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流域是中國原始文化的中心之一。山西省地處黃河中游，河流縱橫交錯，黃土一望無際，為古代農業(yè)生產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據(jù)目前所知，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已發(fā)現(xiàn)千余處，廣泛分布于全省各地。在晉南的汾河、澮水、涑水流域，就有比較密集的仰韶文化遺址，另外，在晉東南、晉中、雁北地區(qū)也發(fā)現(xiàn)了不少同類遺存。從各地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物推測，當時人類已經過著比較長期的定居生活，以農業(yè)生產為主，還經營畜牧和狩獵，生產工具主要有磨制的石斧、石鐮、石刀等。他們制作的紅色陶器，質地堅硬，一般都畫著彩色花紋，全為手工制品，有的表面還經過細致的打磨，這些制品給人類的定居生活帶來很大的方便。距今四五千年前，仰韶文化發(fā)展為龍山文化，山西南部、中部和北部都有大量遺存。以晉南襄汾為中心的“陶寺”遺址是這種文化的代表。從遺址中發(fā)掘出的禮器、彩繪木器等來看，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大有提高，出現(xiàn)了冶銅業(yè)、采桑紡織業(yè)，發(fā)明了水井等。隨著農業(yè)、畜牧業(yè)和手工業(yè)的發(fā)展，生產上出現(xiàn)了新的分工，男子從事農業(yè)勞動，氏族在消費生產上依賴男子，婦女則更多地從事原始手工業(yè)和一些家務勞動，社會地位逐步下降，說明母系氏族公社為父系氏族公社所代替。原始共產制正在瓦解，階級分化出現(xiàn)。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山西同中原一道率先邁進文明時代的門檻。
人類的始祖是誰，是誰繁衍了人類，我國自古以來流傳著許多美麗的神話故事。傳說有女媧氏摶土造人、煉石補天的故事，在今晉城東浮山有“女媧窟”。又傳，伏羲氏與女媧本是兄妹，又是夫妻，同為始祖，吉縣有伏羲宮。有巢氏曾教人構木為巢，據(jù)說他棲息在石樓縣的石樓山上。山西境內傳說有祝融氏修筑的兩座城，一座在汾陽，一座在左權。長子縣和高平縣交界的地方，有座羊頭山，山上有神農城，又叫谷城，據(jù)說是“神農得嘉谷之所”;隰縣也有一座谷城，據(jù)說是“神農嘗谷之所”。傳說中的英雄時代，黃帝是杰出代表，他被尊奉為華夏民族的共同祖先。以黃帝為代表的這個歷史時期是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轉化的開端，他與炎帝及蚩尤之間的戰(zhàn)爭是當時重大的政治事件，對于形成華夏民族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相傳蚩尤戰(zhàn)敗，被黃帝殺死，他的血化為鹵水，即今解州鹽池。黃帝的賢相風后，生長在海隅，據(jù)說海隅即今解州鹽池西南隅，人們稱這里為“風后故里”。風后輔佐黃帝，建功立業(yè)，死后仍葬在山西境內，今芮城縣有風后陵，晉陜豫三省的交通要沖風陵渡即以此得名。傳說黃帝的史官叫倉頡，他創(chuàng)造文字，一變過去結繩記事的辦法，開啟了文明的先河。他造字的場所在臨汾，清代臨汾南關外有倉頡故宅。黃帝的時代有許多向文明轉化的創(chuàng)造發(fā)明，如文字、歷法、舟車、蠶絲等。山西地方關于黃帝及其活動的傳說是諸多黃帝傳說的一部分，從中可以看出，山西是黃帝活動的范圍，而且是它的大后方，黃帝逐鹿中原，與炎帝、蚩尤爭奪部落聯(lián)盟韻領導權。先秦典籍記載中有一段古老的傳說，有一個叫臺駘的英雄人物是少昊金天氏的后裔，在山西疏導汾水、洮水，修筑大澤的堤防，治理水患使人們安居樂業(yè)，后來被人們尊為汾水之神，如今太原晉祠內有臺駘廟。傳說中的人物和故事實際上代表的是一個極其漫長的歷史過程，走過這個艱難的歷程，華夏民族終于到達了創(chuàng)建國家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時期，山西成為舉世矚目的政治舞臺。傳說堯、舜、禹是遞相禪讓的三代圣王。堯在平陽(今臨汾)建都，其在位時，制定了歷法，接受部落聯(lián)盟的意見，派鯀去治水，后禪位于舜。今臨汾有堯廟和堯陵，堯廟配殿祀舜和禹，還有其子丹朱祠和其女娥皇、女英祠。舜繼位以后，政治中心南遷到蒲坂，即今永濟市。舜早期微為庶人，但以孝著稱。堯選拔舜為繼承人，對舜進行了種種考驗，以二女娥皇、女英妻舜，以觀其風，使九男相處以觀其外，讓他推行德教，總管百官，負責接待四方前來朝見的諸侯等等，從各方面考察舜的才干，最后決定禪讓。舜即位后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對原有部落聯(lián)盟進行了整頓，使部落聯(lián)盟會議逐漸演化為國家機關，議事的傳統(tǒng)漸趨消亡。永濟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壇。禹是舜指派為治水的官員，治水八年于外，三過家門而不入。山西河津縣城西北的黃河峽谷，傳說是禹鑿龍門的遺跡，今稱“禹門口”。禹鑿龍門后，過中條山來到今芮城縣，曾在古柏下休息，然后渡河，宿于對岸禹店村，芮城縣臨河處叫神柏峪，此處有渡口，叫大禹渡。大禹治水成功，由部落聯(lián)盟會議推舉為舜的繼承人，建都安邑，今夏縣縣名即由此而來。夏縣的鳴條崗有大禹故跡，清代稱“禹王城”。又夏縣有夏王朝宮殿，當?shù)厝朔Q為“金殿”。另外，縣城北有夏禹宮故跡。相傳禹年老時，召開部落聯(lián)盟會議，討論繼任人選的問題，大家先舉皋陶，皋陶未繼位即去世，又舉薦伯益。但禹死之后，禹子啟殺死伯益繼承了父業(yè)，說明這時原始社會轉變的階級社會的時機已經成熟，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朝建立。
近年來，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發(fā)現(xiàn)的二里頭文化，據(jù)測定屬于夏代紀年范圍內。雖然目前還沒有確定它是夏文化的直接證據(jù)，但它對探索夏代的淵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稍后東下馮的發(fā)掘初步確定為夏朝文化遺址。鉤稽史籍，參證考古學者的發(fā)掘和研究，可以說明上述傳說未必都是無稽之談，至少可以說，這些美麗動人的神話故事應當是一個真實世界的投影，因而有理由說山西是華夏文明的搖籃。
山西四山環(huán)列，境內分布的盆地又自成體系，構成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tǒng)。但中部的黃河水系(汾河、涑水河、亳清河、沁河)和海河水系(滹沱河、桑干河、漳河)又是北部邊疆通向我國中原腹地的“天然走廊”。前者，四山擁抱，造成山西文化生成上的相對獨立性，后者，傍大裂谷而行的黃河、海河水系的南北貫通則說明晉文化自生成以來就是一個開放系統(tǒng)。這種獨特的地理環(huán)境，孕育了源遠流長、豐厚、博大和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形態(tài)。
第一節(jié) 晉文化的發(fā)展脈絡
晉文化泛指山西地區(qū)的文化，從緣起及發(fā)展順序而論，它應該包括以下八個時段，或內容上自成體系的八大部分。
一、考古學上舊石器時代的“汾河文化”
山西境內，汾河由北南流，至侯馬折而西去，形成一個直角形的大轉彎，通常稱它為“汾河灣”，它是中華古文化的緣起和薈萃之地。著名的丁村文化就是發(fā)現(xiàn)于此。山西的考古及文物工作者，自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以來，經過前后20余年的發(fā)掘和研究，在這里發(fā)現(xiàn)了分屬舊石器早、中、晚三個時期的文化遺存數(shù)處。丁村遺址從一發(fā)現(xiàn)就以它鮮明的文化特征引起國內外學者的注意，稱其為“汾河文化”?！胺诤游幕睆牡赜蛏现v，它處于汾河流城，從文化內涵上看，它可以涵蓋此前在山西發(fā)現(xiàn)的西侯度文化和匼河文化的文化特征。因而它是山西原始文化的典型代表。
二、堯、舜、禹及其上古神話
20世紀后期，由于考古發(fā)掘和研究的進展，中國史學界正在走出疑古時代，過去的許多神話內容正為考古發(fā)現(xiàn)所證實。在山西有許多關于黃帝活動的傳說。黃帝究竟活動于何處?這個問題成了學術界的一個熱門話題，說法很多，大致有四類，即陜西說、山西說、山東說、湖南說。我們認為可作如下推斷，其一，黃帝故跡遍布大江南北，這說明黃帝作為華夏共同祖先的認識由來已久，為華夏所認同;其二，黃帝時代按考古學方法推斷，大約還處在游牧部落時代，還沒有定居或沒有完全定居。所以它活動于多處都是可能的。黃帝曾在山西活動過，是有大量的文獻記載依據(jù)的?；蛘咧辽倏梢哉f山西是黃帝活動過的重要區(qū)域之一。
在黃帝后裔中，堯、舜、禹是其主系。堯被封于唐，游居于陶。由此又引發(fā)了一個陶、唐的地望問題，大致有如下說法：山西臨汾說、河北唐縣說、湖北隨縣說，三地之爭由來已久，但我們仍可作這樣的推斷，堯居三處都是可能的，而堯最后以平陽(臨汾)為都城，定居下來，也是為史籍所確認的，是不疑的事實。
三、夏墟考古與夏文化探索
綜合山西關于夏墟考古的成果，可作如下結論：第一，古文獻載的“夏墟”是存在的;第二，山西夏文化考古有兩個系統(tǒng)，一是夏縣東下馮遺址與二里頭文化相同或相近;二是晉中的東太堡遺址，既有二里頭文化因素，又有許多自身的特點。這說明晉南、晉中地區(qū)的考古對夏文化的探索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四、兩周考古和區(qū)系晉文化類型
山西的兩周考古主要是圍繞晉文化考古展開的。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取得了重大進展。有四項突出的成果：第一項是侯馬晉國遺址的發(fā)現(xiàn);第二項是侯馬晉都新田遺址的發(fā)現(xiàn);第三項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侯馬晉國遺址出土的我國東周時期的晉國官方文書——侯馬盟書;第四項是1988年對太原晉國趙卿墓的發(fā)掘，該墓葬者系春秋晚期晉國趙姓正卿，也有人認為是趙簡子之墓。
以上發(fā)掘，特別是侯馬晉國遺址的發(fā)掘說明，兩周時期晉文化遺存的主要分布區(qū)在山西翼城、曲沃、侯馬、聞喜一帶。這與文獻記載的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的范圍相吻合。這樣，侯馬、曲村遺址作為古唐國、早期晉國的范圍的認識已無懷疑了，但作為唐國或早期晉國的都邑還沒有直接的證據(jù)。也就在這些重大的發(fā)掘和研究的基礎上學術界提出了關于考古學上晉文化類型的概念。
五、戰(zhàn)國時期的三晉法家文化
戰(zhàn)國時期的三晉文化是區(qū)別于齊文化、魯文化、楚文化的具有鮮明特點的晉文化。這時期晉文化的顯著特征是法家文化。三晉是法家文化的發(fā)源地和法家成長的搖籃。
六、漢晉時期的并州河東文化
三國時山西的并州、河東是曹操最早收復的地方，是當時國內少有的一塊相對安定的地區(qū)。這段時期也是山西文化發(fā)展的一個輝煌時期。當時的并州刺史梁習和河東太守杜幾以及河東監(jiān)高誘在他們任職期間為山西的文化事業(yè)做出了貢獻。當時的河東更是南北名士聚集的地方。大政治家仲長統(tǒng)、玄學大師嵇康都來此講過學。并州、河東文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士家望族的崛起。并州、河東的名門望族對整個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歷史、文化的影響為世人注目。最著名的是太原的王家、賈家和河東的裴家。
七、北朝文化
北朝文化既是一個考古學上的概念，也是一個區(qū)別于南朝文化的南北朝時期的區(qū)域文化概念。從時間上說，它包括從十六國到隋初約300年的歷史。就范圍講，主要指長江以北地區(qū)的文化。從構成而言，它包括四部分：(1)中原文化;(2)北方游牧文化;(3)一部分江南文化;(4)同佛教一道傳來的印度文化。北朝文化的具體形成，有兩大因素，一是民族融合，二是佛教東傳。
八、唐至明清時期的晉文化
唐代和唐以后是中華民族文化充分走向成熟的時期。晉文化以它悠久、厚重的優(yōu)勢在這一大段的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中，幾乎在每一時期和各個文化領域都獨領風騷，碩果累累。如唐代的詩歌，元代的戲曲，明代的小說，清代的考據(jù)學，都反映了晉文化的開創(chuàng)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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