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書院是歷史上一種獨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組織，在文化的發(fā)展傳承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作者通過對石門書院的考論，讓我們更深入地認識書院體制的特色。在當今新的形勢下，書院精神要與時俱進，返本開新；傳承書院積累、研究、創(chuàng)新與傳播文化的永續(xù)活力，建立起新的文化自信。
曲阜石門山
石門書院因“石門”之“地”及“孔子系《易》處”而聞名?！笆T”之“地”與“孔子系《易》”及“孔子系《易》處”，在歷史上又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正因為如此，“石門”之“地”才名氣大增?！笆T書院”也從無到有，從石門山“上”的“書院”，到石門山“下”之“董莊村北”的“書院”?？诙鄠鞯摹皞髡f”，隨著日久天長，逐漸深入人心，被大家接受，在時機和條件成熟時，機緣契合，“書院”的謀略、規(guī)劃、建設、維護、頹廢、重修、重建等等事宜，便一項項列入議事日程。“石門書院”作為曲阜“四大書院”之一，赫然列入乾隆甲午年圣化堂版《曲阜縣志》，孔子遺跡之書院亦即進入一個關于“圣域賢關”的格局調整之中：尼山書院乃孔子“誕育”書院，洙泗書院乃孔子《詩》《書》《禮》《樂》“教化”書院，春秋書院乃“孔子作《春秋》處”，石門書院乃“孔子系《易》處”。如此，構架為“1+3”格局：即一個“生命誕育”的紀念處，和三個“教學、思想、著作”的紀念處：孔子成圣、為素王的經學和緯學話語體系，也便藉由此四處（尼山之麓、洙泗之濱、息陬春秋之臺、石門封內山川）圣跡，附以孔子事跡編年，取得孔子及其弟子門人所作所為之地點和時間二維坐標系。
一、“石門”與“孔子系《易》處”
今天的曲阜石門山，得名于“石門”。歷史上“石門”之有名氣，在于儒家經學的經、傳、注、疏所提及與爭議。“石門”之“地”出處，重點有三：
其一，“齊侯、鄭伯盟于”之“石門”?！洞呵铩る[公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倍蓬A注：“石門，齊地?！?/span>
其二，“子路宿于”之“石門”?！墩撜Z·憲問》：子路宿于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痹唬骸笆侵洳豢啥鵀橹吲c？”鄭玄注曰：“石門，魯城外門也?！?馬國翰輯《論語古注·論語鄭玄注》)朱熹注：“石門，地名?！?《四書章句集注》)
其三，“洙水南入”之“石門”?！端涀ⅰやㄋ吩疲骸氨绷鬓熆桌铮治髂现蛩鲅?。又西南逕瑕丘城東而南入石門，門右結石為水，門跨于水上?！?/span>
以上“石門”三說，可謂后世眾說的基本論調。其他論說，則是在這“三說”之間搖擺。至于“石門”究竟安在？“石門”與孔子的關系？來自東夷卞地的子路是否為“孔子《易》論”予以伏羲傳說的裨益？……等等猜測、想象、臆說時隱時現(xiàn)，很難找出一個明朗的答案。
從兩漢到清代初期，“石門”與孔子的關系，可以說一直處于“在搖擺中傳說，在傳說中搖擺”的狀態(tài)。這種歷史樣態(tài)一直持續(xù)，等到孔尚任（1648—1718）的“新說”橫空出現(xiàn)，情況才有所轉機。
石門山孔尚任隱居處
孔尚任科舉失利，1678年至1682年隱居石門山近四年之久。這使得當時30歲左右的他得以幾年時光一直在親昵石門山的每一處山山水水和名勝古跡。1678年左右，孔尚任寫下《石門山集》。其中一篇《游石門山記》中，孔尚任寫到：
稍上為全真觀，有元碑可識，僧雛據(jù)之久矣。歸楊歸墨，我之責也。比鄰即玉泉寺，永樂時有祖永禪師者，棲寂于此。明末鼎盛，邑先達郭魯川、李蘭皋俱有記，今亦瓦破榛荒，如吾家苜蓿宮矣。
又上為“先圣學易處”。
相傳宗子圣佑，于丁祭之先，占神饗何所。
卜者曰：“享松香，童子之祭?！?/span>
及期，見牧兒數(shù)輩，采松花柏子，拜獻于此。
始信其言。
孔尚任此說之所以不厭其煩、委婉曲幽，以傳說論事：“稍上為全真觀，……比鄰即玉泉寺，……又上為'先圣學易處’”，以今天的視域來看，是因為論證材料不足的緣故：
其一，《論語》注疏之“孔子系《易》”說，素有爭議；其二，方志、家乘相關“文獻不足征”，旁證無力；其三，宋明以降，肇始于魏晉南北朝至唐代之地學文化興趣式微；尤其明代以來王陽明、呂柟、邵以仁的“道跡之論”對于曲阜影響至深，破除以往陳見、實屬不易。
至于緣故之一，歷來先達論述頗多，毋庸贅言。在《論語》中，有多條資料可以看出孔子與《周易》的密切關系：
子曰：“加我數(shù)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關于這一句話，曾因為陸德明《經典釋文》中的“魯讀”問題引起過很多爭議。故此，單以此語立論“孔子系《易》”說較為孤單。先達多以《論語》中言為旁證。第三條看上去是孔子的感言，說如果自己能從五十歲開始學易，就可以免于大的過失了；以理推之，當是其五十歲以后出此言。李學勤先生通過對于“易”與“亦”字互相通假的時間分析，斷定《述而》中這句話當作“易”而非“亦”，其說可從。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yī)?！品颍?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弊釉唬骸安徽级岩印！?《論語·子路》)“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系《易經》恒卦之九三爻辭，句中雖未直稱“易曰”，但隨后的“不占而已”證明這是引用《易經》的話無疑，表明對于恒卦的爻辭相當熟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論語·憲問》)“君子思不出其位”見于《大象》。至于到底是曾子引述《易傳》還是《易傳》后來引述了曾子，根據(jù)現(xiàn)有文獻資料雖尚難斷定，但足以表明孔門與《易傳》的密切關系。(李學勤：《孔子與(周易〉辨》，廖名春主編：《周易二十講》)
至于緣故之二，宋、金時期的家乘文獻語焉不詳、頗難坐實，宋孔傳《東家雜記》和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廣記》概莫能外。
宋孔傳撰《東家雜記》之“廟外古跡”條記載：
廟北五里曰“先圣學堂”。
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wèi)反魯，于此刪《詩》、序《書》、定《禮》《樂》、系《周易》。
至周敬王二（？三）十八年，魯人西狩獲麟，而作《春秋》。
……作《春秋》、……作《孝經》，二經既成，孔子于此堂下齋戒，面北斗而拜，告?zhèn)溆谔臁?/span>
今學已廢，遺址存焉。（孔傳撰：《東家雜記》）
此“先圣學堂”即為今“洙泗書院”。
同一地點，兩年之后又作《春秋》于此“先圣學堂”?！读洝芳印缎⒔洝?，《七經》皆于此完成。金·孔元措編撰《孔氏祖庭廣記》之“廟外古跡”條記載：
“先圣學堂”在廟北五里。
周敬王三十六年，先圣自衛(wèi)反魯，于此刪《詩》、序《書》、定《禮》《樂》、系《周易》。
至三十九年，魯人西狩獲麟，而《春秋》絕筆。（孔元措編撰：《孔氏祖庭廣記》）
同一地點，時間延長一年之后，“作《春秋》”改為“《春秋》絕筆”。地點同為此“先圣學堂”。
至于緣故之三，孔尚任未能看到今天的出土文獻和其他新出材料，可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司馬遷提出孔子“晚而喜易”說，并肯定了孔子與“十翼”的密切關系：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shù)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span>(《史記·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span>(《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從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提出孔子“晚而喜易”后，孔子作《易·傳》之說流行了近千年，“先儒更無異論”（孔穎達《周易正義序》）。然宋代歐陽修《易童子問》出，傳統(tǒng)的說法開始受到質疑并且地動山搖。在近代疑古思潮中，孔子與《周易》的關系更是受到了嚴格的審視和檢討，在許多學者那里，《易傳》的撰作年代甚至被推遲到漢代以后，一些學者進而得出了孔子與《易傳》無關的結論。但是，上世紀下半葉以來，一系列重要簡帛文獻的相繼問世，特別是帛書易和郭店楚簡的出土，提供了孔子與周易關系的一些重要資料，值得我們對此問題再做探討（趙法生：《孔子“晚而喜易”與其晚年思想的變化》，《哲學研究》，2012年第2期）。
除上述傳世文獻記載外，上世紀70年代出土的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帛書《易》，為孔子“晚年喜易”及其與《周易》的密切關系提供了新的資料。隨葬木牘表明，基葬時間為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其中有一篇記錄孔子論易的資料帛書《要》， 有學者根據(jù)其書寫形制和文字特點斷定其為抄本，也就是說，這之前應有篆書竹簡本；又根據(jù)秦朝挾書令的實施時間(前213—前191年)，斷定帛書《要》篇內容的形成當在戰(zhàn)國時期（廖名春：《帛書〈周易〉論集》）。
帛書《要》篇有一段孔子與子貢關于《易經》的對話:
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
子贛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日:'德行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n以此為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緡行之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樣而至者，弗祥面巧也。察其要者，不詭其德。尚書多疏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遺言焉。予非安其用也，予樂[其辭也。賜，汝何]尤于此乎!”
[子贛曰]:“如是，則君子已重過矣’。賜聞諸夫子日:'遜正而行義，則人不感矣?！蜃咏癫话财溆枚鴺菲滢o，則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
子曰:“謬哉，賜!吾告汝:《易》之道，良[筮而善占]，此百生之道[也，非]《易》也。夫《易》，剛者使知瞿，柔者使知岡，愚人為而不妄，漸人為而去詐。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避咎，然后《易》始興也。予樂其知之。[非文王了之自作《易》]，予何[知]其事紂乎!”
子贛曰:“夫子亦信其筮乎?”
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粱山之占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參見同上)
這是一段罕見的孔子與其弟子關于《易經》的對話文獻，不但呈現(xiàn)了孔子晚年好易的情形和心態(tài)，更通過和子貢之間的答問，具體解釋了自己“晚而好易”的思想動機。子貢似乎難以置信一向倡導居仁由義的夫子突然間變成了沉迷卜筮的算命先生，于是，進一步追問道：“夫子亦信其筮乎？”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shù)，明數(shù)而達乎德，有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于數(shù)，則其為之巫；數(shù)而不達于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鄉(xiāng)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這段話表明，在孔子看來，卜筮止于象數(shù)而不明德義，而自己則是由象數(shù)而達于德義。就象數(shù)而言，孔子“后”于卜筮；就德義而言，卜筮“后”于孔子。這其中的兩個“后”字，體現(xiàn)了孔子易學與卜筮易學的差異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明數(shù)而達乎德”一句，表明德義非空穴來風，而恰恰是通過明數(shù)而達到的；《易經》象數(shù)成了孔子開啟《易傳》大道的津梁，這也就是“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的深層涵義。所謂“同途”，是指就《易經》的象數(shù)而言；所謂“殊歸”，是指功利與德義之分?？鬃铀埠玫氖亲鳛橄髷?shù)載體的卦爻辭，這與史祝沒有分別，但是他卻在德義與功利.上與前者分道揚鑣了?？鬃诱f：“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其中的“寡”與“?！弊滞瑯又档猛嫖?，它表明孔子并沒有完全否定卜筮，就像儒家重人事卻從未否定祭祀一樣。史祝是“贊而不達于數(shù)”，“數(shù)而不達于德”，孔子則是“幽贊而達乎數(shù)，明數(shù)而達乎德”，表明他是超越筮數(shù)而非簡單否定象數(shù)。(廖名春：《帛書〈周易〉論集》)
孔尚任1678年左右撰寫的《游石門山記》記載：“稍上為全真觀，有元碑可識，僧雛據(jù)之久矣。歸楊歸墨，我之責也。比鄰即玉泉寺，永樂時有祖永禪師者，棲寂于此。明末鼎盛，邑先達郭魯川、李蘭皋俱有記，今亦瓦破榛荒，如吾家苜蓿宮矣?！痹诳咨腥蔚男哪恐校澜?、佛教在石門山上的廟觀只是一段時期所為，且為其總教的分支末流。石門山全真觀為元代嶧山道觀的支派，石門山玉泉寺明末雖然鼎盛一時，到清代初年也瓦破榛荒了。
石門山之與儒學的關系，在孔尚任那里，已經無須繁瑣細膩的考證?？咨腥沃苯訉懙剑菏T山全真觀和玉泉寺之上，為“先圣學易處”，即為孔子當年創(chuàng)學真跡所在，“本人臥榻豈容他人酣睡”，故而生發(fā)“歸楊歸墨，我之責也”的感嘆。那么，“先圣學易處”之文獻闕如，如何讓人信服呢？孔尚任推出了一段關于石門山此處“靈異”的傳說：“相傳宗子圣佑，于丁祭之先，占神饗何所。卜者曰：'享松香，童子之祭。’及期，見牧兒數(shù)輩，采松花柏子，拜獻于此。始信其言?！痹谶@段傳說故事中，孔尚任拿出三條依據(jù)：其一，“宗子圣佑”，這是血緣傳統(tǒng)和歷史脈絡；其二，“神饗何所”，這是冥冥之中、天命所系；其三，“松花柏子”，這是應驗卜筮者言“享松香，童子之祭”，而且確實有“牧兒數(shù)輩，拜獻于此”，則是民心所向、童心天開的實證。
二、“石門山上書院”與“石門山下書院”
“石門書院”在其發(fā)展歷程中先后出現(xiàn)了“石門山上書院”和“石門山下書院”?！笆T山上書院”始建于1678年左右，“石門山下書院”始建于1744年左右，“山上書院”和“山下書院”盡管時間相隔康熙、乾隆兩朝近66年，但是，兩者皆系名于“石門”。
“石門山上書院”創(chuàng)建的緣由，首先，得益于孔尚任立志恢復儒學圣跡的決心?？咨腥?678年左右撰寫的《游石門山記》記載：“今謀建一書院，向二老肩上爭坐位，蓋魯封內山川，不可無此一席也。”其次，得益于石門山該處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積淀?！皶夯跗綍?，前瞰頷珠臺，后負翠屏峰，珠圍翠繞，須待我輩消受也?！贝颂幉粌H為孔子系《易》處，而且為子路晨門對話處，李白、杜甫話別處。再次，得益于石門山該處此前已經有不知年代的“讀書屋”遺存，具備書院生存的具備條件：“昔人讀書屋已破，余繼為精舍，……”又次，孔尚任將書院的雛形（“孤云草堂”）創(chuàng)建成功?！稗樨缘糜娜素懠烊∩倭暧娜嗽?，而以孤云題草堂，堂中木榻布簾，茗碗爐香，福分自覺不淺……”后來，孔尚任還在“孤云草堂”附近發(fā)掘出多年前的一汪山泉。
“石門山下書院”創(chuàng)建的緣由，得益于董家莊位于石門山之陽，為石門山附近人口稠密的中心村落集鎮(zhèn)，且為東西南北交通要道。據(jù)《孔府檔案》：“乾隆九年（1744年），禁止三教堂，董家莊三教堂改為'石門書院’?！?/span>
“石門書院”出現(xiàn)“石門山上書院”與“石門山下書院”分野的原因有二：其一，孔尚任個人偏好與“志乘”記載的矛盾調和。其二，市場經濟的興起與衍圣公府的導向。
其一，孔尚任個人偏好與“志乘”記載的矛盾，可以從孔尚任撰的《游石門山記》與《闕里新志》看出端倪：
孔尚任1678年左右撰寫的《游石門山記》記載：石門山“稍上為全真觀，……比鄰即玉泉寺，……又上為'先圣學易處’”。
今謀建一書院，向二老肩上爭坐位，蓋魯封內山川，不可無此一席也。
書院基甚平曠，前瞰頷珠臺，后負翠屏峰，珠圍翠繞，須待我輩消受也。……
昔人讀書屋已破，余繼為精舍，……
揲卦得幽人貞吉，遂取少陵幽人詩，而以孤云題草堂，堂中木榻布簾，茗碗爐香，福分自覺不淺……（徐振貴主編：《孔尚任全集輯校評注》）
時隔六年之后，1684年秋，孔尚任修竣的《闕里新志》卻出現(xiàn)自相矛盾的說法：“觀（當為'硯’）臺井，在曲阜縣東北高阜上。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系易于此?！保咨腥危骸缎玛I里志》）
雖然孔尚任傾心與石門山，但那只是個人偏愛，《闕里新志》必須沿襲舊《闕里志》的觀點，其中不乏孔尚任的無奈：
洙泗書院圣廟，舊名先圣講堂。在林之東二里許。泗水帶其北，洙水經其南，皇覽云，諸弟子房舍并井甕猶存。周敬王三十六年，先圣自衛(wèi)反魯，于此刪詩書，定禮樂，系周易。魯記所載孔子講堂即此。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冬季，清圣祖玄燁“幸魯”?？滴醯蹖Α伴T外古跡”的關注和孔尚任“先圣遺跡，湮沒已多”的無奈和搪塞尤其暴露無遺?？滴醯邸靶音斒⒌洹睘榇呵飼旱陌l(fā)展提供了新的契機?？咨腥蔚摹冻錾疆悢?shù)記》記述道：“上乘輿入城，詣先師廟，至奎文閣前，降輦入齋幄少憩，即步行升殿，跪讀祝文，行三獻禮，三跪九叩，為曠代所無。”（孔尚任：《出山異數(shù)記》，徐振貴主編：《孔尚任全集輯校注評》）……出詩禮堂后，“上面諭大學士明珠、王熙曰：孔尚任等，陳書講說，克副朕衷，不拘定例，額外議用”。又諭：“朕初至闕里，禮典既成，意欲遍覽圣跡。著衍圣公、山東巡撫及講書官引駕?！保咨腥危骸冻錾疆悢?shù)記》）在《出山異數(shù)記》文本中，當時“隨駕諸臣”眼中的“講書秀才”（孔尚任：《出山異數(shù)記》）孔尚任與“上”之間就孔子“古跡”開展了“私下”對話：“上問'門外尚有古跡否？’”“爾家古跡看完否？”“尚任奏曰：'先圣遺跡，湮沒已多，不足當皇上御覽，但經圣恩一顧，從此祖廟增輝，書之史冊，天下萬世，想望皇上尊師重道之芳躅，匪直臣一家之流傳?！保咨腥危骸冻錾疆悢?shù)記》）
康熙癸亥春，孔尚任在衍圣公府修《家譜》及《新闕里志》，“至甲子秋皆竣”（孔尚任：《出山異數(shù)記》），即孔尚任在其新《闕里志》的寫作編撰時間為1683年春至1684年秋。盡管孔尚任在《桃花扇》中運筆自如，但是保持舊《闕里志》與撰《闕里新志》與的一致性和連貫性，象石門山的風景和桃花一般，是孔尚任難以釋懷的心結?？咨腥卧谄湫隆蛾I里志》中論及的“春秋臺”與“孔子作《春秋》處”等“孔子古跡”的恢復方案，包含：春秋臺（在曲阜縣南十里，夫子作《春秋》于其上）；息陬（息陬：陬邑，魯之附庸。叔梁父嘗為其邑大夫，先圣從之以居，昌平、尼山在邑東，是其別業(yè)也。及壯，筮仕于魯，乃有闕里之宅，晚年退息于陬，作《息陬操》。今尚有息陬村）；觀臺井（孔子系易于此）；先圣學《易》處（地處石門山“全真觀”與“玉泉寺”之上）等等?？咨戌碓凇翱滴跷迨哪辍断②钅唆斱钜乇贰北闹小跋②钅唆斱钜貑⑹プ鏋榇蠓蛱?、因我圣祖還轅息陬之操，故曰息陬，而實作《春秋》于斯”的說法恐出于孔尚任以上論述。
三、“石門書院”之沿革定型
從隋代王通（文中子）“三教于是乎可一矣”，到唐太宗“三教雖異，善歸一揆，儒道釋三教可一”，“三教歸一”的思想逐漸滲透到民間信仰和民俗生活中，“三教堂”便在全國鄉(xiāng)村普遍地建立起來了。所以，董家莊舊有“三教堂”一座。
隋代王通《文中子》記載：
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痹唬骸皬U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
子讀《洪范讜議》。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背淘?、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span>
自魏晉南北朝以來，儒、佛、道三教競爭日趨激烈。隋統(tǒng)一中國，王通提出“三教于是乎可一矣?！彼赋觯虤w一，首先應該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尤其是儒家的德育思想，是教育的核心。他說：“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币虼送跬ㄖ鲝堃匀寮业牧洖榛窘滩摹Ｆ浯?，要吸取佛道中的有益成份，摒棄其不良成份。在王通看來，佛、道之中也有許多精華，應該批判地加以吸收。佛教中不合封建禮教習俗的部分，應加摒棄，但佛教中的思辯哲學，則是應該吸收。對于道教，王通反對它的求仙長生之說，但他又向往于道教所歌頌的“至德之世”與自足無為之治。王通認為，似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那樣用強制手段來取締佛、道二教的辦法是不足取的，愈禁愈烈，反而“推波助瀾”。因此，不如吸收其思想中有用成份來加強儒家思想的力量，三教歸一，確立一個中心，則異端自息。王通“三教歸一”的思想在宋明理學中得到精深完備的發(fā)揮。
乾隆九年六月，“禁革'三教堂’”敕令頒布。據(jù)《清實錄》“乾隆九年六月甲寅”條載：
禮部議奏：“河南學政右通政林枝春奏：'豫省標立三教名目，立堂設像，至五百九十余處。使萬世之師，屈居釋道之下。舉事不經，誣民實甚，競施耗產，以蔑典常。請敕該撫嚴行禁止。’應如所請。并令查明通省書院義學，宜于安奉圣像處，漸次奉迎安設。僧道，酌令遷于別寺觀居住。其佛老諸像，亦即聽其移奉。并移知各省，一體禁止。”從之。（《清實錄》第一一冊《高宗純皇帝實錄》三）
我們現(xiàn)在所稱謂的“石門書院”，位于曲阜董家莊北村。1744年禁革“三教堂”，董家莊“三教堂”遂改名為“石門書院”。其實，位于董家莊北村“三教堂”舊址的“石門書院”，其正規(guī)名稱，應當為“石門書院”的“山下書院”，方才名正言順。之所以如是言說，是因為“石門書院”的創(chuàng)名在石門山上，其靈魂在于“孔子系《易》處”，而且，有孔尚任創(chuàng)立的“書院”原型之“具體而微者”——“孤云草堂”。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潘相修《曲阜縣志》記載：“石門書院在董家莊，以近石門山故名。舊為三教堂，圣裔毀釋老之像，獨奉夫子，易今名。歲亦以市稅為春秋享祀之用，以四氏學教授學録主其祭?！保ㄅ讼嘈蓿骸肚房h志》）
四、“石門書院”之管理糾紛
有清一代，曲阜董家莊北村的“石門書院”“以近石門山故名”，其秉承“獨奉夫子”的原則，“歲亦以市稅為春秋享祀之用，以四氏學教授學録主其祭?！边@是冠冕堂皇的“說詞”，書院的“靈魂”既然在石門山上，山下的這處“石門書院”主要職責便是收取“市稅”以供祭祀。
所以，筆者意欲查找更多關于“石門書院”的文字材料，便要依賴于《孔府檔案》中“市集”類的檔案記載。其中，事關“石門書院”的檔案計10宗，涉及嘉慶十二年（1807年）十二月十八日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初六日，前后近一個世紀（91年）的管理糾紛案件。10宗案卷分別為兗州府、曲阜縣、襲封衍圣公府、四氏學以及原告、被告所草擬行文。
“石門書院”之管理糾紛共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
嘉慶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兗州府曲阜縣移文襲封衍圣公府。曲阜董家莊村年逾七旬的孔繼成“未察虛實”，控告時任四氏學教授孔繼璋，“情尚可原”。經查明，孔繼璋“預墊修祠歸款，并非侵蝕肥己”?！爸潦槿f世師表，其祀典為圣朝所特崇。是以凡有湖荒地畝，俱準撥作祭田。今董家莊既有石門書院，至圣祠宇。籍該處舊有民便義集收取行用，以供祭祀。且歷年已久，應請仍循其舊。至孔繼璋所收集稅，既經爵府查明，系伊預墊修祠歸款，并非侵蝕肥己。其孔繼成未察虛實，混控雖有不合，第是非無因。且年逾七旬，情尚可原。今既據(jù)孔尚功等查處具息，復由爵府移請銷案前來，似可如其所請。準予息銷。擬合具文詳請憲臺查核批示銷案，等因到縣。蒙此，擬合移會，為此合移?！保ā肚房赘畽n案史料選編》，第三編《清代檔案史料》第十四冊《集市》）
第二階段：
嘉慶十三年（1808年），孔繼露稟為請準其充膺董家莊集頭事。“孔繼露稟為懇恩批行事。切有董家莊集行稅一供石門書院春秋二祭，凡斗秤牙行例設集頭經管，身情愿充膺一載，按季納稅，不敢失誤。伏乞老爺恩準施行。”
嘉慶十四年（1809年）三月初九日，圣公府行文移兗州府為孔廣為捏詞翻控希飭曲阜縣傳案訊懲事（《孔府檔案》[四九〇九]之十三）。
嘉慶十四（1809年）四月十七日，曲阜縣移襲封“衍圣公”府為王肇興等奪行串害私設法堂懇提究事（《孔府檔案》[四九〇九]之二十四）。
嘉慶十四年（1809）五月初十日，圣公府移曲阜縣為孔廣為憑空捏控拖累無辜事（《孔府檔案》[四九一〇]之一）。
嘉慶十四年（1809年）七月十二日，圣公府移兗州府正堂、曲阜縣為廟員并未竊權濫刑虐族事（《孔府檔案》[四九一〇]之八）。
嘉慶十四年（1809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為飭令該學此后四年所收稅銀抵償孔廣為墊項事（《孔府檔案》[四九一〇]之十五）。
第三階段：
嘉慶二十年（1815年）九月初五日，董家莊集頭孔傳彬稟為孔繼露改名重充集頭事（《孔府檔案》[四九一〇]之二十七）。
嘉慶二十年（1815年）十月二十八日，董家莊孔傳凖稟為強霸勒結氣斃懇乞全命事（《孔府檔案》[四九一〇]之三十八）。
第四階段：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初六日，四氏學教授楊輔庭申襲封衍圣公、為提究自立私斗漏報集稅事（《孔府檔案》[四九〇六]之二十九）。
五、余論：“石門書院”之轉型
民國十八年（1929年），位處董家莊北村、作為“石門山下書院”的“石門書院”也改名為“明德小學”。（李經野等纂修：民國《曲阜縣志》）1960年代這處“明德小學”也被毀，現(xiàn)蹤跡全無。當代關于石門書院的著錄記載無不透露出遺憾和無奈：
石門書院位于曲阜石門山董莊北村，原為“三教堂”，始建年代不詳。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重建，因靠近石門山，故易名“石門書院”。后多次重修。原有大門3間，卷棚3間，大殿3間，神廚及禮器庫等建筑。大殿內設神龕，塑孔子坐像，兩旁有“四配”像。全院紅色圍墻,南北長37米，東西長22.5米，大門外左側立“石門書院”石碑1通。上世紀60年代被毀，現(xiàn)蹤跡全無。（孔德平，彭慶濤主編：《游讀曲阜》）
石門山在明代以前曾是道教圣地，石門寺原為全真觀，始建于金代泰和年間，當時為全真教派主持，故命名為“全真觀”。全真教盛行于宋元時期，北方各地多設有道院，石門山的全真觀即是嶧山道教的下院。嶧山是宗教盛行之地，道教的隨山派、清凈派、龍門派及佛教僧徒都曾在這里清心修煉，香霧繚繞，仙曲灌耳。嶧山道院在魯西南影響巨大，石門山全真觀就是嶧山道院的一個分支機構。明清時期，全真教勢力衰落，石門山全真觀由僧徒進行管理，逐漸演變?yōu)樗略?，易名為“石門寺”。石門書院的前身為道、佛、儒三教堂，道和佛都曾在石門山建有道觀、寺院，而傳說孔子曾在石門山學《易》，至今仍有遺跡。所以，石門山也是儒家文化的圣地。清乾隆四十年( 1775年)佛和道被遷至廟東北，在三教堂的舊址上，建起了“石門書院”，大成殿內供奉孔子及四配像，成為專主祭祀的書院。石門書院不像洙泗書院，在開始的時候是以教學為主，后來才演變?yōu)榧漓氲臅海窃诮⒅?，就是一座祭祀書院?/span>
石門書院原有大門三間，卷棚三間，大成殿三間，神廚及禮器庫等建筑。大成殿內設有神龕，塑孔子坐像，兩旁有四配像。全院圍以紅色墻垣，南北長37米，東西寬22.5米，大門外左側立“石門書院”石碑。每年衍圣公府春秋派屬官到書院祭祀。
如今，石門書院只是一座紙上的建筑，留在人們的記憶里。其建筑已在20世紀60年代所謂“破四舊”中毀于一旦。（孫業(yè)旺，孟繼新主編：《濟寧書院與四氏學》）
“石門書院”在經歷了相當長一個時期的“孔子系《易》處”或“先圣學《易》處”的傳說之后，終于在1678年左右，由孔尚任在石門山上“謀建一書院，向二老肩上爭坐位，蓋魯封內山川，不可無此一席也?！薄拔羧俗x書屋已破，余繼為精舍。”“揲卦得幽人貞吉，遂取少陵幽人詩，而以孤云題草堂?！边@處“孤云草堂”實質上便成為概念化的“石門山上書院”?？咨腥钨x予“石門山上書院”以靈氣，且在此讀書、交友、著述，復活了石門山作為“魯之后土”和“孔子圣跡”的價值和意義。在此之后66年，即1744年，禁革“三教堂”，董家莊“三教堂”遂改名為“石門書院”?！笆T書院”便在其發(fā)展歷程中先后出現(xiàn)了“石門山上書院”和“石門山下書院”。
從1678年孔尚任在石門山上“謀建一書院”到民國十八年（1929年）作為“石門山下書院”的“石門書院”改名“明德小學”，大約經歷了251年有確切記載的“石門書院史”。其中，清代嘉慶十二年（1807年）十二月十八日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初六日，前后近一個世紀（91年）的歷史，因為有《孔府檔案》的案卷存世，我們得以熟悉了解清代石門書院管理中的一些細枝末節(jié)。
清末，76代孫衍圣公孔令貽于清德宗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占據(jù)曲阜考院舊址，創(chuàng)辦四氏師范學堂，自任“總理”?？赘殉诌@所學校前后達15年。1925年，孔令貽的妻子陶文潽，把原四氏學改為闕里孔氏私立明德學校，以當時只有5歲的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兼校長，從事所謂尊崇孔教，挽救世風的活動?？赘侨绱说責嶂杂诳刂七@所學校，以至為此而造成一種沉重的經濟負擔也在所不計?！硗猓赘谇枫羲鹊?，還有若干所書院，都設有“學錄”和“山長”，他們于附會圣跡、主持祭孔活動之余，也辦點教育事業(yè)。如曲阜的石門書院、春秋書院，就利用當?shù)丶愂杖耄?925年間興辦了明德中學第二、第三附屬小學。（齊武著：《孔氏地主莊園》）
時至今日，無論是石門山的“上院”還是董家莊的“下院”，石門書院已經成為“過去式”。我們重溫從孔尚任到孔令貽對于石門書院轉型的期望、寄托，也可以更深入地認識書院體制的特色和弊端。書院是歷史上一種獨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組織，在文化的發(fā)展傳承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近年來，由于中華文化自信與自覺的蘇醒，人們又重新發(fā)現(xiàn)了書院的價值、意義與并未消竭的生命力。在當今新的形勢下，書院精神要與時俱進，返本開新；傳承書院積累、研究、創(chuàng)新與傳播文化的永續(xù)活力，建立起新的文化自信；老書院的新功能包括講學論道、游覽懷古、藏書習禮等等諸方面，還有許多潛在的文化、教育、研學等方面的功能等待深入挖掘。
作者：齊金江，孔子研究院研究員
編輯：孔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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