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時度勢，隱忍智謀
《萬歷首輔張居正》，改編自熊召政的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原著為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投資方特意請熊召政擔任編劇，也是為了最大可能地保留原著厚重的歷史感。
電視劇播出之后，很多人都被那段風云激蕩的歷史深深吸引。但也有的觀眾反映，劇中將張居正塑造得過于完美。對此，熊召政坦言，改編的復雜性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料。其中既有投資方出于市場的考慮，也有主創(chuàng)人員的藝術偏好，更有電視審查中的清規(guī)戒律。
在熊召政的眼中，張居正推行萬歷新政取得的成就，史有定論且有目共睹。但取得這個成就，絕不可能僅憑道德的力量。史家多“清流傾向”，欣賞所謂的“道德超人”。事實上，推動歷史前進的，絕非那些不肯“與狼共舞”的清流，而恰恰是像張居正這樣審時度勢、追求事功的政治家。
張居正嘉靖四年（1525）生于湖北江陵，他的祖父張鎮(zhèn)是皇室宗親遼王家的侍衛(wèi)。他的父親張文明，雖頗有文采，卻時運不濟，七次鄉(xiāng)試都名落孫山，直到自己的兒子成了翰林，他還是個不第的秀才。
在那樣的年代，要想改變家族的命運，唯一的出路就是科舉入仕。好在張居正從小就是個神童，13歲考中秀才，16歲中了舉人。就在中舉的大喜日子，對他因妒生恨的遼王之子朱憲，以祝賀為名請張鎮(zhèn)喝酒，活活將老人灌死。功名未就，祖父新亡，才子的心高氣傲和身份的低賤，給張居正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由此造成的巨大反差和沖擊，影響了他的一生。
張居正做官的歷程也并非一帆風順。嘉靖二十六年（1547），張居正以優(yōu)異的成績中了二甲進士，被選為庶吉士送入翰林院。兩年后，他被授以翰林院編修，撰寫了《論時政疏》，首次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張，卻石沉大海。那時的朝廷，皇帝不理朝政，內閣強人迭起，黨同伐異，年輕人空有凌云壯志，又能何為？
嘉靖三十三年（1554），眼看朝政越來越受到嚴嵩的敗壞，張居正“以病謝歸”，選擇了適時而退。此后的3年里，他在家鄉(xiāng)博覽群書，考察農民的疾苦，也曾低沉、彷徨，也有憤世和經世的困惑，卻在休整和反思后，重新燃起了報效朝廷的熱情。
回到朝廷的張居正，仍沒有得到重用。當時嚴嵩的擅權越來越肆無忌憚，徐階依然默不作聲，張居正則一如既往地少言寡語，虛與委蛇，默默地等待時機。
縱觀大明王朝的歷史，在嘉靖、隆慶年間，內閣大學士們時時處在明爭暗斗的狀態(tài)。短短幾年，徐階攻倒嚴嵩，高拱推倒徐階，李春芳被高拱擊敗，高拱又被政敵轟跑，取得最后勝利的，卻是一向低調的張居正，他靠的正是隱忍和智謀。
為成偉業(yè)，攀援后宦
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傳統(tǒng)中，皇權是一切國家權力的源泉。而改革、變法要取得成功，勢必要取得皇權的支持（雖然有時候皇權并不一定掌握在皇帝的手里）。在某種意義上，變法就是圍繞皇權展開的一場你死我活的權力角逐和權力再分配。
隆慶六年（1572），隆慶皇帝久病而亡，萬歷皇帝繼位，張居正也迎來了他政治生涯的頂峰。當時的萬歷皇帝還是一個10歲的孩子，主少國疑，形勢不容樂觀。身邊最親近的，一個是他的生母李太后，另一個是大太監(jiān)馮保。張居正的改革，只有取得這兩個人的支持，才有可能推行。
從明成祖朱棣時開始，宦官的權勢越來越大，發(fā)展到錦衣衛(wèi)、東廠、西廠，宦官開始介入權力集團的核心。馮保一直是萬歷的男保姆，萬歷小時候鬧百日咳，整晚不睡覺，只有騎在馮保的背上，把馮保當馬騎，才能安靜下來。那時馮保就趴在磚地上繞圈，一夜夜地轉，膝蓋都磨出了血。因此萬歷對馮保從小就有依賴之情，甚至從來不喊名字，只喊他“大伴兒”。
高拱最后被趕出朝廷，與他自不量力地要廢除馮保有直接關系。
萬歷登基后，馮保順利地升為司禮監(jiān)掌印太監(jiān)，與他的結盟也成為張居正唯一的選擇。馮保多才多藝，且貪財好貨，為此張居正先后送給他七張價值連城的古琴。
比馮保更重要的，是萬歷皇帝的生母李太后。她與張居正的關系，始終是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因為李太后對張居正的欣賞，幾乎是不加掩飾的。而張居正為了得到李太后的支持，也確實費盡了心思。
萬歷即位之初，馮保為取得李氏的寵信，示意朝臣議定，尊隆慶帝的皇后陳氏為仁圣皇太后，尊李氏為慈圣皇太后。按照祖制，只有正宮皇后才可以加尊號，這一提議立即遭到了群臣的反對?？蓮埦诱齾s認為，沒必要拘泥于此，他力排眾議，促成了此事。
還有一事可充分顯示張居正的智謀。李太后崇佛，隔三岔五地就要燒香拜佛，花銷不小。這位出身民間的太后，對錢財又很在意，總覺得錢還是放在自己口袋里舒服。張居正既不能拿國庫的錢去討好她，又不能違背她的意愿。于是，他就做主把皇室“保和殿”的收入撥到太后名下，讓太后用來做廟、做橋、印行福經。保和殿是皇室的物品流通機構，收入自負盈虧，有了保和殿的錢，太后花起來方便不說，也不好意思再要錢。
最讓李太后對張居正另眼相待的，是張居正對年幼的萬歷皇帝的教導，身為帝師，張居正真是嘔心瀝血。他特意主持編撰了《帝鑒圖說》，把歷代帝王的勵精圖治之舉、倒行逆施之禍，編成一個個小故事，再配以形象的插圖，以方便年幼的皇帝學習。其用心良苦由此可見一斑。
張居正不僅精心教導，還對皇帝嚴格要求。萬歷皇帝讀《論語》“色勃如是”時，將“勃”字誤讀為“背”，張居正馬上予以糾正。這一舉動，使“皇上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萬歷七年（1579），皇帝因與宦官張鯨游玩時行為不檢，遭到李太后訓斥，張居正讓皇上寫下《罪己詔》，昭示百官，讓皇上丟盡了顏面。
無論是國事的謀劃還是對皇帝的教育，李太后對張居正可以說是言聽計從。萬歷皇帝年滿18歲后，張居正多次提出歸政于皇上，均遭李太后的拒絕。萬歷皇帝20歲時曾委婉提出想親政處理國事，李太后亦明確回復：三十歲前不要提親政的事，一切聽張先生的安排。母親的這個態(tài)度，也增強了萬歷皇帝對張居正的反感。
歷史上對張居正與李太后的關系也多有猜測，地方戲劇中甚至有“黑心宰相坐龍床”的臺詞。但在編劇熊召政看來，兩人的感情僅限于柏拉圖式的精神依戀，誰都不會冒偌大的政治風險而越雷池一步。江山社稷顯然遠重于兒女情長。
不管怎樣，李太后對張居正的支持在此后的十年間幾乎沒有動搖過，再加上與大太監(jiān)馮保的結盟，三個皇帝身邊最親近的人，漸漸形成了牢固的權力鐵三角，使張居正的改革變法謀得了最強有力的支持。也使張居正在日后備受鄙夷，被人斥責為攀援后宦，謀取權力。
厲行改革，力挽狂瀾
在各方面準備就緒后，張居正終于可以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實現自己多年來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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