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云洪
(濰坊學院，山東 濰坊 261061)
論黃河水患與徐州城市變遷
于云洪
(濰坊學院，山東 濰坊 261061)
歷史上黃河以“善淤、善決、善徙”稱著于世。北宋之前黃河以北流為主，南宋時起改道南泛，清咸豐五年之后，復北流。黃河南泛到1855年銅瓦廂改道期間，對徐州城的發(fā)展變遷產生了巨大影響。徐州屢次被淹又多次重建得到了考古證實。黃河水患對徐州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水災頻繁、破壞環(huán)境、城市變遷等方面。
黃河水患；徐州；城市變遷
黃河自古以來就以“善淤、善決、善徙”而聞名。北宋之前黃河以北流入海為主，從南宋時起改道南泛，直到清咸豐五年（1855）之后，復北流。黃河改道以及每次決口都給黃河下游的地理環(huán)境、社會發(fā)展和人民生活帶來巨大影響。南宋建炎二年(1128)，東京留守杜充為抵御金兵南下，在河南滑縣李固渡(今河南滑縣西南沙店集南三里許)人為地掘開黃河大堤，滔滔黃河水由決口處滾滾東流，經滑縣南、濮陽、鄄城、巨野、嘉祥、金鄉(xiāng)一帶注入泗水，復由泗水入淮河，經徐州、宿遷、淮安沿線的淮河河道流入大海，黃河由此開始了“黃河奪泗入淮”的歷史時期。由建炎二年(1128)至咸豐五年(1855)，黃河奪淮入海長達700多年，黃河流經徐州的歷史因而也達700多年。黃河在給徐州帶來便利水運交通的同時，也給徐州帶來了嚴重的黃河水患，對徐州城市發(fā)展變遷產生重大影響。
宋元明清時期從黃河奪淮入海期間，水患頻繁，災情嚴重。徐州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徐州古城滄海桑田，屢有變故，它或毀于天災，或重創(chuàng)于人禍。特別值得說明的是，黃河水患給這座古城帶來的破壞是非常大的。據《徐州自然災害史》記載，“遼宋金元時期50次，明朝時期120次，清朝時期203次。”[1]明清兩朝水患次數驟增，與黃河奪泗入淮，流經徐州古城邊緣有直接關系，給徐州城造成極大破壞和影響。
宋代熙寧十年(1077)秋，黃河在澶州(州名，治所在今河南濮陽縣)決口，大水橫流南下，漫巨野(大澤名，位于魯西南，今山東巨野縣北)，溢泗水，直逼徐州城?！昂邮Ч实?，遺患及于東方；徐居下流，受害甲于他郡。”[2]時任徐州知州蘇軾，在《答呂梁仲屯田》一詩中描述這次洪水：“黃河西來初不覺，但訝清泗奔流渾。夜聞沙岸鳴甕盎，曉看雪浪浮鵬鯤。”蘇軾率軍民奮力抗洪，加筑城墻，駕船救民，搏斗了70余日，終于將數米深的大水堵在城外，數萬民眾性命和財產得以保全，古城才免于一劫。為了防患于未然，水災后，蘇軾上奏朝廷，請求在原有的城墻上加固，并且筑木岸，以防再遭水災，得到朝廷批準。城墻加固以后，還在徐州外圍城墻上，興建了一座百尺高樓，即現在徐州的“黃樓”。元豐元年（1078）九月九日，黃樓落成典禮，蘇軾登樓，感慨黃河古道的災患即興寫下《黃樓詩》：“去年重陽不可說，水穿城下作雷鳴，黃花白酒無人問，豈知還復有今年，城南夜半千漚發(fā)。泥滿城頭飛雨滑。日暮歸來洗靴襪。把盞對花容一呷。”從詩中可以感受到水患給當時的徐州城帶來的破壞程度。
南宋建炎二年(1128)冬，為了抗擊金兵南侵，宋將杜充決黃河水以阻金兵鋒銳，在滑縣李固渡人為決堤，黃河“自泗入淮”，由淮河入海，黃河主流由西北向東南流經徐州城下。之后黃河泛濫，最終導致重大改道，南徙奪淮入海共持續(xù)七百多年。
徐州古城遭受黃河水患，在明代尤為劇烈。弘治三年，戶部侍郎白昂視察淮河，“見上源決口，水入南岸者十三。南決者自中牟楊橋至祥符界析為二支：一經尉氏等縣合穎水，下涂山，入于淮；一經通許等縣，入渦河，下荊山，入于淮。又一支，自歸德州通鳳陽之亳縣，亦合渦河入于淮?！盵3]“去冬，決口已淤，因并為一大支，由祥符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下徐州?！盵3]弘治十一年，河決歸德，“黃河一支自徐州城東小浮橋流入漕河，南抵邳州、宿遷”，徐州深受其害。明武宗正德三年，黃河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明世宗嘉靖初年，“黃河自黃陵岡決，開封以南無河患，而河北徐、沛諸州縣河徙不常”。[3]嘉靖七年(1528)閏十月，黃河決口，向東沖入昭陽湖，廟道口附近遠道淤數十里。嘉靖十三年，“河決趙皮寨入淮，廟道口復淤?！讯?，河忽自夏邑大丘、回村等集沖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縣，下徐州小浮橋。三十一年九月，河決徐州房村集至邳州新安，運道淤阻五十里。”隆慶三年，“決沛縣，自考城、虞城、曹、單、豐、沛抵徐州俱受其害。茶城淤塞，漕船阻邳州不能進?！盵3]四年（1570）九月，“河復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糧艘阻不進”。[3]隆慶五年(1571年)四月，黃河水患更加嚴重，“河水自靈璧雙溝而下，北決三口，南決八口，支流散溢，大勢下睢寧，出小河，而匙頭灣八十里正河悉淤。潘季馴役丁夫五萬，盡塞十一口。且浚匙頭灣，筑縷堤三萬余丈，匙頭灣故道以復。”。[3]據《明史·河渠二》記載，“明神宗萬歷元年，河決房村；時年秋天，淮、河并溢。明年八月，河決碭山及邵家口、曹家莊、韓登家口而北，淮亦決高家堰而東，徐、邳、淮南北漂沒千里?！哪辏記Q韋家樓，又決沛縣縷水堤，豐、曹二縣長堤，豐、沛、徐州、睢寧、金鄉(xiāng)、魚臺、單、曹田廬漂溺無算，河流嚙宿遷城?！盵4]為此，皇帝只好采納督漕侍郎吳桂芳的建議，遷宿遷縣治，修筑土城以避水患?！叭f歷十七年六月，黃水暴漲，決獸醫(yī)口月堤，漫李景高口新堤，沖入夏鎮(zhèn)內河，壞田廬，沒人民無算。十八年，大溢，徐州水積城中者逾年。眾議遷城改河。十九年九月，泗州大水，州治淹三尺，居民沉溺十九，浸及祖陵?！盵4]“二十一年五月，大雨，河決單縣黃堌口，一由徐州出小浮橋，一由舊河達鎮(zhèn)口閘。邳城陷水中，高、寶堵湖堤決口無算。二十三年，又決高郵中堤及高家堰、高良澗，而水患益急?！盵4]到萬歷末年，黃河多次在徐州及周邊決口，沖毀縷堤、遙堤無數。明熹宗天啟年間河決頻繁。最嚴重一次在天啟四年六月二日(1624年7月16日)夜，“河決徐州魁山堤，東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這次洪水沖垮徐州城東南城墻，房屋盡淹，死人無數，徐州居民苦深受水淹之苦，不僅集資將州治遷至云龍，而且官民皆退居云龍山等高阜避難。這次大水將徐州城全部吞沒，且三年不退，直到崇禎元年(1628)才算平息。三年的河水漫灌，徐州這座建于明洪武年間的城池，就這樣沉埋于黃沙之下了。
清代徐州地區(qū)黃河水患與明朝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根據《徐州自然災害史》和同治本《徐州府志》統計，清代順治元年 (1644)至咸豐十一年(1861)的218年間，徐州地區(qū)共發(fā)生有記載的水災145次，其中黃河水災有60次，占到水災總數的近三分之一，平均每三年多就發(fā)生一次。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清代徐州地區(qū)黃河水災的發(fā)生是極為頻繁的。順治九年(1652)，邳州境內黃河決口，同治本《徐州府志》記載：“是年邳州河決，城垣傾圮。”康熙七年(1668)七月，黃河再次在邳州決口，邳州城又一次陷于洪水之中。康熙三十五年(1696)，徐州、邳州及其屬縣大部分地區(qū)發(fā)生水災，災情嚴重。據同治本《徐州府志》記載：“是年秋，大淫雨，花山河溢，石狗湖漲，壞郡城東南廬舍；沛、宿大水；窯灣堤居民為風雨所漂，死者無算?！盵5]徐州是黃河和運河流經的重要地區(qū)，曾在乾隆年間任徐州知府長達五年的石杰在其為乾隆本《徐州府志》所做的《序》中道出了清代徐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徐之境南北三百里，東西五百里，黃河貫其中，銅、蕭、碭、睢介河之南，豐、沛、邳、宿介河之北，而運河又介邳、宿之間，更有昭陽、微山、駱馬諸湖環(huán)列左右。所關國計民生甚巨且重，是以險工林立，丞倅佐雜，半皆河員，自春徂秋，修防不輟?！盵6]由此可見，黃河在歷史上曾給徐州帶來了嚴重的危害。
1855年，黃河改道后，其水患漸漸離徐州而去。雖然，黃河決口仍會給徐州地區(qū)和徐州城帶來不小的影響，但是，此后再也沒有給徐州城帶來滅頂之災。
黃河從南宋改道到清朝咸豐銅瓦廂決口復改北流期間，對徐州社會產生極大影響。特別是黃河水給下游地區(qū)帶來水患的同時，隨之而來便是一系列的社會影響。
第一，河患破壞了農業(yè)經濟的發(fā)展。在南宋黃河改道以前，徐州農業(yè)經濟的發(fā)展一直為上升態(tài)勢，屬于經濟發(fā)達地區(qū)。古有“豐沛收，養(yǎng)九州”之說，徐州地區(qū)早期可稱為當時的糧倉；南北朝時，徐州地區(qū)呈現出“泰山之南，南至下邳，左沂右沭，田良野沃”[7]的農業(yè)景象。北宋時期，蘇北絕大部分地區(qū)所在的淮南東路是東南六路中經濟發(fā)達之區(qū)。宋神宗年間徐州太守蘇軾稱徐州“土宜菽麥，一熟可資數歲?！盵8]但是黃河改道以后，由于黃河頻繁決口泛濫，給徐州農業(yè)帶來直接影響。一是土地肥力減弱。經大水的沖擊，使黃泛區(qū)內肥沃的表層土壤大量流失，而洪水漫流所經之處，挾帶的泥沙則不斷淤積沉淀，在地面上籠蓋了一層厚薄不一的沙土，形成了多為粉沙組成的沙荒地，降低了耕地肥力，破壞了農業(yè)的正常生產。二是導致水位升高。黃河的多次泛濫導致地下水位大幅度升高，由于缺乏良好的灌排水系統，低洼之處的積水無法排泄，土壤鹽堿化越來越厲害，不利于農作物的成長。三是農作物產量大大降低。黃河改道把原先農業(yè)生產很發(fā)達的地區(qū)，變成了旱、澇、沙、堿的災區(qū)。農業(yè)生產力下降，直接導致糧食產量降低，遇到災年只能靠“賑米”度日。往日一熟可資數歲的情景再難重現。“蓋自河水蕩決，黃沙無垠，徐下邑多被其患，向所稱諸物產，或荒淤不復生?！睂е滦熘荨皟犬a告匱，外物罕通，徐之民益貧困”。[9]自黃河南徙后，常年的水災泛濫導致耕地面積縮小、糧食欠收和饑荒頻發(fā)。四是水災之后引發(fā)其他災害頻繁發(fā)生。黃河南襲期間（1128—1855），連年的水患災害導致餓殍遍野、蝗蟲肆虐、瘟疫頻發(fā)。期間，徐州地區(qū)曾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瘟疫21次，其中17次發(fā)生在洪水之后。明萬歷十三年（1603），徐州以及豐、沛地區(qū)大雨，黃河在沛縣四鋪口大行堤處決口，全城被淹。水災后隨即爆發(fā)瘟疫，同治本《徐州府志》中記載：“萬歷三十一年夏秋，沛縣大疫，病者十七八，死數千人。”[10]災后疫情可見一斑。
第二，直接導致徐州漕運重鎮(zhèn)地位的喪失。黃河奪泗侵淮入海后對徐州帶來重要影響，國家漕運以河渠為主，河渠遭到破壞直接影響了運輸的供給。徐州地處南北要沖，區(qū)內河網稠密，交通條件優(yōu)越。境內泗水北接河水通濟水，東與沂水相連，西有汴渠，南通淮水經邗溝可入長江。隋朝大運河開通，南段即利用汴泗水道，連接東西兩京與蘇杭地區(qū)。至宋代，汴泗航道已經成為漕運的主要航道，經徐州而運抵京師汴梁的漕糧，歲達600至800萬石。[11]徐州由于其獨特的交通位置，北方齊魯之地和南方江淮地區(qū)的物產均匯聚于此集散轉運，成為當時著名的經濟都會。但是黃河自南宋改道后徐州地區(qū)洪澇災害增多，嚴重影響到了漕運的暢通。而黃河決溢，經常導致運道阻塞無法暢通。從明代中期開始黃河的泛濫潰決頻繁發(fā)生，黃運交匯，隨浚隨淤。黃河主流被固定于徐州運道，水流愈加險惡，運河沖決淤堵的危險加大，導致了徐州經濟的衰退，使其喪失了重鎮(zhèn)地位。
南陽新河和泇河的開鑿，既是對徐州漕運的補充，擴大漕河運輸量，也更加證明了徐州漕運地位的下降。為了扭轉徐州漕運之不足的局面，為了避開黃河泛濫潰決對運道的威脅，嘉靖六年，左都御史胡世寧提出了在昭陽湖左開一新河的建議。第二年，河道御史的盛應期，采納胡世寧的建議，開挖南陽鎮(zhèn)經夏鎮(zhèn)至留城的湖東新運河，緩解了漕運受阻問題。嘉靖三十一年九月，“河決徐州房村集至邳州新安，運道淤阻五十里”。[3]“四十四年七月，河決沛縣飛云橋，東穿運河入昭陽湖，泛濫而東，平地水達一丈有余，散漫徐沛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上下二百余里運道俱淤”。[3]督理河漕的朱衡在隆慶元年春沿盛應期河道舊跡繼續(xù)開鑿南陽至留城的新河，并親自督工。當年五月南陽新河工程完工。南陽新河竣工后不久，大批漕船便由新河北上，以解燃眉之急?！奥c三年七月決沛縣，茶城淤塞，糧艘兩千余皆阻邳州”。[4]都御使翁大立奉命另開一河即所謂的泇河，以保漕運。但由于不久黃水消退，漕運再次暢通，翁大立的建議隨之被擱置。隆慶五年四月，“河復決邳州，損漕船運軍千計，沒糧四十萬余石?！盵4]萬歷二十五年（1597），黃河再次于黃堌口南決，使徐州段運河乏水，難以行舟，漕運被阻。于是開泇河之議又起。萬歷二十六年（1598），總河都御史劉東星受命開泇河以接濟運河，開趙家圈以接黃。但趙家圈不久就淤塞，泇河還沒有恢復劉東星就死去。直到萬歷三十二年，“總河侍郎李化龍始大開泇河，自直河至李家港二百六十余里，盡避黃河之險?；埾娜?，總和侍郎曹時聘終其事，運道從此大通。其后，每年三月開泇河壩，由直河口進，九月開召公壩入黃河，糧艘及官民船悉以為準?！?。[4]由于泇河漕運的開通，政府對黃河的重視也隨之下降，河道不斷淤塞。后來徐州附近黃河決溢倒灌，運河徹底阻塞，漕船便全部出邳州直河口經泇河北上，自此徐州興起的漕運優(yōu)勢徹底喪失，使得徐州失去了城市發(fā)展所需的交通條件，商品經濟迅速走向衰落。
第三，導致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的增加。北宋熙寧十年徐州發(fā)生的洪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嚴重，水災過后，居民受黃河水患之害最為嚴重的是徐州百姓。據《銅山縣志·河防考》記載，自宋代以來，徐州受黃河水災五十余次，特別是明中期以后，黃河水災次數明顯增多。水患壞民廬舍，人畜溺亡，“田廬漂蕩，父子流離。饑寒頓仆于溝坑，盜賊充盈于監(jiān)獄”。為躲避水災，徐州居民分布發(fā)生了明顯變化。官宦之家及當地富商等大戶人家為避黃河水患紛紛遷往府城南門外高亢的戶部山（今徐州市區(qū)戶部山）居住。明代后期，城市一般富裕的居民也遷向戶部山附近居住。自此形成了徐州市區(qū)“窮北關，富南關，有錢人住戶部山”的順口溜。水災過后，往往引發(fā)饑荒，大規(guī)模的瘟疫流行，元朝末年的農民起義，無不與水患災害有直接關系。
雍正三年(1725)六月，河決睢寧，宿遷大水，清政府在這一年大力“賑濟睢、宿等處饑民”，[12]自乾隆四年(1739)至乾隆十四年(1749)，僅僅十年間就有八次賑濟，共發(fā)帑銀八十五萬六千余兩，米三十萬五千余石。[13]總的來說，清代以康熙和乾隆兩位皇帝在位時間最長，賑濟徐州地方災荒的次數也最多。由此可見災情嚴重之程度。
第四，遷移治所，以避河害。當黃河水患過于嚴重或太過突然，當時的人力和技術條件無法有效治理和防御時，主動遷移治所，以此來躲避黃河水患也成為明代徐州地區(qū)防治黃河水患的一種重要手段。明嘉靖五年，黃河上流驟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雞鳴臺口入昭陽湖，水沒豐縣城，徙治避之”。[3]萬歷四年，“河流嚙宿遷城，帝從督漕侍郎吳桂芳請，遷縣治百余步，筑土城避之”。[4]萬歷五年，“蕭縣大水城崩，知縣伍維翰申請上疏發(fā)帑，遷縣治于三臺山之陽”。[28]黃河水災迫使州治多次搬遷。
徐州是一座建立了二千多年的文化古城。近年來，在徐州的城市建設中，不斷發(fā)現徐州城的地下遺存。經過考古工作者鉆探和發(fā)掘，發(fā)現這些遺存均為徐州古城的遺存，都因黃河的一次次大規(guī)模洪水泛濫而被整體淹沒所致。黃河水患不僅形成了徐州城疊城的奇觀，而且在人口、商貿、交通運輸等方面均產生很大影響。
第一，黃河水患導致徐州城疊城現象的出現。徐州，古稱彭城，是江蘇省內出現最早的城市。它地處南北方過渡地帶，是北國鎖鑰，南國門戶，向來為兵家必爭之戰(zhàn)略要地和商賈云集中心；是全國重要的交通樞紐，能源基地和工業(yè)基地。徐州是兩漢文化的發(fā)源地，有“彭祖故國、劉邦故里、項羽故都”之稱，因其擁有大量文化遺產、名勝古跡和深厚的歷史底蘊，也被稱作“東方雅典”。徐州城環(huán)山居中，古有汴泗通流，更位于故黃河南岸，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歷史上頗多水患。據《明史·河渠志》載：明朝時期黃河對徐州造成毀滅性破壞的水災有三次，分別是明神宗萬歷十三年、十八年，和明天啟四年。最嚴重一次發(fā)生在天啟四年六月二日(1624年7月16日)夜，“河決徐州魁山堤，東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4]這次洪水沖垮徐州城東南城墻，房屋盡淹，死人無數，這次大水將徐州城全部吞沒，且三年不退，直到崇禎元年(1628)才算平息。三年的河水漫灌，徐州這座建于明洪武年間的城池，全部被黃沙掩埋。據史籍記載，水退后城內淤積的泥沙，薄則1米，厚則達7米，低洼之處甚至有10米。[14]當時有人建議遷城，但終因兵科給事中陸文獻的“不可遷六議(運道不當、害要不當、省費不當、倉庫不當、民生不當、府治不當)”而罷。于是，又循照古城舊制重建新城。這就是后來的“崇禎城”。洪武古城就這樣沉埋于黃沙之下了。上世紀50年代，今彭城路1號市級機關北院興建辦公樓，發(fā)現地下有大量的古建筑殘垣斷壁、柱礎、石案等。此地帶歷史上曾經是西楚故宮、北宋蘇東坡的逍遙堂、歷代州府衙門，所以判斷此處府上建府應該是確鑿無疑。上世紀60年代初，在統一街挖掘下水道時，發(fā)現地下有一條石板鋪面的古街道，恰好走向與地上的街道重合。在徐州醫(yī)學院附屬醫(yī)院東邊水井干耗后，人們發(fā)現井下有套合的井下井古圈，另有原鐵佛寺井和文亭街的四眼井，也都與地下古井有重合現象。1975年，建造市公安局辦公樓，在拆除殘存的城隍廟殿宇、開挖地基坑道的過程中，掘出了明代城隍廟的綠色琉璃瓦的屋頂，進而發(fā)現了古廟的遺址。1983年，在徐州熱電廠基建工地，又找到了明代碧霞宮遺址。[15]
1987年興建彭城廣場和地下商城，發(fā)現了一處面積較大的地下城遺址。這處遺址層次分明，遺存清晰，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從其剖面看，依次為現代堆積層、淤土層、清代堆積層、河泥淤積層、明代及清代早期的遺址。其中三層和五層為明清文化層，分別位于距地表5米和9米處。最下邊是天啟年間淹沒的“洪武城”，疊于其上的是大水后修復的“崇禎城”。遺址中有一條石鋪路面，長約14米，石板厚度為15厘米左右，它正與今太平街重合。此外還有完整的明代水井、兩處院落大門和門前石階，以及房屋大梁和人字形磚鋪地面等。[16]這些在徐州當代城市建設中發(fā)現的被黃河淹沒的遺跡，證明都是黃河水患導致，徐州“當年應是車馬喧”的繁華城市?！白怨排沓且粭l街”，城上城的建設和城下城的發(fā)現為黃河下游嚴重的水患提供了珍貴的實證資料。
第二，水患影響徐州城市的興衰。黃河水患對徐州城的興衰影響主要表現在人口增減的變化、城市范圍的變動、經濟產業(yè)的調整等方面。一是水患造成徐州城人口的大幅增減。徐州在宋以前是我國的產糧基地，人口密集而穩(wěn)定。從宋元以后到明清時期，由于黃河泛濫，導致農田被毀，糧食欠收，饑民逃荒的現象嚴重，從而使徐州城人口從宋至清末人口波動極大。據據《漢書·地理志》《元豐九域志》《徐州府志》《清史稿》等資料記載：西漢元始二年（2），徐州有人口四十九萬八千，而到了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人口銳減到十五萬二千人；明弘治四年大水，人口達到35.4萬人，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徐州大水，百姓溺死不計其數，人口又大大降低。清雍正十一年（1733），人口直降到23.7萬人。從乾隆年間到光緒年間人口才不斷上升，到光緒六年（1880），徐州人口才突破400萬。由此可見，城市人口發(fā)展受河水影響極大。二是水患導致城市范圍的改變。徐州是一座被多條水系環(huán)繞的城市，她的發(fā)展與周圍水系環(huán)境變化息息相關。在宋代黃河南侵以前，徐州是汴水、泗水的交匯地，沂、泗、沭等河流較為暢通，洪災水患較少。但是從南宋建炎二年黃河改道開始，打亂了原來較為清晰的水系結構，到清朝咸豐銅瓦廂黃河決口期間，黃河水災頻繁，黃河每次決口，都會對徐州城池造成破損，這就使徐州城在修葺和重建之時，不得不進一步擴大城市保護范圍。據《徐州府志·建置考》記載，徐州最早在春秋時期有四座城，分別是外城、金城、小城和小城。[17]唐代統一戰(zhàn)爭后，貞觀十五年（631）重建徐州城，并建有內外兩層城墻。北宋熙寧十年（1077年），黃河決口，徐州城在蘇軾和全城軍民的努力下得以保全，大水退后，蘇軾擴建了徐州城，并修筑了城墻。明代洪武年間，朝廷在廢棄的元代武安州城池上重建徐州城，城池以磚塊和石頭筑造，周長九里多，面積約1.3km2。天啟四年（1624），黃河在魁山附近決口，洪水將洪武年間所建徐州新城沖毀，城中積水五年，直至明崇禎元年（1628），積水消退，才得以在原址重建。嘉慶二年（1797），知縣福慶修葺好康熙七年因地震而損壞的徐州城，當時城池周長“一千五百五十九丈有奇”，面積約1.7km2。規(guī)模遠超過明代的洪武城。清政府于1855年黃河改道北去開始，歷經四年，在徐州城外建筑外城墻，周長達10km。外城有東西南北關城，其中南關、西關規(guī)模較大，東關、北關因瀕臨廢黃河，建造受限，規(guī)模較小，以致不得不在廢黃河東北岸建造壩子街土城以作備用。直至民國初年，徐州城保存完好再也沒有遭到破壞。
第三，經濟產業(yè)得以調整。隨著徐州城的屢次建設，產業(yè)結構也發(fā)生變化。首先是對交通運輸業(yè)的影響。漕運是我國封建社會時期一項重要的經濟制度，“這種形式的水運在整個封建社會，曾關聯著國計民生，被視為朝廷的血脈，備受歷代統治者的重視?！盵18]徐州城市的發(fā)展與水運息息相關，歷史上的幾次興衰，都與水路暢阻有著密切的關系。元代，京杭大運河開通，為補充運河水源而“引黃濟運”，黃河與運河在徐州附近交匯，徐州便成為漕船、商船貨物中轉的重要碼頭。明代，徐州碼頭輻射到蘇、魯、豫、皖四省以及與徐州接壤的各個州縣，使徐州成為南北貨物的轉運中心。明萬歷年間規(guī)定，徐州及其所屬的蕭、豐、沛、碭山四縣每年需上貢漕糧48000石，由此可見當時徐州漕運之發(fā)達。明代以后，由于黃河南北改道頻繁，水系變得紊亂，出現徐州至淮陰的一段黃河與大運河合為一體的現象。黃河侵占了運河，從中游帶來的泥沙不斷淤積，威脅漕運航道安全。徐州段黃河的日益不穩(wěn)，決口事件的經常發(fā)生，導致漕運安全無法保證。例如，嘉靖四十四年（1565）七月，“河大決沛縣，漫昭陽湖，由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運道淤塞百余里。”徐州碼頭從此失去了樞紐地位。其次，商業(yè)貿易的盛衰。交通運輸地位決定了徐州商業(yè)貿易的興盛和衰落。隋朝大運河開通以后，徐州成為江淮流域和中原水域的中轉站，經濟貿易發(fā)達，徐州也成為江北的商業(yè)都會。特別是元代定都北京以后，徐州處于南北大運河交融的要沖，每年由此北上的漕船約12000艘，運軍12萬人，運送漕米達400萬石[19]。當時“凡江淮以來之貢賦及四夷之物上于京者，悉由于此，千艘萬舸，晝夜無息”[20]。河北、山東、安徽、河南、江蘇五省前來貿易的客商絡繹不絕，“五省通衢”的稱號由此而來。但是明中期以后，隨著黃河水患的增多，黃河決口和漫溢導致運河堵塞，比如嘉靖十三年總河副都御使劉天和上言曰：“黃河自魚、沛漕河，運舟通利者數十年，而淤塞河道、廢壞閘座、阻隔泉流、沖廣河身，危害亦大。今黃河既改沖從虞城、蕭、碭，下小浮橋，而榆林集、侯家林二河分流入運者，俱淤塞斷流，利去而害獨存，宜浚魯橋至徐州二百里之淤塞。”[3]朝廷不得不避開運河另開南陽新河和泇河以改變運河不暢的局面，商業(yè)貿易規(guī)模大大下降，徐州商業(yè)樞紐地位喪失。
總之，通過宋元明清時期，黃河水患對徐州城市發(fā)展和變遷的影響，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和啟示：第一，從宋至清，黃河對徐州產生了極大地破壞。洪水災害淹沒了城市，毀壞了房舍和農田，導致農業(yè)經濟衰退，人口銳減，社會發(fā)展受到影響。第二，徐州因是運河的重要地段，運河受到黃河泥沙的堵塞，導致交通運輸業(yè)下降，商業(yè)樞紐地位喪失。第三，徐州城市建設發(fā)生了變化。在徐州城屢次被淹之后，加強了城市的防御設施，擴大了城市范圍，加固護城大堤，加固橋梁，在運河主航道上增加多重船閘。第四，加強徐州城市的保護和建設。徐州古城地下遺址的發(fā)現、發(fā)掘和保護，對歷史文化名城徐州的起源、發(fā)展、演變及城市考古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意義十分深遠和重大。同時，可以展示徐州城淹而不遷、屢淹屢建的獨特歷史，為今人和后世子孫留下一本“活”的徐州歷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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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孫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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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4288(2017)01-0078-06
2016-09-17
2012年山東省社科規(guī)劃項目“明清黃河水患與下游城市變遷”（項目編號：10CLSJ01）
于云洪（1964—），女，山東棲霞人，濰坊學院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古代黃河下游水患與城市變遷、濰坊鹽業(yè)發(fā)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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