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培民教授在美國寓所向講堂聽友和讀者問候，其英文著作《Understand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論語理解）》獲得美國最大學術組織當代語言學會“史嘉林圖書獎”（Scaglingone book prize）
昨日跟隨倪培民教授的新書《孔子：人能弘道》（修訂本），回顧了孔子去世后2000年間儒學發(fā)展傳承式微復興之路的第一部分——戰(zhàn)國至漢朝的助推，使其初步成為朝野共識的道德倫理。今刊發(fā)下篇，歷經佛道沖擊，宋明如何提升儒學，至近代和當下，儒學又有何起伏復興。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而研究孔子、研究儒學是認識中國人的民族特性、認識當今中國人精神世界歷史來由的重要途徑。
美國格蘭谷州立大學終身教授倪培民11年前為英文讀者撰寫了《孔子：人能弘道》一書，受到極大好評，后譯成中文本，今年修訂本再次翻成中文。此書不僅還原了一個復雜、更富人性和持久生命力的鮮活孔子，更從中西哲學比較和“功夫”角度，將儒家學說的傳承、內在張力清晰地爬梳，讓你感受到“日用而不知”的儒家傳統(tǒng)文化的力量，如天人合一、推己及人、執(zhí)兩用中、為政以德、知行合一等。
《孔子：人能弘道》（布面精裝·修訂珍藏本） 作者：倪培民，譯者：李子華，策劃、責編：王思惠，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21年1月，定價89元
【正文摘編】
道家靜水深流，佛家爭奪儒家寺廟，有的成為政治力量
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是中華文化河流綿延不斷的暗流
與儒家并行的另外兩個最具影響力的中國傳統(tǒng)思想是道家與佛教。
道家大致與儒家同期形成，其奠基人老子是一個神秘而又傳奇的人物。大約在公元前4世紀，莊子留下了一部杰出的著作《莊子》。老子和莊子共同塑造的道家文化，與儒家文化并行，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民族。如果說儒家是中華文化河流之上看得見的浪潮，那么道家則是這條河流底下綿延不斷的暗流。
佛教不是起源于中國。其奠基人是印度北部釋迦部落王子喬達摩·悉達多（前563—前483）。它在公元1世紀被引進中國，當時儒家剛成為正統(tǒng)意識形態(tài)不久。初來乍到時，佛教顯得很低調。但是不久，佛教就超出了儒家最初的預期，成為儒家強勁的競爭對手。不僅佛教厭棄塵世這一核心觀點和它鼓勵青少年出家為僧的做法，有悖于儒家傳統(tǒng)，而且佛教的快速傳播導致了大量的人口和土地資源被佛教寺廟掌控，其影響還直指政治領域，以至于不但佛教組織變成社會政治力量，有時甚至皇帝也信了佛。比如，南朝梁武帝（502—549年在位）便數次放棄皇位，出家為僧，而每一次朝廷都要付巨資才得以贖他回宮。
佛教奠基人印度釋迦部落王子喬達摩·悉達多
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讓儒學達新高，占據主導抗衡佛道
來自佛教和道家的挑戰(zhàn)，嚴重地削弱了儒家的統(tǒng)治地位。這種狀況到了宋（960—1279）明（1368—1644）時代出現了轉變。以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兄弟倆與朱熹（1130—1200）為主要代表的理學與以陸象山（1139—1193）和王陽明（1472—1529）為代表的心學通過創(chuàng)造性地詮釋傳統(tǒng)儒家來應對這些挑戰(zhàn)，使儒學達到了另一個高峰，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文獻和精微的理論。
程顥、程頤兄弟倆與朱熹（1130—1200）為主要代表的程朱理學
程朱理學以“天理”作為無所不在的萬物之本，認為正如同一個月亮映照在所有的江湖海洋里一樣，萬物都含有理。這種理學本體論反過來又印證了儒家的倫理學和修養(yǎng)身心的功夫：通過人的本性的修養(yǎng)和擴充，可以達到天人合一。朱熹從《禮記》里挑出《大學》與《中庸》兩篇（后者是儒家著作里最具形而上學意味之作），并將這兩篇與《論語》《孟子》并列，合稱為“四書”，作為儒家的核心經典。通過以“理”的學說重新解讀這些儒家經典，朱熹架構了一個思辨精致的哲學體系，抗衡佛教和道家，使儒家重新占據了主導地位。
以陸象山和王陽明為代表的陸王心學
與程朱理學不同，陸王心學強調心即是理，并指出程朱理學將“理”作為外在于人心的抽象形而上學實體，會將儒家的修身誤導到追求空洞玄虛的原則上去的歧路。而心學同時也受到了對方的指責，認為它只是偽裝了的佛教和道家而已。理學和心學之間的辯論延續(xù)了數百年。在此過程中出現了許多書院，吸引了大量的學生。他們不時舉辦公開辯論，亮出自己的觀點，針鋒相對而又不失學者風范地抨擊對方。這場爭辯雖然以程朱理學終成官方認可的正宗而使理學在政治上略占了上風，但兩家都對宋明時代儒學的發(fā)展與傳播做出了重大貢獻，同時也培養(yǎng)了許多儒家學者和官員。
宋明理學是綜合體，直到清末都成為各朝代基本準則
外與佛、道對話，內有學派爭鳴的過程，標志著儒家進入新的時代，統(tǒng)稱宋明理學
這種外與佛、道對話，內有學派爭鳴的過程，標志著儒家進入一個新的時代，通常叫作宋明儒學，或者統(tǒng)稱宋明理學。它是一種由那個年代諸多儒學家各自的理論組成的，結合了道家的宇宙觀、佛教的某些思想與儒家的核心價值觀的綜合體。雖然在宋以后的元朝，皇帝主張信奉藏傳佛教（這種宗教今天主要流行于中國西藏、蒙古一帶），但在元朝以后直到20世紀初封建王朝被廢止以前，歷代中國皇帝都以宋明理學作為國家的基本準則。
在現實的社會運用領域，某些宋明理學中的說法被截斷了上下文的聯系，摘取出來以后教條式地強加于人們。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存天理，滅人欲”和“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
明清后期的儒學家們已經開始了對他們宋明前輩的批判，啟蒙思想家們如王夫之（1619—1692）等，將儒家?guī)Щ氐揭粋€更加人性化的形式。但在政治上，這些明清后期儒家的觀點并沒有起到很大的實際作用。宋明理學的觀念依然占據著統(tǒng)治地位，甚至到清代晚期，特別是借助于既是儒家學者又是天才軍事將領的曾國藩（1811—1872）在軍事上所取得的成就，它還有一個短暫的復興。
17世紀傳教士來華“帶走”孔子，萊布尼茨、伏爾泰盛贊
萊布尼茨（右圖）、伏爾泰（左圖）等借孔子的人道主義抨擊歐洲世襲貴族統(tǒng)治
17世紀，西方天主教的傳教士來到中國傳教，與孔子學說不期而遇。他們是第一批將孔子這個“東方智者”相對全面地介紹給西方的人。當時，西方啟蒙思想家們包括萊布尼茨、沃爾夫、伏爾泰等都為孔子的人道主義而感到振奮，并以此為武器來抨擊歐洲的世襲貴族統(tǒng)治。使萊布尼茨感到特別驚異的是，他所發(fā)明的二進制運算，早已存在于中國古老的《易經》里。在《易經》里，陰爻和陽爻可以分別代表“0”和“1”。他興奮地寫道：“這說明，古代的中國人和當代人相比，絕對是超前的。這不僅僅體現在孝道（這是最完美形態(tài)的道德的基石），還體現在自然科學方面?！保–ook &Rosemont，1994）
19世紀國門遭受凌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破碎
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一群儒家官員，特別是林則徐（左圖）和張之洞（右圖），發(fā)起了“自強運動”
直到19世紀，中國才真正地感受到西方的沖擊，并開始視西方為儒家傳統(tǒng)的強勁對手。19世紀歐洲的來訪者總體上完全漠視中國人的感情和價值。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開始，他們不斷地發(fā)起軍事襲擊，用武力迫使中國接受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開放口岸、在中國建立租界地。
這些嚴酷的現實迫使中國人反思中國傳統(tǒng)、特別是儒家思想。一群儒家官員，特別是林則徐（1785—1850）和張之洞（1837—1909），發(fā)起了“自強運動”，他們試圖以中國傳統(tǒng)為“體”、西方文明為“用”：“中學為體”，是強調以中國的綱常名教作為決定國家社會命運的根本；“西學為用”，是主張采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近代科學技術，效仿西方國家在教育、賦稅、武備、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體措施 ，舉辦洋務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頹勢。但是事實上根本無法毫發(fā)無損地將儒家傳統(tǒng)作為一個優(yōu)越的“體”來保存，而僅僅傲慢地、有選擇地接受某些西方學說為其所“用”。
“打倒孔家店”后，馬克思主義成主流，劉少奇以儒家術語談“修養(yǎng)”
劉少奇寫下了雖然簡短但影響極大的書——《論共產黨員的修養(yǎng)》
20世紀之初，新文化運動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發(fā)起了一場自秦始皇以來聲勢最為浩大的反儒浪潮。儒教被批為中國萬惡之根源。高喊著“打倒孔家店！”“歡迎德（Democracy民主）先生和賽（Science科學）先生！”這些口號，一群從中國文化遺產中掙脫出來的學者，如陳獨秀（1879—1942）、蔡元培（1868—1940）、李大釗（1889—1927）、魯迅和胡適（1891—1962）等，領導了一場全盤反對儒家傳統(tǒng)文化的運動。這些知識分子還將大量西方啟蒙思想介紹到中國，包括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穆勒（John S.Mill）的《自由論》、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尼采的“超人”觀念、柏格森的創(chuàng)造進化論、卡爾·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以及杜威的實用主義。
1949年，共產黨領導成立了新中國，馬克思主義成了主流的意識形態(tài)。中國以外的許多人不知道的一件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1959年至1968年間的國家主席劉少奇（1898—1969），寫下了一本雖然簡短但影響極大的書——《論共產黨員的修養(yǎng)》。在這本書里，劉少奇不僅引用了儒家的術語“自我修養(yǎng)”，還多次引用了孔子和孟子的話，用以說明，自我修養(yǎng)是一個要經歷持久艱難困苦的轉化過程。
“儒學第三期”，成為開解后現代主義世界難題的豐富哲學資源
美國漢學家列文森寫就《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著作，影響深遠
1976年，中國人開始重新評價毛澤東思想，并開始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在一本題為《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e：A Trilogy）的書里，美國漢學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寫道：“最初，他們（儒家）的觀念是一種能量，是一個鮮活的社會的產物和知識的財富。最終，當產生它和需要它的社會漸漸開始化解，它變成了一個影子，僅僅存活在許多人的心中，并且只是作為它自身而被欣賞…… 儒家人物一貫看重歷史，而現在他們自己變成了歷史?！?/p>
列文森還沒有意識到，被牟宗三等人稱為“儒學第三期”的時代已經來臨。西方世界在現代化進程中暴露出來的許多日益深化的危機，與一直保持儒家傳統(tǒng)的“亞洲四小龍”——中國香港、新加坡、韓國和中國臺灣——的成功形成了對比，觸發(fā)了對西方知識傳統(tǒng)的批判性的反思以及對儒家思想的關注。通過對儒家思想的現代化的闡釋，當代儒家學者越來越確信，儒家思想蘊含了開解后現代主義世界難題的豐富的哲學資源。
正當中國開始快速現代化的進程時，“道德真空”和全盤接受西方觀念的特洛伊木馬的危險雙雙而來，中國政府也開始重新評價儒家，并對它的積極作用顯示出越來越多的重視。20世紀80年代的早期，中國建立了孔子基金會。該會主辦了大量的儒學學術會議，出版了定期的儒學研究刊物。近年來，中國政府提倡和諧和以人為本，這兩個主張一定程度上具有鮮明的儒家印記。關于儒家的書籍和電視講壇已成為文化沙龍甚至家庭聚餐談話的流行話題。
倪培民教授20世紀90年代開始轉向東西方比較哲學研究，由此開辟“功夫哲學”領域
（選自《孔子：人能弘道》第一章《作為歷史人物的孔子》，原文9900字，李念編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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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培民：孔子后，孟子荀子、董仲舒司馬遷如何“弘道”？（上篇）
作者：倪培民
編輯：錢亦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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