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na Sabagha是個猶太人,生在伊拉克的庫爾德斯坦地區(qū)。1940—50年代之交,一大批民族國家出現(xiàn),世界各地都在發(fā)生種族大洗牌,他也被趕出了伊拉克,移居猶太人自己的國家——以色列。“Yona”本是一個猶太名字,可他為了讓自己更像個以色列人,又改名叫Sabar。Sabar是Sabra的變體,那是一種在以色列無處不在的東西:仙人掌頭頂上長出的紡錘形的金紅小果實。
Yona的兒子生于八十年代,他寫了一本《父親的失樂園》,最近出的中譯本頗有些反響,書一開頭就講到Y(jié)ona改名的故事。那時新移民以色列的人,很多都根據(jù)Sabra改名,意味著決心做個忠于國家、忠于故土的新猶太人。以色列人期待猶太國民能如同Sabra一樣,外表鮮亮,任意一摸卻會扎一手指的小刺,打開看里邊卻又是柔軟清甜。
光有象征還不夠,還得有幾個舉國公認的模范人物。那么,伊扎克·拉賓就是最好的榜樣。他是開國元勛之一,曾是身先士卒的將軍,肩負重任的國防部長,晚年又成為助力和平的政治家。外在的堅韌帶刺是沒說的了,內(nèi)在呢?拉賓在社交場上低調(diào)而羞澀,盡人皆知他當眾講話時會臉紅,在同阿拉法特握手的那個歷史性時刻到來之前,時任總理的拉賓還需要克林頓幫忙打領(lǐng)帶。他的和談態(tài)度引來了以色列右翼分子的仇視,右翼青年伊戈爾·阿米爾于1995年11月4日刺殺了他。就像諸葛亮一樣,一生克己奉公的拉賓,死后僅有薄產(chǎn)。
伊扎克·拉賓、時任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阿拉法特
雖然一向被萬民愛戴,但最近幾年,每到11月14日拉賓遇刺的紀念日,左翼隊伍里的緊張氣氛就有加劇之勢。拉賓所屬的工黨年年舉辦紀念活動,集會人群總是以鴉雀無聲的肅穆來回顧過去,表達哀思,拉賓的勇氣和眼界向來是被稱譽的,和平之路太艱險,殺身之禍并非不可預(yù)見,而他當年卻走得如此堅決??墒牵瑫r過境遷了,以色列政局被右翼所把持,工黨低迷日久,使得一年一度的紀念拉賓成了他們僅有的自我振作的機會之一。在集會上,工黨領(lǐng)袖們的發(fā)言變得簡練得不能再簡練,不再具體地談及當初的細節(jié),只說“我們?yōu)樯頌槔e政黨的一員而驕傲”,“我們將為繼續(xù)把國家?guī)虾推綄υ捴范鴬^斗”,也就是說“溫故”被虛化了,只剩下表態(tài)。
“時過境遷”四個字,常常有著驚人的破壞力。如果把歷史時針撥回到1993年,拉賓在美國白宮與阿拉法特并肩而立,簽署《奧斯陸協(xié)議》,并發(fā)表題為“血與淚夠多了,夠多了”的著名演講,看當時的輿論,你會覺得以色列人的確厭倦了境內(nèi)反復(fù)難消的騷亂,境外隔幾年就密布的戰(zhàn)云,拉賓的行動有堅實的群眾基礎(chǔ),乃基于人心所向,在左右之間搖擺不定的中間派也可爭取過來。十幾年后,左翼的聲勢遠不如當初,而國防、安全、穩(wěn)定始終是重中之重,于是官方就想著要驅(qū)散拉賓的道德神話,慢慢改寫他的形象,比如說,改寫成一個雖然愛國、但基于某種錯誤的執(zhí)念而“晚節(jié)有疵”的軍事與政治領(lǐng)袖。
伊扎克·拉賓
我初以為是如此,后來才發(fā)現(xiàn)想得簡單了。事實上,即使在拉賓“風頭正勁”的1993—1995年,針對他的爭議也沒有被和平的聲音、被左翼的力量所壓制。猶太人是出了名的頑梗,從《奧斯陸協(xié)議》訂立到1995年11月4日之間,以色列人被分裂了,針對拉賓和和平協(xié)議的抗議和請愿行為此起彼落,月月都不消停,這種局面足以讓一個旁觀者——當然也是和平的不假思索的擁護者——意識到事情的復(fù)雜,討伐拉賓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愚民或惡棍。
如果拉賓被翻案,從一位戰(zhàn)斗英雄,一位道德上臻于完美的政治領(lǐng)袖,變成一個誤國者,那會怎樣?大眾會動怒嗎?我的發(fā)現(xiàn)是,以色列人對此的忌憚,不如他們對另一件事實的忌憚來得強烈,那就是:拉賓當年的舉動,在全國的猶太公民中撕開了一道無法彌合的裂痕。指稱拉賓“誤國”,無非是個人看法而已,但是,重提那一兩年的往事,卻會讓人心情十分不安。
《奧斯陸協(xié)議》訂立后,以色列的最高宗教權(quán)力機構(gòu)曾經(jīng)下了一條讓人不明覺厲的法令:公民可以為阻止一場謀殺而法外殺人??梢姰敃r的社會氣氛已緊張到了白熱化,民間的對立情緒隨時可能釀成流血,只是,縱然舊約圣經(jīng)的血腥氣那么重,猶太教會人士大概也未能估計到,連總理都會成為謀殺的對象。
以色列官方是希望淡化這些背景的。如何向孩子們敘述《奧斯陸協(xié)議》到1995年11月4日之間的歷史,讓教育部左右犯難,結(jié)果他們定下的方略是,在歷史教學大綱里逐漸減少對慘案的提及,不再敘述那時的社會氣氛,因為謀殺就發(fā)生在這種危險的空氣里,最后,就連殺手伊戈爾·阿米爾的名字,頂好也只是一筆帶過。
今年紀念拉賓的活動,主辦方改了,工黨不再牽頭,改由一個跨黨派的將軍聯(lián)合會來主辦,在發(fā)出的邀請函上,往年出現(xiàn)的“和平”一詞都消失了,不是覺得心虛——一般情況下,即使不贊成拉賓的做法,也沒有人會否認他謀和的動機本身是善良而出于公心的——而是懼怕沾上任何黨派性,就好像“和平”一詞如今專屬于左翼政黨了一樣。
伊扎克·拉賓
“修改歷史”不是一個好詞,可是,當局的考慮有其無法言說的苦衷。二十二年前那樣嚴重的分裂,以色列再也經(jīng)受不起了。在政治上,宗教右翼從來就是一幫不惜動武的人,越界設(shè)立定居點的事情,沒有武裝為后盾是很難做到的,可是教科書卻要渲染他們反對一切形式的暴力:也許和平是他們真實的心聲,動武只是形勢所迫,可惜,對右翼來說,形勢從來就不會有變。
“歷史虛無主義”也不是一個好詞。一些有識之士抗議教育部,說他們將不完全的事實傳授給了國家的下一代,切斷了拉賓遇刺同其前因后果的關(guān)系。問題就是,有些歷史如果不被虛無掉,它就會持續(xù)地傷害一個社會里不同的人群及其后代。拉賓如果只活在那些勵志性的趣聞軼事里,就像活在“砍蘋果樹”故事里的喬治·華盛頓那樣,對他的國家才是最有好處的。拉賓的死令人悲哀,而他所留下的那個傷口,則是一種更大更深遠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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