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斯諾為毛主席拍下一張經(jīng)典照片，主席：沒想到我這么好看
1936年，美國記者斯諾跨越數(shù)百里戰(zhàn)線，冒著生命危險，來到中國的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他第一次遇見年輕有為的毛主席。
通過對毛主席的采訪，斯諾被對方淵博的學識、堅定的革命信仰所折服，開始頂著巨大壓力，向西方報道真實的紅色政權。
自此，斯諾和中國人民結下深厚友誼。若干年后，毛主席都不忘親切地稱其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初識中華
斯諾畢業(yè)于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系，經(jīng)過四年科班學習的他，堅守著新聞寫作必須客觀公正的底線。
當時的西方，對中國，特別是中國的紅色政權，存在偏見。不少西方記者，壓根沒有來過中國，更不用說了解剛剛新生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了。
遠在大洋彼岸的斯諾，迫切地希望“讀”懂中國，打算利用紙筆，向世界人民講述真實的中國。
1928年，斯諾乘坐客輪到達上海。踏上這片古老且神秘的土地的第一天，他便開始尋找，能幫助自己快速了解這個古老國家的人。
他始終認為：西方人筆下的中國，不過是“皮毛”，只有看中國人寫出來的文章，才真正有助于探討這個國家的社會實質。
機會很快到來。憑借對文學的熱愛，斯諾于同年5月，有幸對文學巨匠魯迅進行了一次采訪。
魯迅，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最著名的文學家，早年曾橫渡日本學醫(yī)，后來逐漸認識到“學醫(yī)救不了中國人”，于是棄醫(yī)從文，以筆作槍，用銳利的文字，一點點挖掘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劣根性。
斯諾常常主動約魯迅喝茶，二人通過共同愛好的文學，結下深厚的友誼。很顯然，魯迅能幫助他達到了解中國的目的。
不久，斯諾開始主動翻譯魯迅的小說。后者發(fā)現(xiàn)他貌似只對自己的文章感興趣，便告訴他：“只看某個人的文章，得到的往往是一家之言，要廣泛閱覽各名家的文章，認識才能更加全面和深刻?！?div style="height:15px;">
斯諾表示受教，開始大量閱讀并編譯時文，將他自認為好的文章翻譯出來，就此匯編成一部合集，取名《活的中國》。
可惜的是，這部作品初稿才剛剛完成，魯迅便離開了人世。親眼看到一名東方文學巨匠逝去，斯諾悲慟不已。
在魯迅先生的葬禮上，他親自送上挽聯(lián)，寫道：“譯著尚未成功，驚聞殞星，中國何人吶喊；先生已經(jīng)作古，痛憶舊雨，文壇從此感彷徨?！弊阋砸娖鋵︳斞傅木粗刂椤?div style="height:15px;">
“一二九”運動
倘若說遇見魯迅，給斯諾認識中國打開一扇窗。那么，碰到北京那群滿懷革命熱情的新青年，則為他看到中國未來的希望，推開了一道門。
1933年年初，斯諾選擇到北京定居，隨后被燕京大學聘請為教授。這樣一來，他不僅能夠實地觀察中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還能擁有一份提供穩(wěn)定薪資的工作。
彼時，抗日戰(zhàn)爭已爆發(fā)兩年，國內危機局勢愈發(fā)嚴重，斯諾切身地感受到，講臺下那群熱血的學生們，對民族危亡發(fā)出的吶喊。
1935年7月6日，軟弱的國民政府對日妥協(xié)。中方代表何應欽和日方簽訂《何梅協(xié)定》，基本內容的第四條即為：禁止抗日活動。
如此喪權辱國的條款，激起廣大有志青年的不滿，燕京大學學生代表發(fā)出“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國危急”的喊聲，他們迫切要求，有人能將振聾發(fā)聵的救亡之聲傳達出去。
內心充滿正義的斯諾，看到學生中有不少人冒著生命危險上街抗議，于心不忍。
他知道，學生們的聲勢一旦擴張，反動派必然會出兵鎮(zhèn)壓，到那個時候，這些孩子的生命安全會受到威脅。
他決定主動伸出援手，參與到學生運動中，還專門騰出家里的空房間，作為學生們商討相關事宜的秘密基地。
12月初，有學生告訴斯諾，他們正在籌劃一場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動，希望以群體的力量，倒逼國民政府統(tǒng)一抗日的決心。
為盡可能地擴大游行的影響力，他們請求斯諾聯(lián)系北京、天津兩地的外國記者，讓這些人到游行區(qū)域進行實地采訪。
斯諾毫不猶豫地答應了。12月9號，游行正式開始，斯諾和他請來的眾多外國記者們，跟隨游行隊伍，對整個過程做下完整的記錄，同時拍攝到不少彌足珍貴的畫面。
游行結束的當晚，斯諾感慨萬分，他被中國學生們的愛國情懷所打動，決定將這場由學生領導的運動，報告給全世界。
斯諾奮筆疾書，向位于紐約的《太陽報》投出一份通訊。在這篇通訊里，他大加贊揚這場游行，稱其為第二次“五四運動”。
此后，他又向學生代表們建議，在燕京大學校內舉辦記者招待會，該建議被學生們所采納，進一步擴大了事件影響力。
值得一提的是，這場抗日救亡運動，就是著名的“一二九運動”。它標志著抗日民主的高潮到來，對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形成，起到較大促進作用。
而這場運動能夠成功進行，并達到預期的作用，離不開美國記者斯諾的幫助。
深入延安
斯諾的秉筆直書，除開對日軍侵華暴行和學生游行的客觀描述外，還體現(xiàn)在他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真實報道。
在北京居住的那段日子，斯諾讀到不少關于社會主義的文章，使他對中共蘇區(qū)產(chǎn)生濃厚興趣，開始圍繞“革命和戰(zhàn)爭的關系”這個主題展開實踐探討。
1936年6月，他不遠千里，冒著各種未知的風險，深入陜北腹地，成為首個實地采訪蘇區(qū)的外國記者。
當時的中國，反動派當權，那些人利用各種方式，對共產(chǎn)黨進行黑化，并針對蘇區(qū)采取信息封鎖的手段。因此，毛主席十分渴望，能有代為傳播真實聲音的人。
斯諾的到來，自然讓蘇區(qū)的革命先輩們欣喜不已，毛主席甚至親自出門接見他，即刻表示愿意接受斯諾的采訪。
共產(chǎn)黨員們的熱情歡迎和淳樸笑容，讓剛來到延安的斯諾感到不可思議。
他開始意識到，以前讀過有關蘇區(qū)的文章，對眼前這個黨派可能存在嚴重歪曲。這讓斯諾更加堅定，必須要在當?shù)剡M行細致且認真地采訪。
斯諾的首個采訪對象，正是毛主席。他同后者深入談話多日，收集到有關紅軍長征的第一手資料。
還為年輕的毛主席拍下一張經(jīng)典照片，使得毛主席晚年回憶這段崢嶸歲月，看到這張照片時，都不禁感嘆：原來青年時代，意氣風發(fā)的自己這么好看！
陸續(xù)采訪完各主要領導人，斯諾認為還不夠。他認為，必須要實際參與人民生活，以跟隨者的視角，對蘇區(qū)領導人和普通民眾進行觀察，那樣才能真正探求到，蘇區(qū)民眾熱枕革命熱情的原因所在。
為達成該目的，斯諾在蘇區(qū)足足待了92天，寫下近百萬字的采訪筆記，用掉24個膠卷，留下不少珍貴影像資料。
延安之行結束，斯諾終于明白，毛主席等人并非西方媒體和反動派分子們，宣揚的那樣恐怖和神秘，他們是一群滿懷著救國救民之志的革命烈士。這些革命者最終目的，是要讓中國四萬萬老百姓獲得真正解放。
與此同時，斯諾對蘇區(qū)的感情也隨之發(fā)生改變，他想著：無論如何，都要將真實蘇區(qū)，用文字和照片展現(xiàn)給世界。
1937年10月，斯諾再次來到上海，根據(jù)采訪得來的珍貴資料，整理匯編成一部經(jīng)典著作，名為《紅星照耀中國》。
不過，這本書出版時，上海正處在籠罩著日本軍國主義的旗幟下，到處都有著帝國主義的軍隊和眼線。
斯諾明白，要想在中國本土，憑借正當途徑發(fā)行這本書，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能靈活應變，和參與地下運動工作的新聞傳播者合作，才能完成這部書的翻譯、印刷和出版。
另外，介于錯綜復雜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斯諾決定將中譯本更名為《西行漫記》，作為掩護。經(jīng)過一番折騰，該書終于面世，出版不久，立刻在國內外關注中國局勢的群體里產(chǎn)生轟動。
加拿大醫(yī)生白求恩，讀完《紅星照耀中國》，大為震撼，冒著槍林彈雨到達蘇區(qū)，為中國革命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當時的美國總統(tǒng)富蘭克林-羅斯福，直接成為一名“斯諾迷”，多次主動邀請斯諾到達白宮，詢問中國局勢，為后期年代中美關系能迅速得到改善，打下基礎。
至于散布在海內外各地的有志青年們，同樣大大受這本書的影響。他們當中有不少人，不求名利奔赴延安，有部分甚至成為革命的中堅力量。
這些歷史事實都表明，斯諾這個名字，注定會被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所銘記。
報道抗日
隨著抗日戰(zhàn)爭的深入，斯諾將目光從國共兩黨的政治斗爭，轉移到中華民族的危亡上來。
1937年8月13日，震驚中外的上海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這場艱難的戰(zhàn)役在中國14年抗戰(zhàn)史上有“三最”，即規(guī)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傷亡最為慘重，可想而知當時上海面臨的危局是多么嚴重！
戰(zhàn)爭開始當晚，斯諾秉持著客觀公正的信念，向《芝加哥日報》和《太陽報》投稿，文章名為《鮮血染紅今晚上海街頭》。
他以一個媒體人的良心，向世界披露出日本人的殘忍行為，包括對中國人的屠殺和對上海重要建筑物的轟炸。
斯諾后續(xù)還依據(jù)實際情況，報道不少抵抗日軍侵略的英勇事跡，彰顯出中國人面對外辱時眾志成城的精神。
此外，出于對日軍不顧人道主義進行戰(zhàn)爭的譴責，當他得知日軍打算進攻中心城區(qū)閘北時，立刻將該消息告知中方部隊，為粉碎日軍企圖“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的計劃立下功績。
11月12日，淞滬會戰(zhàn)結束，日軍被迫改變主攻方向，從原定計劃的由北向南，轉向由東向西發(fā)動進攻。
斯諾就此成為一名戰(zhàn)地記者，他沿著日軍的西侵路線，一路跟隨，到南京、沙市、重慶、成都等各個地方的主要城市，進行實地采訪，最終斯諾總結出一道至理名言。
他說：“雖然日本取得所有重大戰(zhàn)役的勝利，但沒有贏得任何一項政治決定，從未勝利地結束這場戰(zhàn)爭?！?div style="height:15px;">
不過，就是這樣一位熱愛中國，且具有崇高道德的西方記者，就因為如實報道皖南事變，被國民政府驅逐離境。皖南事變發(fā)生于1941年1月6日，是國民政府針對新四軍展開的一場內斗。
從1月4日起，這支新四軍開始向北行動。原本是想著渡河抗擊日本侵略軍，卻不料6號行至安徽皖南時，慘遭國民黨事先埋伏好的部隊襲擊，付出慘痛代價。軍長葉挺更是被囚禁，直到1946年才重獲自由。
斯諾感到無奈，只能懷著悲憤的心情離開中國?；氐矫绹乃冀K放心不下那些英勇抗日的革命志士，依舊關注著中華大地變動的局勢。次年，他再度跨越重洋，來到中國，又一次見到了他的老友毛主席。
可由于反動派的封鎖，斯諾想繼續(xù)長時間留在中國實在艱難，只好在1943年又一次離開。此后，當他再次來到這片熟悉的土地時，已經(jīng)是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事情了。
他急切地想知道，完成革命心愿的毛主席等人，對中國的未來走向有何看法。但那個時候的美國，政壇奉行“麥卡錫主義”，對同社會主義國家有著密切關聯(lián)的人員存在政治迫害。
短短一年后，1971年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華。從那個時候開始，美國就在尋找中美“破冰”的切入口，斯諾無疑是重要橋梁。好不容易熬出頭，有再次被自己祖國接納的機會，意外且再次發(fā)生。
彌留之際，他曾交給妻子一封遺囑信。信中有這么一段話：“我愛中國，我希望死后有一部分能留在那里，就像我生前一樣?！?div style="height:15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