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務工農民工數量規(guī)模在2003年以來持續(xù)增長，將在2015年達到峰值。其內部結構的鮮明特性，使得這一群體具有不可替代性：1）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超過17%，工資收入增長最依賴人力資本積累的行業(yè)為零售餐飲業(yè)、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2）務工區(qū)域更加靈活，長三角和珠三角的農民工比重持續(xù)下降，鄉(xiāng)外縣內和縣外省內的就業(yè)占比在2009年以后持續(xù)增加；調研顯示，40%的初次外出務工在省外，但是隨后就業(yè)區(qū)域再選擇時，外省比例僅10%；3）“新生代”農民工成為主體，就業(yè)行業(yè)隨之變遷，目前從事建筑業(yè)不到10%，大部分集中于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4）勞動力供給彈性受經濟波動影響較小，08年金融危機影響外出務工平均時間僅縮短4天。
農民工是近年來收入增速最快的一個群體，高于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現(xiàn)金收入增速近10個百分點。1）收入流規(guī)模目前已達3.9萬億，并持續(xù)增長，預計2015年占比GDP達11.3%。2）農民工消費是一個逐步釋放的過程，而非“突發(fā)式”。農民工屬于典型的生命周期消費行為，子女的教育、養(yǎng)老和醫(yī)療是該群體最大的擔憂。3）農民消費市場規(guī)模在2015年占比GDP至少7.2%。經測算，若農民3-5年內消費緩慢向凱恩斯模式過度，那么基于邊際上的測算，在2015年外出農民工的消費規(guī)模占比GDP達到7.2%。
受益于農民工消費的行業(yè)：
消費支出傾向以結婚為時間拐點：婚前農民工最可能加大在衣服、鞋帽和餐飲以及培訓支出；婚后農民則在餐飲、衣服鞋帽以及日常生活用品；隨著15-24歲年輕人占比的下降，同時婚后消費傾向的略微增加，預期從農民工消費中受益的行業(yè)將會是餐飲、衣服鞋帽和文體。
耐用品市場：年輕一代更期待購買智能手機及電腦等電子產品，而已婚家庭對家用汽車和空調機的支付意愿更大；同時對于大件耐用品的購置主要還是靠自有資金，借貸意愿較低。
消費行為在“實用”基礎上追求個性化：農民工購買的消費品“實用”是首要因素，67%以上將實用性作為消費決策首要考慮因素，同時男性比女性更加注重自己的品牌以及“從眾”，無論是服裝還是耐用品消費。
消費空間市場主體在老家：隨著年齡的漸長，75%的30歲以上農民工在未來3-5年會選擇回到自己的老家消費總是緊隨人流，同時農民工的特殊品質使得更多的消費發(fā)生在鄉(xiāng)外縣內和縣外省內消費市場主體在老家，外出務工者的消費、就業(yè)市場相分離
長期趨勢：消費空間機會在當前處于第二梯隊的城市。我們的研究發(fā)現(xiàn)，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速度是農民工流向的先行指標，隨著東部地區(qū)以及一線城市的高薪酬的吸引力的下降以及區(qū)域因素對工資差異影響的減小，致使當前農民工內遷已初露端倪。
在本輪資本市場震蕩之下，消費行業(yè)的投資防御特性再次凸顯。 “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正在成為中國消費新常態(tài)的表征。我們自2015年5月開始陸續(xù)推出消費系列報告，系列1從財富和人口的視角分析了60%是中國的居民消費率的第一邊界，且消費出現(xiàn)六大新趨勢；系列2回顧了日本從大眾到個性的百年消費變遷歷史，從人均GDP水平、人口結構等方面看，中國目前正處于日本消費的第二階段末期、第三階段早期；系列3則分析了美國消費是如何崛起的，為何擁有令各國艷羨的居民消費率水平。本報告在前三個系列基礎之上，重發(fā)我們在2012年對農民工群體消費的專題研究報告，認為他們正在成長為中國的消費巨人。
引言農一個農民工的現(xiàn)實與夢想
如果你剛買了一部手機，那么它屬于全世界每年手機銷量的18億分之一，縱使你是在美國買的，該手機也有超過50%的概率產于中國廣東省，且出自非廣東的外來農民工之手。2011年中國的農民工總數達到了2.5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8.8%。外出務工的農民工數目也已達1.58億人，根據聯(lián)合國的預測，這已經達到了全世界流動人口的1/3。而另外一方面，在中國經濟的增長由出口轉內需的大前提下，如果你相信“中國消費”時代即將來臨，那么這群在中國特有的、介于城鎮(zhèn)居民和農村居民之間的“第三類居民”，有能力支撐起中國的消費市場，為放緩中的中國經濟注入新的元素嗎？還是另外一種令人失望情形，即便數據上顯示農民工工資收入不斷上漲，但是農民工根本就沒有足夠的消費能力？
2.5億的農民工是中國特有的，他們的消費傾向、消費行為、消費結構沒有任何的歷史軌跡以及國際經驗可以外延預測，正是這樣的特殊性，我們研究團隊帶著以上的疑問來到成都、廣安等地區(qū)進行實地調研，試圖從真實的農民工生活、工作中找尋答案。以下是一位中國農民工的典型代表，也許從他的人生經歷、心里成長以及務工地點的變遷、生活的期盼與擔憂中，能為我們打開了解中國農民工消費的窗口。在此引言之后，本報告將詳細分析我們近400份的問卷數據，從消費理論和實證數據上找尋“中國消費”之農民工篇的答案。
那個年少輕狂的年代，夢想像朵永不凋零的花，走過風吹雨打，看世事無常，滄桑變化。1997年的春天，十五歲的他從家中偷了300元錢，載著年少掙錢、過城里人生活的夢想，第一次背井離鄉(xiāng)、踏上通往遠方的列車。從此，他成了中國成千上萬外出務工農民工中的一員，躊躇滿志、信念堅定的他去過克拉瑪依，去過攀枝花，曾長居蘇州，現(xiàn)在又重返故里廣安；期間他做過洗碗工，學過廚師，開過飯館，當過黑中介，干過電器工人，開過電器廠……期間他曾窮困潦倒，連買包煙也要思量許久；也曾寬裕一時，年收入超過8萬；但最終生活帶給他的似乎除了年齡增長與閱歷的積累，并沒有太多其他的東西。他依然沒能在城市找到歸宿，在外出務工近15載時，他選擇回到自己的故鄉(xiāng)。
從15-28歲之間，大約前5年他在尋覓著實現(xiàn)自己夢想的方式，在克拉瑪依市平均工資3000元的1995年，他在那里洗碗、學廚師，心中的那份“想自己干”的激情無形中鼓勵他踏上歸途自己開飯館。但是，在聽說南方更掙錢的時候，他又南下吳中，陸續(xù)干過黑中介、工廠領班。在積累了城市工廠電器生產方面的經驗后，他在蘇州雇傭了30余個工人開了一個小電器廠。然而，當他的工廠在2009年上半年剛剛實現(xiàn)微利的時候，金融危機來了，廠子倒閉了。25歲時，夢想戛然而止。但生活依舊還要繼續(xù)，家中的父母年事已高、年少的妹妹念書尚需要他的支持。他被迫無奈接受現(xiàn)實，重新開始在別人的電器廠打工。
即將奔向而立之年，他重歸故里，為自己的心尋找了一個家。雖然在外出務工的最后兩年里，他的工資已經達到了4500元/月，高于現(xiàn)在在廣安某企業(yè)的3800元/月，但是他卻說自己的生活質量提高了，可能是因為心里更加踏實了吧。大城市的燈紅酒綠、紫醉金迷曾經是他所一度向往的，也曾吸引年少輕狂的他出去闖蕩，但他始終無法找到自己的角色，也無法找到應有的歸屬感。曾經的傷心流淚，曾經的黯然心碎，曾經的思鄉(xiāng)情切，以及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濃烈的孝子之心，各種因素的交錯都促使他帶著女友回到故鄉(xiāng)，來到老家附近的城市務工，并打算扎根。他開始買彩票了，開始認命了。外出的十余年，除了年齡增長與閱歷的積累，他幾乎又重新回到了當初的原點。
走過那個年少輕狂的年代之后，生活狀態(tài)、思想觀念等等都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慢慢變化。首先是在謀生地點的選擇上。年少的時候，初生牛犢不怕虎，敢于闖一闖，從油都到沿海，很少有想家的念頭，只想著有一天能夠衣錦還鄉(xiāng)。隨著年紀的增長，家里年長的父母成為是自己最大的牽掛，在沒有辦法在城市里安家落戶的時候，在那個不屬于自己的城市為別人打工的時候，他在歲月里改變了模樣，走過的世界不管有多遼闊，當城市的萬家燈火燃起之時，他心中的思念依然是同一個的地方。
其次，婚姻對于他消費行為的改變也是很顯著的。這不僅僅表現(xiàn)在邊際消費傾向的下降，更是體現(xiàn)在消費結構的內部變化上。曾經的那個他，外出餐館就餐的花費占據了30%，同時房租及水電費也是花銷的大頭，接下來的花費才是家用食材和衣服鞋帽等；已近而立之年的他，似乎更“居家”了，家庭的花銷僅僅是那些收入彈性為零的生活必需支出，除非過年過節(jié)，他再也不外出就餐了。他會比以前更加經?；丶铱纯?，哪怕就是幫母親刷刷筷子洗洗碗。他也比以前多了一些鄉(xiāng)里鄉(xiāng)親的人情往來。
雖然從四川那個窮困的小鎮(zhèn)走出來，經過多年的在外磨練，伴隨著東部沿海城市經濟的發(fā)展，他的工資水平已經達到了近5000元每月，高出當前薪資的30%，但是這多出的30%的工資收入依舊不足以構成其增加消費的絕對理由?；剜l(xiāng)了，成家了，他不再是一個人，無形與有形的負擔同時疊加在他肩上。已近而立之年的他，工資的所得已經不再每月用來“揮霍”的，儲蓄的比例由原來占比收入不到30%變成超過2/3，每月的消費開始比以前更少了。這是因為他的擔心比以前更多了：他會擔心年邁父母的身體，因為農村醫(yī)保能夠報銷的僅僅是很小的一部分；他會擔心孩子的教育，因為自己就是吃了“沒文化”的虧，所以總是希望自己未遂的愿望在下一代身上實現(xiàn)；他擔心那個一階導數趨向零的工資如何能抓住直線上升的物價的尾巴；他擔心那份被強制征收的土地款哪一年才能夠打到自己賬戶上；他擔心如果有一天現(xiàn)在工作的企業(yè)也因一場危機倒閉了，他該干些什么；他很想有一份自己的小事業(yè)，但即使是一個小本生意他都不敢嘗試，那份年輕的“闖勁”已經完全被脆弱的現(xiàn)實湮滅了，他再也傷不起了。
他滄桑的經歷是廣大中國農民工的一個縮影，映射出了第三類居民真實的生活變遷。他們作為當前最有購買力的一代，會給中國的消費市場注入怎樣新的活力？如果90后的新一代農民工也承襲農民工的基因，婚姻是他們人生的拐點的話，那么農民工消費市場會呈現(xiàn)怎樣的分化格局？我們基本判斷：（1）農民工整體的消費市場規(guī)模的大的，但是路漫漫，隨著教育與醫(yī)療的雙公平，農民工的消費能力的釋放漸行漸近；（2）婚前務工者的消費市場中，機會在餐飲業(yè)與中低端的服裝行業(yè)，婚后的消費市場在家庭日用品以及中等禮品行業(yè)。
（一）整體數量持續(xù)增加，將在2015年增速達到峰值
外來務工農民工 數量規(guī)模在2003年以來持續(xù)增長，2011年規(guī)模已至1.58億。勞動力外出就業(yè)是農村勞動力從農業(yè)向非農業(yè)轉移的主要途徑，更是增加農民收入的主要手段。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系統(tǒng)自2003年以來，每年就農村勞動力轉移情況進行兩次專項跟蹤調查，以更好地了解和掌握這一群體的特點和變化。從調查的數據上來看，自2003年以來，農民工數量一直在保持穩(wěn)定的增長。從有觀測數據的2003年，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0886萬人，但是到2011年已經達到了15863萬人，年均增長超過600萬人，如果加上外出后返鄉(xiāng)就業(yè)或者創(chuàng)業(yè)的，有過外出就業(yè)經歷的人員的話，這一數量將會更多。從增長速度上來看，自2005年以來，農村外出就業(yè)人員保持了快速的增長，年增長速度都在5%以上，2008年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但是自2009年之后，隨著金融危機影響的減弱以及國家出臺的一系列保增長、保就業(yè)政策的出臺，農村外出就業(yè)的人數保持穩(wěn)定的增加。
隨著勞動年齡人口年均負增長在2016年后出現(xiàn)，外出農民工增速開始放緩，預計在2015年達到（1.66億）。對于未來外出勞動力的規(guī)模，一方面取決于中國的城鎮(zhèn)化發(fā)展水平，另一方面更取決于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變化趨勢。根據人口學專家蔡昉博士的預測，“十二五”期間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最多的時期，在2015年達到峰值；對于新增的勞動年齡人口，將會從2016年開始年均出現(xiàn)負增長，即便每年新增的城鎮(zhèn)勞動力都是外來務工的農民工，那么在2015年的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66億，2020年1.77億，2030年為1.9億人。
（二）內部結構造就其本身不可替代性
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做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呈現(xiàn)出諸多鮮明的特性，使得這一個群體具有不可替代性，使得其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議價能力上升，在要素市場中的相對比價能力提高：（1）人力資本：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干中學”工作經驗的不斷積累，尤其在制造業(yè)、服務業(yè)和零售業(yè)上構成其他勞動力的進入壁壘；（2）就業(yè)區(qū)域：自主性更強。不再集中于東部沿海地區(qū)，鄉(xiāng)外縣內和縣外省內的就業(yè)占比在增加；（3）就業(yè)行業(yè)：代際變遷，由建筑業(yè)向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過渡；（4）勞動力供給彈性：受經濟周期波動影響小。
所有的這些農民工勞動力要素資產的特性都決定了這個群體的不可替代性，使得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議價能力增強，有利博弈結果的貨幣表現(xiàn)就是農民工資產要素價格的上升，也即工資收入的不斷攀升。
1．人力資本的提升加快
農民工群體的受教育水平在不斷提升，使得他們有更強的學習能力，能更快地掌握新技術，轉化為工資產出。2003年，外出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0年，但是到了2010年，這一數字已經上升到了均值8.3年，特別的2010年接受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占比達到了53.5%。從2003-2009年的數據呈現(xiàn)的趨勢上來看，小學及以下的占比在不斷下降，由2003年的占比27.1%下降到2009年的20.6%；而與此同時，初中以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數占比在逐年上升，如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數占比由2003年的10.7%上升到了2009年的13.2%。農民工文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最重要的是得益于農村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農村人口的整體文化素質不斷提高；當然，這也可能是低教育程度的勞動力的回流造成的，受國家產業(yè)結構升級的影響勞動力市場對從業(yè)者的文化程度的要求越來越高，可能會存在逆向選擇的發(fā)生，使得那些低文化程度的外出者就業(yè)難度增加。
農民工在制造業(yè)等相關行業(yè)中“干中學”不斷積累的工作經驗形成巨大的人力資本。微觀的調查數據顯示，大約在6000名的外來務工農民工當中，20%是在1995-2000年就離開故鄉(xiāng)外出務工，63%的人在2000年之后陸續(xù)離開故鄉(xiāng)，所以，近10年的在制造業(yè)、建筑業(yè)等行業(yè)的工作經驗的積累逐漸成為巨大的人力資本，是轉化為收入產出的強勁動力。
分行業(yè)的人力資本的積累上，近年來積累最快的行業(yè)分別是零售、餐飲住宿業(yè)，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根據高校聯(lián)合的微觀調查數據，我們用務工者第一份工作結束與開始時的工資的對數差 （1n(first_end_hourly)-1n(first_bengin_hourly)）來反映人力資本的積累。結果顯示，在農民工從事的行業(yè)中，零售、餐飲住宿業(yè)，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是最快的，分別達到了0.50、0.47和0.42.，也說明這些行業(yè)工資收入的增長最依賴于工作經驗。
2．就業(yè)區(qū)域的選擇靈活性增強
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就業(yè)區(qū)域的選擇靈活性增強。2009年之后，跨省流動就業(yè)占比呈現(xiàn)下降的趨勢；與此同時，鄉(xiāng)外縣內和縣外省內的就業(yè)農民工的比重在增加。這樣的態(tài)勢出現(xiàn)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西部地區(qū)近年來經濟發(fā)展快速增長，中西部地區(qū)承接東部地區(qū)產業(yè)轉移的步伐較快，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不斷加大，縣域經濟發(fā)展態(tài)勢良好，本地用工需求較快增長，使得農村勞動力出就業(yè)的機會成本增加。主要來說
在中西部務工的農民增長較快，中西部地區(qū)對農民工的吸納能力進一步加強。2011年在東部地區(qū)務工的農民工為16537萬人，占比全部農民工總量的65.4%，比2010年下降了1.5個百分點；在中部地區(qū)務工的農民工4438萬人，占全部農民工總量的17.6%，比2010年提高0.7個百分點；同時，在西部地區(qū)務工的農民工4215萬人，比2010年增長9.6%，占比全部農民工的16.7%，比上年提高0.8個百分點。
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qū)務工的農民工比重持續(xù)下降。在長三角地區(qū)務工的農民工為5828萬人，比2010年增長0.3%，珠三角地區(qū)數量為5072萬人，比2010年增長0.1%，該兩大地區(qū)農民的每年增加的數量以及幅度都是呈現(xiàn)逐年下降的趨勢。2011年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qū)務工的農民的分別占比全國的23.1%和20.1%，分別比2010年下降了0.9和0.8個百分點。
2009年之后，跨省就業(yè)比重呈現(xiàn)下降趨勢。在外出務工的就業(yè)形勢中，跨省就業(yè)的勞動力占比一直是最大的，特別是2008年，達到了45.4%，但是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跨省就業(yè)的農村勞動力數量歷史罕見地出現(xiàn)了大幅度的下降，大量的農村外出勞動力選擇回到省內尤其是縣內就業(yè)。2010年，隨著宏觀經濟的有所好轉，各地用工需求增加，農民工外出務工的比重也呈現(xiàn)了一定的上升趨勢。鄉(xiāng)外縣內和縣外省內的就業(yè)占比在增加。外出就業(yè)勞動中，鄉(xiāng)外縣內的就業(yè)比重在2006年以前一直是呈現(xiàn)下降的趨勢，從2003年的35.7%下降到了2006年的21.9%；而與此同時，縣外省內的比重由2003年23.3%上升到2006年的35.3%。但是在2006年之后，隨著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大力發(fā)展縣域經濟”，并注重農村勞動力的就地就業(yè)轉移，很多農民工選擇回鄉(xiāng)就業(yè)，鄉(xiāng)外縣內的就業(yè)比重近年來呈現(xiàn)上升的趨勢，2009年和2010年的占比分別為30.0%和29.3%。
3．就業(yè)行業(yè)伴隨代際變遷，由建筑業(yè)轉向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
農民工群體自身逐步完成了代際變遷，“新生代”農民工成為主體。國家統(tǒng)計局的微觀調查數據顯示，目前近60%的農民工（8487萬人）是所謂的“新生代”農民工，也即是出生自80、90年后的農民工。
就業(yè)行業(yè)的變遷，從事建筑業(yè)的比重不到10%，大部分集中于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農民工群體本身已經漸漸完成了代際的更替，從小的成長環(huán)境，決定了這一代人不再從事辛勞的建筑業(yè)，而是逐步向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轉移。2009年的數據顯示在全部的農民工當中，有39.1%從事制造業(yè)，17.3%的農民工選擇在建筑業(yè)務工，住宿和餐飲業(yè)以及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yè)占比達到19.6%。但是做為農民工主體的“新生代”農民工當中，有44.4%的人在從事制造業(yè)工作，商業(yè)服務占比21.6%，而相應的從事建筑業(yè)的人占比僅9.8%，但是上一代農民工當中有27.8%的人都是選擇在建筑業(yè)務工。這樣的現(xiàn)象充分說明了新生代農民工在選擇行業(yè)的時候，不僅看重崗位的工資水平，也很看重企業(yè)提供的工作環(huán)境和職業(yè)前景。
4．勞動力供給受經濟周期波動影響小
外出務工的農民的勞動力供給具有受宏觀經濟波動影響較小的特點，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過半的務工者都有穩(wěn)定的工作單位。主要的證據源于：（1）國家相關部委聯(lián)合高校在2008年對六千多名外來務工人員的調查顯示，“在過去12各月失業(yè)次數”的均值僅為0.26.（2）在2007年以前，由于國家政策措施的不斷完善、就業(yè)環(huán)境的逐步改善以及勞動力市場的日趨健全，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yè)保持穩(wěn)定上升的態(tài)勢，外出就業(yè)勞動年均外出時間由2003年的261天增加到2007年得271天。2008年由于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使得外出農民工提前返鄉(xiāng)，勞動力在外務工的時間平均減短為266天，此后的2009年和2010年都維持在268天的水平。而同期由于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速由2007年的14.2%下降到了9.6%。相比較而言，從農民工在外就業(yè)天數反映的就業(yè)彈性相對宏觀經濟的波動很小。
（三）不可替代性造就其收入逐年提高是一連串事件
這里的收入是廣義的收入， 除了基本的工資性收入之外，還有各項非貨幣化的福利待遇。由于農民工勞動力的不可替代性，以及該項要素本身的稀缺性，農民工外出務工的機會成本加大，導致了要素資產的價格近年的快速上漲，近兩年的工資收入增速保持在15%以上，遠高于GDP的平均增速，2011年全國外出農民工的月均工資收入2049元，比2010年增長21.2%，預計到2015年，農民工的實際工資將會達到4898元，2020年、2030年分別達到9601元和13442元；同時福利待遇也在不斷上升。
1．工資收入—年務工工資收入保持兩位數的增長，2011年增長21.2%
為了說明在外務工農民工勞動力價格的快速增長，在此我們從兩個角度的數據進行驗證：（1）微觀的調查數據；（2）側面的農民工進城務工的機會成本。兩方面的數據都證明了農民工勞動力要素資產價格近年來快速上漲的不爭事實
來自微觀的調查證據，僅在2009年，農民工月工資增長高于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現(xiàn)金收入近10個百分點。根據人民銀行最近一次農民工問題年度監(jiān)測問卷調查的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底，被調查農民工月均收入1783.3元，同比增長17.8%，分別高于全國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現(xiàn)金收入9.0和9.6個百分點。從近三年調查的數據顯示，農民工家庭的人均收入在逐年上升，2008年和2009年分別較上年增長了10.8和16.7個百分點。同時在收入的構成當中，外出務工收入占比是最大的，近年來都達到了70%以上，也都年均維持在16%以上的增長。經典的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只要農村還存在邊際產出低于生存水平的剩余勞動力，先進工業(yè)部門的勞動供給就是一條基于生存收入的水平線，勞動工資就會穩(wěn)定于生存收入，不會隨著勞動需求擴大而提高。那么就可以推斷，如果勞動力工資普遍上漲，意味著工業(yè)化耗盡了農村剩余勞動力。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農民工大量進城，他們在城市得到的實際工資在相對穩(wěn)定時期過后，從1996年開始不斷上漲，并在2005年出現(xiàn)爆炸式上漲，2004-2007年間的實際工資收入年增幅一直維持在7%以上。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2008年的實際增長率達到了19.6%，2009年的工資增長也達到兩位數。統(tǒng)計局的數據也顯示，在2010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10.9%，為1998年以來首次快于城鎮(zhèn)居民，且工資性的收入增長高于GDP的增長速度。在以上的基礎上，以1985年550塊的工資為基準，以與GDP增速相等的8%的保守估計，到2015年，農民工的實際工資將會達到4898元，2020年、2030年分別達到9601元和13442元。
收入快速增長的反向證明—農民工的機會成本大幅上升：蔬菜價格快速上升。對于微觀的調查數據，可能受到攻擊的地方是，首先樣本存在選擇性偏差的可能性；其次，現(xiàn)有可得的微觀調查數據關于農民工收入的數據都是基于農民工家庭，幾乎不能完全反映在城務工的工資性收入。在此我們從經濟學的“機會成本”的角度來反映農民工收入的增長情況。機會成本是指，在做出一種選擇時，所放棄另一些可能的選擇的最大價值或者收益。農民工擁有的資源是勞動力，那么在外出務工和在家務農之間做選擇時，需要考慮到兩個方案的潛在收益，那對于機會成本，在這里就是選擇外出務工時所放棄的在家務農的最大收益。在理想狀態(tài)下，在農民工在外務工人員的數量保持穩(wěn)定或者在動態(tài)均衡的狀態(tài)下，從事兩種職業(yè)的 邊際報酬是相等，也即務工工資和務農所得的增長率是相等的。
在這里，我們選擇了最能反映CPI數據中的糧食和鮮蔬價格的同比增速的數據來反映務農收益增速。這里我們看到不論是蔬菜還是糧食的價格都呈現(xiàn)了一個快速上升的趨勢，特別是在2004年“農民工荒”之后，蔬菜的價格更是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 2009年和2010年的同比增速分別達到了15.43%和18.7%。糧食價格因為受國家調控比較大，所以增速較為平緩。需要說明的是在2003年蔬菜和2004年糧食價格的大漲，最主要是受到了2003年自然災害的影響，農作物的受災面；積擴大了16.6%，當然這與鮮菜20.51%和糧價價格26.42%的增幅之間的差異也反映農民工工資的上漲。
2．福利待遇收入—逐年提高，44%的農民工單位有宿舍
除了基本的工資性收入外，農民工的福利待遇等非貨幣化的收入也在逐年加大。比如企業(yè)為農民工提供的免費住宿、免費的職業(yè)培訓、為職工繳納相關的社會保險等等。
超過四成的單位為農民工提供住宿。早在2009年，國家統(tǒng)計局的專門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的一項微觀調查數據就顯示，在全部的農民工當中，有37.4%住在單位的宿舍，而80年代后的新生代農民工有43.9%單位都會提供宿舍，住工地工棚的占比不到8%。
3．農民工作為一個主體：獲取收益能力在持續(xù)增加
外出務工農民工群體收入流規(guī)模目前已達3.9萬億，并在持續(xù)增長，預計2015年占比GDP達11.3%。以2011年農民工15863萬人、年均收入24588元計算，2011年的收入流量為3.9萬億，占當年GDP的8.3%。假設農民工數目以蔡昉博士勞動人口的1.5%的保守增速估算，工資保持為15%的增長，而GDP保持在8%的增速，那么預計至2015年該群體獲取年收入流占比GDP將會達到11.3%。
二農民工消費市場有多大？
中國的整體經濟在轉型，拉到經濟的“三駕馬車”主力正由出口和投資為主轉向消費為主，“中國消費”時代漸行漸近，那么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城鎮(zhèn)居民、農村居民和農民工三類人，誰將會是最大的主力，擁有2.5億人口的農民工的消費傾向的研究顯得意義非凡。
（一）醫(yī)療、養(yǎng)老是農民工生活最大的憂慮
消費行為是理性人如何分配收入，或者說是行為人在時間上的選擇，當前的儲蓄是未來的消費，而這背后的主導因素是人們的“后顧之憂”，在此，我們以實際的調查數據作為分析的起點。
農民工憂慮自身的事業(yè)，也擔心孩子的教育和養(yǎng)老、醫(yī)療問題，這些都是宏觀體制的映射。從我們的調研數據上來看，對于未來的不確定性，隨著年齡的改變而變化。對于大多數的未婚年輕來說，正如我們引言中所闡述的一樣，年輕人總是希望在城市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有52.4%的人為自己的事業(yè)而憂慮，憂慮薪資的不穩(wěn)定、憂慮創(chuàng)業(yè)的艱辛；其次就是擔心未來物價太高，工資的上漲總是趕不上物價的攀升。對于大多數的已婚務工者來說，他們擔心更多的是孩子的教育、成長以及醫(yī)療和養(yǎng)老。訪談中，對于廣安市的農民工來說，新型農村合作醫(yī)療基本上農民受益不是特別大，眾多的醫(yī)藥費用不在報銷的范圍之內。
42%的農民工沒有任何的養(yǎng)老保險。從調研的數據來看，農民工擔心養(yǎng)老源于現(xiàn)實的沒養(yǎng)老保障體系的不完善，非常寒磣的數據是41.9%的農民工沒有參加任何養(yǎng)老保險，參加農村社會養(yǎng)老保險的比例僅為28%，商業(yè)保險參比率更是僅3.3%。
現(xiàn)實教育和醫(yī)療、養(yǎng)老領域的“難”、“貴”問題，此兩種改變命運和生活質量的體制正在逐步得到改善。教育作為人力資本投資和改變命運的主要方式，醫(yī)療作為人力資本維護和改變生活質量的主要方式，兩者的費用對于農民工來說卻是過高，這會使他們進一步承受通脹壓力和資產價格膨脹帶來的壓力。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這些體制正在漸漸發(fā)生變化。
1）醫(yī)療：超過8.4億農村居民參加新農合，參合率超過96%，基金支出6年擴大45倍。新型農村合作醫(yī)療制度（“新農合”）是近年來我國醫(yī)療衛(wèi)生體系的一個重大變革，目的是重點解決農民因大病出現(xiàn)的因病致貧、返貧的問題。當初基本的制度設計也是資源加入、大病以防治為主，為參合者提供醫(yī)療補貼。那么從實施以來，參合人數都在不斷上升，截至2010年，已有8.4億人參加了新農合，參合率達到了96%，同時，已有2678個縣開展了新農合，補償受益人次達到了10.87億人次。新農合每年的基金支出也已經從2004年的26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1188億元，支出擴大了45倍。
學術證明：新農合使得非醫(yī)療支出類的家庭消費增加了約5.6個百分點。白重恩、李宏斌等 通過2003-2006年的農村固定觀察點的面板數據印證了在農村居民中，醫(yī)療保險減少了預防性儲蓄的假說：（1）新農合是的參合家庭的非醫(yī)療類消費增加月5.6個百分點；（2）這對可能面臨難以負擔的醫(yī)療支出風險的家庭，比如收入較低或者家庭成員健康狀況較差的農戶，保險對消費的刺激作用更強；（3）參合經驗對保險的效果也有影響，參合時間超過一年的農戶其消費的增加幅度要明顯高于參合時間不多于一年的農戶。盡管新農合常常被指責保險力度太小，不過這項制度還是顯著提高了農村地區(qū)的消費，而且這比直接的政府現(xiàn)金轉移支付更有效。
2）養(yǎng)老：新農保 將在2020年全面覆蓋農村居民。我國農村居民在2009年末，參加基本養(yǎng)老保險的7277.3萬人，為了更好地解決農村居民的養(yǎng)老問題，國務院又在基本養(yǎng)老保險的基礎上，開展了“新農?！钡脑圏c，頒布了《關于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yǎng)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意見提出，2009年試點覆蓋為全國10%的縣，以后逐步擴大試點，在全國普遍實施，2020年前基本實現(xiàn)對農村適齡居民的全覆蓋。意見指出的參保范圍為年滿16周歲的（不含在校生）、未參加城鎮(zhèn)職工基本養(yǎng)老保險的農村居民可在戶籍地自愿參加新農保。新農保基金由個人繳費、集體補助和政府補貼構成，其中個人繳費的部分設為每年100、200、300、400、500元5個檔次，參保人自主選擇檔次繳費，多繳多得；政府補貼的又分為中央政府對中西部基礎養(yǎng)老金的全額補跌、對東部50%的補貼和地方政府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得補貼標準。在參保人年滿60周歲之后，每月可領取到的養(yǎng)老金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國家規(guī)定的基礎養(yǎng)老金55元/人/年，另一部分來自個人賬戶的養(yǎng)老金，為個人賬戶全部儲存額除以139。
3）其他相關政策逐步改善。比如戶籍制度的改革、政府的財政性補貼、基本醫(yī)療保障等等，都解決了農民工的后顧之憂，增加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占60%的新生代農民工的父輩已經為其積累了一批財富，他們無需將工資性收入寄回老家用于建房等農村性的消費。同時，在社會保障方面，隨著社會保障覆蓋率的提高，也會在一定程度上解除農民工的后顧之憂，新的《勞動合同法》以及其他法規(guī)的要求，農民工從制度上已經被基本的保險制度所覆蓋。另外，在政策上，2010年始，中央就明確提出統(tǒng)籌城鄉(xiāng)發(fā)展的戰(zhàn)略決策，要求把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業(yè)轉移人口逐步在城鎮(zhèn)就業(yè)和落戶作為推進城鎮(zhèn)化的重要任務，這為我們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問題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指明了方向。戶籍制度的漸進式改革將會把大規(guī)模的農民工轉化為新市民，消費模式的變化將滲入他們之中。各種形式的戶籍制度改革正不斷推出。如作為第一大流動人口的廣東省在2011年的8月就已經將3000萬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工作納入和諧廣東、幸福廣東建設的重要內容，11年有18萬農民工入戶。又如始于2010年7月的重慶市戶籍制度改革，其規(guī)?？胺Q中國近代史上罕見，其目標極為進取，重慶于2007年成為城鄉(xiāng)化一體化試點城市，其在2010年定下極為進取的目標——2020年前將1000萬農村人口移居城市并為其提供城市戶口，將城市化率從29%提高至60%。未來十年重慶戶籍制度改革的結果必將對中國其他地區(qū)的同類改革產生重要的影響。
（二）農民工是典型的生命周期消費行為
經濟學上的三類消費行為。在經濟學流派里，代表性的消費理論分為凱恩斯理論、、生命周期消費理論和持久收入消費理論三種。傳統(tǒng)的凱恩斯消費理論認為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是當期絕對收入的函數，影響消費的最重要因素是當期的收入，消費決策是一個短期的行為，我們認為對應到中國最可能是凱恩斯消費行為的是醫(yī)療、養(yǎng)老保障相對完善的城鎮(zhèn)居民，他們沒有后顧之憂。消費的持有收入假說認為消費者的消費支出不是由現(xiàn)期收入決定的，而是由持久收入決定的，也即只有持久的收入才能影響到人們的消費，我們認為中國的“官二代”、“富二代”最有可能是此類消費行為，因為對于富二代來說，這里的持有收入最重要的就是財產，或者是繼承財產。生命周期消費理論則認為，人們會在相當長期的跨度內計劃自己的消費開支，以便于在整個生命周期內實現(xiàn)消費的最佳配置，平滑自己一生的消費。
農民工消費模式為“高收入、高儲蓄率”，是典型的生命周期消費行為。但是我們的調研數據顯示農民工作為中國的“第三類居民”消費行為均不是以上兩種，更多的是生命周期的行為。30歲以上的農民工收入是最高的，69%以上的月收入都在2000元以上，而20歲以下的年輕人的月收入84%都在2000元以下，但是儲蓄率呈現(xiàn)一個倒置的現(xiàn)象。這里的解釋為，尤其對于未婚的年輕人，有53%的人擔憂自己的事業(yè)以及工作的穩(wěn)定、收入來源的可持續(xù)性，再加上社會保障的不健全，就使得他們在收入高的時候有更高的儲蓄傾向，以備子女的教育支出、父母的養(yǎng)老支出、可能的大型醫(yī)療支出等等，為所有的未來不確定性儲蓄。
（三）消費市場2015年占比GDP至少達7.2%
本報告的前兩部分已經分析了農民工的消費行為遵循生命周期的模式，同時該群體所憂慮的因素正在逐步改善，我們有理由相信農民工消費市場空間正一步步釋放開來，正所謂路漫漫其修遠兮。那么這個群體的市場規(guī)模有多大，在此本報告以GDP為基，做一個測算。
基本假設。在此做了兩種口徑的消費規(guī)模的預測，一個是基于邊際上的規(guī)模，類似凱恩斯的消費行為，也即以每年的農民工消費支持占比當年收入，這里的考慮因素為，隨著戶籍、醫(yī)療、教育等社會服務的完善以及政策的開放，可能農民工的消費模式會漸漸向城市居民過度，有可能演化為其類似的模式。同時，也測算了基于存量資產上的消費預測，隨著逐步實現(xiàn)代際更替，以及家庭財富的積累，以家庭中每百戶擁有的固定資產中的彩色電視機為例，在2010年，農村居民每百戶擁有量為111.79臺非常接近城鎮(zhèn)居民的137.43臺，這些非土地性固定資產的積累，使得基于財富基礎之上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消費規(guī)?？焖僭鲩L。在此，農民工消費主要基于存量的財富，主要包括自身的工資性收入以及祖輩的儲蓄 ；消費占財富的比重在2012年前為0.3，之后為0.5。其他相關假設如下：
基于邊際消費預測2015年外出農民工消費市場規(guī)模達到GDP的7.2%，基于存量財富的消費行為的市場規(guī)模更是達到GDP的11%。（1）假使相信未來農民工的消費行為會向城市居民過度，緩慢靠攏凱恩斯消費，那么我們的模型測算結果表明2013年-2015年的消費支出占比GDP將分別達到6.2%、6.7%和7.2%；（2）假使我們相信農民工的財富在代際之間的積累，消費行為基于存量的財富，那么結果表明，至2015年外出農民工的消費市場規(guī)模達到占比GDP的10.9%。
三子消費市場機會
外出農民工的消費市場規(guī)模將達到GDP的十分之一的規(guī)模，那么具體來說，受益的行業(yè)會是哪些？在此我們基于三種可能的邏輯對細分消費行業(yè)做出測算，方法及邏輯如下表：
（一）基于相同實際收入的預測
目前外出農民工家庭的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當于2005年城鎮(zhèn)居民。體計算方法為：以四位家庭規(guī)模、兩位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家庭為例；將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城鎮(zhèn)居民家庭名義人均可支配收入用每年CPI（1990年=100）進行平減，得到實際可支配收入，同樣將2011年外出務工人員人均月收入2049元折算為真實工資性收入，類比我們發(fā)現(xiàn)，實際農民工家庭的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與2005年城鎮(zhèn)居民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相當。
農民工未來五年在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和交通通信三方面的支出占比將會增加。假使未來五年外出務工農民工復制城鎮(zhèn)居民消費支出的結構，那么到2016年，消費支出的格局將會發(fā)生一些變化。其中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和交通通信三方面的支出占比將會增加。預計衣著將會上漲0.6個百分點，由目前的10.4上升到10.7%；家庭設備用品和服務支出占比將會上漲1.1個百分點，由目前的5.6%上升到6.7個百分點；交通和通信支出將會上升2.2個百分點，由目前的12.5%上升到14.7%。但是整個的消費支出中，雖然食品性支出有所下降，但是仍然是占比最大的支出，預計在2016年將占整個消費支出的35.7%。
（二）基于類似消費結構的預測
新一代農民工的消費結構和城鎮(zhèn)居民中等收入居民的消費結構類似。從零點咨詢對農民工的調查數據上來看，目前新生代農民工家庭的消費結構基本和中等收入水平的城鎮(zhèn)居民消費結構類似，其中飲食是最大的消費支出，大約占到38%，當然作為農民工除了食品支出之外最大的就是居住性的支出，占到了24%。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農民工當中休閑娛樂的支出高大17%，這樣一群新生代的農民工將會引領農村居民的消費潮流。他們更多地把進城務工看做謀求發(fā)展的途徑，不僅注重工資待遇，而且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權力的實現(xiàn)；大眾傳媒和通信技術的進步使他們更迅捷地接受現(xiàn)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價值觀和開放式的新思維，成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傳播者。
預計農民工家庭消費結構中，食品消費會降低，交通和通信以及教育文化娛樂占比會增加。目前農民工家庭的消費結構是相當于城鎮(zhèn)居民家庭的中中等收入水平，在中短期內我們預計農民工家庭的消費結構會沿著當前的城市居民的中等收入--中等偏上--高等收入的居民家庭的消費結構演進，如果這樣的邏輯是行得通的話，那么在中短期，我們預計首先食品消費支出會較少大約6個百分點，同時交通和通信的消費支出會大幅提高3-4個百分點，教育文化娛樂支出的占比也會相應提高。
（三）基于我們的實際調研數據
我們的調查結果表明，正如我們在引言中所闡述的那樣，結婚是對農民工人生的一個轉折點，是其消費傾向、消費結構、事業(yè)規(guī)劃等的轉折點。為此我們從不同年齡階段的縱向市場以及基于結婚與否的空間市場兩方面進行分析。
1．縱向市場：已婚未婚群體的消費結構存在差異，但是將以已婚群體為主體
婚前農民工：消費市場的機會在衣服、鞋帽和餐飲以及培訓?；楹筠r民工：消費市場在餐飲、衣服鞋帽以及日常生活用品。我們的調研數據顯示，對于當前尚未結婚的外出農民工來說，未來隨著收入的增加，最希望改善的三方面生活為：衣服、鞋帽；餐飲；文體娛樂。特別有別于婚后農民工的消費支出傾向上，年輕的一代特別會加大在培訓方面的支出。對于已婚的農民工來說，收入提高后，最希望加大的支出項為餐飲、衣服鞋帽和文體娛樂，但是婚后人群會更加注重日常生活方面的支出，在支出意愿里排在了第三位。
隨著15-24歲年輕人占比的下降，同時婚后消費傾向的略微增加，預期從農民工消費中受益的行業(yè)將會是餐飲、衣服鞋帽和文體。聯(lián)合國預測的數據顯示，未來幾年我國的15-24周歲的年輕人占比全部的總人口將不斷下降，而農民工作為統(tǒng)一計劃生育政策下的群體，其人口結構的變化與全國一致。占比將從2012年的16.1%下降到2015年的13.8%，持續(xù)下降到2020年的11.6%。而與此同時，同樣以婚姻為“分水嶺”，我們從調研數據中看到，婚后的農民工的儲蓄意愿明顯下降，如果他們的儲蓄意愿未來都實現(xiàn)的話，那么已婚的農民工當中，將會有58.2%的比例將會降低自己的儲蓄，增加消費；而未婚的群體會有67.7%的比例增加儲蓄，為了將來子女的教育、將來的房子、將來可能的醫(yī)療支出，選擇“明天消費”。那么綜合來看，將會以已婚的消費市場為主體，最先受益的消費行業(yè)將分別為：餐飲；衣服、鞋帽；文體娛樂和日常用品上。
耐用品市場：年輕一代更期待購買智能手機及電腦等電子產品，而已婚家庭對家用汽車和空調機的支付意愿更大。從調研數據分析，我們看到對于耐用品的消費與年齡以及婚姻狀況有很大的關系，對于未婚的一代，收入增加2-3年內最想置辦的耐用品為智能手機、電腦和家用汽車；但是對于已婚的家庭來說，更多的需求來自對家庭整體生活狀況改善的耐用品的需求，排在首位的是家用汽車、其次是空調機和洗衣機。智能手機的需求在已婚家庭中不是顯著的；同時，分析得出空調機對于未婚的年輕人的需求不是那么的迫切。
對于耐用品（含房屋）的購買謹慎，主要依賴自有資金。從調研數據上顯示對于包括汽車、房屋等耐用品的購置，假使自有資金不足，47%的農民工不會借貸額，而是靠自己儲蓄積攢，即使是會選擇借貸的人群中，大部分人也是選擇5萬元以下的小額借貸。同樣以結婚為臨界，我們看到已婚群體的借貸意愿更強，這里可能源于對收入可持續(xù)的預期或者是家庭需求的迫切性。
農民工購買的消費品“實用”是首要因素，男性比女性更加注重自己的品牌以及“從眾”，無論是服裝還是耐用品消費。我們調研數據分析，對于大多數的農民工來說，消費時，最重要的是考慮消費品的實用性，品牌效應并不顯著。以服裝行業(yè)為例，67%的農民工認為購買衣服鞋帽時最重要的是考慮衣物的實用與舒適；在購買手機耐用品時，更是有79%的農民工認為品牌無所謂，打電話是最重要功能。但是分開具體的性別比例，我們可以看到，男性比女性更加注重“自己的面子”，30%的男性只購買自己喜歡的品牌，高于女性10個百分點，同時有11.2%的男性購買衣服的標準是“從眾”，和周圍人差不多，高出女性7個百分點。在購買手機耐用品時，有11.5%的男性一定要比自己周圍的人用得好，拿出來大電話會覺得比較有面子，也高出了女性6個百分點。
2．空間市場：主體消費市場在老家
隨著年齡的漸長，75%的30歲以上農民工在未來3-5年會選擇回到自己的老家。調研數據顯示，農民工務工地點的選擇受制于自身能夠承受風險的大小。80%的20歲以下農民工會選擇到別的大城市去追逐自己的夢想；相比之下， 只有24%的30以上務工者愿意背井離鄉(xiāng)去別的城市，他們中的30%將選擇回老家附近的城市打工，10%的選擇回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自己做買賣。而從回鄉(xiāng)務工的緣由中，有40%的考慮因素城市的生活成本較高、25%認為老家隨著經濟的發(fā)展也有很多的機會，也有部分人群考慮到在城市沒有歸宿感以及孩子的落戶教育等因素。
消費總是緊隨人流，同時農民工的特殊品質使得更多的消費發(fā)生在鄉(xiāng)外縣內和縣外省內。對于回老家的農民工來說，消費行為無疑發(fā)生在老家附近的城鎮(zhèn)，同時從務工地的變遷上來看，超過5成的農民工回選擇在縣外省內務工，同時有35%的農民工選擇在鄉(xiāng)外縣內務工，在省外的務工比例遠遠低于第一次外出務工。
消費市場主體在老家，外出務工者的消費、就業(yè)市場相分離。對于在省外務工的大多數年輕人來說，首先由于其在外地需要承擔更多的房租等在老家附近不必要的支出，就使得其真正用于提高自己效用的消費支出比例并不高；同時，又由于中國農民工特有的品質，務工收入中有相當一部分會寄回家中，降低消費傾向，所以在非老家的消費市場是有限的。訪談中，大部分的農民工告知我們，在外地務工工友之間的吃法是最大的消費支出，回老家之后，中國傳統(tǒng)的人情往來消費支出顯著增加，“城市掙錢，在老家花”的就業(yè)市場與消費市場隔離的現(xiàn)象存在明顯。
四農長期機會：經濟發(fā)展是農民工流向的指向標，未來的機會在內陸地區(qū)
中國從1978年開始經歷人類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人口遷移，農村人口中目前外出務工的有1.6億，占全部人口的12%，這一全體的流向伴隨著中國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而出現(xiàn)版塊流動。反過來，流動人口的去向會帶動當地經濟的加速發(fā)展和消費。那么未來，農民工的流向顯得尤為重要，我們認為，在未來的5-10年間內，隨著內陸地區(qū)工作機會的增加以及政策的支持，他們將會集中流向重慶、武漢、鄭州、沈陽、西安和成都等六大城市。
（一）地區(qū)經濟的發(fā)展速度是農民工流向的先行指標。
中國人口流動的萌芽是在1978年實施的改革開放政策，在20世紀80年代，全國的經濟發(fā)展水平都很低，那時候農民是從最窮的省份外出務工，比如貴州、四川、安徽，在1980年，這些省份的農民生活在每天兩美元的生活水平以下。
1990-1995年間，發(fā)生了1000萬的跨省流動人口，而分別都流向了受到政策效應影響優(yōu)先發(fā)展起來的省市。在1990年，除了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個直轄市外，人均GDP最高的省份分別為遼寧、廣東、浙江、江蘇和黑龍江，人均GDP在當時已超2000元
1995-2000年間，發(fā)生了3200萬的跨省流動人口，2000-2005年又有3800萬，也都流向了經濟發(fā)展速度較快的省份。在2000年，浙江、廣東、江蘇、福建和遼寧的人均GDP排在全國前五位，都超過了人均10000元。
（二）未來趨勢：目前處于第二梯隊的城市存在巨大的消費機會
東部地區(qū)以及一線城市的高薪酬的的吸引力在逐步下降。首先是近兩年外出農民工的收入增幅中中、西部地區(qū)高于東部地區(qū)，東部和中、西部地區(qū)的收入差距在縮小。2011年，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2049元，其中東部地區(qū)2053元，增長21%，中部地區(qū)務工的農民工月均收入1006元，增長22.9%，而西部地區(qū)1990元，增長21.1%，從絕對數額上來看，最大的差距也未超過200元，同時中西部地區(qū)的增速是快于東部地區(qū)的。其次，不同城鎮(zhèn)級別之間的差距也呈現(xiàn)出與區(qū)域類似的特征，即收入差距在縮小。
區(qū)域因素對工資差異影響逐步下降。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上來看，首先近年來工資的趨同性在增加，泰爾系數由2001年的25.6%下降到2010年的18.2%，而其中區(qū)域因素對工資的差異性影響在快速減小，數據上來看，由2005年的17.5%下降到2010年的9.3%。這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本身城鄉(xiāng)差距的減小，區(qū)域間工資的收斂。
農民工內遷已初露端倪。根據經濟學人的統(tǒng)計分析，在2001-2010年十年間，流動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了20%。過去20年，由于薪資水平的差異，農民工主要選擇的務工地點在發(fā)達的東部沿海地區(qū)，例如廣東、浙江等地，但是隨著近年來政府加大對內陸地區(qū)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以及中國人口“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企業(yè)的用工成本加大，制造業(yè)企業(yè)內遷以尋求更加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等等因素的影響下，農民工已經出現(xiàn)了向內陸地區(qū)“回流”的趨勢。一個具體的例子是重慶，早在幾年前，有70%的外出務工者都是在省外務工，但是在2011年，在所有外出務工的人數當中，在重慶市內區(qū)域內的務工人數比例首次超過了去省外的比例；又如河南，在2008年，在全部的2千萬外出務工者當中，有58%是去省外務工，但是在2011年已經下降到了52%。作為流動人口的大城市深圳，在2011年非戶籍人口778.85萬，比2010年減少了6萬人，是深圳特區(qū)建市30年來，首次出現(xiàn)非戶籍人口下降，同時，去年，深圳的人口增長率低至0.9%，遠低于歷年來3.98%的均值。
未來10年，城市的人口增量主要來自農村的流動人口。根據麥肯錫的報告，截至2025年，中國的城市人口增長構成中，在572百萬的基礎之上，有243百萬來自外來的遷移人口，而相比之下，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的僅47百萬。也即，城市人口增長率保持在1.5%左右的增長率，而農村將會是-2.0%左右的負增長，根據聯(lián)合國人口署的研究預測表明，2015年人口超過500萬的城市除了北京、上海之外，還有重慶、深圳、廣州、天津、武漢、東莞、沈陽、佛山、成都、南京和西安。
內陸地區(q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交通樞紐的聚焦，完全有能力支撐起產業(yè)的內遷，帶來流動人口的隨之內遷。單從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人均城市道路面積上來看，在2010年中部地區(qū)達到了13.0平米/人，略低于東部地區(qū)的14.1平米/人，西部地區(qū)也達到了12.4平米/人。
農民工流向經濟發(fā)達且有較大發(fā)展空間的城市，重慶、武漢、鄭州、沈陽、西安和成都等將是下一個農民工遷入城市。如果我們的分析結論是正確的，也即農民工的流向總是遵循經濟發(fā)展的軌跡，那么從2010年人均GDP上來看，陜西、黑龍江、重慶、河北、吉林的人均GDP也已經超過了25000元，僅次于浙江、江蘇、遼寧等有20年開放積累的良好省市，成為中國經濟發(fā)展的第二梯隊。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的調查數據顯示，在2004年沿海地區(qū)的打工收入普遍高于內陸地區(qū)15%，但是現(xiàn)在務工者的實際體驗表明算上交通費用以及第一梯隊省份昂高的生活成本，現(xiàn)在這樣的薪資優(yōu)勢已經漸漸消失了。
五附錄
（一）農民工調研基本情況
（二）相關股票
這樣的消費大潮你怎能錯過？——新消費系列報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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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眾到個性：日本消費的百年變遷——新消費系列報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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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消費如何崛起——新消費系列報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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