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米芾的行書水平不是一般地高，但米芾草書成就卻很低。對米芾的草書，歷來就有諸多評論。
與米芾同時代的黃伯思評論他“但能行書，正、草殊不工”；明代孫鑛對米芾草書九帖評曰：“第是行家、非利家，使付之不知書人，恐未有贊其佳者”；如果直截了當地說，那就是“米芾在草書上基本無所作為”。
元豐五年，年僅三十二歲的米芾懷抱大卷書法作品千里迢迢來到黃州，拜訪了傾慕已久的蘇東坡。蘇軾對這位青年才俊甚是欣賞，不但授以竹石畫法，連示范作品也送給他。對米芾的書法作品更是贊賞有加“海岳平生篆、隸、真、行、草書，風檣陣馬，沉著痛快，當與鐘、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僅是這一評語，足以讓年輕的米芾對蘇軾有知遇之恩而終生難忘。蘇東坡對米芾的評語不乏夸張的成分，但從中我們可以得知米芾當時已寫草書作品，并且水平相對不錯。
元祐三年，即在黃州拜謁東坡后第六年，米芾見到了李瑋家藏晉賢十四帖，帖中洋溢出的古意與其求古的審美心理不謀而合，他大受震動，感嘆道：“（武帝書）氣象若太古之人，自然淳野之質，張長史懷素豈能臻其藩籬……”。
于是，從草書上找到精神皈依的米芾不久便提出了著名的草書宣言：草書若不入晉人格，聊徒成下品。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光尤可憎惡也。
哪想到，宣言般的《草書帖》一經問世，米芾便陷入了草書創(chuàng)作的尷尬境地。
如果說米芾行書壯歲“集古字”，老則“成家”，他在草書上則終生“集古字”而未能成家。從米芾傳世的作品來看，他的小草作品大致集中在三個階段：
一是元祐年間見到晉賢十四帖后，作有《好事家》、《晉武帝書》和《草書帖》等；二是紹圣、元符年間在漣水任時，作有《中秋登海岱樓詩》、《焚香帖》和《元日帖》等；三是崇寧年間得《王略帖》后，作有《臨王略帖》等。
這些小草作品的共同特征是小心謹慎，畏手畏腳，對晉人法帖亦步亦趨，惟恐越雷池半步。米芾的個性是“跅不羈之士，喜為崖異卓鷙、驚世駭俗之行”，這種個性并不適宜去寫平實古雅、字字獨立的小草。何況“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書法特征，正如董其昌所說：“宋人以書取意，自以其意為書，非能有古意?！?/span>
米芾對小草的無奈也曾做過多次嘆，在《中秋登海岱樓詩》帖中他寫道“三四次寫，間有一兩好字，信書亦一難事”，在《元日帖》中道“信真者在前，氣焰懾人也”。不難看出，他對待小草是如何力不從心。
米芾三十二歲前所作草書，無所掛礙，任情而為。后來因避諱自己曾學過周越“俗”書及受蘇東坡影響，認為以張旭、懷素為代表的唐代大草入“俗格”。他開始一意書寫著“古意”的晉人小草。但唐代大草更適宜去表現他“顛狂”的性格，在溫雅的晉人小草面前，他只能多次發(fā)出力不從心的感嘆。所以，我認為米芾不勝草書的根本原因，不是取法的狹隘，也不是技法的欠缺，而是因為其一意“求古避俗”的觀念約束了自禁用詞語情的真正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