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趙叔孺的交往中看其藝術(shù)的正統(tǒng)觀
文/陳可奇
杭州師范大學美術(shù)學院美術(shù)學專業(yè)（書法篆刻方向）碩士研究生
丨摘要丨
20世紀初期趙叔孺蜚聲海上，在趙叔孺的交游圈中以金石書畫收藏家和趙門弟子為主。金石古器物等體現(xiàn)出一種不同于江湖氣的廟堂之美，即一種正統(tǒng)的觀念，體現(xiàn)出醇厚典雅的風格。這恰恰與趙叔孺的藝術(shù)觀念相契合，并影響著這些金石書畫收藏家和他的弟子們，成為整個海上藝術(shù)具有較高審美價值的一脈。本文擷取趙叔孺分別與秦文錦、周湘云、俞序文這三位收藏家以及與陳巨來、沙孟海這兩位學生的交往進行論述，以見趙叔孺藝術(shù)的正統(tǒng)觀念。
丨關(guān)鍵詞丨
交往 金石收藏 廟堂之美 正統(tǒng)觀
一、趙叔孺與金石收藏者
20世紀上半葉，趙叔孺以其渾厚淵雅的印風雄踞海上，為海上篆刻一大流派，并吸引了一大批文人雅士與之交往?！昂?nèi)碩彥，爭相傾蓋論交”[1]。筆者查閱數(shù)種趙叔孺印譜，其中趙叔孺為收藏家刻印較多。趙氏弟子葉潞淵于庚午（1990）春二月為朵云軒原石精拓《趙叔孺印存》作序時有言：
其篆刻由浙派入手，后精研于秦漢璽印、宋元圓朱，于皖派則完白、悲庵，能得其神髓，在平實處見生動，秀雅中見雄偉，絕無板滯之失，又無妄怪之嫌，名聞當代，蜚聲海外。惜較少涉筆，流傳不多。曾為江陰奚氏小冬花庵刻者，數(shù)逾百鈕；無錫秦氏古鑒閣父子及同里周氏寶米室作者，咸不及奚氏之半。[2]
因趙叔孺為他們刻印較多，說明與他們交往較密，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趙叔孺與他們共同的藝術(shù)觀念。筆者有感于此，故本文以趙叔孺與無錫秦氏并其同里周氏做一番交游考論，以見趙氏印學之正統(tǒng)觀。序言中說趙叔孺為奚旭（1880—1919）刻印最多，限于筆者能力，未能充分發(fā)現(xiàn)趙叔孺與奚氏交往資料，故將趙叔孺與奚氏交往論述暫時省略，待發(fā)掘資料后補充。在筆者閱讀《趙叔孺印譜》中，發(fā)現(xiàn)趙叔孺為俞序文刻印亦多，俞序文身份與前二者相似，其邊款材料更能說明趙叔孺之印學觀念，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故將趙與俞之交游也一并附上。
◎ 柏藤圖 趙叔孺 西泠印社藏
（一）與秦文錦
秦文錦（1870—1938），字絅孫（一作褧孫），無錫人，清光緒時諸生，清代著名畫家、篆刻家秦祖永之子，能詩文，工隸書，金石收藏家，擅長碑帖鑒賞，《民國書法篆刻人物辭典》有錄：
秦文錦，江蘇錫山（今無錫錫山）人。字絅孫、褧孫，號籋云居士、息園老人、息園居士、守黑居士。齋名鉏彝齋、十田軒、古鑒閣。早年曾任福建淡水鹽場大使。后隨駐日使節(jié)赴日本考察交流，研習先進科學技術(shù)，尤重書籍裝幀及鋅版蝕刻、珂羅版印刷。1916年，在上海創(chuàng)辦藝苑真賞社，影印自藏歷代碑版法書名跡，總數(shù)逾百種。曾將周秦鼎彝和漢魏碑刻百多種集成數(shù)千聯(lián)句，取名《碑帖集聯(lián)》《聯(lián)拓大觀》等印本出版發(fā)行。富收藏，對甲骨鐘鼎、秦漢籀隸探究較深。精書法，四體皆善，小楷極工，造詣頗深。邃于金石之學，能治印。父秦祖永，字逸芬，能書善畫，有《桐陰論畫》《畫學心印》等。子淦，字清曾，繼承父業(yè)，堅持經(jīng)營藝苑真賞社，業(yè)績顯著，亦善繪事。[3]
上述所言秦文錦曾將周秦鼎彝和漢魏碑刻百多種集成數(shù)千聯(lián)句，取名《碑帖集聯(lián)》《聯(lián)拓大觀》等印本出版發(fā)行之事，趙叔孺有感于此，于丁巳（1917）之秋，刻一白文印見贈，印曰：“錫山秦絅孫集古文字記”，邊款曰：“老友絅孫邃于金石之學，嘗以金文、碑碣原字集拓成聯(lián)，獨運匠心，嘆未曾有。余力勸付印，以廣流傳。今春藏事，海內(nèi)推為杰作，每出一書，余得首先拜貺，愧無報瓁，用刻是印，聊酬盛意，并咐不朽。丁巳秋日，叔孺記于滬寓。”[4]又刻“絅孫校定”朱文印一方，款曰：“絅孫新輯碑聯(lián)集拓成，叔孺為刻校定之印。”[5]秦文錦富收藏，并對甲骨鐘鼎、秦漢篆籀研習頗深，而趙叔孺好古，醉心于三代吉金文字，曾自刻“平生有三代文字之好”白文印以見志，故趙叔孺對于秦文錦集聯(lián)之舉頗為高興，與秦一拍即合。秦文錦每得一古器物，往往請趙叔孺為之刻印一方以志。秦氏齋號曰“鉏彝齋”，趙叔孺有刻此印，款曰：“絅孫老友新得周鉏麑彝，云關(guān)中出土者，因以顏其齋。叔孺刻并記?！?span>[6]庚申（1920）冬，秦文錦得北周呂僧哲造像一區(qū)，趙叔孺便刻“石佛龕”白文印一方，以永充供養(yǎng)。戊辰（1928）春，秦文錦以重金購《張黑女墓志》一冊，便自詡“守黑居士”，趙叔孺便刻一朱文印見贈，款曰：“魏黑女志為海內(nèi)孤本，絅孫老友以重金得之，愛護等于頭目，刻此志世守也。戊辰仲春，叔孺刻并識?！?span>[7]
除此之外，秦文錦自用如“褧孫藏磚”“褧孫手拓”“古鑒閣中銘心絕品”“絅孫收藏”“無錫秦氏文錦供養(yǎng)”“錫山秦文錦印”諸印，皆出趙叔孺之手。
秦淦（1894—？），字清曾，秦文錦之子，工山水，繼承父業(yè)。其自用印如“秦淦私印”“秦清曾”“秦淦之印”等亦出于趙叔孺之手。
◎ 偶逢難得篆書七言聯(lián) 趙叔孺
（二）與周湘云
周湘云（1878—1943），字雪庵，齋號寶米室、九云室、二簋二簠之齋，祖籍浙江寧波，為海上房地產(chǎn)巨富，同時兼收藏。其祖上為醫(yī)，鴉片戰(zhàn)爭后漸趨敗落。父親周蓮塘，上海開埠之后，專心房地產(chǎn)事業(yè)，憑借其吃苦耐勞的精神和精明能干的能力，不幾年便成為赫赫有名的房地產(chǎn)巨頭。周湘云作為周蓮塘長子，待其接管家業(yè)時，周家正如日中天之時，隨著之后軍閥割據(jù)、戰(zhàn)事不斷，房地產(chǎn)收益不斷上漲，到抗日戰(zhàn)爭初期，周湘云已經(jīng)成為寧波旅滬人士中首屈一指的富商。
歷來巨富大多愛好收藏以顯示個人品位，周湘云自然不會例外。與秦文錦相比，周湘云收藏無論從數(shù)量還是質(zhì)量，都要高出一籌。其所收藏青銅器、名人字畫既多且精，最負盛名者如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銘》、懷素《苦筍帖》、米芾小楷《向太后挽詞帖》等。現(xiàn)存上海博物館的懷素《苦筍帖》與米友仁《瀟湘圖》即為周湘云家藏之物。
同為寧波旅滬人士，且都嗜好收藏，趙叔孺自然與周湘云交好，為刻收藏鑒定印尤多。茲舉典型例子如下，以見趙、周關(guān)系之密切，又見周氏收藏之精。
白文印“雪庵藏毛公季聃簋”，款曰：“雪庵吾兄得濰縣陳氏聃簋，為海內(nèi)著名之器。叔孺刻藏印?！?span>[8]
朱文印“周雪庵讀碑記”，款曰：“湘云兄藏漢魏碑志，均宋元舊拓，故屬刻此印，為仿家無悶法。叔孺。”[9]
白文印“趛鼎樓藏漢碑”，款曰：“雪庵藏漢碑之記。叔孺?！?span>[10]
白文印“趛鼎樓藏魏碑”，款曰：“雪庵藏魏碑之記。叔孺?！?span>[11]
白文印“《論語》《春秋》在此罍”，款曰：“兩罍為東南著名之器，湘云道兄得其一，即曹氏中罍也。文字完好，勝于阮器，因刻蝯叟句贈之。甲子嘉平叔孺記。”[12]
朱文印“四明周氏寶藏三代器”，款曰：“己巳冬，為雪庵兄刻藏三代器之印，叔孺?！?span>[13]
朱文印“雪庵所得彝器”，款曰：“集周金文字刻奉雪庵主人文房，叔孺。”[14]
朱文印“周氏吉金”，款曰：“雪庵主人藏三代吉金，多精品，故刻是印。叔孺?！?span>[15]
白文印“趛鼎樓”，款曰：“師趛鼎為東南著名之器，湘云得于費氏，因顏其樓。叔孺?！?span>[16]
另有“四明周湘云收藏吉金文字”“古堇周氏雪庵收藏舊拓善本”“雪庵藏兩京器”“曾經(jīng)雪庵收藏”“雪庵藏鼎”“雪庵銘心之品”“湘云平生真賞”諸印，不一而足。此外，趙叔孺刻有周湘云姓名齋號等印亦多，如“寶米齋”“周鴻孫印”“古堇周鴻孫印”“湘云又字雪庵”等。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提到一方“雪庵藏兩京器”白文印，邊款曰“雪庵屬，叔孺作”[17]，有趣的是，在此款右側(cè)另有一款，曰“老缶”，很明顯此印原為吳昌碩所作，后被磨去重刻。筆者推測不外乎兩種情況：一是趙叔孺所為，趙叔孺與吳昌碩印風截然相反，一主整飭，一主雄厚，沙孟海謂之“太陰”與“太陽”，且當時趙、吳二人同處海上，壁壘森然，針鋒相對，遂有趙磨去吳印，然后為周湘云治印的可能性。二是周湘云所為，大概是周湘云不喜吳昌碩印風，將其磨去。抑或周先請吳為其刻收藏印，事后周湘云不甚滿意，自己磨去請趙叔孺重刻。前一種情況當見趙、吳二人藝術(shù)觀念之對立，后一種情況以見周湘云之喜好當偏向趙叔孺。周湘云喜收藏，與趙叔孺有著相同的嗜好，同醉心于三代吉金，且從周湘云的收藏類型來看，以正統(tǒng)類型者為多，故與趙叔孺有著十分接近的藝術(shù)觀念，故筆者以為后一種可能性較大。
（三）與俞序文
俞序文（1897—1942），名人萃，字序文，余杭（今屬杭州）人。好金石，喜弄翰、奏刀，為西泠印社早期社員。俞序文與浙中金石家交好，其傳世資料不多，《西泠印社志稿》中載有俞氏一小傳，茲錄于下：
俞人萃，字序文，號荔庵，余杭人。工書，精鑒別，收藏名家刻印極多。嘗與丁仁等各出所藏印制《丁丑劫余印存》二十卷，又制《荔庵藏印》二卷。[18]
俞序文收藏名家印作極多，據(jù)林乾良先生考證，俞序文之藏印，全部來自于其表舅傅栻，而傅栻則來源于其父傅節(jié)子。傅節(jié)子與趙之謙交好，且傅節(jié)子父子均為金石家，自然藏名家印頗多，為浙中一流。丁丑（1937）之時，抗日戰(zhàn)爭事起，殃及浙江杭州一帶，俞序文便舉家遷居滬上。此時，尚有丁輔之、葛昌楹和高時敷三人，四君有感于國土之淪喪、文物之受劫，深表痛惜，遂共議出四家所收藏之名人印作，合制成譜，其譜命曰《丁丑劫余印存》。是譜起自文彭，訖至高野侯之子高迥，合計273家印人，總計印章1900余方，且鈐拓精美，可見四君之苦心。
俞序文搜集趙叔孺字畫亦勤，趙叔孺也因此頗為得意。辛酉（1921）仲春，趙叔孺為俞序文刻“印奴”二字白文印，款曰：“稼孫為悲庵集印，曾屬悲庵刻印奴二字。今序文為余集印，亦以印奴自居。序文固足繼美稼孫，余則何敢望悲庵乎？辛酉仲春，記于滬上蠖巢，叔孺?！?span>[19]魏稼孫搜集趙之謙印作尤勤，耗費半年，匯集成冊，是為《二金蝶堂印存》，趙之謙在扉頁上題有“稼孫多事”四字，又言：“稼孫竭半載心力，為我集印稿、鈔詩、搜散棄文字，比于掩骼埋胔，意則厚矣。然令我一生刻印、賦詩、學文字，固天所以活我，而于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書四字儆之?！笨梢娳w之謙歡喜又頗為自負之意。趙叔孺崇拜趙之謙，曾稱之為“吾家?叔”，并將俞序文比之魏稼孫，當見趙叔孺之心境。趙叔孺早年臨習趙孟頫《膽巴碑》數(shù)紙，據(jù)趙叔孺自言，此作臨于光緒己亥（1899）冬月，22年之后，俞序文將此作精裝成冊，以示趙叔孺，趙叔孺便在此冊尾作跋：
此余二十六歲所書也，時佐郡平潭，退食之余日臨數(shù)紙，非敢言書也。今春料理殘書得諸故紙堆中，擬付一炬，序文力索之去。越數(shù)日竟為之裝潢成冊，且屬余署名，余慚且愧，而序文愛主人兼愛屋烏，誠可風矣。用志數(shù)語歸之，還望為我藏拙也。叔孺識，辛酉仲春。[20]
俞序文亦多收藏，故趙叔孺也為其刻收藏印，有“俞氏藏本”“俞氏金石”“五百圖書之室”“序文收藏”“序文銘心之品”等，其中“序文銘心之品”一印四面作長邊款，洋洋數(shù)百字，茲錄于下：
序文喜集印，而于名人印譜搜之尤專。近得其外祖傅節(jié)子太守華延年室舊藏《寶印齋印式》二冊，印為汪尹子關(guān)一手所制，前后題跋皆明賢真跡，內(nèi)以侯文節(jié)、文文肅、繆貞三公遺翰，尤為墨林鴻寶，故序文珍之重于頭目，屬余刻此印，以施冊首。而拙印竟附名跡以傳，何幸如之！壬戌大雪節(jié)，盡一日之力，習心靜氣，略餐尹子刀法，博方家一粲。叔孺并記于仆累廬。近日序文游滬，復于荒攤中得印譜殘帙，細審之，亦尹子所制，約百印，足補前譜之闕。海上為人文薈集之區(qū)，僉未之見，獨為序文所得，豈神靈默為呵護，留此以畀之歟？越月又記。[21]
◎ 落花流水 趙叔孺
二、趙叔孺與趙門弟子
（一）與陳巨來
陳巨來（1905—1984），原名斝，字巨來，以字行，號塙齋、鬯石，晚號安持，齋名安持精舍。浙江平湖人，久寓上海。為二弩精舍門下首座弟子，故受趙叔孺影響頗深。對于陳巨來篆刻藝術(shù)觀的形成，趙叔孺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于篆刻藝術(shù)心得最多，成就亦高，尤擅圓朱文，以精工、秀美取勝，藝名蜚聲海內(nèi)外，海上鑒藏家及書畫家所用印章，多出陳巨來之手。
陳巨來《致趙鶴琴函》有言：“弟隨侍吾師，最先且久，發(fā)蒙導路，娓娓循循?！?span>[22]又在其回憶錄《趙叔孺先生軼事》中言：“先生及門七十二人，余從游最久?！?span>[23]關(guān)于陳巨來拜師時間，眾說紛紜?！囤w叔孺先生遺墨》中有趙鶴琴編《趙叔孺先生年譜》，中華民國十年辛酉（1921）條下有記：“平湖陳巨來斝來學?！?span>[24]陳巨來在《趙叔孺先生軼事》中云：“于甲子（1924）元旦（是日立春，俗名歲朝春）清晨由先君率余正式及門侍函丈也。”[25]陳巨來師事趙叔孺，蓋由其父親引見，陳巨來自言“先君亦后補知州在閩，故與之當時為同寅也”[26]。按陳巨來父親陳渭漁（鴻周，1867—1948），曾北上遍訪顯宦父執(zhí)，賴軍機大臣錢應(yīng)溥之交誼，得以候補福建知縣、同知等職。鄭逸梅《藝林散葉續(xù)編》有記：“陳渭漁在閩中任后補同知，與趙叔孺同寅。因此其子巨來從叔孺為師。”[27]筆者曾承高式熊先生教誨，聊及趙叔孺時，高老謂每次去趙叔孺家，陳巨來父親多次在場。既然父親與趙叔孺交好，陳巨來自然受趙叔孺照顧，故在甲子正式拜師之前，趙叔孺每次赴宴多偕陳巨來同往，逢人問此何人，趙叔孺答曰：“吾學生也”。由此可知，陳巨來于辛酉（1921）、壬戌（1922）、癸亥（1923）年間已經(jīng)問業(yè)于趙叔孺，并于甲子年（1924）元旦拜師，正式成為趙門弟子。陳巨來曾親口告訴林乾良“于甲子年元旦拜趙叔孺為師，時年正二十”[28]，此當為不誤。
民國34年（1945）乙酉春三月十七日，趙叔孺去世。去世之日，陳巨來等三人親侍在側(cè)（其余二人為竺修瑜、程祖麟）。自陳巨來正式拜師直至趙叔孺去世，期間至少有22年的師生情誼，故有陳巨來“弟隨侍吾師，最先且久”之語。
趙叔孺對陳巨來頗為看重，以不同于一般學生視之，無論是在專業(yè)上還是生活上，均坦實相告，不以敷衍與之。陳巨來自言其余學生未嘗一睹趙叔孺治印示范，唯他獲見三次。筆者曾就此事詢問高式熊先生，是否曾一見趙先生刻印，高老回答從未見過，寫字也是如此。趙叔孺曾面告陳巨來：“刻印章法第一，要篆得好，刀法在其次也，漢印中有'太醫(yī)丞印’一方，'太’'醫(yī)’兩字筆畫懸殊，一少一多，要排列得適當，看上去要勻稱順眼，多者不覺其多，少者不覺其少，此即所謂章法也?！?span>[29]此當為趙叔孺心得之論，陳巨來得此啟發(fā)，故在《安持精舍印話》中重述了此論：
漢人鑿印，或蕭疏數(shù)筆，天趣橫逸。或筆畫茂密，蒼勁淋漓。官印中有“太醫(yī)丞印”?！疤t(yī)”兩字，稀密懸殊，而意態(tài)安適。學者當從此等處樹基，旁參將軍印。先悟章法，然后鼓刀。庶幾有筆未到而勢已吞、意方定而神已動之妙。何雪漁曰：小心落筆，大膽落刀（今人多誤為黃小松語）。即斯旨焉。[30]
印宗秦漢，是趙叔孺正統(tǒng)觀的體現(xiàn)之一。趙叔孺嘗有“爾須多學漢印，不必拘于學我，學我即像我，終不能勝我也”[31]之言語于陳巨來，陳巨來便購得一套《十鐘山房印舉》，悉心研摹。在此氣氛下，陳巨來自然接受趙叔孺正統(tǒng)的藝術(shù)觀，以至于陳巨來在《安持精舍印話》中多有心得之論：
客有就余而問曰：君于篆刻，歷有歲月矣。平日于刀法，必研求有素。何謂沖刀，何謂澀刀，何謂切刀，何謂留刀，此中微妙，可得問歟？余曰：否！夫治印之道，要在能合于古而已。篆法章法最要，刀法在其次者也。一十四種刀法之說，是古人故為高談炫世之語，未足信也。[32]
仿漢鑄印，不在奇崛，當方圓適宜，屈伸維則，增減合法，疏密得神。正使眉目一似恒人，而穆然恬靜，渾然湛凝，無忒無挑，庶允獨到。[33]
摹擬古璽，功力匪易。蓋三代巨璽之章法，神明獨運，蹊徑多化。察其起止，有倫無理，未許以常法律也。[34]
作為趙叔孺的得意高足，陳巨來所作之印，繼承了趙叔孺的風格，以工穩(wěn)見長，線條明快、精細、勻凈，造型能力出神入化，故沙孟海言其“所作極尊矩度，人亦恂恂可愛”[35]。陳巨來又特擅長圓朱文，把圓朱文的創(chuàng)作推向靜雅絕倫之境，讓人不可企及。《陳巨來安持精舍印集》首頁有趙叔孺在庚辰年（1940）所題邊款，其謂：“陳生巨來篆書醇雅，刻印渾厚，元朱文為近代第一?！?span>[36]可見趙叔孺對其高足有出藍之譽。26年后，陳巨來睹物思人：“士有從師樂，向來一瓣香。知人公豈誤，退省未始忘?！?span>[37]并感嘆：“叔孺師題此邊款距今廿六年矣。白首無成，重負期許，集后山句以志吾愧?！?span>[38]陳巨來在回憶錄中透露，有求趙叔孺治印者，如周湘云、譚延闿、姚虞琴等，趙叔孺往往命陳巨來代刀，以致被姚虞琴識破。又有明確署名由陳巨來刻者，《二弩精舍印譜》中有“樂志堂書畫印”朱文印一方，邊款明確注明趙叔孺篆文，陳巨來奏刀。趙叔孺曾以先后自刻之印拓二千余方，悉交陳巨來收藏。陳巨來便分門別類，匯裝成冊，并請溥心畬楷書題簽。由此當見趙叔孺與陳巨來關(guān)系之密切。
據(jù)陳巨來回憶，自乙丑年（1925）開始，陳巨來就協(xié)助趙叔孺仿《漢印分韻》體例編《古印文字韻林》一書，將趙叔孺少年時期在其岳家所見印譜與《十鐘山房印舉》中未見諸《漢印分韻》等書收錄之文字一一加以補輯。沙孟?！渡谌珍洝芳鬃幽昶咴率眨?span>1924年8月12日）條有記：“午飯罷，與巨來同訪叔孺先生，談抵日暮，始出先生近放謝云生《漢印分韻》例，續(xù)著《古文字韻林》一書。巨來每往為之編集，已竟十韻?！?span>[39]按，此時間上有出入，筆者以為當是陳巨來追憶有誤，應(yīng)以沙孟海日記為準。《古印文字韻林》一書傾注了趙叔孺畢生心血，可惜最終被他人盜取，趙叔孺對此一笑了之。
對陳巨來有過指導的還有一位先生，便是吳昌碩（1844—1927）。因為陳巨來夫人況綿初是晚清四大詞人之一況蕙風（周頤，1861—1926）[40]之女。況蕙風與吳昌碩交誼頗深，故吳昌碩對陳巨來頗為客氣，戲呼陳巨來為“巨翁”。陳巨來在《安持精舍印話》中有論：
邇來印人能臻化境者，當推安吉吳昌碩丈，及先師鄞縣趙叔孺時先生，可謂“一時瑜亮”。然崇昌老者，每不喜叔孺先生之工穩(wěn)；尊叔孺先生者，輒病昌老之破碎。吳、趙之爭，迄今未已。余意觀二公所作，當先究其源。昌老之印，乃由（吳）讓之上溯漢將軍印，朱文常參匋文，故所作多為雄厚一路。叔孺先生則自（趙）?叔以上窺漢鑄印，朱文則參以周秦小璽，旁及幣文鏡銘，故其成就，開整飭一派。取法既異，豈能強同。[41
吳昌碩、趙叔孺二人以截然不同的印風并峙海上，陳巨來只能擇一而從。陳巨來首謁缶廬，吳昌碩已是81歲高齡，其時從學趙叔孺已有半年。既然拜師在前，如果出入其間，或犯時諱，陳巨來當明白這一點。故筆者以為，陳巨來拜訪缶廬，只是在請益的尺度，而不以缶廬弟子自居。
（二）與沙孟海
沙孟海（1900—1992），名文若，字孟海，以字行，號石荒、沙村、蘭沙、決明、僧孚等，齋號蘭沙館、決明館、若榴花屋、夜雨雷齋等，浙江鄞縣人。曾任中山大學教授、浙江大學教授、中國美術(shù)學院終身教授、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長、浙江博物館名譽館長、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副主席、浙江省書法家協(xié)會主席等。
關(guān)于沙孟海初謁趙叔孺的時間，《沙村印話》有云：
余初謁叔孺丈于上海虹口，丈以歙黃樸存先生（質(zhì)）《濱虹草堂藏印》一部相詒，謂是譜已不易得，蓋其中鈐錄璽印數(shù)百事，已非黃氏物矣……[42]
《沙孟海年表》1921年條下記：“隨馮老師（筆者注：馮君木）往訪同縣篆刻家趙叔孺（時）?！?span>[43]《沙孟海先生年譜》1921年5月條下記：“識印友同縣吳誠初（澤，公阜），又常相伴拜謁趙叔孺（時）先生，時受叔孺先生親炙。”[44]
沙孟海于1922年11月底抵滬，故《沙村印話》與《年表》《年譜》所記頗不相符，故筆者以為對沙孟海初謁趙叔孺的時間有必要做一番考索。查《僧孚日錄》（以下簡稱《日錄》），辛酉年三月初六日（1921年4月13日）記：“近聞趙叔孺先生回甬有數(shù)日勾留，擬從吾師往見之。先生并精馀（筆者注：于）書畫金石，其篆刻尤工絕倫，幾于前無古人矣。”[45]辛酉年三月初八日（1921年4月15日）記：“午后之回風堂，夫子導余謁趙叔孺先生，不遇，蓋已赴申矣。”[46]
辛酉年（1921）《日錄》所記關(guān)于拜謁趙叔孺就以上兩條，皆不遇。由于《日錄》第三冊遺失，故壬戌年二月初五（1922年3月3日）至六月二十（8月12日）間日記缺失，而壬戌年八月初六日（1922年9月26日）記：“為衷博刻一印，即四月間趙叔孺所篆仿漢白文印，刻他人所篆之印，猶替人作文，殊不易易?！?span>[47]同年九月十七日（1922年11月5日）記：“與夷父、次曳詣回風堂。既出，遇趙叔孺先生，先生近以事歸故里，倥傯間未及多語?！?span>[48]以上兩條可見沙孟海在寧波時已經(jīng)見到趙叔孺，且有合作治印一方。《蘭沙館印式》收有“偶然題作木居士”白文仿漢印一方，其邊款為“叔孺篆，孟?？獭薄?span>[49]戴家妙先生以為沙孟海初謁趙叔孺在壬戌年（1922）九月廿二日[50]，查沙孟海當日日記，有“先生（筆者注：趙叔孺）于余篆刻極加贊許，不惟于余前言之如此”云云，可知沙孟海在此之前已有拜謁趙叔孺。所以筆者以為沙孟海初謁趙叔孺當在壬戌年四月之前，即壬戌年二月初五（1922年3月3日）至同年四月之間。至于《沙村印話》中所指，“當是沙孟海到上海后的第一次謁見”[51]。
1927年底，沙孟海因沾上“赤化”嫌疑被商務(wù)印書館解聘而離開上海，次年至浙江省政府秘書處任科員，一年后辭去，于1929年南下赴中山大學任教。此后，沙孟海輾轉(zhuǎn)于廣州、杭州和南京?？谷諔?zhàn)爭爆發(fā)，沙孟海隨國民政府遷居重慶，直至新中國成立前夕回里，距趙叔孺去世已有四載。據(jù)《沙孟海先生年譜》所記，沙孟海最后一次見到趙叔孺見于1927年條：
丁卯冬，日本山本悌二郎到上海，缶廬老人適已逝世，于是征趙叔老、王個簃和先生三人各治數(shù)印……[52]
所以自1922年沙孟海見到趙叔孺到1927年底離開上海，其中至少有5年的從游經(jīng)歷。
沙孟海早年學習篆刻，其審美與趙叔孺契合，一致推崇趙之謙。趙叔孺在跋《吳讓之印存》中有“咸、同以來，篆刻之妙，當推吾家?叔”[53]之言。張大千在評趙叔孺篆刻有言：“其治印，雖導源其家?叔，旁及頑伯、牧父，然精意所注，尤在漢印。心摹手追，得其神理，寓奇詭于平正，寄超逸于醇古，非世之貌為狂怪險譎者所可望也?！?span>[54]沙孟?！渡炒逵≡挕分杏小霸鐨q治印，喜為?叔”[55]之語。沙孟海《日錄》辛酉年二月十二日（1921年3月29日）記：“余近有不刻印，刻印亦往往摹放完白、?叔輩，不復有意于秦漢，亦不知是益是病也?！?span>[56]同年五月十六日（6月21日）記：“趙?叔篆刻曠絕一代，其篆書遠擬《天發(fā)》，近師完白，然而未善，只見其滿面媚冶耳。今日見其手書《郊祀歌》數(shù)首，較他作稍凝練，其自記云：篆書非以是為正宗，然此可悟四體書之合處?！?span>[57]因?qū)徝榔鹾?，且沙孟海本師馮君木先生嘗有“學問之道，涂（筆者注：途）徑至博，孰正孰辟，豈易區(qū)別，棄舍從由，全在際遇。汝之學詩文而遇我，學刻印而得叔孺。皆主張公允，不為偏怪欺人之論”[58]之言語于沙孟海，使沙孟海視趙法為正途，故有“余治印初師叔老”[59]之說，并對其大為稱許。[60]
沙孟海拜謁趙叔孺，除在治印方面有所請教之外，還借以欣賞趙叔孺所藏之物、印譜等，遂眼界大開，并得以結(jié)識陳巨來、林冕之等印友。如《僧孚日錄》所記：
壬戌年九月廿一日（1922年11月9日）記：“夷父來，招公阜同訪叔孺先生。有林冕之洵者，閩侯人，先生之內(nèi)侄、林穎叔之孫也……（林冕之）從先生學，今隨以來年二十一，作篆治印俱有功夫……叔孺先生藏叔氏寶林鐘，曾見其拓片……叔孺先生又有新得梁武帝時碧玉造像，亦天下尤物，惜未睹其拓本?！?span>[61]
壬戌年十一月初七日（1922年12月24日）記：“午后看林冕之……（林冕之）出眂近作諸印并其手編叔孺先生《二弩精舍印存》，已得五冊，又六冊未拓款，印較多。叔孺先生所作印，余獲觀者甚少，今日得盡覽之，何其快也?！?span>[62]
壬戌年十一月十日（1922年12月27日）記：“叔孺先生貽余《濱虹集印》計四冊，秦漢印數(shù)百鈕，皆黃氏藏物也。先生與黃濱虹友善，謂濱虹家無它長物，獨好儲銅印。此本乃其印譜之初稿，中多濱虹手記考證語，今黃氏藏印盡為人竊去矣。”[63]（筆者注：此條所記當為沙氏赴滬后首次謁見趙氏）
甲子年三月廿四日（1924年4月27日）記：“午后偕陳巨來謁叔孺先生，傍晚散歸……趙先生所看古今印譜數(shù)種，其名稱旋背多忘之。所可億（筆者注：憶）者惟《福庵藏印》耳……”[64]
甲子年七月十一日（1924年8月11日）記：“叔孺先生處見商鳳卣，其提微損，器與蓋之底皆有文。其文不多，兩處略同。是器蓋費屺懷故物，今落一賈人之手，索價銀三千兩，有周氏方欲得之?！?span>[65]
甲子年七月十二日（1924年8月12日）記：“午飯罷，與巨來同訪叔孺先生，談抵日暮，始出先生近放謝云生《漢印分韻》例，續(xù)著《古文字韻林》一書。巨來每往為之編集，已竟十韻?！?span>[66]
甲子年八月廿二日（1924年9月20日）記：“司馬長卿、卓文君印世有得之者，黃小松嘗借集鈐存，裝為一帙，珠聯(lián)璧合亦一佳話也。然漢人字以長卿、仲卿者極多，司馬長卿四字印未必為相如，卓印但曰文君之印，尤不可斷定。其冊今入趙叔師之手，因獲觀之，題跋甚多，未及備覽?！?span>[67]
乙丑年五月初八日（1925年6月28日）記：“早與夷父同謁叔孺先生，午返社?！迦嫦壬乇饼R朱記，銅質(zhì)，朱文六字曰'樂安惠明德記’，篆法類漢碑額，頗饒別致。背鐫'永明二年趙孺造’七字，書勢與當時石刻相似。先生又示黃楊小印，凡二十九鈕，皆放古璽絕精，不知作者姓氏。先生謂似清初人所刻。”[68]
《鄞縣通志》記有關(guān)沙孟海留甬碑刻若干，由趙叔孺為之篆寫碑額者凡四塊?！洞笙锑l(xiāng)澹災(zāi)碑記》（刊于《華國月刊》1925年第9冊）立于1925年，沙孟海撰文，任堇書丹，趙時?（筆者注：趙叔孺）篆額。據(jù)《沙孟海先生年譜》和《僧孚日錄》，此碑文沙氏撰于癸亥年（1923）[69]，并于乙丑年九月十四日（1925年10月31日）往趙叔孺寓所請篆寫碑額。[70]《清附貢生陳公志賢冕瑞墓門記》立于1925年，沙孟海撰文，任堇書丹，趙時?篆額?！秾幉ㄉ虝洝放c《寧波仁濟醫(yī)院碑記》立于1932年，前者由張原煒撰文，沙孟海書丹，趙時?篆額，后者由馮貞胥撰文，沙孟海書丹，趙時?篆額。
沙孟海于丙寅年天中節(jié)（1926年6月14日）為趙叔孺刻姓名印一方?！短m沙館印式》收有“趙時?印”四字白文印，邊款曰：“叔孺師誨正，丙寅天中節(jié)，文若?！?span>[71]天中節(jié)是端午節(jié)別稱，沙孟海當日日記也記錄了此事。[72]此后，訪趙叔孺之事不見于沙孟海日記。《沙孟海先生年譜》僅記丁卯冬，日本山本悌二郎征趙叔孺、沙孟海和王個簃治印之事，并于此年年底，沙孟海離開上海，轉(zhuǎn)浙江省政府工作，繼而南下，執(zhí)教于中山大學。一年后辭去，輾轉(zhuǎn)于南京、杭州?？谷諔?zhàn)爭爆發(fā)，沙孟海隨國民政府遷居內(nèi)陸。豈料未及勝利，趙叔孺卻遽歸道山，故沙孟海有“別來十余年，倭塵匝地，道路梗絕，不獲重睹顏色，掩卷黯然”[73]之嘆。
趙叔孺年長沙孟海26歲，當為父輩。沙孟海師事趙叔孺，馮君木固然有牽線之功，更多的則是趙、沙二人審美見解的契合,加之趙、沙為同鄉(xiāng)，故沙對趙頗為親近，有一見如故之感。趙叔孺接受沙孟海拜謁，不僅為沙孟海的“轉(zhuǎn)益多師”提供了參照，更是為沙孟海的“窮源竟流”提供了路徑。
◎ 臨《爨寶子碑》 趙叔孺
三、結(jié)論
在趙叔孺的交游圈中，除趙氏學生弟子之外，以金石收藏家為多，他們不惜花巨價收購古器物、字畫、古玩等，故這類人群中以富商、達官占多數(shù)。而此時正是趙叔孺蜚聲海上之際，故那些收藏巨富也以趙叔孺馬首是瞻，以趙為權(quán)威。他們十分樂意與趙叔孺分享自己的收藏品，而趙叔孺也十分樂意與他們?yōu)槲椋麄兊氖詹仄芬垣@得趙叔孺的肯定為榮。如趙叔孺為經(jīng)伯滌刻有一方“鶴壺精舍”印，款曰：“經(jīng)兄伯滌嗜古，尤精鑒別。近得陳鶴峰為楊耑木中允手制砂壺，因以顏其所居，曰'鶴壺精舍’，并屬余刻二印，此其一也。丁巳四月，叔孺識。鶴峰制壺，世不多覯，矧此壺為名人遞藏之品，今歸伯滌，物聚所好，信然！伯滌遭家多難，癸丑滬南兵燹，室廬幾毀，不攜長物，僅挾此壺出走，好古之篤，不讓前人。故樂為記之，越日又記?！?span>[74]
三代吉金文字、古器物等均經(jīng)歷了歷史的洗滌，凝聚著歷史的沉淀，體現(xiàn)出不同于江湖氣的廟堂之美，符合人類的審美標準，可登大雅之堂。換句話說，乃是一種正統(tǒng)的體現(xiàn)，而趙叔孺的審美、藝術(shù)觀念也恰恰體現(xiàn)出這一點，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趙叔孺與那些收藏巨富有一定的共同語言，表現(xiàn)出高逸的個人品位。同時這種藝術(shù)觀念也影響著那些收藏者和趙叔孺的學生們，表現(xiàn)出一種醇厚典雅的風格，這種風格在陳巨來的作品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故沙孟海在其20世紀20年代末所著的《印學概論》（1930年發(fā)表于《東方雜志》第27卷第2號）中對趙叔孺評價甚高，謂：“主張平正，不茍同時俗好尚，取之謙靜潤隱俊之筆，以匡矯時流之昌披，意至隆也。趙氏所摹擬，周秦漢晉外，特善圓朱文，刻畫之精，可謂前無古人！韻境致瀟灑，自辟蹊徑。印豈一端而已耶？”[75]這種藝術(shù)觀念成為20世紀海上藝術(shù)甚至整個民國藝術(shù)具有較高審美價值的一脈，此當見趙叔孺藝術(shù)的正統(tǒng)觀念。
丨參考文獻丨
[1]趙裕軍：《趙叔孺書畫全集》，上海書畫出版社2015年版。
[2]《趙叔孺先生遺墨》，趙叔孺逝世十一周年紀念展覽特刊，上海圖書館藏本1956年版。
[3]趙叔孺：《趙叔孺印存》，朵云軒原石精拓出版1990年版。
[4]趙時?：《二弩精舍印譜》，重慶出版社2015年版。
[5]舒文揚：《趙叔孺印存》，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版。
[6]沈傳鳳、舒華：《民國書法篆刻人物辭典》，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年版。
[7]陳巨來：《安持人物瑣憶》，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年版。
[8]鄔向東：《二十世紀寧波書壇回顧——書法論文史料選輯》，寧波出版社1999年版。
[9]林乾良：《西泠群星》，西泠印社出版社2000年版。
[10]馬國權(quán)：《近代印人傳》，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年版。
[11]王震：《二十世紀上海美術(shù)年表》，上海書畫出版社2005年版。
[12]王扆昌：《中國美術(shù)年鑒·1947》，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年版。
丨注釋丨
[1]張原煒：《鄞縣趙叔孺先生傳》，《趙叔孺先生遺墨》第2頁。
[2]葉潞淵：朵云軒原石精拓《趙叔孺印存》序言。
[3]沈傳鳳、舒華：《民國書法篆刻人物辭典》，第309頁。
[4]趙時?：《二弩精舍印譜》，第69頁。
[5]同[4]，第79頁。
[6]同[4]，第81頁。
[7]同[4]，第84頁。
[8]同[4]，第139頁。
[9]趙時?：《趙叔孺印存》，朵云軒原石精拓出版，第14頁。
[10]同[4]，第145頁。
[11]同[4]，第146頁。
[12]同[9]，第11頁。
[13]同[4]，第141頁。
[14]同[9]，第10頁。
[15]同[4]，第130頁。
[16]同[4]，第128頁。
[17]同[4]，第143頁。
[18]秦康祥：《西泠印社志稿》，第13頁。
[19]同[4]，第157頁。
[20]趙裕軍：《趙叔孺書畫全集》下冊，第16頁。
[21]同[4]，第161頁。
[22]陳巨來：《趙叔孺先生軼事》，《安持人物瑣憶》，第22頁。
[23]同[22]，第29頁。
[24]趙鶴琴：《趙叔孺先生年譜》，《趙叔孺先生遺墨》，第20頁。
[25]同[22]，第22頁。
[26]同[22]，第22頁。
[27]鄭逸梅：《藝林散葉薈編》，第473頁。
[28]林乾良：《西泠群星》，第243頁。
[29]同[22]，第22頁。
[30]陳巨來：《安持精舍印話》，《趙叔孺先生遺墨》，第56頁。
[31]馬國權(quán)：《近代印人傳》，第417頁。
[32]同[30]，第55頁。
[33][34]同[30]，第56頁。
[35]朱關(guān)田：《沙孟海全集·日記卷》，第508頁。
[36]陳巨來：《陳巨來安持精舍印集》，第3頁。
[37]同[36]，第4頁。
[38]同上。
[39]同[35]，第669頁。
[40]關(guān)于況蕙風之生年，或以為在1859年，本文以鄭煒明《況周頤先生年譜》為據(jù)，定為1861年。詳見《況周頤先生年譜》，第1—2頁。
[41]同[30]，第59—60頁。
[42]沙孟海：《沙村印話》，載《沙孟海全集·印學卷》，第203頁。
[43]沙匡世：《沙孟海年表》，西泠印社出版社2000年版，第7頁。
[44]《沙孟海先生年譜》，第11頁。
[45]沙孟海：《僧孚日錄》，載《沙孟海全集·日記卷》，第123頁。
[46]同[35]，第125頁。
[47]同[35]，第335頁。
[48]同[35]，第364頁。
[49]沙孟海：《蘭沙館印式》，上海書畫出版社，2013年，第125頁。
[50]戴家妙：《沙孟海的篆刻藝術(shù)》，《沙孟海論壇暨中國書法史學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頁。
[51]徐清：《沙孟海學術(shù)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1頁。
[52]沙茂世：《沙孟海先生年譜》，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頁。
[53]趙叔孺：《吳讓之印存跋》，《趙叔孺先生遺墨》，第27頁。
[54]張大千：《趙叔孺先生遺墨序》，《趙叔孺先生遺墨》，第9頁。
[55]《沙孟海全集·印學卷》，第204頁。
[56]同[35]，第108頁。
[57]同[35]，第163頁。
[58]同[35]，第368頁。
[59]同[42]，第214頁。
[60]《僧孚日錄》壬戌年八月二十七日（1922年10月17日）記：“見叔孺先生題《霓仙遺稿》首葉篆書四字，書法之工，今之作篆者殆無出其右，此老固不厪用刻印擅長也?！蓖沼钟洠骸敖裰髯邿o出叔孺右，并非過言，缶庵（筆者注：廬）自辟一徑，出以怪特，雖風靡一時，未可為訓。清卿、子與皆已死，吳氏端嚴而少逸氣，楊氏秀整但傷軟弱。若叔孺者有完白之圓勁，有悲庵之秀逸，無偏無黨，可謂精品矣?！薄渡趁虾Ｈと沼浘怼罚?span>350頁。壬戌年十一月初七日（1922年12月24日）記：“先生（筆者注：趙叔孺）篆刻早歲亦師西泠諸子，近乃專學?叔。至其篆書、真書無一不肖，印之工又骎骎乎加?叔而上
矣?！薄渡趁虾Ｈと沼浘怼?，第416頁。甲子年三月二十四日（1924年4月27日）記：“趙先生印放宋元人圖書記最精，近世莫得其耦。其秦漢印亦復戛戛獨造，與吳缶翁異趍同歸?！薄渡趁虾Ｈと沼浘怼?，第613頁。
[61]同[35]，第367—368頁。
[62]同[35]，第415—416頁。
[63]同[35]，第418頁。
[64]同[35]，第613頁。
[65]同[35]，第669頁。
[66]同上。
[67]同[36]，第695頁。
[68]同[36]，第831—832頁。
[69]《沙孟海先生年譜》，第18頁。
[70]《僧孚日錄》乙丑年九月十四日（1925年10月31日）有記：“課后夷父來，與之同訪叔孺師，請篆澹災(zāi)碑額?！薄渡趁虾Ｈと沼浘怼罚?span>899頁。
[71]《蘭沙館印式》，第152頁。
[72]《僧孚日錄》丙寅年五月初五日（1926年6月14日）有記：“午后飲集過節(jié)，后又刻叔孺先生及彌明名印。”《沙孟海全集·日記卷》，第1006頁。
[73]沙孟海：《沙村印話》，《沙孟海全集·印學卷》，第214頁。
[74]同[3]，第100頁。
[75]沙孟海：《印學概論》，《海派書畫文獻匯編》第一輯，上海辭書出版社，第152—153頁。
本文編輯丨《西泠藝叢》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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