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黃巾已平，為亂朝廷的董卓之亂已靖。為什么當時手握兵權(quán)的士族名士們沒有復興東漢王朝，而僅把“匡扶漢室”當作了一句口號，讓本有機會重新復興的王朝走向了滅亡？
外戚與宦官
東漢王朝是個皇帝壽命都很短的朝代，前后12位皇帝（不含前后少帝），除開始兩代皇帝壽命還馬馬虎虎（光武：六十二歲；明帝：四十八歲），其余的壽命都沒超過四十歲。
其中，三十歲以上的五位，二十歲以上一位，十歲以下三位，倒是漢獻帝四十歲被逼禪位后還活了十四年，終年54歲，成了東漢王朝壽命第二長的皇帝。
東漢皇帝這個壽命已經(jīng)是“晶簾一片傷心白”，但更讓人“我竟無語凝噎”的是，繼承“一統(tǒng)江山”皇帝即位時的年齡，不光有剛總角之年的幼兒，還有剛滿百日襁褓中的嬰兒。
章帝19歲，和帝10歲，殤帝剛滿百日，安帝13歲，順帝11歲，沖帝2歲，質(zhì)帝8歲，桓帝15歲，靈帝12歲，獻帝9歲。
這中間殤、沖、質(zhì)三帝在位都不滿一年。所以陳寅恪先生說，東漢自光武、明、章之后就開始墮落。
因這些皇帝很多都是童年即位，所以就有了太后臨朝。那些夭折，絕嗣的皇帝也會從王室旁支挑選繼承人，為保證前皇的皇后和大臣利益也都選擇幼小的繼承人，以方便控制。
外戚和宦官也就在這個時候粉墨登場，開始了一個多世紀的相恨相殺。
東漢外戚和宦官專權(quán)自和帝起，到靈帝終。每次的更迭套路基本一樣，先是小皇帝即位，母后臨朝，開始了外戚專權(quán)。
等皇帝大一點后，又利用身邊的宦官，一起合謀把外戚鏟除。接著皇帝死了，新皇帝上來又開始上演新一輪的更迭。
外戚的出現(xiàn)
漢朝建立后，漢朝的統(tǒng)治者總結(jié)了秦朝短命的原因。其中一條就是整個政權(quán)中只有皇帝是可以世襲的，和下面沒有共同利益的基礎(chǔ)，從而造成個人勢力太過單薄，遇到王朝生死危機時就成了孤家寡人。
所以西漢建立后，漢高祖劉邦就搞了個可以世襲的劉姓諸侯王，和功臣列侯模式，形成共同利益的團體。
后來還不放心，又把外戚弄進來幫忙。本來想的是，劉姓王都是自己兒子侄子，功臣列侯又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把兄弟，再搞個媳婦娘家的人，那大漢王朝就可以江山永固，一姓萬世。這就形成了，宗室、功臣、外戚三股相互扶持的勢力。
估計當時這三伙人天天圍著劉邦高唱?！拔覀兪且患胰?，相親相愛的一家人。有福就該同享，有難必然同當，相知相守到地久天長?！?/p>
或許是劉邦年輕時過于游手好閑，后來又忙著造反打仗的原因。對家庭這個概念的理解還不夠透徹，也可能是對他媳婦了解不夠。萬萬沒想到，他那個媳婦是個集“扶弟魔”、“扶妹魔”于一身的“扶娘家魔”。
所以等到劉邦一死，呂雉就搗鼓出了一個“諸呂之亂”，一直“亂”到”她死，才被劉姓婆家人和劉邦那些把兄弟鏟平。原本以為，皇帝媳婦一派被踢出去后也該太平了。誰又知道自己的叔伯兄弟也開始不消停。到了文帝時搞了個“七國之亂”后，還好也被鎮(zhèn)壓了。嚇得文帝夠嗆。
經(jīng)過“七國之亂”后，漢朝宗室的地位和實力也越來越不行。隨著那幫拜把子兄弟（開國功臣）死得差不多。
到了景帝時候，外戚又重新回到了政治舞臺。直到了漢武帝時候，外戚勢力達到了頂峰。
漢武帝時的丞相竇嬰，田酚，一個是他奶奶的侄子，一個是他老娘的同母異父的弟弟。
還有他媳婦衛(wèi)皇后這邊，衛(wèi)青，霍去病，霍光都是皇后的娘家人。
霍光是霍去病的同父異母弟弟，權(quán)傾朝野，歷經(jīng)武帝、昭帝，宣帝，中間還廢了一個昌邑王劉賀。
而滅了西漢王朝的就是個外戚——王莽。就是話說現(xiàn)代人穿越過去的那個主。
相對東漢外戚，西漢的這些外戚還是相對比較有能力，且持心公正、勤勞國家的。
到了西漢，外戚的檔次就低了一大截。這些人，文不能治國，武不能安邦，除了荒淫腐敗，黨同伐異之外，也沒啥拿得出手的成績。
不過，他們對自己家族還是有著非常大的“貢獻”的。
就拿以梁冀來說吧，梁冀一門，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娶公主三人，其余為官者七十五人。
梁冀把持朝政二十余年，質(zhì)帝稱其為“跋扈將軍”，后被梁冀毒殺。
宦官集團的形成
漢制沿襲秦制，秦朝又沿襲部分古代諸侯貴族家庭治理的模式。所以秦漢初年的政府，只是一個貴族家庭的規(guī)模擴大。
因此，一開始也沒把內(nèi)廷和外朝分得十分清楚。西漢時的三公：宰相，御史大夫，太尉，最早也是王室的私臣。
而宦官，當時的官吏組織里也有宦官存在，普通士人也不歧視這些人。如趙高不僅是秦二世的老師，還是郎中令，司馬遷宮刑后仍為中書令。
這些受過宮刑的人，有些本身出身貴族，有些懷有才學，地位高于一般平民。被稱之為“宦”，也不是貶義的稱謂。
在整個東漢時期，宦官也沒能徹底形成一個集團，雖漢武帝時期重用的內(nèi)朝尚書和中書都用宦官（司馬遷就曾做過中書之長）。
直到西漢光武帝時，“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diào)他士。”《后漢書·列傳·宦者列傳》。
自此，為禍西漢一百余年的宦官集團出現(xiàn)了。
黨錮之禍
除了這兩股勢力，還有一股勢力也不得不講。就是當時的“儒生士族”或者說“士大夫”階層。
士族的政治地位自西漢武帝、宣帝時開始。到了東漢后更是“芝麻開花節(jié)節(jié)高”。原因是，光武帝劉秀本身是王莽時代的太學生。著名的云臺二十八將，鄧禹是劉秀太學的同學，其他的耿弇、寇恂、馮異、賈復、祭遵等，包括發(fā)明馬革裹尸這個成語的伏波將軍馬援，也都精通儒術(shù)。
既然核心領(lǐng)導是崇儒的，那下面就不用說了，誰還沒那個眼力見呢！
由于皇帝的帶領(lǐng)，東漢時期，是極端提倡儒學的。自然“士族”的政治地位就水漲船高了。后來也出了很多“士族名士”，這個我們這里就不細講了。
無論對外戚還是宦官，當時的士族對他們是瞧不上的，最多“瞥”或者“瞄”一眼。因為在士族眼里他們是寄生于王室的附屬品、寄生蟲。與士族這個代表了正氣和希望的精英階層差太遠了。
所以，自始至終，士族對外戚和宦官集團一直是處于互撕的狀態(tài)。
一開始，士族的撕的主要對象是外戚集團。所以每當一個新皇帝即位，外戚就開始誅殺朝中敢于做對的士族。然后皇帝死了，新皇帝和宦官又誅滅外戚。
雖然因此東漢士大夫?qū)以馔缆?，但仍不畏強暴，耿耿忠直，他們這種精神，是值得欽佩的。
等到宦官集團勢力的逐步龐大。士族撕的目標開始轉(zhuǎn)向。
事實證明，宦官集團可比外戚集團更難搞多了。因為他們的勢力不僅盤踞內(nèi)廷，他們還利用他們的權(quán)勢，將家族子弟，親戚朋友，還有七大姑八大姨家表哥的妹妹家隔壁的老王，都安排到了下面的州郡去做官。那關(guān)系盤根錯節(jié)，跟蜘蛛網(wǎng)一樣，牽一發(fā)而動全身。
同時，因為宦官屬于內(nèi)廷，外朝的士大夫又沒權(quán)利去處置。所以相比外戚，面對宦官集團這些士大夫是有心無力，掐不死，又打不到，只能在旁邊恨的搓手磨牙。
所以有些士大夫就開始和外戚合作，但效果不咋樣。比如后來的袁紹和大將軍何進合作誅殺“十常侍”。
同時，他們一旦能抓到宦官集團黨羽的錯誤，就使勁往死里整，無論老少能殺就殺。因此引出了兩次黨錮之禍。
黨錮之禍的結(jié)果是士族被殘酷鎮(zhèn)壓，元氣大傷。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此后，宦官就更肆無忌憚，不僅逼出了黃巾起義，同時使得士族對所依附的忠君思想的價值觀也出現(xiàn)了懷疑，對皇帝也開始失望。因為沒有了共同擁戴之主，士族的思想也開始多頭化。
這就為東漢末年的軍閥割據(jù)埋下了禍根。
地方勢力的崛起
兩漢地方行政長官，是郡太守。地位與九卿差不了多少。做得好了，就有機會到中央出任九卿乃至三公。
郡太守在地方上時，不僅軍政財一把抓，還能自己任命下屬官員。不光權(quán)力大，任職時間還長，除了不能世襲，其他方面比諸侯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因為太守有自辟屬官的權(quán)利，所以郡吏對于太守，名為上下級，實為君臣。而下屬官吏也稱太守為“府君”。除了任職中央，不然在地方官吏心里只有地方政權(quán)，沒有中央國家的概念。
甚至出現(xiàn)了就算到中央做了官，仍忠心其舊主的現(xiàn)象。因為這些人的晉升是由地方太守舉薦的。這又是察舉制的另一弊端。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錢穆先生說的“二重君主的觀念””，這種觀念造成了他們“中央國家觀念”的淡薄，相比較，他們更認同地方的“府君”。
而之后出現(xiàn)的州牧，刺史，其實是同一個官。刺史是中央派到地方來督察的。東漢十三州，一州一個。后來隨著地方變亂增多，劉焉（劉璋的父親）在靈帝時建議改刺史為州牧，賦予地方行政職權(quán)，以便調(diào)動本州人馬財物綏靖地方。從此成了一州的軍政首長。
后來隨著天下越來越亂，太守和州牧手里的軍隊也越來越多，中央也就失去了控制，到最后就出現(xiàn)了三國初期軍閥割據(jù)局面。
東漢王朝，由于外戚和宦官集團的輪流專權(quán)，不僅造成了天下民不聊生，官逼民反。
同時，也造成和精英階層士族的隔閡。由于王朝內(nèi)部為個人利益的持續(xù)斗爭，并對士族不斷的打壓和摧殘，造成了士大夫階層信念的坍塌和思想的迷茫，最終和西漢王朝離心離德。
所以當他們在面對最后一個挽救東漢王朝的機會時，士族名士們只是袖手旁觀，稍作思考，還是選擇了分裂割據(jù)。
這種信念的缺失和思想的迷茫，也始終貫穿了魏晉南北朝390余年時間。
如果，當時這些士族名士知道他們的選擇導致了中華民族390余年的分裂和亂世。
他們會重新選擇復興東漢王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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