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喜歡孔、孟并舉，更以“亞圣”稱譽孟子，意在強調(diào)孟子對孔子思想的繼承、對儒家道統(tǒng)的維護。但是，在探索孟子關(guān)于政治的觀點與實踐時，更應(yīng)該關(guān)注孟子對孔子思想繼承之外的獨特性，例如，孟子對“君子之仕”與“君子之廉”的理解，就更為深入。
通讀《孟子》全書，明顯能感受到，孟子并沒有像孔子那樣，直接就君子進行諸如“君子不器”“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的描述。這樣的警句，在《論語》中平常習見，但在《孟子》中，則是稀有之語，如《孟子·離婁上》有“不孝有三，無后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后也。君子以為猶告也”，此類表述在《孟子》一書中并不常見。
孟子更注重對君子政治內(nèi)涵的闡發(fā)，甚至直接討論君子與“仕”之間的關(guān)系，這是孟子對君子內(nèi)涵理解的鮮明特點，值得深究。
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記載，當一個叫周霄的人問孟子：“古之君子仕乎？”孟子直接回答：“仕?！秱鳌吩唬?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zhì)?！鲀x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吊?！泵献诱J為，君子要出仕為政，為國出力。而且，孟子接下來對周霄說：“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孟子認為，如果君子失了自己的位置，失去了為國出力的機會，其性質(zhì)等同于諸侯喪國失家，成為無根之人。不出仕，君子將不再是君子。可見，孟子非常看重君子的政治身份，他對君子的界定，一個重要的維度是將治理國家的責任賦予了君子。
《孟子》一書中，對“君子之仕”論述最集中的，是《孟子·萬章下》和《孟子·告子下》。在《孟子·萬章下》的第一章中，孟子便指出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等為“仕”的原則：伯夷是“治則進，亂則退”，即天下太平就為官，天下動亂則隱退；伊尹是“治亦進，亂亦進”，即不管天下治理得好壞，都為官；柳下惠是“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即不嫌官位小，不隱藏自己的才能，按原則辦事；孔子則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即在任何情況下，順勢應(yīng)時，能做官就做官，不能做官就停止。而在《孟子·告子下》中，不僅重提伯夷、伊尹等古風君子之仕，而且在回答“古之君子何如則仕”時提出“所就三，所去三”的原則，即君子為官的條件是，君主要對君子尊重、講禮節(jié)、說話算數(shù)，否則就棄官而去。其實，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等人，均是中國古代君子的代表，他們?yōu)閲?，仕而有?jié)，所以，孟子說：“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qū)?，薄夫敦”。當然，《孟子》這兩章，更加集中論述的，還是“君子之仕”，當合乎禮，合乎義，合乎仁。
孟子更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他重視君子政治品格的同時，又直接將“廉潔”納入考量標準，也由此將“君子之仕”很自然地延伸至“君子之廉”，使這一思想邏輯具有更加豐盈的內(nèi)涵。
在《孟子·滕文公下》中，齊威王的將軍匡章問孟子：“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后耳有聞，目有見?！笨镎抡J為陳仲子是個“廉士”，即是個廉潔君子，他居住在於陵這個地方，幾天沒有吃飯，餓得眼睛看不見、耳朵聽不見，最后，將金龜子的幼蟲吃剩的李子吃掉，才稍稍恢復(fù)。為什么陳仲子餓成這樣呢？孟子在后文作了解釋：“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鐘，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于於陵。”原來陳仲子即田仲，出自齊國最有影響的家族——田氏家族，這個家族最后完全掌控了齊國政權(quán)。田仲認為他的哥哥田戴雖居萬鐘之爵，但為人不義，自己羞與之為伍，既不食田戴之祿，亦不居田戴之屋，所以才陷入如此窘境?？镎抡J為陳仲子是位廉士，但是，孟子卻完全不贊同這種說法，他說：“于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與，抑亦盜跖之所筑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泵献诱J為，陳仲子算不上是廉潔之人，因為陳仲子除非像蚯蚓一樣，才可以真正在物質(zhì)上與這個世界的聯(lián)系做到最少。陳仲子住的房子，能保證一定是伯夷這樣的人所建而不是盜跖這樣的人所筑嗎？陳仲子吃的糧食，又一定是伯夷這樣的人所種而不是盜跖這樣的人耕作所獲嗎？所以，陳仲子的衣、食、住、行，到底哪些方面與貪污之人有關(guān)系，完全說不清楚，這不是判斷一個人廉潔的標準。
所以，廉潔的內(nèi)涵，在孟子那里是有嚴格的判斷標準的。從上述對話可以看出，孟子對陳仲子的評價，并不過多關(guān)注陳仲子獨善其身的道德表現(xiàn)，他認為，這種獨善其身，不僅是不能完全兌現(xiàn)的舉動，更為重要的是不一定會對當時的國家廉潔治理帶來實質(zhì)性的影響。將是否能夠?qū)伊疂嵵卫韼韺嵸|(zhì)性的作用，作為“君子之廉”的判斷標準，正是孟子務(wù)實思想的直接體現(xiàn)。
孟子是極為務(wù)實的思想者，孟子談為政，較少空談，都落在實處。如在《孟子·梁惠王上》中有這樣的描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shù)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又如《孟子·盡心下》言：“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可以說，這樣的描述，《孟子》一書中隨處可見。孟子談為政，都涉及這些細膩的、溫暖的層面，關(guān)注的都是民生實事，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讀《孟子》，撲面而來的，是人間煙火氣息，孟子需要的是實實在在的為政舉措，他當然會批評甚至否定陳仲子不能兌現(xiàn)的獨善其身。
其實，孟子主張的仁政，最重要的品格就是“實”政。孟子崇實，所以反對“虛行”，更反對“亂行”，即亂作為，這也可視為孟子為政思想的最重要特征之一，能體現(xiàn)其對“君子入仕”的理解，也能體現(xiàn)其對“君子之廉”的預(yù)期。如在《孟子·離婁下》，孟子對子產(chǎn)為政行為的評價：“子產(chǎn)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子產(chǎn)用自己的車，渡人過河，也是親民之官。但孟子覺得，與其天天渡人過河，不如修好橋，一勞永逸地解決百姓過河難的問題。孟子說子產(chǎn)“惠而不知為政”，就是說子產(chǎn)解決老百姓的心是“惠”的，但不知道如何有效解決問題，就是“不知為政”，是亂作為，而亂作為，也是一種為官不廉！
所以，孟子論君子之廉，以客觀的為政效果為依據(jù)，這又是孟子思想的杰出和獨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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