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盧潔
來源：“河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于《河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20年第1期
唐代的取士制度主要有常科和制舉兩大系統(tǒng)，這兩大系統(tǒng)通常都離不開舉薦環(huán)節(jié)。制舉由天子下詔，內(nèi)外官舉薦，不定期舉行，旨在選拔“非常之才”。內(nèi)外官的舉薦，可稱“他薦”，學(xué)者于此多有論及；他薦之外，還有自薦，亦即“自舉”，學(xué)者于此卻很少注意。實際上自舉也是制舉的必備條件之一，眾多文士親歷其事，并因此產(chǎn)生大量的文學(xué)作品，也是“取士文學(xué)”的重要構(gòu)成部分，本文擬就此略作考述，并求教于方家學(xué)者。
一、直接自舉
唐代制舉中的自舉豐富多樣，大致可分“直接自舉”與“間接自舉”兩種情況?！爸苯幼耘e”是指士人直接向天子、主管大臣或中央機構(gòu)自我推薦，在形式和性質(zhì)上與“他薦”不同。唐初百廢待興，國家急需人才，高祖李淵武德五年(622)下詔：“茍有才藝，所貴適時，潔己登朝，無嫌自進……有志行可錄，才用未申，亦聽自舉。”這可以說是唐代自舉制度的開始。至武則天時期，“恐群心未附，乃令人自舉”?！洞筇菩抡Z》又云：“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yīng)制者向萬人。則天御洛陽城南門，親自臨試?！边@些四方之士，應(yīng)該多屬自舉而來。至玄宗朝，制舉中的直接自舉逐漸顯現(xiàn)出制度化的特點?！秲愿敗份d：“開元二年六月甲子，制：其有茂才異等，拔萃超群，緣無紹介，久不聞達者，咸令自舉?！庇州d：“(開元)九年正月，詔曰：諸州官人百姓，有智合孫吳，可以運籌決勝；有勇齊賁育，可以斬將搴旗；或臨戎卻寇，堪為一保之雄，各聽自舉，務(wù)通其實。”《舊唐書》載：“(開元)十五年春正月戊寅，制草澤有文武高才，令詣闕自舉?！倍际且栽t制的形式要求自舉，并有相應(yīng)的科目標示和辦法規(guī)定，從而建立起直接自舉的制度規(guī)范。《通典》云：“開元以后，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yīng)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边@種盛況的形成，與統(tǒng)治者鼓勵自舉、相關(guān)制度較為完善密不可分。
“安史之亂”后，統(tǒng)治者“大收杰才”，更加注重制舉，頻繁發(fā)布詔令要求他薦和自舉。如肅宗至德元載(756)詔：“有直言極諫、才能牧宰、文詞博達、武藝絕倫、孝悌力田、沉淪草澤，委所在長官聞奏焉。詣闕自陳者，亦聽?！贝诖髿v五年(770)又詔：“內(nèi)外文武官及前資官六品已下，并草澤中有碩德專門、茂才異等、知謀經(jīng)武、諷諫主文者，仰所在州府觀察牧宰精求表薦。如所由搜揚未盡、遺逸林閭者，即宜詣闕自舉?！钡伦诖髿v十四年(779)再詔：“天下有才藝尤著、高蹈丘園及直言極諫之士，所在具以名聞。諸色人中，有孝悌力田、經(jīng)學(xué)優(yōu)深、文詞清麗、軍謀宏遠、武藝殊倫者，亦具以名聞。能詣闕自陳者亦聽，仍限今年十二月內(nèi)到，朕當親試?！边@些詔令皆既令他薦又令自舉，可見自舉已經(jīng)成為制舉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根據(jù)相關(guān)文獻記載和文本(作品)體現(xiàn)，唐代制舉中的直接自舉，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
其一，應(yīng)詔自舉。即文士應(yīng)詔后向天子或中央機構(gòu)上表推薦自己。如永隆元年(680)員半千上《陳情表》應(yīng)岳牧舉：
員半千自言行年三十，尚是九品京官，聽聞“陛下封神岳，舉英才”，于是便“奔走而歸帝里”，應(yīng)詔而來。表中先是自傷困苦、窘迫、沉淪和懷才不遇，接著極力凸顯自己的才能，請求試詩、策、判、箋、表、論等，狂傲不羈的姿態(tài)和急于仕進的心情難于自抑?！短茣ぶ瓶婆e》載：“永隆元年，岳牧舉，武陟縣尉員半千及第?！笨磥硭淖耘e獲得了成功。
又如開元十五年(727)，玄宗制：“草澤有文武高才，令詣闕自舉”，蘇源明聞制后，立即上書自薦，其《自舉表》云：
表中明言自舉原因：“臣聞明主臨下也，務(wù)求才以自輔；當量能以自進”，“伏奉今年正月五日制，詣闕自舉”。蘇源明此時是一介“草莽”“山東一布衣”，沒有任何官職，求試的語氣和姿態(tài)不似員半千張揚，多是自謙自飾之辭。此次自舉主要是冒險一試，對及第的期許程度不及員半千。是年，“九月庚辰，帝御洛城南門，親試沉淪草澤、詣闕自舉文武人等”。據(jù)《唐會要》和《登科記考》載，是年“高才沉淪、草澤自舉科”登第者有鄧景山、王縉、樊詠，蘇源明則不第而歸，看來他這次自舉沒有獲得成功。
其二，自發(fā)求試。這是指文士臨時自發(fā)地向天子或中央部門自薦求試。一般是由皇帝或中央部門主持考試，試制和試項則依據(jù)自舉者求試的內(nèi)容臨時設(shè)置，有“來應(yīng)即命試”的特點。如玄宗朝，史青上表自薦試詩：
史青“上表自薦”，通過抑古揚己，達到(被)召試的目的；同時也表達自己文思敏捷，可五步成詩。玄宗以《除夜》《上元觀燈》《竹火籠》等詩試之，史青的詩作，得到了玄宗的稱賞。這也是自舉成功的事例。又如常敬忠上書自薦“誦文”：
常敬忠明經(jīng)擢第，須經(jīng)過漫長的守選期，參加吏部銓選才能獲得官職。為了盡快得官，他上書自舉“一遍誦千言”，其自薦書今已不傳，但可知其主要才能是記誦能力超強。此次考試在中書省舉行，由張說主持，張說臨時將“一遍誦千言”改為“十遍誦萬言”，試后直接由前明經(jīng)擢拜東宮衛(wèi)佐，任職于集賢院，也是一位自舉成功者。
其三，投匭與獻書?！斗馐下勔娪洝ぶ婆e》云：“常舉外復(fù)有通五經(jīng)、一史及進獻文章并上著述之輩，或付本司，或付中書考試，亦同制舉?！边@里的“常舉”是指常規(guī)制舉，常規(guī)制舉之外，進獻文章和著作須付本司或中書省考試，試后即可授官，大體上也相當于制舉，本文稱為“同制舉”。
先說投匭。唐代置東、西、南、北四面匭，其中“東面名曰'延恩匭’，上賦頌及許求官爵者封表投之”，“延恩匭”顯然是為意圖仕進者開啟自舉的方便之門。天寶十載(751)，杜甫投匭獻《三禮賦》于玄宗，他在《進三大禮賦表》中曰：“謹稽首投延恩匭，獻納上(三字一作“獻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于南郊》等三賦以聞?！薄缎绿茣ざ鸥鳌份d：
杜甫憑借投匭所獻的三篇賦文，得到了玄宗的賞識，獲得召試文章的機會，之后授河西尉(次赤縣，尉從八品下)，由于官品低下，不拜，又改授右衛(wèi)率府胄曹參軍(正八品下)。
除投匭外，向天子呈獻文章或著作也是一種快捷而高效的仕進途徑。如李揆“少聰敏好學(xué)，善屬文。開元末，舉進士，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詔中書試文章，擢拜右拾遺?！标惲粑臼菑木牌废滦」?，考滿罷秩后，要以前資官的身份守選八年至十年，可能終生不得出選門。李揆不甘心沉淪下僚，希企得授高官，選擇了獻書闕下這條捷徑，被召試文章，后擢拜右拾遺(從八品上)，地位遠在縣尉之上。再如員俶，《新唐書·藝文志》載：“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及第，授散官文學(xué)，直弘文館?！眴T俶童子科及第時應(yīng)在十歲以下，須守選十一年，待守選期滿，已近二十。童子天資聰慧，異于常人，是不甘心蹉跎歲月的，遂著《太玄幽贊》十卷，獻于天子，于是“召試及第”，提前釋褐授官。諸如此類獻書授官者甚多，不可遍舉。
一般而言，應(yīng)詔自舉出現(xiàn)在常規(guī)制舉中，對應(yīng)明確的詔制、科目和試制；而自發(fā)求試、投匭與獻書則無對應(yīng)的詔制、科目及試制，但有文士自舉、天子命試、直接授官三個環(huán)節(jié)，“亦同制舉”。相較于常規(guī)制舉，“同制舉”具有因時因地靈活處置的特點。
二、間接自舉
“間接自舉”主要是指文士自發(fā)地向內(nèi)外官(中央官、駐外使職官及州府郡縣官等)自薦，并請求他們舉薦自己參加制舉考試。畢竟一般文士直接自薦于天子的機會很少，更多的是要通過其他間接的形式，而“他薦”也是制舉必具的條件之一。但應(yīng)注意的是，“間接自舉”與“他薦”不可混為一談：前者雖然會促成“他薦”并依賴“他薦”，但并不等于“他薦”；后者雖然經(jīng)常有前者的因素，但并不必須有前者，也就是說，不論有沒有文士的自發(fā)請求，都可以而且有“他薦”環(huán)節(jié)。
大抵自唐高宗末年至武后時期，間接自舉風(fēng)氣漸盛。武則天天授三年(693)，左補闕薛謙光上《論選舉疏》言：
“明制”即官方(包括皇帝、政府部門)頒布的號令文武官員搜訪賢才、薦賢舉能的詔制，“上啟陳詩”“摩頂至足”是文士求薦的主要手段和情狀，“唯希欬唾之澤”“冀荷提攜之恩”，是其自舉的最終目的和期望。這些可以說是由他薦引發(fā)的“覓舉”亦即間接自舉的風(fēng)氣。
此類“明制”很多，如天寶十三載(754)詔：“其博通墳典，洞曉玄經(jīng)，清白著聞，詞藻宏麗，軍謀出眾，武藝絕倫者，任于所在自舉，仍委郡縣長官精加銓擇，必取才實相副者奏聞。”又如唐肅宗至德二載(757)詔：“其有文經(jīng)邦國，學(xué)究天人，博于經(jīng)史，工于詞賦，善于著述，精于法理，軍謀制勝，武藝絕倫，并任于所在自舉，委郡守銓擇奏聞，不限人數(shù)?！庇稍t令可以推知，地方文士應(yīng)制舉可以向籍貫所在或任官所在的郡縣或州府投狀自舉，由地方長官取“才實相副”者表奏皇帝。實際上，地方文士應(yīng)制舉還可以向使職、京官尋求舉薦。
間接自舉為文士求進打開方便之門，但同時也帶來了很大的弊病。代宗寶應(yīng)二年(763)，楊綰上疏曰：“投刺干謁，驅(qū)馳于要津；露才揚己，喧騰于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其實“投刺干謁”就是間接自舉，為了得到舉主的賞識和舉薦，難免要“露才揚己”。由于制舉的巨大“魅力”，即便有人議論和指責(zé)，也阻止不了自舉求薦的熱情。誠如白居易所云：“請謁者如林，獻書者如云”。
間接自舉主要有“上啟陳詩”、上書言事兩種形式或途徑：“上啟陳詩”。是指以詩文投獻于前輩名流和當路顯賢，以獲取被薦的機會?！霸姟迸c“啟”是“覓舉”活動中的主要謁資和媒介。當然，所進謁的文學(xué)作品遠不止詩和啟這兩種體裁，所有能夠“露才揚己”、博得青睞的文學(xué)作品都可以投獻。高宗麟德元年(664)詔于后年封禪泰山，要求“天下諸州，明揚才彥，或銷聲幽藪，或藏器下僚，并隨岳牧舉選”。王勃聞詔后，作《上劉右相書》呈獻劉祥道，希求舉薦，其自敘：“借如勃者，眇小之一書生耳，曾無擊鐘鼎食之榮，非有南鄰北閣(一作“闕”)之援。山野悖其心跡，煙霧養(yǎng)其神爽。未嘗降身摧氣，逡巡于列相之門；竊譽干時，匍匐于群公之室。所以慷慨于君侯者，有氣存乎心耳?！毖宰约簾o媒援引，堅守節(jié)操，不屈干進，但對劉祥道表露出了依托之意?！缎绿茣ね醪獋鳌份d：“麟德初，劉祥道巡行關(guān)內(nèi)，勃上書自陳，祥道表于朝，對策高第?！眲⑾榈离S即表薦于朝，王勃應(yīng)麟德三年幽素科及第，后授任朝散郎。元和三年(808)詔舉賢良，“時有皇甫湜對策?！被矢浻谠驮赀M士及第，在應(yīng)這次制舉前，以前進士的身份向韋處厚自薦，韋處厚又向宰相張說引薦。韋氏《上宰相薦皇甫湜書》曰：“竊見前進士皇甫湜，年三十二，學(xué)窮古訓(xùn)，詞秀人文，脫落章句，簡斥枝葉?！瓋糜伍T下，信其才能，相公得徇公之名，有摭奇之實，后進幸甚!”又曰：“舍人驂御賤役也，猶能達掃門之事；禰衡雕蟲薄技也，猶能遇非常之薦。今某辱奉恩顧，實百于舍人之儔，皇甫湜蘊積才志，固百于正平之量。處厚百舍人之勢，不能達百正平之心，方竊恃私于門館，明者觀之，其恥非一也。懼愚瞽不盡，謹繕其書、論、賦合八首，用卜可否。輕瀆嚴威，下情不任戰(zhàn)懼之至”。韋處厚贊揚了皇甫湜的才學(xué)，表達了舉薦的請求，又將皇甫湜拜謁自己的“書、論、賦合八首”獻于張說，后者可謂是二次舉薦。經(jīng)其舉薦，皇甫湜果然于元和三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登第，其間接自舉獲得成功。
上書言事。是指以文章形式向上級官員和部門陳述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改良建議，從而獲得被舉薦乃至擢任的機會。如任華《送李彝宰新都序》曰：“宗室后進有以學(xué)術(shù)辭藻者著稱，彝也。少好學(xué)，通九流百家之言，善屬文，頗有大節(jié)。去年制舉不捷。無何，以書歷抵二相國，論安邊術(shù)，由是召試西掖。凡數(shù)十百人，彝與莊若訥、高郢同入等高?！睋?jù)《唐會要》載，貞元四年(788)四月，德宗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李彝登第。那么李彝上二宰相“論安邊術(shù)”當是在貞元三年制舉落第至貞元四年三月之間。由于上書獲得宰相垂青，因而獲得推薦和參加中書召試，成功登第。
從諸多實例看來，舉薦是唐代制舉必不可少的環(huán)節(jié)，而“直接自舉”和“間接自舉”則是兩種主要的自舉形式。前者可以獨立進行，可謂是“直通車”，后者則需要依賴舉主的舉薦，二者都源于文士的“自發(fā)”請求，由此可以看出唐代文士積極主動的入世姿態(tài)。而自舉的制度化，則反映出統(tǒng)治者對人才的重視和對自舉的鼓勵。不僅為此頒布詔書、制定法令，甚至將其設(shè)為制舉科目，如開元十五年(727)的“高才沉淪、草澤自舉”科，就是專門為自舉而設(shè)。唐代制舉得人之盛，于此可見一斑。
三、自舉之文學(xué)
唐代制舉取士旨在選拔“非常之才”，“非常之才”主要以“文”顯著。司馬光于宋仁宗時期上《論舉選狀》曰：“國家雖設(shè)賢良方正等科，其實皆取其文辭而已”。唐代制舉諸科，雖名目不同，但大抵以文辭取勝。士人為獲取考試資格，以文才為依托，積極進行自進自舉的活動?！白耘e”方式多種多樣，但其共性都是以文學(xué)作品為贄，直接或間接地向天子或政府官員傳達應(yīng)制舉的意圖和愿望。韓愈云：“儒服者不敢用他術(shù)干進，又惟古執(zhí)贄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為贄。”文人“不敢用他術(shù)干進”，“贄文”是有效手段的必然選擇。
由前文可知，白身人、及第舉子、六品以下前資官和現(xiàn)任官，若參加制舉，基本都離不開直接自舉或間接自舉，他們在自舉活動中產(chǎn)生了大量的文學(xué)作品，大抵可以歸為以下三類：
其一，自舉類表文。往往直接以“陳情表”“自舉表”“自薦表”等方式命題，如員半千、蘇源明、史青、常敬忠等都采用此種體式。
其二，進獻的詩文和著作。文章主要有兩大題材傾向，一是主“賦頌”，歌功頌德，以動帝聽，如杜甫《三禮賦》、王勃《乾元殿頌》；二是重“諫諍”，言政之得失，建言獻策，如陳子昂《諫靈駕入京書》《諫理政書》等，其余大率如此。著作名類繁多，內(nèi)容豐贍，如《封氏聞見記》云：“開元中，有唐頻上《啟典》一百三十卷，穆元休上《洪范外傳》十卷，李鎮(zhèn)上《注史記》一百三十卷、《史記義林》二十卷，辛之諤上《敘訓(xùn)》兩卷，卜長福上《續(xù)文選》三十卷，馮中庸上《政事錄》十卷，裴杰上《史漢異議》，高嶠上《注后漢書》九十五卷。如此者，并量事授官，或沾賞賚，亦一時之美?！贝祟惈I書者頗多，不一一贅列。詩歌數(shù)量更為可觀，詩體亦頗完備，如李群玉“大中八年，以草澤臣來京，詣闕上表，自進詩三百篇。(裴)休適入相，復(fù)論薦。上悅之，敕授弘文館校書郎。”其《進詩表》云：“草澤臣群玉……謹捧所業(yè)歌行、古體、今體七言、今體五言四通等合三百首，謹詣光順門，昧死上進?！崩钊河裢ㄟ^詩歌自薦，又得裴休、令狐绹推薦，敕授弘文館校書郎(從九品上)，其所進詩歌包含歌行、古體、今體七言和今體五言等各種詩體。
其三，“覓舉”類書啟。如王勃《上劉右相書》、沈亞之《上李諫議書》等。有時覓舉者唯恐一篇書啟難以表現(xiàn)才華，也會附帶平日所作文章，如皇甫湜自薦于韋處厚時附帶“書、論、賦合八首”。實際上，文士覓舉產(chǎn)生的文學(xué)作品涉及賦、頌、表、書、啟、箋、論、狀、策等諸類，除此之外，亦有投獻詩歌的情況。由此可以推見，唐代因自舉而產(chǎn)生的文學(xué)作品數(shù)量之大，文體之多。它們與文士的進身入世、人生命運密切相關(guān)，有著相對獨立的創(chuàng)作動機、主題旨趣、藝術(shù)特色和意義價值，既是唐代“薦舉文學(xu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屬于唐代“取士文學(xué)”的組成部分，而且比較接近核心圈層，應(yīng)當給予相對獨立的認識和對待，進行深入的發(fā)掘探討。
作者單位：上海師范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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