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現(xiàn)代中國考古學誕生之后，在對中國上古史所作分期描述中，一直存在著歷史文獻學和考古學兩大話語系統(tǒng)。前者以神話傳說表述遠古時期，在進入歷史時期后，一般采用朝代名；后者習慣以考古學文化來命名史前時期，已被證明為信史者則與文獻史學合流，亦冠之以朝代名或主要諸侯國名。只是在這種情況下，兩大話語系統(tǒng)才歸于一系。
其實，鑒于中國歷史與考古學界的學術傳統(tǒng)及對學科終極目的的定位，無論文獻史學界還是考古學界，都是把兩大話語系統(tǒng)最大限度的趨同作為努力的方向的。也即將“信史時代”的上限盡可能前提，擴大兩大話語系統(tǒng)的“共同語言”部分。
隨著中國考古學的長足進展，文獻史學界開始更為廣泛地采用考古學的分期語匯。最為典型的例子是近年出版的白壽彝總主編的《中國通史》，邀約考古學者來撰寫“遠古時代”部分。史前考古“本身就可以大體復原遠古時代的漫長歷史，傳說資料反而只起參照的作用” 的觀點，已成為學界的基本共識。由是，仰韶時代、龍山時代 一類純考古學語匯的命名已跳出考古學的圈子，而為史學界及其他相關學科乃至大眾所接受。
但愈是時代久遠，二者“擬合”的可能度就愈小。因而對于史前時期，學界也只能聽任諸如仰韶時代、龍山時代與三皇時代、五帝時代之類異質話語系統(tǒng)并存。強將二者比附者，一般也多被認為屬推測性質，存此一說而已。
上個世紀初葉，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與釋讀，證明《史記·殷本紀》所載商王朝的事跡為信史，1928年開始的對安陽殷墟的發(fā)掘，確認該地系商王朝的晚期都城遺址，從而在考古學上確立了殷商文明。至上個世紀50年代，又由于早于殷墟而文化特征與之近同的鄭州商城和二里岡文化的發(fā)現(xiàn)，考古學上的商文化遂被上推至二里岡期。
我們認為，這是目前考古學與文獻史學兩大話語系統(tǒng)能夠契合的最上限。前此的時代，都屬尚只能用考古學術語來表述和命名的時代。本文所要論及的“二里頭時代”即是其中最后的一個。這一時代因約略與文獻所載夏王朝的存在時段相合，而往往被徑稱為“夏代”，或“相當于夏代的時期”。這反映了學界力圖上推“信史時代”之上限，統(tǒng)一兩大話語系統(tǒng)的迫切愿望。然而目前的考古學與文獻史學研究的進展，尚不足以支持以夏王朝的史跡為核心內容的“夏文化”以及“夏代”的最終確立。這就是我們提出“二里頭時代”這一概念的先決條件。
二
顧名思義，“二里頭時代”的概念，源自二里頭文化。二里頭文化的絕對年代，一般認為“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不晚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延續(xù)300多年或將近400年” 。夏商周斷代工程階段性成果報告所給出的碳十四測年數(shù)據(jù)，也在公元前1880年～公元前1520年之間 ?？傮w上看，二里頭文化上接屬于中原龍山文化系統(tǒng)的王灣三期文化，下接二里岡期商文化。龍山文化時期即龍山時代 ，一般認為相當于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 。在王灣三期文化和二里頭文化之間，還存在著“新砦期遺存”，約持續(xù)100年左右的時間 。目前，盡管在對這類遺存的命名上尚有歧見，但其與二里頭文化的關系較之中原龍山文化更為密切這一事實，已得到了學界的基本認可，為數(shù)不少的學者更認為其本身就屬于二里頭文化的早期發(fā)展階段 。鑒此，“二里頭時代”的時間跨度，應約當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500年。
這一時段的絕大部分，與文獻記載中夏王朝的存在時間相吻合。然而，盡管從考古學文化的時空分布上看，“新砦期遺存”和二里頭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最重要的對象，或者說最有資格擔當“夏文化”的稱號，但就目前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狀況而言，我們仍無法將這一與夏紀年大體對應的歷史時期徑稱為“夏代”。鑒于有關夏王朝的記載在時代較早、可信度較大的文獻材料中時有所見，因此有理由相信它的真實存在，我們只是認為到目前為止尚未掌握可以確證夏文化的考古學證據(jù)而已。
“二里頭時代”這一概念的提出，植根于對夏文化探索之課題定位的認識。因此，有必要對夏文化探索本身作一些分析。
以殷墟的發(fā)掘為中心，殷商文明的確立給三代文明的探究提供了一個可靠的時間和文化特征上的基點；同時，它在方法論上也影響甚至決定了三代考古學研究的方向與路徑。對夏文化的探索，可以從殷商文明的研究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啟示。其中，應當著重指出的是，是文字（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與解讀才最終使商史成為信史。我們認為，這一環(huán)節(jié)也是確認夏文化、夏王朝的不可或缺的關鍵性要素?！跋拇脊胖詻]有突破性的發(fā)展，根本問題就是沒有發(fā)現(xiàn)有關夏代的文字史料。……這是一個非常嚴酷的條件，但卻是必須通過的一關” 。這是頗為中肯的意見。從這個意義上講，商文明的研究與夏文化的探索在性質上尚有重大差別。
回顧以追尋夏王朝史跡為核心內容的夏文化探索之歷程，可以看到，數(shù)十年來學界的主要注意力和論辯的焦點集中在了夏王朝的存滅時間、夏王朝統(tǒng)轄的中心區(qū)域、與夏王朝對應的考古學實體及作為夏王朝主體的族群這四項要素上。其中前兩項主要是依據(jù)文獻資料來推導的，它是夏文化探索的時空前提，而非考古學意義上的探索對象。至于與夏王朝對應的考古學實體及作為夏王朝主體的族群，由于文獻與考古材料的不足，加之我們一直也沒有建立起有效地說明考古學文化和族屬、考古學文化的變遷與社會政治變革之間相互關系的解釋理論，可以認為迄今所做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屬于推論的性質。我們認為，在能夠說明夏王朝史實的內證性材料（如當時的文字）發(fā)現(xiàn)之前，靠單純的考古學研究是無法最終解明夏文化的問題的。其實，考古學的學科特點，決定了其以長時段的、歷史與文化發(fā)展進程的研究見長，而拙于對精確年代和具體歷史事件的把握。長期以來聚訟紛紜的對文獻所載夏商王朝更替和某一王朝都城具體地望的討論，對某一考古學文化所屬族別與朝代歸屬的論辯，至今久訟不決，莫衷一是，已很能說明問題。在對夏文化的探索上，我們只能說取得了長足的進展，至最終解決相關問題，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邏輯上的欠嚴密，一直是夏文化探討過程中最受詬病之處。如僅以文獻記載與考古材料簡單的時空對證即可框定夏文化的思維定式的存在。在這一思維模式中，參與討論的學者基本上不用“可能”、“很可能”一類相對穩(wěn)妥、留有余地的字眼，而更偏愛“當然只能”、“肯定”、“無疑”一類自信感較強的、排他性的措辭。從邏輯上看，我們并不能僅由時間與空間的大致吻合，就必然地推導出二里頭文化肯定就是夏王朝時期、分布于夏王朝中心區(qū)域的、以夏族為主體的人們共同體的文化遺存。
又如對《史記·夏本紀》所載應為信史的推論，似乎也存在一定的問題。20世紀初，王國維對安陽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進行研究，證明了《史記·殷本紀》所載商王世系表的基本可靠 。這一重大學術收獲給了中國學術界以極大的鼓舞，王國維先生本人即頗為樂觀地推論到：“由殷周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由《史記·殷本紀》被證明為信史，推斷《史記·夏本紀》及先秦文獻中關于夏王朝的記載也應屬史實，進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這一推論已成為國內學術界的基本共識，也是夏文化探索的前提之所在。然而誠如前引文中字面上已言明的那樣，這一思維定式也帶有想當然的成份。筆者本人不是夏王朝的懷疑論者，只是對由此之可信得出彼之可信的推論方式的嚴密性和可靠性略有疑慮而已。
總之，無論以時空對證的方法推定夏文化，抑或判別《史記·夏本紀》之是否可信，問題的最終解明，恐怕都仍有待于帶有較多歷史信息的內證性遺存的發(fā)現(xiàn)。就目前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現(xiàn)狀而言，還不能用“夏文化”這一復合性的概念來取代作為考古學文化的“二里頭文化”這一考古學概念。在大的時代名稱上，相當于夏代的時期因其未確定性，似應暫時依照史前考古學的慣例，以具有典型性的考古學文化來命名，而暫且稱之為“二里頭時代”。同時，殷商文明研究的新進展，也使我們對夏文化的確立充滿信心，我們期待早日在考古學上最終確認夏文化和夏代。
三
二里頭時代最大的特征是覆蓋廣大地域的核心文化的首次出現(xiàn)。在二里頭時代的諸考古學文化中，二里頭文化的社會與文化發(fā)達程度，以及前所未有的強勢擴張和輻射態(tài)勢，使其當之無愧地成為這一時代的標志性文化。
龍山時代歷時約數(shù)百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興盛于龍山時代的中原周邊地區(qū)的各支考古學文化先后走向衰落；與此大體同時，中原龍山文化系統(tǒng)的城址和大遺址也紛紛退出歷史舞臺。代之而起的是，二里頭文化在極短的時間內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為依托最終崛起。中原龍山文化系統(tǒng)的諸考古學文化類型與該區(qū)域各地理單元的分布基本相符，呈現(xiàn)出自然分布的狀態(tài)；二里頭文化的分布范圍則已突破了地理單元的制約，而在空間上涵蓋了數(shù)個先行文化的分布區(qū)域 ，幾乎分布于整個黃河中游地區(qū)，東西達600公里，南北達500公里。二里頭文化的文化因素向四圍輻射的范圍更大于此。
伴隨著地區(qū)性中心聚落的衰落，此期出現(xiàn)了超大型的都邑型聚落——二里頭遺址。據(jù)最近的調查與鉆探結果，二里頭遺址的現(xiàn)存面積約300萬平方米，實際面積還要大于此。經(jīng)40多年的田野工作，在這里發(fā)現(xiàn)了縱橫交錯的道路網(wǎng)、大規(guī)模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宮城城垣，發(fā)掘了大型宮殿建筑基址數(shù)座，大型青銅冶鑄作坊遺址1處，與制陶、制骨有關的遺跡若干處，與宗教祭祀有關的建筑遺跡若干處，以及大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其中包含出土成組青銅禮器、玉器和漆器的墓葬。此外還發(fā)現(xiàn)并發(fā)掘了大量中小型房址、窖穴、水井、灰坑以及道路遺跡等。出土大量陶、石、骨、蚌、銅、玉、漆器和鑄銅陶范等 。
上述重要發(fā)現(xiàn)充分顯示了二里頭遺址超乎當時一般聚落的規(guī)格和內涵。由聚落形態(tài)、埋葬制度、各種手工業(yè)作坊及其產(chǎn)品等方面，都可見其社會等級分化及產(chǎn)業(yè)分工程度之巨；以二里頭遺址為典型代表的二里頭文化遺存在廣大的空間范圍內有很強的一致性，其文化影響所及更非此前的任何考古學文化所能比擬。二里頭遺址擁有目前所知我國最早的宮殿建筑群和宮城遺存、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和最早的青銅冶鑄作坊。遺址的規(guī)模和內涵在當時都是獨一無二的，有理由相信它已步入產(chǎn)生了國家的文明社會，是迄今為止可確認的我國最早的王國都城遺址。二里頭文化與二里頭遺址的出現(xiàn)，表明當時的社會由若干相互競爭的政治實體并存的局面，進入到廣域王權國家階段。
二里頭時代的中原周邊地區(qū)，還散布著眾多的考古學文化，其中與二里頭文化相毗鄰且關系最為密切的是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這些考古學文化的存在狀況與二里頭文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黃河下游，龍山文化演變?yōu)樵朗幕Ｅc龍山文化相比，岳石文化的版筑城防技術、青銅冶鑄業(yè)、農(nóng)業(yè)等續(xù)有發(fā)展，其分布范圍也并未比龍山文化縮小，保持著與二里頭文化相抗衡的態(tài)勢。但其聚落的分布密度和居址的面積都小于龍山文化，遺物中也未發(fā)現(xiàn)能超出龍山文化工藝水平的精品，陶器輪制技術大大退化，器類銳減，器物由精致轉向粗糙，居住建筑技術也無明顯的改善。因此有學者認為其“好像是當?shù)匦鲁霈F(xiàn)的一種比從前落后的新文化” 。即便不同意這一觀點的學者，也承認“岳石文化時期的社會形態(tài)，從大的方面看，仍然是龍山文化時期社會形態(tài)的延續(xù)”。“這一時期社會內部的發(fā)展雖然沒有停止，但亦未出現(xiàn)跳躍式的變化” 。鑒于海岱地區(qū)田野工作的廣度與深度，我們似乎無法把目前對岳石文化的認識全部歸因于發(fā)現(xiàn)的或然性。其社會的發(fā)展總體上處于一種低落狀態(tài)，是大致可以肯定的。
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區(qū)的下七垣文化，一般認為屬先商文化，是二里岡文化的前身 。然而二里岡文化真正承繼自下七垣文化的因素，似乎僅限于以炊器為中心的日用陶器等與民間習俗相關的若干方面。到目前為止，尚未發(fā)現(xiàn)可與二里頭文化相匹敵的、顯現(xiàn)其社會發(fā)展高度的遺存，如都邑型聚落、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和青銅禮器等。而二里岡文化中的這類高層次的遺存，基本上源于二里頭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講，二里頭文化才應是早商文化最重要的源頭，而下七垣文化僅是其來源之一。也有學者認為先商文化應是岳石文化的一支 。無論如何，商人入主中原都主要是其軍事上的勝利，而并非文化上的優(yōu)勢使然。
除了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外，這一時期分布于中原周邊地區(qū)、不同程度地受到二里頭文化影響的考古學文化還有江淮地區(qū)的斗雞臺文化、寧鎮(zhèn)地區(qū)的湖熟文化、太湖地區(qū)的馬橋文化、江漢峽江地區(qū)同時期諸文化、甘青地區(qū)的齊家文化、晉中地區(qū)同時期諸文化、內蒙中南部的朱開溝文化和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等 。這些文化所在區(qū)域在仰韶和龍山時代大多孕育過高度發(fā)展的考古學文化，如紅山文化、大汶口——龍山文化、良渚文化、屈家?guī)X——石家河文化等，學術界一般認為屬酋邦甚至已進入早期國家階段。然而這些高度發(fā)展的文化與其后續(xù)文化之間卻往往缺少密切的承繼關系，后者與前者相比甚至顯現(xiàn)出文化和社會發(fā)展上的停滯、低落甚至倒退的跡象，其文明或國家化進程可能亦相繼中斷，這與二里頭文化的崛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們把這一華夏文明形成過程中出現(xiàn)的非直線演進的現(xiàn)象，稱之為“連續(xù)”中的“斷裂” 。這一斷裂現(xiàn)象的深層次的自然與歷史原因，還有待于進一步探究。
如果將龍山時代及其以前華夏文明形成期各地考古學文化的存在狀況比喻為“滿天星斗” 的話，那么隨著二里頭時代的到來，這一多中心的狀況即宣告終結，二里頭文化，成為黃河和長江中下游地區(qū)各族團在走向社會復雜化進程中第一支遙遙領先于其他文化的核心文化。如果說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早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之間即已萌芽，至公元前2500年以后漸趨明朗 ，那么這一歷史格局的正式形成，則是二里頭時代的事了。二里頭文化與后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文明形成與發(fā)展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四
將二里頭時代放在華夏文明早期發(fā)展史的框架中去考察，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以禮樂文化的全面勃興為顯著標志，二里頭時代的歷史意義遠遠超出了“夏代”的范疇，而給予華夏文明以深遠的影響。
總體上看，華夏文明的形成過程可以劃分為兩個大的發(fā)展階段：
第一階段 仰韶時代后期與龍山時代（約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000年）。處于文明化或曰國家化的進程中，是眾多相對獨立的部族或古國并存且相互作用刺激的階段，或可稱為“多元的古國文明”時期。
第二階段 二里頭時代至西周時代（約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771年）。是華夏文明社會的正式形成階段，或可稱為“一體的王朝文明”時期 。
在這一華夏文明起源與形成的過程中，存在著兩條主線，即：以神祇信仰為內核的非禮樂系統(tǒng)文化 由盛而衰；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以祖先崇拜為內核的禮樂系統(tǒng)文化從無到有，由弱漸強，自二里頭時代起勃興擴展，最終成為華夏文明的主流。
在第一階段，與人類的宗教信仰相伴而生、以各種神祇信仰為內核的非禮樂系統(tǒng)文化在若干考古學文化中趨于興盛。這類考古學文化，可舉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和屈家?guī)X—石家河文化為例。其考古學表現(xiàn)可歸納為：存在大型祭祀建筑群、祭壇、積石冢、高臺墓地、葬玉大墓等；法器以玉器為主；流行神像、人物、動物等雕塑品，重視覺沖擊力和神秘性；大宗明器性祭品集中分布。大量帶有濃厚巫術色彩的宗教遺存的存在，構成上述考古學文化極富特色的文化內涵，說明宗教在其社會生活中占有極為突出的地位。這樣一種社會結構和機制，決定了這些文化在光燦一時的同時具有脆弱性和短命的一面，社會易于畸型發(fā)展，決定了它們在嚴酷的社會競爭或人與自然的競爭中被淘汰出局是歷史的必然。
這些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考古學文化，在二里頭文化崛起之前即相繼由盛轉衰，甚至消亡。二里頭文化的崛起與二里頭時代的到來，顯然使這類非禮樂系統(tǒng)文化退出歷史舞臺的步伐大大加快。二里頭時代及其后，隨著以中原為中心的禮樂文明的擴展幅射，非禮樂系統(tǒng)文化全面衰退，同時大量吸收禮樂文明的因素，僅見于更遠的周邊地區(qū)，如夏家店下層文化、三星堆文化，以及周代各諸侯國域內及周邊的土著文化中。
就現(xiàn)有的考古材料看，禮樂文化可能的形成時間是仰韶文化晚期至龍山文化早期，以及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間；屬于禮樂文化范疇的考古學文化最早出現(xiàn)于龍山時代的黃河中下游，如陶寺文化、王灣三期文化和大汶口—龍山文化等。進入二里頭時代，二里頭文化成為禮樂文化的集大成者。禮樂文化的考古學表現(xiàn)可歸納為：存在作為宮殿宗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禮樂器隨葬的棺槨大墓等；以酒器、食器等容器構成禮器群主體（漆木、陶、銅禮器）；有磬、鼓、鐘等樂器群；玉質禮器逐漸飾品化；少見或罕見具象生物造型，圖案抽象化。禮樂文化的制度化，及開始成為覆蓋廣大區(qū)域的主流文化體系，都是始于二里頭時代的。
要之，在華夏文明早期發(fā)展的進程中，二里頭時代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紀元。這是一個禮樂文化勃興而非禮樂文化全面衰微的時代，一個華夏文明結束多元、進入一體化階段的時代，一個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格局正式形成的時代。我們探究這一時代之歷史真實的重要意義也正在于此。
?。ㄔ谥袊笊涛幕瘜W會編《2004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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