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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是最早發(fā)明織繡和印染的國家之一。早在遙遠的新石器時代，我們的祖先就已經(jīng)學會用麻、絲織作平紋組合或羅紋組合的“布”。1972年，江蘇吳縣草鞋山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了羅紋葛布。經(jīng)密度為10根/厘米，緯密：地部為13—14根/厘米，有紋部為26—28根/厘米。1958年，浙江吳興錢山漾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fā)現(xiàn)了盛在竹筐里的絹片、絲帶和絲線，同時出土的還有幾塊炭化了的苧〔zhu柱〕麻布。經(jīng)有關部門鑒定：絹片為平紋組織，經(jīng)緯密度為每厘米40根；絲帶為10股帶子組合，每股單紗三根，有平行的人字形織紋。這些平整細巧的絲織品，都是以蠶絲先繅后織的產(chǎn)品，技術上達到相當嫻熟的程度。這說明在此之前先民的織作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的經(jīng)驗積累過程。我國古書說黃帝之時“蠶神獻絲，乃稱織維之功”，看來并不是完全向壁虛構。

　　我國棉花大面積推廣較晚(東南、西北邊疆地區(qū)種植、利用棉花較早，但唐以后才傳入中原，元明以后才南北種植、推廣)因此我國古代長時期的服飾原料主要是葛麻和絲。葛麻織作的織物古代稱“布”，絲織作的織物古代稱“帛”。在男耕女織的古代，治絲績麻都是婦女的事，因此我國古代把解決穿衣問題的工作(如紡織、縫紉，刺繡等)統(tǒng)稱“女紅[gong工]”。

　　商周時期，我國的麻、絲紡織技術已相當完善，多彩織花的“錦”和把繪畫刺綴在紡織品上的“繡”已有相當?shù)陌l(fā)展。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商代中、后期的墓葬中已發(fā)現(xiàn)了平紋的“紈”、縐紋的“縠[hu胡]”、絞經(jīng)的“羅”、斜紋或回紋的“綺”和雙經(jīng)雙緯的“縑”等。到戰(zhàn)國中期，各種絲織品和各種繡品已十分繁盛，光彩奪目。如1982年發(fā)掘的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一個墓發(fā)現(xiàn)的絲織品就有絹、綈、紗、素羅、錦、絳、組、彩條紋綺、刺繡多種，顏色有紅、黃、綠、藍、紫、棕、黑、黃、褐等，繡紋有龍紋、鳳鳥紋、動物紋、幾何紋等，其織造方法使用了平紋地經(jīng)線提花、分區(qū)配色“掛經(jīng)”、緯線起花、針織單面提花等先進技術，滿目琳瑯，美不勝收。

　　漢代以后，隨著“絲綢之路”的發(fā)展，中國的紡織印染有了更大的發(fā)展。當時的絲綢產(chǎn)地東起沿海，西及甘肅，南至海南，北達內(nèi)蒙古，不僅品種繁多，印染刺繡水平也相當高。不少權貴之家招致男女工人從事紡織，謀利肥家，刺激了絲織技術不斷改進。唐宋以后，官私絲織、印染作坊在全國各地尤其是華東沿海地區(qū)迅猛發(fā)展，各種風格和紋飾的“錦繡文綺”爭奇斗艷，使中國的絲織工藝在世界上放射出更加耀眼奪目的光彩!

　　盡管中國的絲綢品種繁多，光彩照人，但并不是大多數(shù)勞動人民的享用品(我國一些少數(shù)民族盛行織錦，詳見“少數(shù)民族織錦”一節(jié))。古代中國長期的宗法封建社會和階級壓迫剝奪了勞動人民享用絲綢的權利，“遍身羅綺者，不是養(yǎng)蠶人”，一般人民只能穿葛、麻、粗毛(褐)、棉布做的衣服而被賤稱為“布衣”。雖然如此，勞動人民的愛美之心是不可泯滅的。衣服原料雖然簡單，但中國勞動婦女把祖國傳統(tǒng)的織繡、印染技術巧用于粗衣布料，同時也把她們純樸秀美的感情融會于一針一線之中，這就使得中國的古代民間織繡、印染更顯得質(zhì)樸純真、艷麗多姿。從中國民間刺繡傳統(tǒng)來看，我國古代的民間刺繡工藝，主要是用于服裝、鞋帽、床帳、掛包、背包和其他小件的裝飾(如頭巾、香袋、扇帶、荷包、手帕等)、玩具等。這些民間刺繡工藝品，多是生活中的實用品。實用品加以點綴、裝飾，不僅美觀大方，還能加固布料、增加強度，像褲腳、袖口、衣領、鞋面、鞋墊、襪底、頭巾、肚兜、掛包、背包加上刺繡，不僅打破了面料大面積的單一色彩，加強了衣物優(yōu)美的輪廓，還耐磨經(jīng)穿，比使用單純的面料更結實。

　　我國的民間刺繡講究“情”，講究民俗傳統(tǒng)。例如：枕頭用的繡花樣，同是一種方形圖案，老年人用的大多采用福、祿、壽的題材，意思是祝愿老年人健康長壽；小孩子用的多采用“五毒”圖案、老虎圖案，意思是避邪鎮(zhèn)惡，祝福小孩子像老虎一樣勇敢健壯；年輕人燕爾新婚，則一般是選擇鯉魚鬧蓮(象征愛情的和諧)、蓮(連)生貴子、鴛鴦戲水一類的圖案，以祝福新婚夫婦家庭美滿、多子多福。又如：挑花或繡花的手帕，是姑娘們貼身的用品，也常常用來饋贈情人，作為定情的信物，因而繡得極為漂亮、大方，隱藏著姑娘心中的秘密；孩子們的“虎頭鞋”、“虎頭帽”，則因為寄托著母親的希望和祝福，格外做得雄壯威武，透著那么一股子結實憨厚的猛勁。所以，從中國古代民間刺繡的傳統(tǒng)看，我國古代的民間刺繡，大多是把實用性、裝飾性同人們追求生活美滿的理想、愿望結合在一起的。它在實用性的前提下，力求形式美又寓意吉祥，或借物傳情，把人們真實的情感以濃縮的形式表達出來。

　　中國古代的民間刺繡，主要有繡花、挑花、貼花幾種。

　　繡花是用彩線(絲線、絨線、棉線等)按設計好的圖案在織物上綴連出美麗的紋樣，古代叫作“黹[zhi指]”或“針黹”。繡花多為婦女所作，在男耕女織的古代社會是婦女的主要職業(yè)，因而也是“女紅”的一部分。

　　中國古代的繡花起源很早，商周時已很發(fā)達。我國各地出土了不少精美的繡品，像春秋的“鳳鳥穿花紋繡”、戰(zhàn)國的“龍鳳虎紋繡”、漢代“長壽繡”等，都是當時貴族服用的精品。這些朝代的民間刺繡十分罕見，主要是因為布帛不好保存，沒有流傳下來。我國的刺繡有廣泛而深刻的群眾基礎，產(chǎn)區(qū)分布極廣，但以江南最為流行。明清時期，江南“家家養(yǎng)蠶，戶戶刺繡”，對中國刺繡的發(fā)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我國古代民間繡花的方法很多，有鋪針、平針、纏針、散針、打子、套扣、盤金、辮子繡、鎖繡等，技術雖不如宮廷繡花講究，但題材廣泛、形式活潑，有著濃厚的生活氣息。我國古代民間的繡花有傳統(tǒng)但不程式化，它就地取材，因材施繡，隨其所好，把真實的感情注入到一針一線之中，因而有著華美而刻板的宮廷繡花無法比擬的風格。平常我們說民間工藝是生活的藝術、現(xiàn)實的藝術，于此也可見一斑。

　　我國的民間繡花根據(jù)地區(qū)的不同、風俗習慣的不同，也有著不同的流派和風格。一般地說，南方和北方比較，由于南方是蠶絲的故鄉(xiāng)，有幾千年織繡的歷史，繡花技術普遍比北方要高，風格也細膩纖秀，相比之下北方就顯得粗獷、豪放。南方、北方各個地區(qū)之間相比也有著很大的差別。如南方蘇州地區(qū)的繡花精細雅潔；長沙一帶的繡花優(yōu)美質(zhì)樸；廣州一帶的繡花艷麗清新。北方陜西的繡花用針較粗，色彩鮮麗；山西的繡花針法細密，講究大紅大綠底色與淡雅的圖案對比……這些差別，構成了中國古代民間刺繡的姹紫嫣紅，使它們顯得更有生氣，更有特點。

　　古代民間繡花著名的地區(qū)主要有江蘇蘇州、湖南長沙、廣東廣州、四川成都等(明清江南四大名繡“蘇繡”、“湘繡”、“粵繡”、“蜀繡”就是在千百年民間刺繡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北方的山東，春秋戰(zhàn)國時繡花非常發(fā)達，“齊郡世刺繡，婦女無不能者”，后來形成樸素渾厚的“魯繡”。河南開封的“汴繡”，湖北武漢的“漢繡”，浙江溫州的“甌[ou歐]繡”，北京的“京繡”等，也都是在歷史悠久的民間刺繡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著名繡品。

　　古代民間繡花的題材非常廣泛，一般是以花卉、蟲鳥、動物和民間傳說的人物為主，而且多寓有吉祥的含義，如喜(鵲)上眉(梅)梢、牡丹富貴、三陽(羊)開泰、金(魚)玉(蘭)滿堂、馬上封侯(猴)、瓜果連綿、麒麒送子等。構圖講究飽滿、對稱、有均衡感。

　　挑花，又稱十字繡，是嚴格按照布料經(jīng)緯紋絡以小十字挑織花紋圖案的刺繡方法。挑花圖案以十字形直角構成，有獨特的變形幾何形裝飾風格，而且刺繡時不傷布絲，反而能加固織物的耐磨損性能，因而受到人們的廣泛喜愛。

　　挑花刺繡在我國歷史悠久，以南方和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分布最為普遍。明代的時候，浙江南部居民已盛行在衣服領口、褲邊、鞋頭及枕套、床帳、肚兜上裝飾挑花。后來由于這種刺繡技術針法易學，裝飾性強，又能加固布料，所以很快流行到各地。

　　以針法、用線的不同又可分為：架花、撇花和纖花。架花是一面繡，撇花是兩面相反的繡，纖花是正反兩面一樣的繡。挑花的裝飾題材，以花卉、動物和樓閣殿堂為主。圖案的布局，一般是布面中心挑繡大團花，四角邊沿挑繡小型的角花、邊花，很講究勻稱和構圖方式。

　　不同地區(qū)的挑花風格也有區(qū)別。如漢族的傳統(tǒng)挑花多以白色布為地繡藍花，少數(shù)民族挑花則多以青、黑色布繡彩色花。這與不同地區(qū)、不同民族的風俗習慣有很大關系。

　　布貼花是一種用彩色小布塊拼成各種圖案作為用品裝飾的刺繡方法，又稱“補花”。布貼花常用來裝飾服裝、帳簾、枕頭等，還經(jīng)常與繡花結合在裝飾物上堆起浮雕式的花卉、動物，甚至在上面掛上金屬飾片，顯得特別粗獷、憨厚。

　　我國古代各地都有給小孩做“百家衣”的習俗。所謂百家衣，就是向鄉(xiāng)鄰收集各種顏色的小布塊拼制童衣，取百家保護、祝佑平安的意思。這種“百家衣”上往往貼有“五毒”(蝎子、蜈蚣、蛇、壁虎、蟾蜍)的布貼花，其用意是希望孩子能祛毒避害、健康成長。我國一些少數(shù)民族婦女用的背布(用來背小孩)也往往是繡花和貼布綜合運用的，它以精致的圖案給孩子展現(xiàn)出一個美好甜潤的世界，同時也反映出心靈手巧的母親希望孩子快快健康成長的心情。

　　還有一些工藝品，像被塑造成立體形動物的童枕(虎枕、獅枕、蛙枕等)、童帽(虎頭帽、“五毒帽”等)、童鞋(虎頭鞋等)、香包(蝴蝶香包等)等，其貼布、繡花相結合的程度就更高。如老虎枕做成老虎的形狀，用五彩線繡出老虎的眼睛、大嘴和須眉，或用貼花貼出其眼睛、鼻子、耳朵、牙齒，樣子很威武；蝴蝶香包作為定情之物，做成蝴蝶翩翩飛舞之形，巧加裝飾，針針線線都體現(xiàn)著對意中人的愛慕，繡得越精，愛得越深，這些都是民間刺繡工藝的精品。

　　中國古代的民間刺繡，由于年代久遠，實用物易損壞，所以目前我們發(fā)現(xiàn)的實物很少，很多工藝我們只能靠現(xiàn)在還在流傳的民間傳統(tǒng)繡法去挖掘。

　　同刺繡相比，我國古代民間的印染工藝在一些民族地區(qū)則保留得比較全面。現(xiàn)代染織技術普及以前，我國各族勞動人民對織物的印染主要是用靛青顏料土法對織物進行夾纈〔xie協(xié)〕(古代稱織物染色為纈)、蠟纈和絞纈。近代民間流行的藍印花布，就是這幾種印染技術的發(fā)展?，F(xiàn)代云南、貴州等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的蠟染，就是我國古代的蠟纈。

　　我國染色技術起源很早，早在商周時期，利用礦物顏料(如赭石、丹砂、胡粉、白云母、金銀粉箔)和植物染料(如藍草、茜草、梔子、紫草等)進行多次浸染(將織物反復多次浸泡在一種染液中著色)、套染(將織物多次浸入兩種以上的染液中以獲得各種色彩的中間色)或借助某種媒介物質(zhì)使染料色素附著在織物上的媒染技術已經(jīng)成熟。當時在織物上設計花紋圖案，主要是采用“畫繢(繢即繪)”的方法用顏料或染料在織物上作畫。據(jù)說商周時天子百官所用的禮服、旗仗、帷幔、巾車等，就是以不同的“畫繢”來區(qū)別官位和等級的。我國考古工作者曾在洛陽東郊商代墓葬中發(fā)現(xiàn)施于墓廓四周彩色布幔的痕跡，上面畫著黑、白、紅、黃的幾何花紋，也有紅、綠、白三色的，這就是“畫繢”。

　　“畫繢”費時費力，染液直接畫在絲綢上，顏色很容易外浸，必然影響花紋的質(zhì)量。所以，隨著古代勞動技術的不斷提高，印染技術逐漸代替了“畫繢”技術(“畫繢”在秦漢以后，逐漸減少，只限于一些特定的用途使用，如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中發(fā)現(xiàn)的T字形帛畫就是難得的“畫繢”，可能具有宗教的性質(zhì))。

　　最早代替“畫繢”的印染技術是凸版印花和夾纈。

　　凸版印花是在平整光潔的木板上刻好花紋圖案，然后在圖案凸起的部分涂刷色彩，以押印的方式把花紋印在織物上。這種印花技術速度快、質(zhì)量高，印出的花紋清晰明快，線條光滑有力，有立體感，所以發(fā)展很快。目前，我國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凸版印花作品，是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紗和金銀色印花紗，前者以凸版印花與繪畫結合，后者用三塊凸版分三步套印，技術嫻熟，水平很高。凸版印花工藝簡便，適應力強，所以后來成為歷代服飾和裝幀的主要印制方法。這種技術后來傳到日本，日本人稱凸版印刷的花布為“折文”或“階布”。清代新疆維吾爾族人民創(chuàng)制的木戳印花和木滾印花也是這種凸版印花的發(fā)展。木戳面積小，多用于局部印花；木滾印花是用雕刻花紋的圓木進行滾印，適于大幅的花紋裝飾。

　　夾纈，就是夾版印花。它的工藝特點是先在木板、油紙上刻出圖案制成版，然后將織物夾持在兩塊鏤空版之間，不使織物移動，然后在鏤空處涂刷或注入色漿，干后解開型版就成為印花的織物。我國夾纈的印染技術發(fā)明很早，大概秦漢時期即有了應用，不過到隋唐以后才盛行。唐代夾纈產(chǎn)品遺存較多，如日本正倉院保存的夾纈花樹對鳥屏風、山水屏風、鹿草屏風等，都是唐代夾纈印花的精品。唐以前的夾纈工藝主要是絲綢印花(圖4)。宋代以后，植棉技術發(fā)展，棉織品成了勞動人民主要的服裝來源，因此民間的夾纈主要是印制藍印花布。夾纈由于是制版染印，花紋線條都留有缺口，不能首尾聯(lián)貫。藍印花布主要用于衣服、床帳、被面、門簾、包袱、頭巾等。

　　蠟纈，又名﨟〔la臘〕纈、蠟染。它的工藝特點是用排染作用的蠟(蜂蠟、蟲蠟、石蠟、松脂、樹膠等)在織物上畫出圖案，然后在常溫染液中浸染，最后沸煮去蠟，即顯出色底白花的花紋。蠟纈由于織物收縮或揉搓后蠟膜會發(fā)生一些折裂，因此浸染過程中會有一些顏料滲入裂縫，成品后會顯出一絲絲不規(guī)則的冰紋，形成一種獨特的裝飾效果，所以歷來受人們喜愛。

　　圖4唐代對鹿夾纈屏風

　　我國蠟纈的發(fā)明很早，目前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蠟染布是新疆民豐尼雅東漢遺址出土的人物蠟染花布(圖5)。該布底角畫一帶佛珠的裸女像，手持一束鮮花，形象自然生動。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唐墓和敦煌莫高窟出土的蠟纈制品非常豐富多彩，其中絳地云花、棕地散花和茶地綠白花的蠟纈絹，黃地對鳥花束，黃地、綠地的狩獵紋蠟纈紗，都顯示出唐代蠟纈技術的高超(圖6)。日本正倉院現(xiàn)保存有唐代的蠟纈屏風四扇，其中樹木象紋屏風和樹木羊紋屏風，制作精工，造型豐腴，色調(diào)典雅，是非常難得的精品。

　　圖5漢代人物蠟染棉布

　　宋代以后，蠟纈技術在中原逐漸為其他印花技術取代，但在西南少數(shù)民族中卻盛行起來。時至今日，在貴州鎮(zhèn)寧、安順、普定、黃平、丹寨等地，姑娘六七歲時，就在長輩的指導下學習蠟染技術。到十多歲，她們就能畫出很精致的蠟花。農(nóng)閑時，這里的姑娘三五成群。圍坐在溫火旁，把蜂蠟裝在小碗內(nèi)，一邊談笑唱歌，一邊用溶化的蜂蠟畫著美麗的圖案，把自己的衣服、被面、背帶、頭巾、口袋等用蠟染裝飾起來。由此我們可以想見我們的祖先當年繪制蠟纈布的情景，也可以想見當年這種染印技術普及的情況(圖7)。

　　圖6唐代蝶戀花紋蠟纈

　　我國少數(shù)民族的蠟染技術風格多樣，但也有共同的特點：構圖飽滿、意境清新，非常注意點、線、面的巧妙結合，這應當是我國古代傳統(tǒng)的蠟纈技術影響的結果。

　　圖7貴州苗族蠟染

　　絞纈，又名撮纈，扎染。這是一種把布料的局部進行扎結、防止局部染色而形成預期花紋的印染方法。它的操作順序是先把布料上的某些部分用針線穿縫或結扎起來，防止它染色。這樣經(jīng)印染處理，最后布料上就出現(xiàn)了由深而淺、具有暈渲效果的花紋，頗具變幻迷離的情調(diào)。據(jù)文獻記載，我國最遲至公元4世紀絞纈已廣泛生產(chǎn)。當時流行的花樣有蝴蝶、臘梅、海棠、魚子紋、鹿胎紋等。陶潛的《搜神后記》上說，一個年輕的婦女，穿上紫色的絞纈上衣，遠看就像一只梅花鹿一樣，這可能就是絞纈中花紋比較疏大的“鹿胎纈”。

　　目前我們能見到的古代最早的絞纈實物是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的晉代斜方幾何紋絞纈絹。唐代墓葬中出土的絞纈制品較多。宋代以后，由于絞纈費料費工，政府曾經(jīng)明令禁止。明代以后，由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產(chǎn)生，染織手工作坊增多，大量印染深底白花的紡織品，蠟染、絞纈已不敷需要，而且我國勞動人民通過實踐又創(chuàng)造了用化學藥品褪色的“拔染”技術，效率成倍提高，因此蠟纈、扎纈也就漸漸退出了歷史舞臺，只有一些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還在應用。

　　清代城鄉(xiāng)流行最廣的印染花布是“藥斑布”，又稱“澆花布”，也就是現(xiàn)今我們說的藍印花布。藍印花布是古代纈染的發(fā)展，它的工藝過程，據(jù)一些史書記載，主要有三種：一種是刮印法。即“以灰粉滲礬涂作花樣，然后隨作者意圖加染顏色，曬干后刮去灰粉，則白色花紋燦然出現(xiàn)”。一種是漏版刮漿法，其方法是用油紙鏤花制版，然后套在布上刮上豆粉合石灰的防染漿，浸染后刮去灰漿即成為藍地白花的花布。如果需要白地藍花的布，則制兩塊版，一套印底色，一套印花紋。還有一種是木版刷印法。其方法是用木版雕出花卉鳥獸人物形象，把布料蒙在版上，打濕繃緊，然后用各種染色搓抹，其過程頗似我國傳統(tǒng)的碑拓。這種方法印制的花紋一般都比較細致，色調(diào)鮮亮，對比性很強。

　　清代藍印花布的圖案裝飾多為民間常見的花草鳥蝶，并多富于吉祥的含義，其中像喜鵲登梅、鳳穿牡丹、獅子繡球、必定如意、萬字流水等，至今仍受到人們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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