確實存在著。
第二難：三峽之水誰能辨？
荊公對蘇東坡說：“老夫幼年寒窗燈下日久，染成陳疾。今覓得一偏方，須用中峽巫峽之水服之。”隨請托其相捎。
東坡回來時，正好從三峽經過。哪曾想東坡太專心于賞景吟詩了，及至忽然想起時，所乘船只早已過了中峽，而入下峽歸峽了。正發(fā)愁之際，屬下勸道：“三峽相連，并無阻隔。上峽流入中峽，中峽流入下峽。本是一江水，咋分好和歹？”東坡思之再三，無奈之下隨取下峽之水而歸，意欲蒙混過關。
荊公略試，直言道：“又欺老夫！此乃下峽之水，怎假名中峽？”東坡大驚，請教如何辨之。荊公細言道：“三峽之水性，出于《水經補注》。上峽水性過急，下峽又太緩，中峽則緩急居中。太醫(yī)院醫(yī)官乃舉世名醫(yī)，知老夫之變癥居于中脘，故宜用中峽之水作引。此水烹陽羨茶，上峽味濃，下峽味淡，中峽濃淡之間。今見茶色半晌方起，故知是下峽水也?！睎|坡至此對老師荊公佩服之至。
第三難：蹊蹺對聯(lián)誰能對？
荊公對蘇東坡言道：“考別件事，又道老夫刁難！出個對子吧！今年潤八月，正月十二月兩頭立春。出對為：'一歲二春雙八月，人間兩度春秋?！贝寺?lián)蹊蹺，東坡久難對出。
荊公又言道：“蘇州金閶門外，至于虎丘一帶，叫做山塘。其間約有七里之遙，名為半塘。潤州古名鐵甕城，臨于大江，有金山、銀山、玉山，叫做三山。出蘇州對兒為：'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瘽欀輰簽椋?鐵甕城西，金、玉、銀山三寶地?！睎|坡思想多時，一個也不能對出，只得謝罪而出。
這正是“見不盡者，天下之事。讀不盡者，天下之書。參不盡者，天下之理”啊！
這“三難”很顯然是以王安石的勝出為結局的。但是，你想過沒有：王安石身為蘇軾的老師，又貴為一國之宰相，何以要為難身為晚輩兼下屬的蘇東坡呢？原來是因為蘇東坡自幼聰慧，少年成名，自恃才高，狂放桀驁所致??！在王安石三難蘇東坡之前，蘇東坡狠狠地難了王安石一難的！
話說宋神宗皇帝在位時，有一名儒，姓蘇名軾，字子瞻，別號東坡，乃四川眉州眉山人氏。一舉成名，官拜翰林學士。此人天資高妙，過目成誦，出口成章。有李太白之風流，勝曹子建之敏捷。在宰相荊公王安石先生門下，荊公甚重其才。東坡自恃聰明識廣，對荊公反倒頗多譏誚。
荊公因作《字說》，一字解作一義。偶論東坡的坡字，從土從皮，謂坡乃土之皮。東坡笑道：“如相公所言，滑字乃水之骨也。”一日，荊公又論及鯢字，從魚從兒，合是魚子；四馬為駟，天蟲為蠶，古人制字，定非無義。東坡拱手進言：“鳩字九鳥，可知有故？”荊公認以為真，欣然請教。東坡笑道：“《毛詩》云：'鳴鳩在桑，其子七兮?！B娘帶爺，共是九個?！鼻G公默然，惡其輕薄，左遷為湖州刺史。
這一段典故據(jù)蘇軾自己的《調謔編》也是有過記載的——
其“字說”條下云：東坡聞荊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為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荊公又問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證據(jù)乎？”坡云：“詩曰：'鸤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似九個?！惫廊欢?，久之，始悟其謔也。又“水骨”條下云：“東坡嘗舉'坡’字，問荊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東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荊公默然。”
蘇東坡的這“一難”可以說是狠狠地“將”了王安石一軍，擊在了王安石的軟肋上，戳傷了荊公的痛處！王安石在這個問題上幾乎上是無力反駁、束手無策的，他隨后對蘇東坡的“三難”讓明眼人總感覺到有點兒像是圍魏救趙似的權宜之計，僅僅起到了一個暫時的緩和的作用。以長遠的眼光來看，在實質上幾乎上于事無補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王安石的《字說》終究成了個歷史的笑談，并很快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咱們再來看看今人林語堂是怎樣評價王安石的文字學思想的吧！林語堂在他的《蘇東坡傳》里面專門有一大章節(jié)是《王安石變法》，在這部書里，他是這樣評論王安石的——
王安石是個怪人，思想人品都異乎尋常。學生時代很勤勉，除去語言學極糟糕之外，還算得上是個好學者，當然是宋朝一個主要的詩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無圓通機智處人治事之術，除去與他自己本人之外，與天下人無可以相處。毫無疑問，他又是一個不實際的理想主義者。倘若我們說理想主義者是指的不注意自己的飲食和儀表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骯臟，須發(fā)紛亂，儀表邋遢，他是以此等惡習為眾所周知的。
蘇洵在他那篇《辯奸論》的文章里刻畫王安石說：“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庇终f他“囚首喪面而談詩書?！蓖醢彩欠裣矚g以這樣特點異乎常人，我們無從知道，但是一個人把精力完全傾注在內在的思想上，自然會忽略了他的外表，這話倒不難相信。有一個故事流傳下來，說他從來不換他的長袍。一天，幾個朋友同他到一個寺院里的澡堂去。在他由浴池出來之前，朋友們特意偷偷地留在外頭一件干凈的長袍，用以測驗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經被換了。王安石洗完出來，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動了手腳，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么樣，他總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顯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歷史家和批評家共同認為他一個不可饒恕的行為，倒不是他的社會政治的冒險改革，而是他自命為經典的唯一解釋人一事。他也像王莽那樣竄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寫他自己的《三經新義》，使之成為思想的官定標準，用以代替所有過去經典的名家疏解。以一個學者而論，王安石還算不錯，但還不足以把鄭康成、馬融、陸德明等鴻儒取而代之。他此種行為，既是官權的濫用，又是對學術的污辱。中國科舉考試，一般都是以經書的一段為題，而應考者的發(fā)揮題意也要依據(jù)經書。這個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說國內的考生必須在每個題義上，要研究并且吸收王安石所說的話，自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儒學，一直到“鶉”、“梟”、“雉”等字的語源。蘇東坡離開京都之后，一次在地方考試時監(jiān)考，曾寫過一首詩，表示對考生試卷上所表現(xiàn)的思想觀念之呆板雷同的厭惡感。
王安石的《三經新義》也和他的語言學一樣，往往帶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創(chuàng)見多，而學術根基淺。但是他卻相信，在解釋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觀念時，他之認為如何就必然如何。他的《三經新義》糟不可言，他死之后就完全為人所遺忘，而且也一本無存了?？墒窃谒敊嘀畷r，則是科舉考生人人所必讀的經典，考生的意見如與宰相的見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余。最為人所厭恨者，是此《三經新義》是在兩年之內倉促編成的，此書之正式開始編纂是在神宗熙寧六年（一○七三）三月，由他的小兒子和一個政治走狗幫助之下編成，后兩年出版。這本急就章，就定為儒家思想的標準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對疏解有所改變，為應天下考生之需，新版本立即出現(xiàn)?？忌巳酥?，他們的前途是全系于能做這個修正本的應聲蟲與否而定了。
這里不討論王安石學問如何，蘇東坡覺得實在難以容忍，因為蘇東坡的學問勝過他實在太多。不過現(xiàn)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學之荒唐可笑，簡直跟外行人一樣。在他的《三經新義》之外，在當代學人之中，大家最憤怒的事就是王安石所引起的討論字源學的怪風氣。他的字源學，只是字的結構與來源的研究，不是用比較方法，而是憑個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這是獨得之秘，是對學術上不朽的貢獻，至老年時猶苦研不輟，成書二十五卷。西方的學者會了解，一旦學者任憑想象力縱情馳騁而不予以科學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漢人的說經與清儒的樸學方法，那他寫二十五卷字源學真是易如反掌的事。若施用幻想，則這種“幻想字源學”一天可寫十部。像王安石這樣研究一個字構成的各種理由，為什么一個字由某些偏旁組織起來就表示某種意義，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王安石的字源說有五十條左右流傳下來，都是供茶余酒后的笑談。蘇東坡和王安石之間的許多笑話，都是以此等字源學為關鍵的。
蘇東坡喜用“反證論法”。中文里有一個“鳩”字，是“九”、“鳥”合成。顯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語音學的道理，只想從意義上找點趣談。一天，蘇東坡和他閑談時，忽然問王安石：“可是，為什么'鳩’字由九鳥二字合成呢？”王安石語塞。蘇東坡說：“我能告訴你為什么。詩經上有：'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咧恍▲B加上父母兩個，不是九個嗎？”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這個“波”字觸動了王安石豐富的想象，他說：“波”者，“水”之“皮”也。一天蘇東坡遇見他，向他戲謔道：“'波’若是'水’之'皮’，則'滑’就是'水’之'骨’了?！蓖醢彩`反中國字構成的基本原則。有時他割裂字根為二，再另與一個部首相接，像“富”字一例，真會使語言學家啼笑皆非的。
以上紅字部分摘自林語堂的《蘇東坡傳》。
林語堂何許人也？恐怕人們并不太陌生吧！
林語堂(1895．10．10-1976．3．26)福建龍溪（現(xiàn)福建漳州）人。原名和樂，后改玉堂，又改語堂。筆名毛驢、宰予、豈青等，中國現(xiàn)當代著名學者，文學家，語言學家。
1912年林語堂入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yè)后在清華大學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學文學系。1922年獲文學碩士學位。同年轉赴德國入萊比錫大學，專攻語言學。1923年獲博士學位后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教務長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為《語絲》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廈門大學任文學院長寫雜文，并研究語言。1927年任外交部秘書。1932年主編《論語》半月刊。1934年創(chuàng)辦《人間世》，1935年創(chuàng)辦《宇宙風》，提倡“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凋”的小品文，成為論語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國用英文寫《吾國與吾民》《風聲鶴唳》， 在法國寫《京華煙云》等文化著作和長篇小說。
1944年曾一度回國到重慶講學。1945年赴新加坡籌建南洋大學，任校長。1947年任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美術與文學主任。1952年在美國與人創(chuàng)辦《天風》雜志。1966年定居臺灣。1967年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舉為國際筆會副會長。1976年在香港逝世。
林語堂的身份主要是文學家，他是寫小說、散文及評論性雜文的。他寫的《蘇東坡傳》是為東坡樹碑立傳的，因而，他得給蘇東坡美言捧場。又因為蘇東坡與王安石基本上屬于敵對勢力，特別是蘇東坡的老爸蘇洵早就已經是王安石的宿敵了，蘇東坡自然也就滑向了王安石的敵對陣營里去了。風花雪月的低俗文人們的惺惺相惜，自然會使資產階級情調濃郁的海歸派學者林語堂褒蘇而貶王了。
實際上，今人林語堂和一千年前的蘇東坡一樣，在思想方面并沒有什么進展和突破。他們的眼光見識、博學廣度、思想高度等方面和作為思想家、改革家、政治家及文學家的王安石先生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去同日而語的！他們既發(fā)現(xiàn)不了王安石思想的玄奧高深之處，也發(fā)現(xiàn)不了王安石的學識的真正的缺陷所在。他們對王安石的批評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人格上的攻擊，只能是屬于人們世俗情感方面的且處于非常膚淺的層次上面的一類東西。
我之所以這樣斷定，那是因為王安石先生的思想意識太過于超前了。超前多少年呢？我認為他最少超前了一千年！時至今日，仍無人能看穿王安石思想的高深和微妙，仍被人們用世俗和卑劣的眼光詬病著、排擠著……
要想了解和掌握某一事物的實質，需要從兩方面下手：即外部的和內部的。外部的方面，就是把需要認識的事物看作是一個整體或一個點，看它在它所處的巨系統(tǒng)里所扮演的角色；內部的方面，就是把需要認識的事物看作是一個系統(tǒng)，然后看它的各個分子或元素是如何協(xié)助該系統(tǒng)完成它應該扮演的角色功能的。外部方面的審視，就是一種哲學高度上的把握和界定；內部方面的核查，就是一種具體的實驗室式的分析和檢驗。
王安石在一千年前的北宋，就已經完成了對漢字在其外部方面即哲學高度上的大致的把握和界定；他失敗在對漢字在其內部方面各個具體文字的核查上面！而實際上，由于原始古文字材料的缺失，要想完成從內部方面對數(shù)目眾多的漢字的逐個的核查，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王安石能夠在一千年前的北宋就做到對漢字在哲學高度上的把握和界定，就已經是十分地了不起和無比地偉大的了！
我們應該永遠懷念作為漢語漢字的先驅的理論學家的王安石王荊公先生！愿后人能夠沿著王安石先生所指導的科學漢字學之路繼續(xù)開拓前進！為漢語漢字學在世界范圍的光大復興而發(fā)奮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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