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擁有各個層面的讀者，他是一個雅 俗共賞的作家，同時跨越了東西方陣營，融合哲學、政治和小說藝術的主題。作為追問特定社會政治和歷史境遇中，個體存在之秘密的思想者；作為對小說本質和表現(xiàn)形式都有獨特貢獻的藝術家；作為深諳大眾文化的暢銷書作家，他的受眾自然很廣泛。
作家米蘭·昆德拉于7月11日去世，終年94歲。令他念茲在茲的觀點是，小說家應該匿名隱世，以避免個人生活干擾讀者對其小說的理解。作家想表達的一切都已蘊含在小說中，讀者應該專注于對作品的閱讀，而不是借由窺探作家生活與心理秘密以求對小說的理解。他認為大眾媒體的簡單化，有害于讀者對小說藝術的理解；作為當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活著時像回避病毒一樣躲避大眾，而他的去世卻成了世界性新聞。他的小說總是描寫政治運動中的人物命運，描寫這些人物公開的社會政治生活和私下的性生活。他小說中滿是個體存在的思考：一個人何以成為自己，何以如此去行動，成為社會現(xiàn)實中那樣一個人；他對此有明確的認識，并在小說中加以直接表達。他的小說形式輕松自由，帶有喜劇色彩，所以他的作品充滿了話題性，讀者可以從眾多角度進入他的小說，作出各種解讀。
昆德拉作品的豐富性疊加了他個人身份和經歷的復雜，他在1929年出身于捷克布爾諾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一位音樂家。二戰(zhàn)時期他經歷了法西斯德國的占領，又迎來蘇聯(lián)紅軍的解放。1947年，18歲的昆德拉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21歲時被開除，27歲又重新加入，直1970年41歲再次被開除。他經歷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會主義化、東西方陣營的冷戰(zhàn)、又參與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時社會主義內部的改革運動和隨后的蘇聯(lián)鎮(zhèn)壓。他在社會主義社會成為詩人又成為小說家，1967年出版的小說《玩笑》成為暢銷書后又被禁止，隨即他被剝奪工作和發(fā)表的權利。1975年，46歲的昆德拉離開祖國前往法國工作， 隨后在50歲時因為小說中的政治傾向，被捷克斯洛伐克取消國籍，并在1981年獲得了法國國籍。之后他用捷克語寫的小說被翻譯成法語出版，在寫完第六部小說《不朽》后他改用法語寫作，并自認是法國作家。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后，昆德拉拒絕回歸祖國，也抗拒用捷克語出版小說，他因此遭受到很多捷克作家的批判。
2019年，昆德拉在90歲時又獲得了捷克國籍。他的身上銘刻著太多的象征符號，他是時代政治下一顆完美的象征性棋子。一種特別的歷史產物。但是他拒絕充當這樣的一種政治、歷史和時代的工具，更拒絕政治受害者、流亡者的身份。他強調自己的小說家身份，拒絕將自己的小說視為政治意圖表達。他當然拒絕不了別人對他的思想和個人生活的政治性解讀。但他強調小說要在小說史中才能得到恰當?shù)脑u價，他為此發(fā)明了一套個人的小說理論和小說史觀。他認為小說是一種笑的藝術，是歐洲人的發(fā)明。它誕生于歐洲現(xiàn)代紀元的開端，文藝復興時期。中世紀基督教唯一真理的世界解構了，在相對的世界里，人帶著認識的激情開始踏上探索自身存在的道路。就是拉伯雷的《巨人傳》、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踏上的漫游道路。這是充滿歡笑的道路，因為一切都是不確定的，曖昧和自由的，不是那種教條的神圣的真理世界，而是發(fā)現(xiàn)各種自我存在的可能性的世界。小說的歷史，是對自我存在之謎不斷探索和發(fā)現(xiàn)的歷史，它像接力賽一樣在歐洲境內傳遞：薄伽丘的人物只是通過行動確定真實的自己；狄德羅的《宿命論者雅克》發(fā)現(xiàn)在外部世界行動和自我是脫節(jié)的；理查遜通過描寫人內心的情感確定人的真實性；巴爾扎克發(fā)現(xiàn)了人受制于客觀時間和社會現(xiàn)實的各種因素的規(guī)定；普魯斯特和喬伊斯發(fā)現(xiàn)了不同于外部時空的人類內心時間的真實性，卡夫卡發(fā)現(xiàn)了世界的荒謬非理性。當?shù)貢r間2023年7月13日，捷克布拉格， 一名男子在米蘭·昆德拉的吊唁簿上簽名。昆德拉則認為，發(fā)現(xiàn)新的存在是小說存在的唯一理由。一旦沒有這種發(fā)現(xiàn)，只是在重復宣傳一些已知的確定的結論和教條，小說史也就結束了，小說本身也就死亡了，他的這種理論自然有其政治性。通過用笑的藝術，用對未知領域的探索發(fā)現(xiàn)作為小說的本質，其最終結論可落到對蘇聯(lián)小說的批判上：認為蘇聯(lián)那種用于政策宣傳和現(xiàn)成理論圖解的小說是不道德的，它意味著小說史的終結。當然，這種理論也可以用來批評西歐政治的一些做法。
昆德拉的小說寫的是在蘇聯(lián)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下，捷克斯洛伐克人的生活和命運。但把他的小說單純地作政治性解讀，確實錯過了小說最具獨創(chuàng)性的成就。他關注的焦點不在于政治批判，而在于人的存在、人的處境、人的自我和環(huán)境的關系，人如何確立自己，如何選擇，如何采取行動。一種什么樣的機制，在決定人們成為怎樣的自己。人并非自認的那樣，也并不遵從內心最真實的沖動行事，世界以不可控的方式運行。人的沖動本身也是復雜的，自我認定也有種種自我保護的臆想在其中。這是他在《玩笑》和《告別的圓舞曲》中所揭示的。在那種政治環(huán)境和邏輯中，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角色完全是偶然的，他們遵循同樣的邏輯行事。最沉痛的悲劇出自一個偶然的玩笑，慢慢偏離了各自的意愿。在一場集體演出的荒誕劇中，不受控制地滑向某種可怕的悲劇結局。當?shù)貢r間2010年11月30日，法國巴黎，米蘭·昆德拉（后中）在法國哲學家貝爾納-亨利·列維的書評《游戲規(guī)則》出版20周年慶典現(xiàn)場。
昆德拉的小說還蘊含一種認識的激情，其人物是按照探索性的問題設定的。這些人物形象模糊，除了與主題相關的情況，其他一概略去。人物性格都是確定不變的，情節(jié)與命運只是按邏輯推進，像幾何運算那么明晰。既沒有不透明的復雜幽暗的真實，也沒有不可理解的偶然性，一切全都被解釋得清清楚楚。那些動機、欲望、舉止及其變形，全都是可理解的。但作為小說它們仍然非常精彩。這種精彩首先來自小說的結構，充滿了各種對比，如音樂主題般清晰地呈現(xiàn)、發(fā)展、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一種戲劇性的交響效果。像他最著名的《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輕》，不同人物所代表的主題互相對比、交織；《玩笑》和《告別的圓舞曲》的最后，所有對比的人物也都交織了起來。昆德拉小說的魅力還來自他精彩的語言，詩一樣間接而富有表現(xiàn)力的語言，然后是各種小戲劇的效果。他的小說一旦失去這種多重結構和戲劇性增添的光彩，只剩下精彩的語言和獨特的認識，就會顯得單調而冗長。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米蘭·昆德拉這類流亡作家不再是中心和焦點，年過六旬的他此后也再沒寫出有影響力的作品，但他的小說經受住時代的變化，在中國掀起了一場持續(xù)十多年的昆德拉熱，當時我們的知識分子和文藝青年無人不讀，這股熱潮肯定和昆德拉的小說切中了中國人的生活經驗有關。如今世界在經歷二十多年的網絡化與全球化之后，冷戰(zhàn)時代用小說家身份超越政治標簽的米蘭·昆德拉的謝世，反而實現(xiàn)了與其小說藝術調性相符的值得人玩味的告別。本文載于《世界博覽》雜志2023年第15期
責編：常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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