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草根紅迷朋友，大家晚上好！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不是自已的研究成果，而是想談?wù)勍频介L久盤踞在自己頭腦中的錯誤的思維定勢的一點感悟。
胡適紅學流傳已九十多年，眾多跟隨者人云亦云，在人們頭腦中形成了很強的思維定勢。思維定勢一旦形成，要從頭腦中清除它真的很難。毛主席就說過這么一句話：“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已跑掉?！睂ψ约侯^腦中的錯誤的思維定勢也是這樣，你不去批判它、觸動它，它就一直固守在那兒。就說我本人吧，以前也是主流紅學中一員，2012年轉(zhuǎn)身后，否定寅孫曹雪芹著書說，肯定了洪昇原創(chuàng)《紅樓夢》說，自以為已全部推翻了頭腦中主流紅學的思維定勢，其實不然，有些思維定維依然頑固地占據(jù)著頭腦。
別的不說，《紅樓夢》第十七回中趙嬤嬤所說的“獨他家接駕四次”的原型以為就是曹寅的四次接駕，并認為那是毫無疑問的，除了他還能有誰呢？那怕是后來認為是曹寅改續(xù)洪昇原創(chuàng)《紅樓夢》，我還把它作為曹寅“批閱增刪”前八十回的一個根據(jù)來看待。以為洪昇原創(chuàng)《石頭記》，不會把 “接駕四次”之事寫進去，最大可能是曹寅把自已引以為榮又可以光宗耀祖的“接駕四次”之事增寫進去的。
最近看到了土默熱先生《“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誰家“接駕四次”》一文，才知道趙嬤嬤所說的“獨他家接駕四次”的原型以為就是曹寅的四次接駕的觀點錯了，而且錯得很離譜。
追根朔源，這一錯誤的觀念來自于胡適。他《紅樓夢考證(改定稿)》中寫道：當康熙帝南巡時，他家（即曹寅家——筆者注）曾辦過四次以上的接駕的差?！薄罢缂遗c賈家都是曹家。曹家?guī)状诮献龉?，故《紅摟夢》里的賈家雖在'長安'，而甄家始終在江南。上文曾考出康熙帝南巡六次，曹寅當了四次接駕的差，皇帝就住在他的衙門里?！都t樓夢》差不多全不提起歷史上的事實，但此處卻鄭重的說起'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大概是因為曹家四次接駕乃是很不常見的盛事，故曹雪芹不知不覺的－－或是有意的－－把他家這樁最闊的大典說了出來。這也是敦敏送他的詩里說的'秦淮舊夢憶繁華'了。但我們卻在這里得著一條很重要的證據(jù)。因為一家接駕四五次，不是人人可以隨便有的機會。大官如督撫，不能久任一處，便不能有這樣好的機會。只有曹寅做了二十年江寧織造，恰巧當了四次接駕的差。這不是很可靠的證據(jù)嗎？
可見胡適是把曹寅接駕四次當作“很可靠的證據(jù)”來看待的。這樣的證據(jù)究竟可不可靠呢？請看《紅樓夢》書中《賈元春才選鳳藻宮秦鯨卿夭逝黃泉路》這一回，賈璉、王熙鳳夫婦與趙嬤嬤議論元春封妃后將要回娘家省親的一段對話：
趙嬤嬤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咱們家也要預(yù)備接咱們大小姐了？”賈璉道：“這何用說呢！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么？”鳳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見個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趕上。”趙嬤嬤道：“噯喲喲，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才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jiān)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預(yù)備接駕一次，把銀子都花的像倘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也預(yù)備過一次。那時候我爺爺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yǎng)活?；?、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span>
趙嬤嬤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還有如今現(xiàn)在江南的甄家，噯喲喲，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鳳姐道：“常聽見我們太爺們也這樣說，豈有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么就這么富貴呢？”趙嬤嬤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
這里需要辨清的是，“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是不是指“康熙南巡”？元宵節(jié)元妃省親是以哪一次康熙南巡為原型的？鳳姐說“若早生二三十年”方可趕得上，那就意味著以這次康熙南巡為基準再往前推二三十年，那該是什么年代？那個年代的“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指向誰？關(guān)于上述問題土默熱先生在《“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誰家“接駕四次”》一文有理的據(jù)地作了明確的回答。他指出，最起碼有三處，胡適偷換了《紅樓夢》書中出現(xiàn)的概念：
其一，胡適將“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與“借省親寫南巡”混為一談，認為書中說的甄家與賈家都是曹家，這完全是胡適不顧書中表述憑空想象出來的。既然《紅樓夢》描寫的賈府接待元妃省親是寫康熙南巡，那么甄家接駕四次則絕非是寫康熙南巡，而是寫“太祖皇帝仿舜巡”?！疤妗笔且粋€王朝開國皇帝的專稱，康熙雖有“圣祖”之稱，但絕非開國皇帝，大清的“太祖皇帝”努爾哈赤也不可能“仿舜巡”，清世祖順治皇帝又不曾南巡。因此趙嬤嬤說的“太祖皇帝仿舜巡”甄家接駕四次，根本就不可能是寫曹家“最闊的大典”。
其二，胡適將賈璉、王熙鳳都親自參與的元妃省親，與二人根本就無緣得見的“太祖皇帝仿舜巡”，在時間上強行捏合在一起，作為曹家“最闊的大典”也是毫無道理的穿鑿附會?！都t樓夢》書中明明說“太祖皇帝仿舜巡”時，趙嬤嬤當時“剛記事兒”，也就是十幾歲的樣子吧；王熙鳳也明明說自己根本就沒見過這個“大世面”，“若早生二三十年”方可趕得上。也就是說，這是鳳姐出生前“二三十年”發(fā)生的事情，不是鳳姐和賈璉議論的將要發(fā)生的“元妃省親”故事，因此絕無可能是江寧織造曹家接駕“最闊的大典”。
其三，胡適將康熙六次南巡有四次住在江寧織造衙門，偷換成“曹寅四次接駕”，使之成為江寧織造曹家“最闊的大典”，更是典型的偷換概念。康熙南巡為了避免騷擾地方，在江南各省多駐蹕織造衙門，是因為江南三大織造都是朝廷內(nèi)務(wù)府的派出機構(gòu)，康熙皇帝是駐蹕在自己的“家”里，而不是曹家；就像今天某領(lǐng)導人住在釣魚臺國賓館，能說是住在館長的家嗎？能說是賓館經(jīng)理在接駕嗎？曹寅當時只是在織造衙門當差而已，織造衙門并非他的家，也不是他在主持接駕，更談不上是什么曹家“最闊的大典”。
《紅樓夢》書中所寫的元妃省親故事，確實是“借省親寫南巡”，不過所寫的故事發(fā)生地點并不在南京織造衙門，而是在“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的杭州西溪山莊，接駕者也不是下賤的包衣奴才曹寅，而是康熙皇帝的寵臣、重臣高士奇。高士奇接駕的時間是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元宵節(jié)，康熙皇帝在這里“登樓延賞，臨沼清吟”，御筆為西溪山莊欽題“竹窗”二字，也就是書中“元妃省親第一巡幸之處”瀟湘館的出處；西溪山莊的前身蕉園又是“十二釵”兩結(jié)女子詩社的地方。這些與《紅樓夢》書中關(guān)于大觀園描述高度吻合的排他性證據(jù)，足證這里才是元妃省親故事素材的真正出處。
根據(jù)《紅樓夢》書中描述，在元妃省親也就是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的康熙二十八年（1689）時，鳳姐、賈璉均已二十來歲，說明他們生于康熙初期，他們的生日再提前“二三十年”，方能趕上“太祖皇帝仿舜巡”，那么“甄家接駕四次”的盛典，只能是發(fā)生在明末清初的事情?！都t樓夢》開篇就是一句突兀的“當日地陷東南”，顯然特指清軍下江南的明清鼎革時期；《好了歌解》所說“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xiāng)是故鄉(xiāng)”，也明顯是指明清改朝換代時期。那么，在明清改朝換代時期，發(fā)生過“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么？有誰家曾經(jīng)“接駕四次”、接待的又是哪位皇帝呢？這本是一個不難考證清楚的事情，都是胡適的“大膽假設(shè)，小心求證”將這一歷史真實和文學真實的重大事件搞錯了、搞亂了。
顯然，這位“仿舜巡”的太祖皇帝，不會是清朝的任何一位皇帝。如前所述，清“太祖”努爾哈赤生前清廷尚未入關(guān)，也沒有什
么“仿舜巡”的行為。清“世祖”順治皇帝甲申年定鼎北京，但其不得稱為“太祖皇帝”，在其生前也從來沒有過南巡的舉動。清“圣祖”康熙皇帝確曾六次南巡，但《紅樓夢》中寫的元妃省親才是“借省親寫南巡”，議論元妃省親的鳳姐出生前“二三十年”發(fā)生的“太祖皇帝仿舜巡”故事，顯然也不是康熙南巡的故事。那么，這個“太祖皇帝”只能是暗指南明小朝廷的創(chuàng)始人弘光皇帝即福王朱由崧，甲申事變（1644）清廷定鼎北京后，江南大地尚在明廷各軍事勢力控制下，先后有明朝宗室南逃，建立過四個南明小朝廷。首先是在南京建立的福王政權(quán)，這位福王朱由崧可謂南明政權(quán)的開國皇帝，稱之為“太祖皇帝”可謂貼切。乙酉年（1645）清軍下江南，福王政權(quán)覆滅后，唐王朱聿鍵、桂王朱由榔、魯王朱以海，先后在福建、云南、浙江等地建立了小朝廷，其中唐王、桂王曾稱帝，魯王雖未稱帝但也自命“監(jiān)國”。這南明“三帝一監(jiān)國”恰恰都是從中原逃到江南“仿舜巡”的皇帝。須知舊時文人把皇帝離開京城逃跑的行為，一般都遮羞稱為什么“南巡”、“西狝（音mí）”、“東征”、“北狩”，如唐玄宗的“西巡”，清咸豐帝的“北狝”，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的“西巡”等，將南明“三帝一監(jiān)國”逃至江南另立小朝廷之行為，《紅樓夢》作者借趙嬤嬤之口，總稱為“仿舜巡”即離京巡視三山五岳的四位皇帝，甚恰。
這四位“仿舜巡”的南明小朝廷皇帝，“巡幸”到了江南后，有誰家居然有能力“接駕四次”，也就是全部參與過這四個小朝廷的建立事宜呢？這個被《紅樓夢》作者稱為“江南甄家”的家族，不可能是其他任何江南家族，只能是號稱“國姓爺”的延平郡王鄭成功及其家族組成的鄭氏集團了。1644年（甲申，清順治元年）5月15日，福王朱由崧的弘光政權(quán)建立；1645年（乙酉，清順治二年）6月29日，唐王朱聿（音yù）鍵的隆武政權(quán)建立；1645年（乙酉，清順治二年）8月12日，魯王朱以海的監(jiān)國政權(quán)建立；1646年（丙戌清順治三年）11月18日，桂王朱由榔的永歷政權(quán)建立，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及鄭氏集團都參與了“接駕”擁立活動，并成為這四個小朝廷的軍事支柱。這些年份，正是清康熙南巡前的“二三十年”，與《紅樓夢》書中敘述的時間基本吻合。
鄭氏集團“接駕四次”時，也極盡奢靡之能事，以隆武皇帝為例：“隆武孤身南來，鄭鴻逵以所掠美人十二獻，隨居官衙。遂大興工作，擴構(gòu)宮殿，卮匜(zhīyí)之屬皆用黃金。開織造府，造龍袍；后下體衣，皆織龍鳳。”這與《紅樓夢》中趙嬤嬤所說：“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笨芍^高度吻合。
據(jù)南明史料記載：乙酉春，弘光帝以擁立有功，詔封鄭成功之父鄭芝龍為南安伯。
《紅樓夢》書中又多次表現(xiàn)有個與賈府往來密切的“南安王”及“王太妃”，探春很有可能最后嫁到南安府做了“王妃”。這些很有可能寫的都是鄭家。在江南吳語中，“甄”和“鄭”本是諧音字。鄭家的祖籍在福建南安，晚明時期，縱橫海上的鄭芝龍便有“南安王”的綽號，弘光政權(quán)又曾封其為“南安伯”和“南安侯”。
《紅樓夢》書中說“甄府和賈府就是老親，又系世交。兩家來往，極其親熱的?！睉?yīng)是寫實。明末清初，鄭氏集團所搞的“山海五大商”，陸上五商便以杭州為中心。杭州洪顧黃錢四大家族與鄭氏集團明里暗里往來，牽涉“通海案”的線索是很多的。鄭氏集團的骨干成員如總兵官洪旭，海澄公黃梧，與杭州洪黃兩家均為本家。從康熙十四年到康熙十八年，洪家受“三藩之亂”牽累，洪昇之父洪起鮫曾被朝廷械捕京師，關(guān)押在一個“蕭寺”中受審，隨后又被抄家發(fā)配，恐怕都與“通海案”即與鄭氏集團往來有牽涉。
以上都是從土默熱先生《“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誰家“接駕四次”》一文中摘錄下來的。
土默熱先生在這篇文章中說。“筆者的這篇文章，已經(jīng)醞釀十幾年了，卻始終沒有完整明確的形諸筆墨，只在十年前《紅樓夢與南明小朝廷》文中帶過一筆。首先是因為這段歷史淹沒在塵埃中的真相太多了，很難縷出一個頭緒來……”，土默熱先生是個熟諳明清歷史的學者，要揭示埋沒在塵埃中的明清歷史真相也困難重重，何況是一般對明清歷史知之甚少的人，要透過歷史真相弄清趙嬤嬤所說的“獨他家接駕四次”的原型就更難了。然而由于土默熱先生的不懈努力，終于給人有“水落石出”之感：
原來四次接駕者原型不是曹寅而是南明的鄭成功
原來甄家并非指曹家，而是鄭家，鄭與甄是諧音的。
原來“接駕四次”時，極盡奢靡之能事是鄭氏集團。
原來鄭家的祖籍在福建南安，晚明時期，縱橫海上的鄭芝龍便有“南安王”的綽號，弘光政權(quán)又曾封其為“南安伯”和“南安侯”，這不正表明《紅樓夢》中南安太妃與鄭家有關(guān)聯(lián)嗎？
原來探春很有可能最后嫁到南安府做了“王妃”。探春判詞“千里東風一夢遙”，從賈府大觀園所在地杭州到福建不正有千里之遙嗎？
原來杭州洪顧黃錢四大家族與鄭氏集團明里暗里往來，牽涉“通海案”的線索是很多的。洪家受“三藩之亂”牽累，隨后又被抄家發(fā)配，恐怕都與“通海案”即與鄭氏集團往來有牽涉。
這真有點“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味道，隨著“四次接駕”的真實原型的揭示，胡適紅學種種很不靠譜的猜想一個又一個地露出了似是而非的真相。憑我現(xiàn)有的知識，我不敢說，土默熱先生每一判斷與猜想，百分之百的正確，但我以為土默熱先生把“四次接駕”的時間段推前到明末清初的大方向無疑是正確的。沿著這個大方向繼續(xù)推進，探索的空間還很大。
不妨把胡適的觀點與土默熱先生所述內(nèi)容作一比較，孰是孰非，誰更靠譜，明眼人一看便一清二楚。
許多讀者（包括我自已），所以會接受胡適的胡說，除缺乏相應(yīng)的歷史知識（如缺乏明末清初時南明四個小朝廷相關(guān)知識）與科學懷疑精神，迷信權(quán)威，人云亦云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紅樓夢》雖然原抄本成書于康熙年間，但通過廟市等民間渠道流傳開來卻是在乾隆年間。由于清朝統(tǒng)治集團對南明歷史消息的封鎖抹煞，乾隆年間的人罕知有南明鄭家四次接駕之事，多知康熙南巡曹寅曾參與四次接駕之事，便誤以為趙嬤嬤所說的“獨他家接駕四次”的原型就是曹寅的四次接駕，進而推測《紅樓夢》寫的是曹家的事，曹寅的后輩（子輩或?qū)O輩）曹雪芹寫了《紅樓夢》，故曹雪芹不知不覺的－－或是有意的－－把他家這樁最闊的大典說了出來。
由胡適開始的新紅學第一步走錯了，以后便步步錯，開始差之毫厘，后來失之千里?，F(xiàn)在要把被誤導的讀者從錯誤中拉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何其難呀！連我自已也被這種思維定勢長期頑固的盤據(jù)在頭腦中而不自覺，更不要遑論其他。
因此引發(fā)了我的一些感慨。反思我們每個人自已的頭腦，新舊對錯的觀念一直在打架，其實很復雜。世上沒有一貫正確的人，更沒有未卜先知的天才，我們自已頭腦有正確的認知，也有錯誤的認知，明明是錯誤的思維定勢，卻自以為正確，這種現(xiàn)象在紅學界真是太多太多了，我也不幸擠身其中。
不過犯點錯不要緊，知錯即改就是。我們每個紅學研究者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既要有不迷信權(quán)威，敢于堅持認識到的真理意愿，又要對自己的認知不要過于偏執(zhí)，有隨時修正認識到的錯誤的勇氣。只有這樣才能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斷有所前進。
希望能以這一點感悟，與各位紅迷朋友共勉。
2016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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