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重慶地區(qū)的戰(zhàn)國秦漢時期器物上，常見有一些圖形符號，與平常所見的紋飾有異，又與漢字不同。這類符號，學界多稱之為“巴蜀符號”，或稱之為“巴蜀文字”“巴蜀圖語”。對古文字特別是死文字的解讀，是學術界的重大課題，巴蜀符號是其中的難題之一，也是目前尚未明確其性質與含義的符號系統(tǒng)。巴蜀符號是川渝地區(qū)巴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研究的停滯不前，又限制了此地區(qū)這個時期考古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化、細化。李學勤先生將“巴蜀文字”的解讀列為青銅器研究的十個前沿性課題之一，是很有學術前瞻性的。他指出，世界上完全沒有得到解讀的古文字不多，巴蜀文字的解讀將會成為一件大事。這個意見對巴蜀符號研究者來說是很大的鼓勵。
巴蜀符號研究正在逐步展開
從1942年衛(wèi)聚賢在《說文月刊》上公布巴蜀符號器物以來，八十年間，巴蜀符號資料已積累了不少，巴蜀符號所處的考古背景研究也取得了重要進展，巴蜀文化墓地的發(fā)掘與資料的刊布，如《四川船棺葬發(fā)掘報告》《成都商業(yè)街船棺葬》《什邡城關戰(zhàn)國秦漢墓地》《四川新都戰(zhàn)國木槨墓》《宣漢羅家壩》《滎經縣同心村巴蜀船棺葬發(fā)掘報告》《重慶庫區(qū)考古報告集》《四川考古報告集》《成都考古發(fā)現》，以及學者的相關研究，川渝地區(qū)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考古學年代與文化框架基本建設完成，這無疑有利于巴蜀符號研究的開展。對于巴蜀符號，許多學者曾加以研究，在諸多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巴蜀符號材料收集整理方面有衛(wèi)聚賢、劉瑛的《巴蜀兵器及其紋飾符號》，高文、高成剛的《巴蜀銅印》，管維良的《巴蜀符號》。關于巴蜀符號性質問題的討論，衛(wèi)聚賢、童恩正、李復華、王家祐、李學勤、王仁湘、孫華、馮廣宏、劉豫川、段渝、江章華、施勁松等先生都有討論，然而分歧很大。如在稱名問題上就有“巴蜀文字”“巴蜀圖語”“巴蜀符號”的差別等。這需要對巴蜀符號進行全面厘定后才能作出判斷。
此前還有一些研究巴蜀符號的論文，將研究重心放在了對符號的釋讀上，將巴蜀符號與甲骨文、金文或民族文字，如彝文、納西文進行對比釋讀，或根據符號的象形物進行猜解，雖然也提供了研究視角，但研究方法與研究指向上顯然存在一些需要改進的問題。而對巴蜀符號的分類、內容、特點、規(guī)律以及載體和材質與符號的對應關系等方面雖都有討論，但迄今為止，對巴蜀符號的研究尚待進一步推進。
摸清巴蜀符號的“家底”
對巴蜀符號進行系統(tǒng)研究，應當調整研究范式，先厘清每一種每一類巴蜀符號的特征、變化、組合、地域、年代，才能考慮進一步的研究與解讀。運用考古類型學研究，對巴蜀符號器物重新進行盡可能細致的分期斷代研究，綜合考慮這些鑄刻有符號的銅器、兵器、陶器、漆木器，并參考共出器物，進行各種統(tǒng)計分析，重點分析同一器物上的符號組合規(guī)律，以嘗試推求其語言學特征；分析符號在不同時段、不同地域的分布、變化，以推求符號在不同時空維度的特征；分析符號與其載體性質的對應關系，如不同的材質、不同的用途、不同的社會層級。如此才能嘗試回答巴蜀符號的性質、內容、分類、特點、規(guī)律等問題。
要回答巴蜀符號的性質、內容、分類、特點、規(guī)律等問題，應當充分發(fā)揮數字化統(tǒng)計分析技術的作用，先摸清巴蜀符號的“家底”，把巴蜀符號具體有哪些符號這個基礎問題梳理清楚才能考慮解讀。
2019年筆者與洪梅合作編纂出《巴蜀符號集成》一書，就是為巴蜀符號研究提供的必要且較為系統(tǒng)的基礎資料?！栋褪穹柤伞啡嫠鸭砹似袼_刊布的巴蜀符號的器物，及收藏機構展出的一些有巴蜀符號的器物，總數量有835件，另附錄53件。每件巴蜀符號器物以器類、時代、地點、尺寸、著錄情況、收藏情況、符號內容七種項目加以編錄。通過搜集整理及初步研究，我們對巴蜀符號的基本情況有了基礎性的了解。
巴蜀符號分布地域。巴蜀符號分布于四川成都、蒲江、寶興、大邑、羅江、峨眉、高縣、廣元、犍為、簡陽、越西、蘆山、茂縣、綿陽、綿竹、彭州、什邡、石棉、新津、宣漢、儀隴、屏山、滎經，重慶萬州、云陽縣、豐都，湖北巴東、荊門、宜昌、枝江、秭歸，貴州赫章、沿河，云南綏江、水富等四川盆地西部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南北條帶以及重慶至枝江的峽江地區(qū)。另外在陜南、鄂西等地也有零星分布。分布區(qū)域與巴蜀文化的分布范圍一致。
巴蜀符號的時代。通過巴蜀符號所在的器物的年代進行判斷，巴蜀符號流行的時代基本在戰(zhàn)國初期至西漢早期，少量器物的年代可延至東漢時期。不同的巴蜀符號出現的時期或有早晚。
巴蜀符號的種類。研究巴蜀符號，首要的問題是有哪些種類的稱號、巴蜀符號的形態(tài)如何。據筆者所見，依據將巴蜀符號盡可能進行區(qū)分的原則，我們區(qū)分出272種符號。
符號特征與組合。有一些巴蜀符號的形體雖有差別，但通過符號的組合可以推測它們可能是同一種符號的異構。有一些巴蜀符號的組合呈現出特別緊密的關系，部分符號常形成固定組合，可能是固定的習語，或是復合性的符號。符號數量組合在戰(zhàn)國時期的變化趨勢是先漸而增加，到戰(zhàn)國晚期早段發(fā)展到最為繁復，到戰(zhàn)國末期又呈現簡化、少化的態(tài)勢。部分巴蜀符號與器物種類有密切的關系，有的巴蜀符號只出現在特定的器類上。
綜合研究前景可期
結合考古學、文字學、語言學、符號學的研究方法，從多方面開展對巴蜀符號的綜合探索與研究。
開展巴蜀文化墓葬研究。巴蜀文化發(fā)掘出土的墓葬數量已經比較多，但是綜合性研究還是比較缺乏，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另外，巴蜀文化墓葬雖多，但與墓葬相對應的居址還少有發(fā)現。這種不對稱性也限制了我們對巴蜀文化聚落形態(tài)的了解。由于埋藏環(huán)境的影響，目前發(fā)現的多數巴蜀文化墓葬均不見遺骨，難以開展性別考古研究，也限制了對墓葬更深入的分析?？赡苄枰萍伎脊帕α扛喔咝У亟槿胍匀〉萌斯欠矫娴男畔?。在此基礎上，充分研究每一處存在巴蜀符號的巴蜀文化墓地其內部墓葬與墓葬之間、墓葬與墓地的關系，以及不同墓地之間的相互關系，在此基礎上來理解巴蜀符號。
進行巴蜀符號基本構成單元的辨別和歸類分析，為進一步的組合研究夯實基礎。巴蜀符號的基本構成單元，相當于文字“字符”的符號。如何區(qū)分單個符號與復合符號、如何區(qū)分符號與紋飾等難點問題。在具體研究中，相關發(fā)表材料存在部分符號漶滅不清、發(fā)表摹本有誤、有許多器物是沒有出土地點的采集品等問題，需要研究者目驗原器，增加了研究難度。凡此，都需要巴蜀符號資料的刊布有更全面、更完整、更及時的狀態(tài)。巴蜀符號的形態(tài)、種類、方向等問題也是研究的重點。需要對部分巴蜀符號進行個案考察，對每一個巴蜀符號的形態(tài)、異體、方向、年代、地域問題進行詳盡考察。希望這些研究嘗試能夠揭示巴蜀符號更具體的細節(jié)，將巴蜀符號的形態(tài)特征描述得更細致、更真切。
加強巴蜀符號的組合研究，是在基本符號辨識基礎上的分析工作。所謂巴蜀符號的組合，就是不同種類的基本符號在同一器物載體上的集合。研究這些符號的組合，需要全面收集巴蜀符號的資料，才能發(fā)現有規(guī)律性的差異，否則只要有不合常規(guī)的巴蜀符號遺漏，就可能造成判斷的失誤。首先是在同一載體的同組巴蜀符號中，根據基本符號的排列組合順序，確定這組巴蜀符號的首尾位置。考慮同一件巴蜀符號器物上符號之間的組合關系、次序關系，以及此符號與族群、階層、器物類別等的關系，在此基礎上來理解巴蜀符號。
嘗試開展巴蜀符號性質和意義的研究。破解巴蜀符號的含義，這是巴蜀符號研究的終極目的。關于巴蜀符號的性質，其為記錄語言的文字，還是表述思想片段的符號，是研究者和社會公眾面對巴蜀符號時都會關注的問題。對這個問題進行探索，弄清巴蜀符號的性質，正確地解釋其含義，對于巴蜀符號和巴蜀歷史的研究無疑具有重大價值。雖然此問題目前看似乎還是無解的，但得益于電子計算技術的提高，基于數據分析的自然語言學研究則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一種可能。
巴蜀符號也是符號研究課題中的難題之一，對巴蜀符號的研究將有助于對巴蜀古文化的重建與理解。我們期望建立巴蜀符號研究的新研究模式與解釋體系。巴蜀符號研究需要更多學者的關注，從不同的視角、更多的層面、別樣的方法、更多的學科來對巴蜀符號進行分析和詮釋，從而取得突破。期待巴蜀符號研究的高潮更快到來。（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圖文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編：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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