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瑩口述 李學文整理
“槍炮齊鳴，硝煙彌漫，勇士們前赴后繼，英勇殺敵......”這是電影《誘狼》里的戰(zhàn)斗場景。該電影是在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之際，由安瀾執(zhí)導由我擔任監(jiān)制，講述了黃土嶺戰(zhàn)役中父親舍身作餌，智誘日軍“名將之花”阿部規(guī)秀及所屬部隊進入包圍圈并全殲其部隊的故事。該電影被中宣部、廣電總局、電影頻道確定為重點獻禮影片，并獲得了第十五屆電影百合獎最佳影片一等獎、優(yōu)秀導演獎等多個榮譽。重溫這部電影，父親的戰(zhàn)斗往事仿佛歷歷在目。
在父親的軍旅生涯里，歷經“向死路求生”的兩萬五千里長征、“甘將熱血沃中華”的抗日戰(zhàn)爭，“一切為了新中國、一切為了人民”的解放戰(zhàn)爭、“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的抗美援朝。父親曾獲三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章、一級解放勛章、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毛主席曾夸贊道“曾雍雅打仗是有功的?！?/p>
在戰(zhàn)爭年代，父親出生入死保家衛(wèi)國，隨時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換取勝利，在和平年代父親奔赴西藏衛(wèi)國戍邊，父親既是歷史的見證者也是歷史的締造者，“生也為國，死也為國”這是父親常說的話。他更是將“偉大長征精神”、“偉大抗戰(zhàn)精神”、“解放戰(zhàn)爭精神”和“偉大抗美援朝精神”帶到雪域邊關，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老西藏精神”融會交織，極大促進了邊疆地區(qū)民族團結和鞏固西藏和平穩(wěn)定。
一
江西省于都縣是中央蘇區(qū)時期中共贛南省委，贛南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是中央紅軍長征集結出發(fā)地、中央蘇區(qū)最后一塊根據地、南方三年游擊戰(zhàn)爭起源地、長征精神的發(fā)源地、中央蘇區(qū)全紅縣之一和蘇區(qū)精神的形成地之一，這里也是我父親的故鄉(xiāng)。
1930年，在蔣介石第一次動用重兵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fā)動“圍剿”時，父親已是潭頭區(qū)兒童團的團長，那年父親才13歲。
早在父親參軍前，紅軍官兵來到江西省于都縣固院村，面向群眾開展“擴紅”工作，父親在村里逐步接受教育，“有國才有家，國家安定了，父老鄉(xiāng)親才能過上好日子”的進步思想影響著父親。父親是家里的長子且尚未成年，爺爺得知父親想法后，起初不同意他參軍，爺爺希望父親繼續(xù)念書或是學一門手藝。
為了做通爺爺的思想工作，父親對爺爺說：“在紅軍里有學校，參加紅軍后，也能上學。”就這樣，爺爺才勉為其難同意他參軍。
后來，父親不僅是潭頭區(qū)兒童團團長，還是在于都縣委、區(qū)蘇維埃政府的干部和赤衛(wèi)隊員組成一支一百多人的游擊隊中年紀最小的隊員，父親在游擊隊中，面對靖衛(wèi)團長達十個月的“圍剿”和長時間的封山。糧食和藥品從而相繼短缺，傷病員越來越多，隊伍里有的隊員下山返回家中，在這困難時期，父親仍然堅守著，一直等到紅軍部隊過來時，這支游擊隊只剩五十多人。父親那時年紀尚小，面對這么嚴峻的挑戰(zhàn)仍能堅持下來實屬不易。
1931年蘇區(qū)政府發(fā)出“擴紅”指令,動員蘇區(qū)的青年參加紅軍，以壯大革命武裝力量。此時父親擔任潭頭區(qū)青年委員會干事，他主動報名加入紅軍隊伍，成為紅一軍團第三軍第七師第十九團的戰(zhàn)士。父親在紅軍隊伍里作戰(zhàn)英勇，能力強口才好，沒過多久，父親就被調到紅一軍團第三軍第七師政治部擔任宣傳隊分隊長，在任期間父親充分發(fā)揮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深入群眾中開展宣傳工作，傳播革命思想。
1932年2月，父親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8月入了黨，父親相繼參加了攻打賴村、漳州、水口、樂安、宜黃等戰(zhàn)斗。在長征前，父親去到瑞金縣執(zhí)行“擴紅”任務，獨自一人招到了一千多人的隊伍，用“單槍匹馬去，帶動萬馬奔騰來”比喻也毫不夸張。當時，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朱瑞得知父親的“擴紅”成績便表揚道：“表現了政工干部勇挑重擔的高貴品質”。
1934年，在紅軍主力五次反圍剿失敗后，準備夜渡于都河突圍，當時天色已晚，父親跟隨部隊剛好途經離家不遠的地方，部隊在此原地待命。父親已離家三年，想想剛參加革命的時候還是個娃娃，如今已成為一個小伙子，還是中央保衛(wèi)局的指導員，此時路過自己家門口，三年沒回家，心中難免想念故鄉(xiāng)思念父母。父親正想著，一不留神，保衛(wèi)局羅瑞卿局長來到跟前。羅局長指著東邊方向問道：“曾指導員，你家在那個村子嗎？”父親隨即敬了個禮答道：“是的”。
之前羅瑞卿局長通過和父親談心得知父親的住處，說時無意，聽者留心，沒承想，羅局長一直記在心里。
“部隊路過這里，離你家不遠，你回家去看看，今后可能就沒有這么好的機會了。”羅局長說道。當時，紅軍準備長征，部隊反復動員“不泄密，不逃跑，不回家，不拖后腿”。父親轉念一想，還是搖了搖頭“我是指導員要帶頭遵守紀律，還是不回去了，就怕回家后趕不上部隊。”
“不是你自己要求回家的，是我讓你回去的，速去速回”羅局長說道。父親還在猶豫時，局長身旁的秘書童小鵬說：“指導員，你就回去吧。這是羅局長和組織上對你的關懷。羅局長主動批準你回去，你就回家看看吧?！?/span>
就這樣，父親和1名戰(zhàn)友趁著夜色悄悄地繞著道進了村。父親敲了三下門，爺爺開了門。爺爺一看闊別三年的兒子出現在眼前，喜出望外，爺爺立即將父親和同行戰(zhàn)友帶進屋里。并把兩匹馬拴在隱秘處。
一進屋，父親只見奶奶用大襟衫的衣角擦眼淚，借著油燈的光亮，爺爺皺紋增多了，奶奶也更加瘦小，父親在家中各個屋子看了看，糧食都裝進袋，衣被捆成包，家禽家畜都安置好。當時國民黨宣稱要出兵江西把紅軍家屬趕盡殺絕，那時爺爺奶奶已做好了轉移的準備。父親回來一趟還要趕回部隊，爺爺趕緊殺了雞，簡單煮了一下，將還帶血絲的雞肉端上了桌，讓父親和戰(zhàn)友先填飽肚子，匆匆忙忙吃了一頓團圓飯。一小時之后，父親還是堅定地告別爺爺奶奶，趕回部隊。
此去經年，天涯路遠，父與兒，母與子遙隔千山萬水難團圓。直到解放后，父親才得知，自從他跟隨紅軍離開蘇區(qū)后，靖衛(wèi)團就把家里劃為“赤匪戶”，爺爺奶奶受盡打罵......
1934年的湘江戰(zhàn)役是關乎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一戰(zhàn)。敵軍對渡江紅軍發(fā)動了全面進攻，企圖奪回渡口。天上有飛機轟炸，身后有敵軍追趕炮火襲擊，紅軍官兵一批接著一批倒下，人數由長征出發(fā)時的8萬多人銳減至3萬余人，清澈的湘江都被烈士的鮮血染得通紅。當時便有了“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的說法。
湘江戰(zhàn)役中父親所在一軍團直屬部隊，不僅要攜帶裝備還要搬運文件箱柜，每人負擔超過150斤。有一回，父親和挑夫班在行軍路上，被敵機發(fā)現，便開始狂轟濫炸，把很多文件箱柜都炸壞了，還有4位挑夫和戰(zhàn)友被炸身亡。有的箱子便無人挑了。于是，父親把不重要的文件銷毀了，才繼續(xù)趕路。當時，炮彈掀起的泥土都撲到父親身上，差點犧牲。事后，有的部長向羅瑞卿局長反應：“曾指導員未經許可，擅自銷毀文件?！绷_局長立即答道：“當時情況危機，我們無法去將文件挨個查看，文件是否重要曾指導員有判斷能力，這樣靈活果斷地處理是對的，不然就不能向前走了，還能把文件留給敵人？”
長征途中，面對前有天險后有追兵，父親是紅1軍團第二師工兵連指導員，他帶領工兵連當先鋒打頭陣，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保障部隊渡過金沙江、大渡河，穿越雪山草地。那時金沙江、大渡河大浪濤濤，不知卷走了多少工兵連的官兵，很多犧牲的烈士連名字都未曾留下。那時缺少架橋設備也缺少材料，父親通過組織民船運載官兵渡河或是用木頭竹筏架設浮橋。往往浮橋架了沖垮、沖垮再架，路打通了又被堵住、堵了再突圍出去。路每開通一公里，身旁就犧牲幾名戰(zhàn)友，每次回憶起這些犧牲的戰(zhàn)友，父親都會熱淚盈眶。
紅軍過草地工兵連既要走在前列開路,還要收容掉隊官兵埋葬烈士遺體，工兵連跑前跑后一會兒當“先鋒”,一會兒當“后盾”。工兵連戰(zhàn)士們勞累過度加之饑餓寒冷，大多站不穩(wěn)，走不動，還有的深陷沼澤，不少官兵因此犧牲。父親曾經3次身陷泥潭，身上還背著上百斤的裝備器材，都是戰(zhàn)士用扁擔把父親拉出來的。在休息時，父親囑咐工兵連官兵，休息不能躺下，身體疲憊加之惡劣的氣候，一躺下就起不來了。父親讓全連官兵集合，半伏半坐，半坐半臥抱成團，用人的體溫來相互取暖。全連傷病員和戰(zhàn)士在里面，黨團員干部骨干在外頭，就這樣父親帶著全連官兵克服重重困難，走出雪山草地。
二
1937年初，父親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接受系統(tǒng)性的教育，綜合能力得到提高。在學習結束后沒過多久，日本侵略者制造盧溝橋事變，向中國發(fā)動全面侵略戰(zhàn)爭。那時候，父親任八路軍115師獨立團敵工股的股長，隨著部隊東渡黃河，前往山西抗日前線，先后參加淶源城襲擊戰(zhàn)和馬家溝的伏擊戰(zhàn)，隨后又參加獨立團攻取廣靈城的戰(zhàn)斗，一舉收復廣靈城。
廣靈縣是進入山西省的咽喉通道，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為快速開辟廣靈革命根據地，激發(fā)全民的抗戰(zhàn)熱情，號召群眾加入抗日隊伍發(fā)展武裝力量，組織上讓父親在廣靈縣擔任縣委書記，組建黨政組織，開展統(tǒng)一戰(zhàn)線。
抗戰(zhàn)時期
初到廣靈，父親只帶了一個警衛(wèi)員，手中沒有其他官兵，父親四處張貼宣傳標語，深入群眾中做動員，先征收民兵，而后征收兵員，以村為單位，開展“參軍抗日”競賽活動，小村出一個兵，大村出一個組，比比哪個村的入伍人數多。就這樣群眾的抗日熱情持續(xù)高漲，全縣大多數青年群眾紛紛要求參軍，父親沒過多久，動員組建了兩支游擊隊，這兩支隊伍的兵員輸送給晉察冀軍區(qū)一分區(qū)二團，在很短時間內父親又組織了500多人的隊伍，列編為晉察冀軍分區(qū)第一軍區(qū)第三支隊，父親任支隊長兼政委，這支隊伍也被稱為“曾支隊”。父親在廣靈縣期間，成功收編多個民間抗日武裝隊伍，建立區(qū)、村政權，先后為八路軍部隊輸送官兵兩千多人。楊成武將軍風趣地將他稱為“革命的兵販子”。
為了團結多方的抗日力量，父親還收編了民間自發(fā)組織的抗日武裝力量。
當時有一支在廣靈縣附近活動的民間抗日武裝隊伍，共有3個縱隊，1個縱隊1000多人，這支隊伍是由張成德組織的，不僅人數多，而且武器裝備精良，三個縱隊中，一縱隊叫“飛龍”，二縱隊叫“飛虎”，這兩個縱隊很有戰(zhàn)斗力。曾在在河北、天鎮(zhèn)一帶與日軍交戰(zhàn)，擊毀日軍的一輛坦克，還繳獲了幾十只槍和一大批子彈。
父親得知這支隊伍后，他就以縣長的身份給張成德寫了封信，希望能與八路軍一道共同抗日。讀完信件后，張成德心潮澎湃，“抗日救國”一直是他組織民間武裝力量的初心，于是經過一來二去的洽談，張成德同意被八路軍收編，成為八路軍獨立二師。
與收編的民間抗日武裝相比，父親的這支“曾支隊”出其不意，善打游擊戰(zhàn)運動戰(zhàn)，把日本侵略者和日偽軍打得措手不及。
1938年5月5日父親帶領游擊隊來到一處交通線上，這是廣靈城西與渾源、大同相接，東與蔚縣，張家口相連，南與靈丘、淶源相通的交通樞紐，也是日軍運輸兵員和物資的交通線路，父親帶著游擊隊對這條公路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破壞。父親先是派出官兵在道路兩側警戒，其它游擊隊成員進行破路，經過不懈努力，這條路段的橋梁被炸毀，路牌也推倒了，在路上挖溝坎設障礙，這條敵運輸線陷于癱瘓。
當地漢奸把游擊隊破壞交通路線的事報告日軍。敵人氣急敗壞迅速集結了3000多人的兵力，帶有五六門大小炮和三四十挺機關槍，每個士兵都配有步槍和手榴彈，企圖全殲曾支隊。
而“曾支隊”武器簡單，只有步槍、輕機槍、大刀、手榴彈，幾個大隊的兵力加起來總共500來人。面對敵眾我寡的局面，父親心想敵人雖然人多，裝備精良，但敵方對這片區(qū)域的地形地貌不熟，有些偽軍貪生怕死缺少斗志，且日軍和日偽軍指揮不協調。而游擊隊員都是對日寇有血海深仇的農家子弟，在父親的教導下，個個斗志昂揚，訓練有素。
父親充分發(fā)揮游擊隊了解當地地形的特點沉著應戰(zhàn)，戰(zhàn)斗進行的十分慘烈，五大隊長曹德本，在搶占北山的制高點時壯烈犧牲。在戰(zhàn)斗進行到最激烈的時刻，張成德的縱隊，得知“曾支隊”被包圍的消息，就跑步迅速趕來增援，對日偽軍展開猛烈打擊。
山下的皇協軍，見游擊隊的增援部隊來了，便停止了射擊。一個日本指揮官聲叫罵著皇協軍，并鳴槍鳴炮，警告皇協軍。
利用敵人起內訌的間隙，父親率領游擊隊一鼓作氣，狠狠地打了一仗，霎時間，日偽軍一批接著一批倒下，當場擊斃日偽軍200多人。
這場戰(zhàn)斗最終以殺傷日偽軍近300人，曾支隊傷亡100多人以少勝多以弱勝強而結束。之后，父親還率部參加并參加了大龍華、雁宿崖、黃土嶺等戰(zhàn)役，并參加了平型關戰(zhàn)役及百團大戰(zhàn)。其中，廣為人知的是，他在黃土嶺戰(zhàn)役中“智誘”日軍阿部規(guī)秀中將，直接導致其被殲滅的事跡。
黃土嶺戰(zhàn)役分為兩個階段，其中第一階段在河北淶源雁宿崖地區(qū)展開的，也被稱為“雁宿崖殲滅戰(zhàn)”。1939年，在張家口地區(qū)的日軍獨立混成第二旅團旅團長阿部規(guī)秀中將準備對我方根據地進行冬季大“掃蕩”，派辻村憲吉大佐帶領的一個大隊、一個炮兵中隊和一個機槍中隊共600多人向銀坊鎮(zhèn)發(fā)動襲擊。當時，聶榮臻部署由晉察冀第一分區(qū)司令員楊成武帶領3個主力團在雁宿崖設下伏兵，由父親帶領曾支隊誘敵深入。
伏擊戰(zhàn)勝敗的關鍵在于——誘敵能否成功。作為“誘餌”十分危險，如果成功了，伏擊戰(zhàn)也就成功。如果誘敵失敗，不僅伏擊戰(zhàn)計劃落空，“誘餌”也就犧牲了。
當時父親率領“曾支隊”主動示弱。而辻村憲吉大佐那時自恃武器精良，兵員人數多，想要消滅“曾支隊”從而窮追不舍。就這樣，日軍追也追不上，打也打不著，而“曾支隊”巧用山地地形，在高處時不時開槍射擊，扔手榴彈猛烈打擊，打得敵人傷的傷，死的死。“曾支隊”打完之后就主動撤退，敵人也追趕不上。辻村憲吉大佐氣急敗壞帶著部隊一路追到了雁宿崖北三岔口，進入了我八路軍的包圍圈。此時，我軍主力部隊突然出擊，二百多挺輕重機槍一齊向山下的敵人開火，槍聲、手榴彈爆炸聲和喊殺聲不絕于耳，山谷回響。經過激烈戰(zhàn)斗，辻村憲吉大佐的部隊全軍覆沒，并繳獲大量武器。
剛被破格提拔為陸軍中將，奉為日本軍隊“山地戰(zhàn)專家”“名將之花”，時年53歲的阿部規(guī)秀得知辻村憲吉大佐陣亡及其大隊全部被殲滅的消息，作為直接指揮官，他惱羞成怒，實行三光政策進行報復性“掃蕩”，黃土嶺戰(zhàn)役的第二階段便由此展開。
父親當時年僅22歲，面對53歲的阿部規(guī)秀這樣的強敵對手，父親根據聶榮臻的指令，帶領“曾支隊”采用麻雀戰(zhàn)的方式，不與敵正面交鋒，而是采用放冷槍冷炮來襲擾敵人，將敵人全部誘至黃土嶺、司各莊一帶。
1939年11月4日，阿部規(guī)秀中將率獨立第二混成旅團三個大隊1500余人，攜騎兵、炮兵，由淶源向雁宿崖方向猛撲過來，意圖報復，急于找到八路軍主力部隊決戰(zhàn)，為辻村憲吉大佐報仇，一雪戰(zhàn)敗前恥，繼而進占阜平摧毀我晉察冀軍區(qū)指揮部。那時，父親為進一步“誘敵”，制定戰(zhàn)術為“主動示強”，戰(zhàn)前特意借來幾百套八路軍軍裝，因為當時游擊隊是沒有正規(guī)的八路軍軍裝的，就這樣擺出是楊成武一分區(qū)主力部隊的架勢。
前期“曾支隊”在遇到敵軍時先猛烈阻擊，將日軍的戰(zhàn)斗情緒調動起來，而后見好就收，引誘日軍“奮起直追”，幾個回合之后，敵人沒有取得“戰(zhàn)果”便不想再繼續(xù)追擊。此時，父親再次拋下“誘餌”，把支隊唯一的重武器----重機槍故意丟下，當時機槍手都跪下了，流著淚哀求道：“支隊長，你是不是瘋了，我們就這一挺重武器，扔了怎么打鬼子。”父親答道：“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連機槍都不扔怎么知道我們是被追擊丟盔卸甲的主力部隊呢?！?/span>
在父親所帶領的“曾支隊”的引誘下，日軍繼續(xù)追擊，就這樣敵人被帶到一處地域，阿部規(guī)秀也很警惕，看到前面地勢有可能遭到伏擊，準備“脫鉤”時，“曾支隊”再狠狠地打他一下，而后父親將之前繳獲的也是自己很心愛的真皮公文包丟掉，包里裝著在雁宿崖打辻村憲吉大佐時用過的地圖，為了迷惑敵人，父親在這個地圖上標注有好幾個團的“八路軍主力”，種種跡象使得日軍判斷前面追的就是八路軍主力部隊。
就這樣，在父親的引誘下，阿部規(guī)秀帶著所屬部隊一字長蛇列隊的1500人“死心塌地”地進入 1.5公里長，100多米寬的包圍圈，這里等待日軍的是由聶榮臻和楊成武調集的六個主力團，加上“曾支隊”，共約9000余人的八路軍。等日軍這隊人馬都進入"袋子"后，才收緊"袋口"，來個"甕中捉鱉"，八路軍官兵集中火力，槍炮齊鳴殲滅日軍900多人，一發(fā)迫擊炮彈擊斃了“名將之花”阿部規(guī)秀中將，取得了重大勝利。
黃土嶺戰(zhàn)役示意圖
戰(zhàn)斗結束以后，一分區(qū)司令員楊成武十分高興，他對父親說：“你們支隊給敵人帶路，帶的好啊，部隊戰(zhàn)斗力很強，圓滿完成任務?！?/span>
父親率領“曾支隊”的“誘狼行動”意義重大，在中國人民抗戰(zhàn)史上第一次擊斃日軍中將級高官，打破了日軍不可戰(zhàn)勝的神話，粉碎了國民黨所說“八路軍游而不擊”的謠言，極大地鼓舞全國抗日的軍心士氣。當時日本《朝日新聞》也黯然承認“中將級指揮官陣亡，皇軍成立以來，未曾有過”
三
“抗美援朝，保家衛(wèi)國！”1952年4月一路上伴隨著響亮的呼號聲，父親跟隨參觀團跨過鴨綠江進入朝鮮，同年6月四十六軍入朝參戰(zhàn)，父親時任四十六軍副軍長指揮作戰(zhàn)。父親相繼參加并指揮朝鮮三八線西部防御作戰(zhàn)和坪村南山反擊戰(zhàn)，部署了攻擊梅靚里東山、馬踏里西山作戰(zhàn)，先后運用伏擊戰(zhàn)通過打冷槍冷炮狙擊奇襲“敲牛皮糖”戰(zhàn)法從而“誘敵深入，各個擊破，大量殲敵”。
然而，在朝鮮期間，父親有過一次死里逃生的經歷。
1953年1月的一天，氣溫零下30多度極其寒冷，加之寒風凜冽，大雪紛飛，連綿起伏的山間覆蓋著厚實的積雪。那時，父親接到志愿軍總部的指示，讓他趕去平壤開會。父親帶著作戰(zhàn)參謀和警衛(wèi)員，坐著吉普車趕路。
那時，山間小路早已被敵機炸得坑坑洼洼，又有積雪堆積，冰碴子密布，車子每走一步都是在冒險。車子一會兒側滑到路邊，一會兒又控制不住撞到樹上，司機小心翼翼地捏了把汗，還是控制不住車?！笆组L，這條路太危險，要不然改道吧。”司機建議道。
“不行，要趕時間，換道就來不及了?！备赣H答道
車子經過一段下坡，便失去控制，朝下滑了過去，撞到樹干，才算是停下了，所幸地勢平坦，才沒有翻車。幾人從車里爬出來一鼓作氣將吉普車推回公路，繼續(xù)前進。
車子剛走沒多遠，一下子就甩進溝里，車子側翻著，父親和這三名隨行人員費了很大勁，才把車子抬到路上。盡管車子有些破損但還能開，大伙拍拍身上的雪土，上車繼續(xù)趕路。
剛上公路行駛沒多久，就聽到了飛機轟鳴聲。朝車外一看，有兩架敵機發(fā)現了這輛吉普車，第一架先開始俯沖掃射進行攻擊。說時遲那時快，司機還是根據經驗突然加速再突然剎車，并快速撥動方向盤以此躲避敵機攻擊，然而子彈還是擊中了車身，打穿了吉普車頂棚，擊中了警衛(wèi)員的大腿。不一會，第二架飛機又要俯沖過來，情急之下，司機急了加大油門突然加速，不曾料想前方是連續(xù)拐彎，且是山崖。吉普車速度過快，在慣性作用下，加上雪路很滑，剎車也失靈了，躲閃不及，車一下子就飛沖出山路，在滿是積雪的陡坡間連續(xù)翻滾，掉下200多米的山谷里。
山谷間，寒風呼嘯，空谷回響，車子墜崖10多分鐘后，司機最先從昏迷中蘇醒，他臉上全是血，他急于確認戰(zhàn)友的情況，推醒了身邊的作戰(zhàn)參謀，兩人從車里爬了出來發(fā)現警衛(wèi)員從車里甩出摔到雪地上，血流不止，周圍的積雪都染紅了，司機和參謀兩人急忙爬過去，看了看他的傷勢，便扶著警衛(wèi)員，發(fā)現他還活著。警衛(wèi)員費力睜開眼，朝四周看了看，突然問道：“軍長在哪里？”參謀和司機也問著：“軍長在哪里”
于是三人在雪地里邊呼喊邊尋找。突然，在離他們不遠的山坡上，傳來軍長的喊聲：“我在這”，三人抬頭一看，父親正雙手握住樹枝的枝干像是在蕩秋千一樣。原來在汽車沖出山路往懸崖下掉的時候，父親被甩了出去，父親在空中下意識地順手抓住了一根樹枝，因而在這次事故中，他基本沒有受傷，戰(zhàn)友們也稱他為“空中飛將軍”！
后來，在確認安全后，父親從樹上一躍而下，來到車邊，發(fā)現車子摔扁了，水箱砸裂了，頂棚也壓扁了，根本無法使用。大家就在雪地里，對受傷部位進行包扎，然后互相扶著爬到公路。警衛(wèi)員和司機受傷都很重，只有作戰(zhàn)參謀胳膊受傷，兩條腿還是好的。參謀就跑到附近的部隊調來車輛繼續(xù)送父親趕赴志愿軍總部參加緊急會議。
這個司機老周，是抗戰(zhàn)后期父親在繳獲日軍的卡車后，有車沒司機，于是父親派偵察連在縣城里找到他，就這樣老周跟隨父親一路征戰(zhàn)南北來到朝鮮。有一回，也是在朝鮮，父親前往前線陣地上視察返回的途中，車子被一發(fā)炮彈擊中，車頭都被炸沒了，老周的胳膊被炸斷，警衛(wèi)員也受了重傷，而父親在車上躲避及時又一次死里逃生。
抗美援朝期間，我母親張淑英也曾來過朝鮮探望父親。當時，母親是志愿軍四十六軍丹東留守處的主任，負責運輸物資進入朝鮮和接送傷員回國。1953年4月的一天，母親負責押送物資來到朝鮮的46軍的軍部，時隔兩年終于見到父親。
當時，軍部的駐地在一處深山里，指揮部的位置在山洞中，母親住在旁邊的山村民房里，如果有戰(zhàn)斗或是有敵機襲來，就躲進兩邊的貓耳洞。這里距“三八線”的前沿陣地僅有十幾里地。
父母剛團聚的第二天，父親因任務需要到山洞中開會，母親獨自留在屋里靠在炕上看書。突然間，母親聽到空襲警報兩聲槍響，接著聽到有人在喊：“敵機來了”，母親是抗戰(zhàn)老兵有著豐富的戰(zhàn)斗經驗，聽到呼喊聲和飛機轟鳴聲，母親迅速鉆到炕沿下，沒多久有兩架敵機飛過屋頂，俯沖掃射，一串串子彈傾瀉而下，有四發(fā)子彈剛好打到她在炕上待過的地方，所幸母親躲過一劫。母親剛松一口氣，可轉念一想第一波飛機肯定是偵察機，之后會有轟炸機跟著過來。母親迅速跳到床上，從炕床旁的窗戶口跳了出去躲進貓耳朵里。離屋才三秒鐘，來了兩架轟炸機就投下炸彈，霎時這座房屋成了一片火海，還留下一個大彈坑。
母親在進貓耳洞的過程中，看見還是16歲的軍部打字員李淑摔了一跤癱坐在地上，手上也劃破了流了血，或許是她從來沒見過如此飛機大轟炸場面，坐在地上哭，暴露在敵機視線里，隨時都有生命危險，母親不由分說一把將她拉進貓耳洞，安全躲過了轟炸。母親救下的李淑后來是《我是一個兵》這首軍歌的首唱者，紀念志愿軍赴朝參戰(zhàn)70周年， 86歲的李淑阿姨接受了央視采訪，談到這段與母親的生死之交。
聽到炮彈爆炸聲，我父親不顧危險立即從山洞里跑了出來，朝四周一看，之前母親居住的房子成了一片火海還留下一個彈坑。見狀，父親立即帶著兩位參謀，跑到炸塌房屋的廢墟中挖掘搜尋，除了磚頭瓦片，甚至能聞到一股皮肉焦糊味，父親和在場官兵判斷母親已經犧牲，紛紛脫下軍帽，默默地致哀。
突然，父親聽到身后的呼喊聲 “老曾！我在這里吶！”我父親以為自己在做夢，好像聽到母親熟悉的嗓音了。他回頭一看，果然我母親從山坡一個貓耳洞里鉆了出來。原來，聞到的皮肉焦糊味是皮衣燒糊了，父親在得知母親死里逃生的經歷后，手心捏了把汗。
母親在軍部只待了3天，后來，她帶著一批傷員，坐著汽車，便返回丹東了。
父親入朝時是46軍副軍長，然而在1953年 4月底的一天，父親在坑道指揮室值班時，接到志愿軍總部鄧華代司令員打來的電話，急調父親去50軍代軍長兼50軍黨委書記。原來之前的50軍副軍長蔡正國在敵機轟炸中被炸身亡，政委徐文烈受傷，雙耳被震失聰，五十軍損失很大，而曾澤生軍長一直在國內休養(yǎng)沒在朝鮮。50軍的前身是長春戰(zhàn)役結束后曾澤生將軍率領的國民黨投誠部隊，經過短暫改造后就奔赴朝鮮戰(zhàn)場。父親接到這個任務，他堅決服從上級命令，當天就坐著戰(zhàn)地吉普車，連夜前往五十軍，在緊要關頭，父親成了五十軍的頂梁柱。
抗美援朝期間在坑道指揮作戰(zhàn)
父親到任后，軍部經常遭到敵機攻擊，不少房屋和坑道都被炸毀，很多官兵在轟炸中犧牲，因此官兵的情緒難免有些波動。父親一邊妥善安置烈士的后事，迅速轉移治療傷病員，同時開展強有力的思想教育工作，進行戰(zhàn)場動員，讓官兵們化悲憤為力量，發(fā)揚戰(zhàn)斗精神，激起官兵的敢打硬仗為烈士報仇雪恨的情緒。同時父親組織加固防御工事，組織一些高炮單位，高射機槍連隊，分析敵機特點，從而對敵機進行打擊。就這樣，在父親的帶領下，50軍重振旗鼓在夏季進攻戰(zhàn)役中官兵們奮勇殺敵，取得了不少戰(zhàn)績，將敵人打回了談判桌，進一步促成朝鮮停戰(zhàn)。
四
1955年父親被授予開國少將軍銜。幾年后父親被送到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基本系學習，在此期間，父親相繼撰寫了《虎口拔牙》、《安平事件》、《攻克通縣威震北平》等數十篇文章，分別刊登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星火燎原》《紅旗飄飄》叢書上，總共寫了近50萬字的革命回憶錄。
時任第40軍軍長與戰(zhàn)士談心
從高等軍事學院畢業(yè)后，被派到40軍任軍長兼黨委書記， 1963年調任沈陽軍區(qū)任副參謀長，然而父親不曾料想剛到任，羅榮桓元帥親自點將推薦父親調到西藏軍區(qū)任副司令員，準備接替張國華司令員。前往西藏任職，父親是第三人選，在他前面有兩位將軍，因各種原因都未同意調任。
“堅決服從組織的安排，聽黨話跟黨走，不講條件不打折扣執(zhí)行命令”。這是父親的由衷之言。赴西藏任職前，父親先乘火車來到北京，見到了羅榮桓元帥、賀龍元帥和劉伯承元帥，幾位元帥得知父親無條件服從組織安排，非常高興。軍委領導特地囑咐父親：“調你去西藏工作是經過周恩來總理同意的，因為張國華同志心臟病嚴重，準備調他回內陸治病療養(yǎng)，你先去西藏軍區(qū)任副司令員，等到熟悉西藏情況后再接替張國華同志的工作。”父親下定決心，要在西藏守邊固防，把工作做好，一定不辜負羅榮桓、賀龍、劉伯承元帥、軍委領導的重托。
帶著元帥的囑咐和組織上的期望，父親乘坐飛機來到西藏。那時，父親任命為西藏軍區(qū)副司令員和西藏軍區(qū)黨委書記，但實際上他一人擔起了整個西藏軍區(qū)的日常管理工作。當時，司令員張國華同志因患嚴重的心臟病到內陸治病養(yǎng)病，政委譚冠三同志，因積勞成疾，高血壓引起眼底出血，也到了內陸?zhàn)B病。
擔任西藏軍區(qū)司令員、黨委書記期間赴邊防前哨與指戰(zhàn)員在一起
父親身挑重擔，克服高原反應，深入部隊，前往邊防一線了解防區(qū)的基本情況，心系邊防官兵在艱苦環(huán)境中的生活狀況，他去到了邊境一線的哨所，看到守哨戰(zhàn)士的生活十分枯燥，算得上是“與世隔絕”。那時哨所沒有收音機，守哨官兵通常只能通過報紙了解實事，然而由于駐地偏遠加之大雪封山，報紙一般半年或一年才能送到哨所。守哨官兵平時吃不到運送而來的蔬菜，只能種菜自給自足，其余大部分時間只能靠吃罐頭充饑。
赴邊防前哨 看望邊防戰(zhàn)士
那時，父親看到大多數的邊防部隊還住著帳篷，邊防一線的指戰(zhàn)員來到西藏很多年了，都沒回過一次家，因為當時西藏部隊的輪換輪休制度還不健全，毛主席之前指示“進藏官兵三年一換，以勵士氣”，由于西藏守邊任務重，維穩(wěn)工作多，要對外反侵略對內反分裂，官兵們只能一次次放棄輪換，選擇長期戍守。那時官兵薪資待遇很低，高原邊防官兵靠著一顆拳拳愛國之心，為了國家安定犧牲個人利益守望漫長的邊境線，父親得知后心情十分沉重。
父親根據深入部隊了解到的情況，為進一步改善官兵生活條件，他牽頭組織制定了西藏干部輪流休假制度、薪資補助方案和改善部隊營房條件的三年規(guī)劃。同時，給百余個哨所配發(fā)了收音機。為了使高原官兵吃上新鮮瓜果蔬菜，他統(tǒng)籌軍區(qū)的后勤部門和生產部門，組織人員研究高原種植果樹培育蔬菜，并總結了種植經驗。父親一有空，就去試種園地參加勞動，查看農作物的生長情況。在父親和戰(zhàn)友們的努力下，邊防官兵吃上了新鮮的瓜果蔬菜。對此，許多官兵興奮地說：“曾司令員來了，盼望已久的愿望，終于都實現了?！?/span>
父親除了注重部隊建設之外，西藏軍區(qū)部隊還發(fā)揚戰(zhàn)斗精神，多次組織官兵進行搶險救災，父親前往邊境地區(qū)，指揮過大小十余次平叛和邊境戰(zhàn)斗，多次圍剿和擊退回竄叛匪及越界的外軍，維護當地的穩(wěn)定，捍衛(wèi)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同時，父親能用簡單藏語與藏族群眾溝通，深化軍民共建，營造軍民魚水一家親的氛圍，加強民族團結，他還組織西藏重點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加強大昭寺等處的歷史文物建筑的保護，確保了內陸通往西藏的交通路線暢通無阻。
深入部隊抓軍事訓練
平時謀打贏，戰(zhàn)時才能打勝仗，父親在日常訓練中，抓試點促練兵，廣泛推行郭興福教學法，提升部隊整體戰(zhàn)斗力。1964年，父親來到林芝，組織營以上干部集訓，首次在西藏部隊推行郭興福教學法。 父親在林芝待了一個星期，親自授課，給干部們傳授郭興福教學法的知識要點。同時，父親統(tǒng)籌從每個師級單位調一個連，從軍分區(qū)抽調50多個人，前往林芝舉行全軍區(qū)的比武大賽。
舉行軍區(qū)各單位比武，父親的組織策劃在整個軍區(qū)開了先河。當時，遠在北京治病的西藏軍區(qū)司令員張國華聽說父親組織比武，便特地回到林芝觀摩比武。當時比武的項目既有戰(zhàn)術項目，也有軍事體育項目，既有單兵科目，也有多人協同比武科目，官兵們熱情高漲，多項成績創(chuàng)破記錄。張國華同志很滿意，對父親說：“照這樣抓上3年，我看戰(zhàn)斗力就會有一個很大的提高。 ”
1967年底，父親接到調任成都軍區(qū)副司令員的命令，
然而沒過多久毛主席說：“張國華（調）走了，曾雍雅不回去，外國反動派打來怎么辦？讓他回去，我們支持他！”后來，父親繼續(xù)留下來擔任西藏自治區(qū)黨委書記、自治區(qū)革委會主任、西藏軍區(qū)司令員、軍區(qū)黨委書記。西藏軍區(qū)部隊管理和西藏自治區(qū)政府工作一肩挑。
對于我們家庭而言，“父親”這個角色是長期缺席的，他在戰(zhàn)爭年代走南闖北為新中國的建立出生入死，在和平年代他守望邊關，他的一生可以說大部分時間都在為祖國站崗，為人民放哨，他選擇了舍小家為大家，一家不圓只為萬家團圓。
父親在我的童年記憶里是模糊的，母親邊忙工作邊忙一家老小只身一人挑起家庭重擔。父親只有身教，很少有言教。其中“無愧于黨，無愧于國，才是無愧于家”，這便是父親立身為旗、行為示范傳承下來的家風。
母親張淑英是抗戰(zhàn)老兵，對我們的教育很嚴格。在我孩提時期，母親帶著我們五個孩子住在一處四合院，屋檐上的瓦片經過日曬雨淋總會脫落，那時便要找工人來更換瓦片，母親教育我們待人要和善，既然工人來幫我們，我們就要尊重他。于是母親讓我們幾個孩子在工人旁邊搭把手，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烈日當空時，工人有草帽遮擋陽光，我們兄弟姐妹幾人卻一直站在烈日之下為保障工人安全扶著梯子，端著茶水，直到工人干完手頭上的工作后，我們才離開。
“父親去西藏時，我剛六歲，考上了軍醫(yī)大學后沒多久，他才調回沈陽軍區(qū)。這些年，我一直沒見過父親，甚至看到同學有父親接送，有父親陪伴我都會心生羨慕，父親衛(wèi)國戍邊奉獻了青春，犧牲陪伴家人的家庭幸福，我作為他的孩子，缺少父愛的童年是我人生中的缺憾，但這樣的缺憾也是值得的，畢竟忠孝兩難全，父親舍小家為大家，這也是作為軍人的擔當。
在我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后，成為家里第一個大學生，我給父親寫了封信，向父親“匯報”喜訊，鴻雁傳書，縱使山高路遠，一封家書跨越大半個中國也能心連兩地。后來，我收到父親的回信，他鼓勵我刻苦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將來為社會做貢獻。雖然書信只有寥寥數語，見信如面，潸然淚下，我讀懂了父親的不易，也讀到了父親樸素的愛.......
父親的一生沒給我們留下一分錢財、一寸土地、一平米房產，他的精神是我最大的財富，父親對子女很關心，也很上心，但對我們的管教十分嚴厲，有時候顯得不近人情，我們五個兄弟姐妹參加工作都是遠離都市，我在遼寧鐵嶺老邊臺村的大山溝里、哥哥在遼寧省易縣的深山之中、姐姐在葫蘆島。
現如今，我擔任《人民法治》雜志社的紅色文化研究中心執(zhí)行主任、北京市朝陽區(qū)委黨校“紅色基因傳承教育工作室”教員、“長征源”宣講團成員等工作。在江西省于都縣父親的故居，我精心策劃并布展，以“曾雍雅將軍故居”作為紅色教育基地對外開放。在2021年7月10日為全國100所特殊教育學校及盲校為視障青年、教師、志愿者8000余人以網上直播課形式，講述前輩奮斗故事。這些年，我通過自己的努力，講好紅色故事，著力宣揚父輩浴血奮戰(zhàn)、不怕犧牲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希望以此將紅色基因代代傳承。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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