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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與夏商周斷代工程

【注】嚴重缺乏資料的上古史，很難用實證的方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后”到底是“之后”還是“首領”？或許這些對于我們并不重要，真正對我們有幫助的是培養(yǎng)一種審視歷史的方法！所得出的結論是由衷的，不論其對錯，學者應該是誠實的，這應該是底線了吧，學界不一直憧憬營造一方凈土嗎？或許我太天真，或許浮華褪去始見真，或許世界本沒有真……

我國夏王朝之前的歷史，沒有可信的文字記載，主要是靠神話與傳說保存至今的。傳說中的上古帝王系統(tǒng)，最有影響的是“三皇五帝”之說。由于這是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學者對本來流傳于不同地域、不同部族的傳說加以系統(tǒng)化、條理化的改鑄之后形成的古史體系，所以其中頗多矛盾和異說，以至于連“三皇”、“五帝”究竟指哪些人，都各有六種以上的組合。根據(jù)顧頡剛、劉起釪先生的考證，先有“三”、“五”的神秘數(shù)字概念形成在先，后有填空式的杜撰、條理上古帝王姓名、世系之舉，“由此可知一兩千年來所盛傳的為人們所尊奉的三皇五帝，原是紛紜不定，遞經戰(zhàn)國至漢、晉長時間的不同組合，從神話古史傳說眾多的古帝先王中，各家各自挑選出三位五位不同人物先后搭湊成好幾種不同班底的。”（劉起釪《古史續(xù)辨》92頁）因此，如果有誰還想致力于弄清“三皇五帝”的具體人選，恐怕是徒勞無益的。
     古史傳說在其形成、流傳的過程中，往往出現(xiàn)人為神化、加工改造、甚至是憑空虛構等問題，使其與信史的價值不可同日而語。但在十九世紀之前，人們大多把傳說當作真實的歷史來看待，這種局面，直到現(xiàn)代考古學和“古史辨”運動出現(xiàn)之后才得以改觀?？脊殴ぷ鞯囊幌盗兄卮笫斋@，特別是北京猿人、仰韶文化的發(fā)現(xiàn)，使人們了解到與傳說根本不同的遠古歷史的片斷。以顧頡剛先生為主要代表的“古史辨”學派，則以“把古書和古史的真?zhèn)闻宄睘樽谥迹欘R剛為《古史辨》第四冊所作序言），在繼承疑古學風的基礎之上，明確地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即：“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這無疑道破了上古傳說不足憑信的根本缺陷所在。這一振聾發(fā)聵之論，從根本上動搖了古人奉為絕對可信的上古史體系。自問世以來，毀譽交集幾十年，也在情理之中。
     其實，顧頡剛和疑古學派對傳統(tǒng)的古史與古史觀的沖擊與批判，是在為建立可信的上古史奠定基礎。把傳說與真實的歷史相區(qū)分，并不是否認它的價值，而只是把它置于應有的文化坐標上。與顧頡剛的治學路徑頗有不同的徐旭生先生，對此有平實之論：“由于疑古學派（廣義的）歷史工作人員及考古工作人員雙方的努力，才能把傳說時代和狹義歷史時代分開。”早在十九世紀二十～四十年代，部分卓有見識的學者就開始了富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工作：試圖把當時所知的考古成果與古史傳說結合起來，重新構建和解釋上古歷史。代表這一探索方向的經典之作有：蒙文通先生在《古族甄微》（1927年）中提出我國的上古民族可以劃分為江漢、海岱、河洛三系，并依據(jù)傳說材料分析各自的文化特征。錢穆的《國史大綱》（1940年），從五個方面特別強調了古史傳說的史料價值。呂思勉《先秦史》（1941年）致力于考辯古史系統(tǒng)，多處表達與“古史辨”學派不同的觀點。徐旭生先生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1943年），不僅從理論上全面探討了研究傳說時代的方法，還將上古部族劃分為華夏、東夷、苗蠻三大集團，這一重大建樹，直到現(xiàn)在仍得到古史學界的承認和尊重。同時，繼承“古史辨”的疑古精神，主張對歷史傳說持審慎批判態(tài)度的學者也不乏其人。劉起釪的《古史續(xù)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一書，堪稱新時期古史考證的代表作。書中對自盤古歷三皇五帝各種古神古帝古先王的神話和古史資料，一一加以嚴謹?shù)目甲C和清晰的表述?！肮攀繁妗睂W派疑古過甚的缺陷，被衣缽傳人所糾正或彌補。特別是書中最后一文《研究古史要有嚴肅的科學態(tài)度》，實為研究古史者所不可忽略。
二）夏商周斷代工程意義重大，影響所及已經超出了學術界的范圍，但招致的質疑與批評也同樣令人注目。在“夏商周斷代工程”結項前后，有國外學者對工程的性質以及結論的科學性提出了質疑，認為參與工程的學者明顯接受了政治驅動，對考古材料缺乏系統(tǒng)的發(fā)現(xiàn)和分析，特別是中國學者把二里頭遺址當作夏文化的做法被認為是難以接受的，甚至指責是誤導行為。參見《中國文物報》2001年6月6日所載劉星的文章《缺席的對話——夏商周斷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學術討論記實》。國外學者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更為關鍵的批評，在于指責工程的方法論有問題，采用的碳十四測年數(shù)據(jù)不可信。2002年5月24日的《中國文物報》，發(fā)表了張立東的文章《面對面的對話——“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美國之旅》，報道了“斷代工程”4月份在美國的首次正式亮相。以“工程”專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李學勤先生為首的四位專家組成員，在華盛頓和芝加哥舉行的三場討論中，面對對方的質疑與批評無法答對，李學勤還有“因故先行回國”之舉，實屬尷尬。對方學者指出，“工程”報告（簡本）使用的所有碳十四“擬合”數(shù)據(jù)僅有68% 的可信度；“工程”在非文字證據(jù)的研究中，無論考古分期還是碳十四“擬合”，都存在由于冒進而形成的穿鑿；迄今為止，“工程”公布的所有“擬合”數(shù)據(jù)尚無一可以通過用同樣程序進行的演算。國外學者擔心“工程”做出的錯誤年代會對那些關注年代學但又無法親自檢驗的人產生誤導，并使錯誤的年代成為正式出版物的標準。這次以“交流與爭論”為題的討論，確實暴露出“夏商周斷代工程”從方法到具體結論都存在嚴重問題。張立東的這篇不事“護短”的報道，能夠在《中國文物報》上公開發(fā)表，實屬不易。如果因為這次爭論和報道而導致國內重新評估“工程”相關結論的價值，無疑是值得慶幸的。
（三）上述與國內媒體評價大相徑庭的觀點，理應引起重視和反思。復旦大學陳淳教授的文章《中國文明與國家探源的思考》（《復旦學報》2002年1期），就是一篇具有理性精神的好文章。其實，在國內學術界也對“工程”的思路和結論存在著不同看法。據(jù)本人的見聞所及，歷史文獻學家劉起釪以及宿白、余偉超、張忠培等著名考古學家，都在不同場合表達過不同的意見。不幸的是他們的意見在主流媒體的一片頌揚聲中被淹沒了。這說明，在重大學術問題的討論中，自由地、平等地發(fā)表不同意見的氛圍是不可或缺的。

在商王朝之前是否有夏王朝的存在？這在中國古代歷史學家心目中是不成其問題的。司馬遷在《史記》中就立了一篇《夏本紀》，記載了夏王朝的世系和盛衰興亡。但是，進入近現(xiàn)代以來，有一部分國內外的著名學者，對夏王朝的信史地位產生了懷疑。傳世文獻中有關夏王朝的記載，都出于后人追記，就使得懷疑論有了依據(jù)。于是他們把夏王朝歸入了“傳說時代”。王國維先生利用了安陽殷墟所出甲骨文的材料，討論了《史記·殷本紀》所載商王朝建國之前的“先公先王”的可信性，并進而分析商的“先公先王”是生活在夏王朝時期的，那么同出于司馬遷之手的《夏本紀》就應該有寫作的依據(jù)，不可能出于虛構。這就為重新恢復夏王朝的信史地位，提供了與考古學相聯(lián)系的思路。1959年，著名學者徐旭生先生根據(jù)上古文獻所記夏人活動中心在晉南豫西的線索，親赴該地進行了影響深遠的“夏墟調查”。當年秋天，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fā)掘工作正式開始。這兩件事標志著拉開了依靠考古學探索夏文化的歷史序幕。
二里頭遺址位于河南偃師縣（今為市）二里頭村周圍，包括五個自然村，面積約375萬平方米。1981年它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這里設立了二里頭工作隊，組織了數(shù)十次考古發(fā)掘，取得了一批又一批震驚學術界的成果?！顿葞煻镱^》一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為人們了解和利用這些成果提供了便利。
二里頭文化的年代，大體介于河南龍山文化——鄭州早商文化之間。依據(jù)其文化堆積的階段性變化，尤其是陶器的演變軌跡推測，二里頭文化的延續(xù)時間約為400年以上。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趙芝荃先生對它的文化層做了四期劃分，已為考古學界普遍承認。在二期遺存中出土了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鑄銅基址、墓葬。在三期遺存中發(fā)現(xiàn)的兩座大型宮殿基址、大型鑄銅遺址，更是吸引了學界的目光。其中的一號宮殿基址，坐北朝南，總面積超過一萬平方米以上。而且布局嚴謹，主次分明，從平面結構而言，它開創(chuàng)了我國宮殿建筑的先河。此外，還先后出土了許多制作精美的玉器、青銅器。由于二里頭文化所處地域、延續(xù)時間均與文獻記載中的夏王朝相符，出土遺址遺物又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平，所以越來越多的學者贊同它是夏王朝的都城所在地。這個結論，是隨著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的披露以及研究的逐步深入而取得的。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二里頭文化的材料是作為夏王朝的遺物而被使用的。二里頭文化與夏文化的關系，現(xiàn)在學術界存在的主要爭議是，有人認為它包括了夏王朝的全部歷史，多數(shù)學者相信它只是夏王朝晚期的都城，早期夏文化應該到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中尋找（參見趙芝荃：《簡論夏朝的斷代問題》，《中原文物》1999年1期）。
夏文化的考古學探討，除了以二里頭文化為主體展開之外，在其它地區(qū)也有重大收獲。1974年，在山西夏縣東下馮村發(fā)掘了一個遺址。它的文化面貌與二里頭有諸多相似，但也有不同之處。學界認為它是夏代——商早期的遺址。1977年11月，國家文物局召開了“河南登封告城遺址發(fā)掘現(xiàn)場會”。在告城遺址的第二期遺存中，發(fā)現(xiàn)了兩座相連的夯土城堡遺址，經測定為距今四千年左右，相當于夏代早期。在東周文化層中出土了帶有“陽城”字樣的陶片，有的學者據(jù)此推測，此地就是文獻所載“禹都陽城”所在地。如果此說成立，就是找到了大禹的都城，意義非同凡響。1978年對位于山西襄汾東北的陶寺文化遺址進行了考古發(fā)掘。該遺址面積達三百多萬平方米，規(guī)模之大在龍山文化遺址中首屈一指?？脊虐l(fā)掘持續(xù)到1984年，共清理出墓葬一千余座，獲得大批陶器、石器、玉器等珍貴文物。陶寺遺址的年代，上限約當公元前25世紀，下限約當公元前20世紀，前后持續(xù)五百余年。相當于傳說中的堯舜禹到夏初時期。有的學者主張它應該是堯的都城所在地。從出土的大型禮器和龍盤可以推測，陶寺大墓的主人，身份與地位相當顯赫，決非一般氏族首領人物，應該屬于酋邦時代的國王。陶寺遺址很有可能是夏王朝之前的一個區(qū)域性政治中心。它的發(fā)現(xiàn)，為研究“五帝時代”提供了難得的契機。1983年在河南省偃師市發(fā)現(xiàn)了一座商代早期城址——尸鄉(xiāng)溝商城。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之后，認定其中的內城修建于夏商之交，由此確定了它的特殊價值——它標明了夏文化的終止年代。
二里頭文化以及其它相關考古遺址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不僅使夏王朝的政治中心所在地明確起來，還確立了它的起始和終止年代。至此，可以說，夏王朝的信史地位已經不可動搖。
以上所述，是按照中國目前的學術趨向——致力于考古材料與歷史傳說、文獻資料的結合而完成的。但對這種趨向自身，實際是存在不同評價的。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中國的考古學“沒有再在完善和改進自身理論方法上下工夫，發(fā)揚善疑和善思的探索精神，以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為己任，卻在史學的學科定位上裹足不前，將印證史籍看作是具有最大成就感的工作”（陳淳：《中國文明與國家探源的思考》，《復旦學報》2002年1期）。于是，將二里頭遺址與夏文化直接聯(lián)系的做法，雖有時間、空間相吻合的有力支持，但從考古學自身學理而言，也有重新檢討的必要。在上一講的“特別說明”中介紹的國外學者對把二里頭說成夏文化的異議，中國學界似乎也不應該完全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