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不經此驛，更見荒涼了?！?/div>
他走上前去，細細看看被雪覆蓋的殘壁，卻看出了一點黑跡，仔細看去，原來是墨痕，他急忙拂去雪花，看見了留下來的幾個字。
“原來是我題的詩。時光如水，轉眼又是七年了，徽之兄，好思念你呀！”
居易急忙喚家僮取了紙筆，重新寫下了那首詩：
藍橋春雪君歸日，秦嶺秋風我去時。
每到驛亭先下馬，循墻繞柱覓君詩。
……
這篇題為《藍橋驛》的一頁殘稿到此嘎然而止，很可能后來就撂在那里，再也沒有續(xù)下去，如同十八歲時的許多事情那樣。
那一摞活頁紙和一個筆記本上的部分詩文標著日期：1979年8月；另外，收錄了七首詩的筆記本用1979年7月20日的《人民日報》包了封皮，由此可以推斷殘稿的寫作日期。那年暑假我住在位于頤和園不遠處一個大院主樓的六層，每天早晨起來，看見初升的太陽照著萬壽山的背影。
那個夏天確實曾經斷斷續(xù)續(xù)寫了一些詩、隨感和未完成的小說初稿，我只記得有一個中篇小說寫了好幾章。原稿大多散佚。找到的這些文稿夾在高中的各種筆記之間。殘稿與筆記夾在一起這一點，也是一種歷史記錄，提示著十八歲時的生活有著多個層面。
那個大院有一個圖書館，書不是很多，也談不上全面，但是很安靜，屋頂很高，館內陰涼，在還不知空調為何物的年代，是避暑的好去處。那年七八月，我大多數白晝在這個圖書館里奮筆疾書，晚間回到住處，和住在同一層樓的人們在一起聊天或者打撲克。數十年后，他們中間的不少人成為著名學者或高級官員，但當時他們看上去都很普通，也沒有給我留下很深印象。
大約是由于青春荷爾蒙的關系吧，我更喜歡和女生在一起。有一位大姐姐是北大學生，她來自南方，瘦小清秀，雖然不過二十三、四歲，已經歷過很多事也讀過不少書。暑假里她和我聊過好幾次，似乎談的都是生活、文學、政治等大的話題。
那時候我無知無畏，不乏發(fā)表意見的勇氣，沒想清楚或者沒走腦子就敢說話，不過我使用的語言與年齡和時代都不相稱，或許也具有一些能給別人留下印象的滑稽效果。語言的夸張、思想的混亂和十八歲的年紀以及那個時代其實是緊密相關的。
1979年在我的個人簡歷上，最終是一個平淡的年份，我只是在不緊不慢地讀高中。1979年的北京自然發(fā)生過一些事，后來由于種種機緣而變得越來越清晰。比如朦朧詩和星星畫展先后登場，我從師大附中放學后，坐兩站15路公共汽車到西單，讀那些貼在墻上的詩句；秋天里在美術館門外，從拄著拐的畫家馬德升手里買到了藍色封皮的《今天》，讀了北島的《波動》。
我想我和許多人一樣感到了波動，或者說一種期待、一絲隱約的欣悅。那正是如今我們稱之為“思想解放”的階段，在當時則讓人想起愛倫堡所說的“解凍”。連報紙也在謳歌新時期的到來，文革中的話語受到批判與質疑，各種聽上去很新，其實不少只是被禁錮已久的思潮逐漸進入。
商業(yè)化還遠未開始，物資依舊匱乏，還需要用糧票、布票和其他各種票證；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節(jié)奏仍然緩慢，沒有如今人們已經習以為常的匆忙與焦慮。
對于喜愛音樂的人來說，1979年相當重要，只是當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三月里，小澤征爾率領波士頓交響樂團訪華，在首都體育館演出貝多芬《命運交響曲》，轟動一時之后揭開在中國古典音樂復蘇的序幕。大約也是在春天，翻錄的鄧麗君錄音帶開始在北京悄悄流傳，無聲無息之間野火蔓延。
不過，在記憶里留得更深的是畫面，而不是文字，甚至不是音樂。那時國家圖書館的前身北京圖書館還在文津街，從和平門乘坐14路公共汽車到西安門不過幾站，我經常從下午就去那里，一直待到閉館。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我對面的座位上出現(xiàn)了一個年齡相仿的女孩。我已想不起她的名字，甚至她的模樣也不是很清晰，只記得她的睫毛長而絨密，說話聲音很輕，帶點鼻音，有點沙啞。她從城市的北端過來，我則是來自南邊，在一間燈光昏黃的圖書室會合，閉館后出來，站在街邊聊一會兒天，然后揮揮手，各自走向相反的方向。
我聽鄧麗君的歌，不但學會了那一盤錄音帶里的每一首歌，而且記住了歌詞。在圖書館門外，我告訴女孩最好聽的一首是《在水一方》，我剛剛聽也剛剛學會這首歌，女孩還從沒有聽過。又有誰在那時想到這首歌會成為經典呢？在溫暖的橙色路燈下，我輕聲唱起：
綠草蒼蒼，白霧茫茫。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真好聽！”她跟著我哼唱起來，不過兩遍，竟然就唱得很準了。
那天晚上我們在街上散步許久，她告訴我她家里的事：破碎的家庭、逼仄的住房、貧瘠的日子。她說得很平靜，好像在說別人的事。生活艱辛時，這樣的故事并不少見。她說完后過了一會兒，就又快樂起來。我們在北海前門的橋上道別時，已經晚上九點多，我才意識到還沒有吃晚飯，頓覺饑腸轆轆。
不久后，女孩忽然不再出現(xiàn)，一次、兩次、三次……我終于意識到她不會再來了，雖然每次到圖書館坐下時，我會下意識地看看對面。
夏天過去得很快，最難忘的美好，是晚上在黑屋子里，打開一個火柴盒，讓里面的兩只螢火蟲飛出來，在房間里劃出一道道微弱的光芒。
二
白居易的《藍橋驛見元九詩》寫于公元815年，元九是中唐另一位著名詩人元稹，字徽之。他們二人在世時，不僅詩名比肩，而且交誼極深。元稹才氣過人、文采風流，文學上和白居易共創(chuàng)新樂府、并稱“元白”，仕途上出將入相，愛情上先后有崔鶯鶯、韋氏和薛濤之戀，因此寫下了《鶯鶯傳》，后來的《西廂記》即據此而成。
直到近代，元稹和白居易還是齊名，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就是通過二人作品，以詩證史。近半個多世紀來，由于白居易被認為是一位更進步、更偉大的詩人，名氣遠遠壓過了元稹。
這一年初春，被遠謫江陵（今湖北荊州）的元稹奉召回長安，途經位于商州的藍橋驛遇雪，在這里題詩“十二瓊樓百里西”，滿懷將受重用的期待，然而不久就又被外放通州（今四川達州）。
同一年秋天，白居易貶赴江州（今江西九江），在那里他“江州司馬青衫濕”，寫出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琵琶行》。他在藍橋驛看見元稹的詩，遂有“藍橋春雪君歸日，秦嶺秋風我去時”，看似平淡之間，卻有無盡的滄桑感慨：春雪的期待、秋風的蕭瑟里，兩人西歸東去，天涯遠隔，卻在旅途中同經許多驛站?！把瓑@柱覓君詩”竟是白話白描，恰好符合白居易的詩歌主張，又直寫出古人的風雅與高誼。
我全然記不得十八歲時讀了什么書、受了怎樣的觸動去寫《藍橋驛》，那篇殘稿如今看來有很明顯的錯誤：第一，白居易改授忠州（今重慶忠縣）刺史是818年，距815年只有三年，并非七年；第二，他從長安去忠州根本不會經過藍橋驛。白居易可能在七年之后的822年再經過藍橋驛，但那是他赴任杭州刺史途中。由此可見，歷史小說并不好寫，在1979年有膽量下筆的我，如今是斷斷不敢貿然了。
我依稀記得的是，在獨自成長的少年時代，我習慣與自己對話，或者與自己想象出的一個人聊天。因為更多與書為伴，在真實的生活里沒有人走進我的內心，我反而在想象的世界里有著更高的期待。我在翻譯小說里讀到生死不渝的愛情，在古人詩文中領略高尚純粹的友誼；在一個恐懼與壓抑的時期翻篇之后，我對即將到來的生活充滿渴望，相信內心里的深情會有所寄托，并且一直存在。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北京城還很小，雖然城墻拆光了，城門也沒有剩下幾座，但是觀念和語言上仍然把九門之外稱為城外。頤和園是近郊，北宮門外農田隨處可見。我乘郊區(qū)公共汽車32路（后改為332）到動物園，換一班可到長安街的公共汽車或無軌電車，然后上大一路回永安里，斜穿整個北京城。
如今寸土寸金的永安南里那時是城鄉(xiāng)接壤部，再往南走幾百米近河邊處還有菜地。1970年剛搬進去時，樓邊挖出一具白骨，便有一種流言，說這里蓋樓之前原是亂墳崗子。
七號樓到十號樓是學部（后改名社科院）宿舍，建于1964年，有煤氣暖氣和浴缸，在當時是最先進的居民住宅。七號樓和八號樓每戶面積從100平米到150平米，前后各一陽臺、水磨石地板，是六十年代的豪華配置，原住戶都是學部的資深學者和部分領導。
北邊的一到六號樓是建筑工人的簡易樓，沒有煤氣也沒有暖氣，而西邊的兩條窄巷里住著許多所謂城市貧民，其實構成非常復雜，不少舊時代的失落者也混跡其中。
我在各色人群的犬牙交錯中聽著多種話語成長，有儒雅到口語都帶著文言文的老一輩學人說話，稱呼母親“于先生”；也有夾著各地口音的俚語，問候別人祖先時話一串一串地不重字；胡同的北京土話其實和普通話以及現(xiàn)在所說的京腔都相去甚遠，在陰損罵人時不帶一個臟字卻也是一種語言的智慧。
我對周圍的世界頗為敏感，接受了各種南轅北轍的信息，多樣而混亂；卻又因為沒有上學，經常宅在家里，部分不得已地離群索居，只在想象中與世界發(fā)生更緊密的關聯(lián)。
梨花初綻的日子里，樓上鄰居來美國旅游，匆匆見了一面。他與家兄同名同姓，那時絕大多數人家里沒有電話，如果去找誰，就到他家樓下喊他的名字。
有許多次樓下一聲叫喚，“小明”，從三樓和四樓陽臺上同時各伸出一個腦袋。他家兄弟姐妹眾多，一個弟弟和我同歲，是我十歲至十五歲之間在一起玩的時間最多伙伴，他和另一個兄弟當了少年兵遠行，我曾經寫詩相送：“乘風南下后，無忘報平安”。后來我上學、留學，從此人生歧路，再相見已是2016年，互道別來無恙之間，橫亙半生。
以詩贈友自然是遠承古人，也本是中國詩歌的傳統(tǒng)之一。璀璨群星里，白居易、元稹并非最閃亮的兩顆，元白所倡導的詩風在中國詩史上也有許多爭議，然而兩人自青年時代相識于長安，至元稹先行辭世，近三十年中各自顛沛，少有歡聚，卻一直往還唱和，在通信極不發(fā)達的唐代，頻繁互寄詩與書信，有許多流傳至今，久已為文學史上的佳話。比如元稹聽說白居易遠謫江州，十分悲憤，遂有“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的名句。
直到父親這一代，這一傳統(tǒng)還多少保存。父親和他的朋友并非詩人，許多也談不上飽讀詩書、精通格律，不過他那一代人畢竟有些早年教育的童子功，稍加研習，不至于太荒腔走板。父親晚年在贈他從十六歲同學相交近半世紀的友人王方名（作家王小波之父）詩中有云：“兇終隙末尋常事，唯我與君到白頭”，感嘆溫情之間，卻也吐露出他們曾經歷過的嚴酷。
唐朝的生活大概更加嚴酷，那時候人們壽命不長，元稹僅享年53歲，但沒有人說他是英年早逝；白居易活了75歲，是詩人里最長壽的之一。他到忠州時年未半百，詩已經寫得很蒼老：“齒發(fā)蹉跎將五十，關河迢遞過三千”。不過古人至少從文字里看上去，心態(tài)從容，滿懷情趣，性情流露。他在忠州大啖荔枝、種桃栽杏，在不遇中自有一份“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的達觀。
與父輩、兄長還有很多同齡人相比，我是十分幸運的，雖然經歷文革，但是沒有直接面對，還什么都沒耽誤：從容考上北大，一學期后被保送日本留學。同學給我的臨別祝福里不乏“鵬程萬里”、“大展宏圖”一類詞語，然而我從未有過鴻鵠之志，反倒是暗暗期待會有一個女孩告訴我希望我為她留下。這樣的女孩不曾出現(xiàn)，我也就沒有做任何驚世駭俗的事，按部就班地該干什么干什么去了。
臨行未行和剛剛離去的大約兩年里，我有幾位感覺思想與審美相近的朋友，彼此常有詩歌與書信的往還。八十年代初是詩意似乎彌漫的年代，而青年的利比多也經常需要消耗在寫長長的信里。但是日常是匆忙的，青春熱情更經不起時空距離與環(huán)境差異的消磨，第二年我寫了一首《冰燈》，安靜地躺在我的本子里，從未寄出：
熱情僅僅是
生命的一個層次
但是，為什么你要同世界
構成一個對比？
那時留學生還很少，我再一次并非主動地離群索居。我開始用很多時間聽古典音樂，一邊聽一邊在心中與自己對話，這一習慣后來時斷時續(xù)，至今依然?！耙粋€人的性格就是一個人的命運”固然泰半是對的，但很多時候命運也足以改變性格。在歷史變局里，更多是時代決定命運，個人無力抗衡。
我很早就意識到自己與大多數人沒什么兩樣，既無特立獨行的堅韌勇氣，也少與時俱進的強烈企圖心。我不僅隨遇而安，更要命的是，在別人多半有很具體的追求時，我卻往往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生活是很具體的，人與人的交流也沿著具體細節(jié)展開。久而久之，一切就仿佛是一連串事務性的延伸，引發(fā)一種新的困惑，不知道這一切會延伸去哪里？答案也許是不存在的，疑問卻總會存在。
三
1980年北京大學錄取了兩千名新生，今年120年校慶時，北大八零級舉辦了一次空前的嘉年華。在策劃中一個令人感覺溫暖的細節(jié)是，操持主辦的幾位同學不僅想著怎樣給大家?guī)須g樂，而且沒有忘記懷念已逝的故人。在那份故人的名單里，我看到好幾個熟悉的名字，不禁感嘆一代人的落幕已經開始。然而當我忽然看到Y的名字時，還是完全呆住了。
Y君家住永安南里附近，小時候是怎么認識的已經記不清了。他看上去灑落不羈，吊兒郎當，其實是個熱情大方的人。從高中到大學，我偶爾會去他家，每次他必拿出估計是他爸的好煙招待。在我的印象里，他性情開朗，神叨話癆，有些不大靠譜，而我剛好喜歡聽不靠譜的神聊。聽說他上大學時月初常請同學吃飯，到月中便一文不名，又不好回家向父母要錢，只得老起臉皮借同學飯票。
最后一次聽到Y君的消息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出差到華盛頓，遇見我的好友。好友第一反應沒有想起Y君的大名，只想起了別的同學背后給他起的外號，一時瞠目結舌。
我去問另一位發(fā)小，才知道Y君已經去世近20年，而且之前已經患病多年。我沒有再多問，發(fā)小也不是很清楚病因。大概Y君的人生中有過挫折吧？直接、間接死于大的挫折的朋友已經有好幾位，他們都曾經很優(yōu)秀。
也是在1979年，我讀了英國小說家薩克雷的《名利場》，感覺未臻一流，也就沒記住故事，只對書名印象深刻。財富與盛名的追逐本是人性自然取向，只不過當“以成敗論英雄”成為即使不是唯一，也是決定性的判斷基準時，隱含的邏輯終不免冷漠和勢利。當然，名利場上無情本是成功的必要條件。從文學的角度看，那些失敗的故事更屬于五味雜陳的人生。從歷史角度看，我們每個人終歸塵土。
聽說Y君的死訊時，天色正在漸漸暗下來。我在溫暖的傍晚一直坐到天黑透，遠處湖水開始閃動。我想起一些久違的朋友，想起青春歲月曾寄托的深情。他們都隨著歲月漸漸隱去，卻從未消逝，只是和那些往日書信一起，封存在某只紙箱里。
在這個忙碌的時代，或許我們除了用自己的想象構筑一個世界而別無選擇。畢竟藍橋驛已不復存在，人生軌跡即使交錯在同一個高鐵車站也彼此找不到任何痕跡。或許只能在心中默默懷念：
藍橋春雪君歸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